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社会现实，党中央适时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新时代下的高质量发展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究其实质，高质量发展意在强调发展不仅要注重效率，而且要提升质量，在协调“质”与“量”平衡关系的基础上实现高效、公平、可持续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然要以区域的高质量协调发展作为前提，换言之，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仅针对经济发达地区，还要覆盖所有地区。然而，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的现实情境下，区域间不平衡与不协调发展的问题仍然突出。具体而言，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基础好、起步早，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明显；以中西部城市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相对薄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底气不足、信心不够的问题。那么，影响这两类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条件差异性如何表现？驱动的路径与机制有何异同？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否以及如何突破既有条件的约束走出适合当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理清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廓清我国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规律与效能，还有助于检验两类地区高质量发展“殊途同归”的可能性，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挖掘区域发展潜力，破除发展中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探索设计自身发展路径提供依据。

营商环境是多因素综合的复杂生态系统，它涵盖了企业开展经营性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外部条件要素，如政务环境、法治环境等^[1-2]。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推动或制约地区的微观经济活动，是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键。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积极作为并取得一定成效，但限于区域资源的有限性，往往难以兼顾营商环境的各个方面。因此，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通过营商环境多重要素的联动组合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以往研究侧重于分析政府效率、金融服务等单一营商环境要素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净效应^[3-4]，较少关注不同影响因素的协调效用，难以较好解释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的多样性。少数学者从组态视角考虑了营商环境要素耦合互动所产生的联动效应。如张志红等^[5]分析了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杜运周等^[6]从复杂系统观出发研究了营商环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考虑到中国各城市在发展阶段和资源要素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可供区域高质量发展利用的客观资源禀赋在地方政府间的分布极不平衡，本文试图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发达城市、欠发达城市在营商环境建设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驱动路径方面的异同。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综合了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优势，能够采取整体化的视角，分析导致某一特定结果出现或不出现的多种条件要素组合，帮助解决多重并发的因果复杂性问题^[7]。鉴于上述认识，本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我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进行组态分析，探究中国情境下营商环境多重要素的耦合互动与区域高质量发展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同时，将我国城市细分为经济发达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实证探讨两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路径及差异性问题，进一步打开城市营商环境生态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黑箱”，为处于不同资源情境下的地区因地制宜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见。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回顾：营商环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区域高质量发展是立足特定微观单元的基本实际，通过解决这些微观单元发展的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区域发展的高级状态。对其概念的理解具有阶段性：最初，高质量发展是针对新时代我国增长模式转型与发展观念改变提出的判断，重点聚焦于经济发展的“质”与“量”^[8]以及发展成果如何为全民共享。彼时学术研究也多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不断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与和谐性等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高水平状态^[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和要求被进一步拓至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其中，区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被认为是中观层面的高质量发展要求^[10]。尽管当前我国各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但各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涵盖了所有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是综合各地区自身优势所实施的发展^[11]。相应地，有关高质量发展的测度评估与影响因素的讨论也日渐丰富，如有学者主张以五大发展理念作为评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维度^[12]，也有学者将测度所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13]，还有部分学者选择一定区域数据样本为案例，对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探究其作用机理^[14-15]。

营商环境深刻影响着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发展态势，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它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逻辑。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营商环境通过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来影响交易成本，进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地方经济收益的发展目标^[16]。治理理论视角下，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竞争格局已经改变，营商环境作为一项兼具物质形态和制度特征的特殊公共产品，成为公共治理场域的新手段、新工具^[17-18]。在“制度至关重要”假说看来，地方政府实施不同的政策、规制和法律等所导致的投资制度和政策“软环境”的异质性，是理解地区发展差异的重要线索^[19]。根据现有研究的经验估计，良好的城市营商环境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 20-21]}。但研究大多局限于分析单个营商环境因素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同时缺乏从地区异质性角度去审视区域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异同性问题，总体而言与我国多元的制度环境匹配度较低。李志军、杜运周等从生态视角对营商环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强调生态系统内市场主体间的互动及各要素与外部环境的耦合关系^{[1-2, 20]}，这与本文研究目的相契合。因此，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将营商环境明确为影响企业运营的所有外部环境与因素的综合复杂体，主要包括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7个条件^[2]，并从城市发展差异性切入，探究营商环境生态中多重因素如何联合触发区域高质量发展以及驱动路径的异同。

(二) 营商环境要素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

营商环境由近似可分的多元制度逻辑构建而成，各要素在冲突或互补的互动过程中塑造不同的制度组态，通过“殊途同归”的营商环境驱动路径达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标，即导致区域高质量发展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元营商环境的制度组态的共同影响。在前文基础上，本节主要针对每一个营商环境条件要素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予以综述。

1. 公共服务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供应方面，包括城市交通运输条件、水电气供应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这些生产资源要素及其流通均构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21]。良好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意味着更高的互联互通水平和消费便捷性，形成对区域内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力支持。同时，它还能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的资源要素集聚，从而推动整体的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1, 3]}。

2. 人力资源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源是知识接收、转化与共享的主体，是驱动发展的核心资源。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储备不仅可以作为生产要素直接作用于地方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激励效应等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培育对外知识吸收能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2]，间接推动区域整体发展。此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有助于倒逼企业创新，在区域内催生“创造性破坏”，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3. 市场环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市场环境涉及市场开放水平、进出口、市场规模、投资风险状况等多方面，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不断优化和创新资源配置。一般而言，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培育和发展各创新资源要素，适度的竞争也能促进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倒逼研发创新带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性提高^[23]，进一步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创新环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创新环境基于创新投入和产出改善区域创新效率、支持创新活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一般认为，当地方创新环境处于较优水平时，市场主体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得到提升，并通过技术溢出和学习效应，改善区域经济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24]，而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形成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有利于提升区域发展效率，推动区域向高质量方向发展^[23]。

5. 金融服务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金融服务主要反映金融从业人员规模与融资服务水平。金融服务的优化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导和激励区域内的创新创业活动^[4]。研究发现，金融服务供给质量的提高，尤其是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提升资金配置效率与投资回报水平，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25]，而且金融服务提供普惠服务的内核与高质量发展所强调的协调发展、确保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高度契合^[26]。

6. 法治环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法治环境主要指城市安全和司法总体水平，其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在于，能够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供产权保护，即在法治的框架内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关系，保障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7. 政务环境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政务环境主要用来评价政府支持水平和政商关系。一方面，政府支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政府的干预行为，譬如通过增加政府补贴、研发经费投入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连接各生产要素等，从而激发市场活力，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27]。另一方面，政企间的复杂政商关系若培育得当，将提升政府效率、减少无效干预，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整体发展；反之，则制约区域高质量发展。

(三) 研究框架：组态视角下营商环境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营商环境是一个多因素综合的复杂生态系统，广泛涵盖了企业开展诸如创业创新、投融资等一切经营活动时所面临的各种外部条件要素。参照《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观点，外部条件要素可以具体归纳为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这七类，要素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譬如，具备丰富人力资源的城市更易于营造创新环境，改善法治环境对市场环境的完善产生正外部效应，强政府的统筹规划、投资公共服务与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强强联合”可以弥补人力资源、创新环境、金融服务的短板等。类似要素间的互动组合即构成具体的营商环境生态。理想状态下的营商环境生态是各要素“齐头并进”，但现实情境是我国各城市由于资源禀赋、改革步伐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等不同，营商环境各要素的发展也相应呈现为“非均衡”状态，并进一步耦合构成复杂化、差异化的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例如，一些地处西部内陆的经济欠发达城市可能存在交通运输不便利、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即公共服务要素发展薄弱；但倘若该地建设有一流的高等院校，以及依托资源禀赋生长出的特色产业，则其人力资源与创新环境资源要素发展可能较为理想。

不同城市的差异化营商环境生态进一步引致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多重驱动路径。首先，从政府逻辑来看，不具备经济发展优势的追赶城市通过发挥有效政府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法律保护体系、完善人才培育与引进机制等，有可能以较稳健的方式补足先天短板，逐渐拓宽区域未来创新发展的机会面，从而助推区域发展实现“弯道超车”。其次，从市场逻辑来看，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领跑城市通过优化市场环境，盘活和利用已有资本技术，以较低的成本积极开拓创新，或将优先锁定新的高效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再次，结合基础资源观，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也要兼顾考虑资源要素的供给质量和异质性资源的丰富程度，强势因素引领或多元资源协调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资源性支持，从而催生更频繁的创新创业活动，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最后，综合营商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和城市发展的异质性，需要统筹政府与市场相混合的制度逻辑、资源基础观视角的驱动来源，采用组合的形式建构多元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驱动模式。但就现有研究而言，多是从国家或省市层面着手，讨论某单一要素的影响作用与机制，较少注意到各城市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前因条件和机制路径方面是天然存在差异的，难以解释多重营商环境要素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复杂因果关系。

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情境，借助组态视角和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构建一个多元前置条件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模型(见图 1)，基于城市异质性角度，探讨多重营商环境要素如何联动匹配形成多元营商环境生态并触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路径与机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 主要方法 1.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索营商环境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复杂因果作用机制，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fsQCA从组态视角对多重并发的因果复杂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能够综合营商环境多重要素的共同作用和系统效应，挖掘营商环境要素的耦合互动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影响背后的内在机理。其二，fsQCA在样本规模方面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限制，适用于营商环境影响区域高质量这样中观层面上的中小样本实证研究。其三，fsQCA主张因果关系的非对称性，即期望结果的出现与否的原因是非对称的^[2]，有助于揭示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差异效应和依赖效应。

2. 经济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基于熵值法划分

熵值法通过客观赋权捕捉指标的客观属性，规避主观赋权带来的随意性和多指标数据重叠等问题，现已在经济指标测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等领域广泛运用。参照已有研究^[28-29]，本文基于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市及地区统计年鉴获取的相关指标数据，构建起各地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熵值法，进一步计算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将282个城市对称划分为经济发达城市与经济欠发达城市两组。

(二) 数据来源

鉴于营商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的各种外部因素的综合体这一认知，本文参照杜运周等^[6]的研究，从《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获取前因条件数据。该报告提出营商环境评价的7大维度，对我国289个地级市以上的城市营商环境进行系统性评价。有关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公报，通过将前因条件与结果的数据匹配，剔除襄阳市、毕节市、铜仁市、普洱市、儋州市、海东市、拉萨市7个数据严重缺失城市，最终获得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时间基准均是2018年。

(三) 测量与校准 1. 结果

区域高质量发展。遵照主流做法^[30-32]，将测算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其代理指标。本文采用基于非合意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指数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具体选取投入指标、期望产出指标、非期望产出指标三类指标。①投入指标：资本投入采取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测度，劳动力投入采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测度，能源资源投入采取全社会用电量与城市供水总量测度。②期望产出指标：经济产出以地区GDP来表示，生态产出采取建成区绿化率来衡量。③非期望产出指标：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SO₂排放量、烟尘排放量以及PM2.5浓度等子指标。上述三类指标分别取自然对数。

2. 前因条件

根据《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划分出2018年全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营商环境的七大分项指标，每一项指标要素的得分由其二级指标及三级指标加权计算得到，具体数据来源和测量如下：

公共服务，下设天然气供应、水力供应、电力供应和医疗情况四个子指标，权重各占25%。前两者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后两者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

人力资源，分为人力资源储备和劳动力成本两个方面，权重分别为70%与30%。人力资源储备由普通高等院校在校人数、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与人口净流入加权综合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和各城市统计公报。劳动力成本通过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反映，数据获取自中国城市数据库。

市场环境，包括经济指标、进出口、企业机构三个二级指标，权重分别为40%、30%、30%。经济指标包括地区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两个三级指标，进出口包括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和新签项目数两个三级指标，企业机构则通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反映，数据均获取自中国城市数据库。

创新环境，包括由科学支出反映的创新投入及由发明专利授权量反映的创新产出两个二级指标，权重各占50%，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城市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金融服务，包括从业规模与融资服务两个方面，权重各占50%。从业规模通过金融从业人员反映，融资服务则由总体和民间融资规模加权计算得出，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数据库。

法治环境，包括由万人刑事案件数量反映的社会治安、由律师事务所数量反映的司法服务及由司法信息公开度指数反映的司法信息公开度三个二级指标，权重分别为30%、40%、30%，数据分别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天眼查及各城市司法局(中级人民法院)官网。

政务环境，由一般预算内支出、政商关系等三级指标加权计算得到政府支出和政商关系两个二级指标，权重各占50%，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城市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

3. 校准

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33-34]。以区域高质量发展和7个营商环境要素的25%、50%以及75%分位数值作为案例样本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的锚点，分别对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的各项指标进行校准(见表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首先针对单个条件是否构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条件进行检验，根据表 2可知，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的阈值水平。这也就是说，单个营商环境条件解释力度较弱，在独立作用下均不能构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考虑各条件因素联动匹配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故下文将从组态视角分析各条件的整体性组合作用，探索营商环境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

(二) 条件组态分析

本文采用fsQCA3.0软件分别分析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产生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5，主要汇报中间解，辅之以简约解。在结果呈现方式上，参照Fiss^[35]的做法，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无关紧要。表 3和表 4呈现了营商环境驱动两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

1. 经济发达城市：营商环境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组态分析

根据表 3，经济发达城市产生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共有2种，其总体解的一致性达到可接受的阈值水平0.8，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2，这意味着2种驱动路径均构成经济发达城市的城市营商环境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并且可以解释20%的样本案例。

组态路径1：市场主导-公共服务协同驱动型。组态A1a和A1b表明，如果某经济发达城市拥有较优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则可以弥补金融服务、创新环境、人力资源、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的不足，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这一组态的代表性城市为鄂尔多斯市、东营市和包头市。以东营市为例，其作为黄河入海口城市，东营市海岸线绵长，海洋资源丰富。为此，东营市因地制宜、因海施策，一方面立足公共服务，全力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相继建成港口、机场、铁路、能源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不仅拓宽了东营市的发展空间，也为区域内的生活生产活动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提出打造山东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旅游富民”的目标，引入旅游地产行业巨头华侨城集团，合作建设黄河口生态旅游景区，通过借力华侨城集团的资本、品牌、经验，以点带面促进东营市全域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东营的案例体现了市场主导逻辑下，城市内修公共服务水平与外借市场力量，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组态路径2：政府与市场双元主导-资源协调型。组态A2表明，当经济发达城市拥有强大履职能力的政府支持、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良好的金融服务与创新环境时，可以不受法治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实现高质量发展, 典型城市如镇江市。政务环境方面，镇江市秉承“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并依托“e办事”平台在全省率先推行“不见面审批”改革。市场环境方面，镇江市坚持产业强市主战略，以“3+2+X”产业链培育计划为抓手，引导各类资源聚焦重点产业链，使航空航天城、汽车城、数字城成为镇江新名片。人力资源方面，注重“筑巢引凤”的同时“自主育凤”，镇江市自2016年开始实施“金山英才”计划，通过集聚高端人才为创新驱动发展蓄能。金融服务方面，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贵、慢”等痛点，镇江市率先上线运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帮助1 187家企业获得授信105亿元、贷款77亿元。创新环境方面，创新动能增强，2018年镇江市简政放权创业创新环境评价位居全省前列，入选福布斯中国最具创新力城市第18名。面对“镇江很有前途”的新时代答卷，镇江市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发力协调各项资源要素，形成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2. 经济欠发达城市：营商环境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组态分析

由表 4可知，经济欠发达城市产生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共有5种，其总体解的一致性达到可接受的阈值水平0.8，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4，这意味着5种驱动路径均构成经济欠发达城市的城市营商环境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并且可以解释40%的样本案例。

组态路径1：政府引导-资源促进型。组态B1a、B1b、B2表明，如果某经济欠发达城市拥有相当强履职能力的政府支持，在制度安排、要素协调等方面积极作为时，辅之以一定人力资源或法治环境支持，便可弥补其他要素不完善的缺陷，并突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典型城市包括广元市、吕梁市、贵港市、铜川市、松原市和白银市。以贵港市为例，它于1996年升格为地级市，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地级市。“年轻”同时意味着工业经济起步晚，面临产业层次较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贵港市政府借助“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东风，充分利用信息化带动本地工业化快速发展，通过实施“多证合一”等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简化了与市场主体相关的各类事项办理流程，吸引了诸如赛尔康、爱玛等一批企业进驻。据统计，贵港市在2015—2017年签约项目974个，投资额高达2 471亿元，一度成为企业投资创业的理想热土，有效加速了资金、信息等要素在辖区内及邻近地区间的融通共享，这对于实现整体的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贵港的发展经验，体现了政府主导逻辑下协调其他资源联动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

组态路径2：政府与市场协同-服务驱动型。组态B3a、B3b表明，在同时具备良好的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经济欠发达城市，若能够拥有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即使受到创新环境、法治环境、金融服务与人力资源欠佳的限制，也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典型城市有营口市、长治市、嘉峪关市、乌海市等。以营口市为例，其营商环境建设具有“大胆试验、放手创新”的特点，具体包括开展辽河经济开发区“区域评估”试点，实现各评估事项一次编制、全域共享；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鼓励制度创新，形成多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案例和创新政策，相关经验做法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首创“16+X”集成化综合监管模式，推行多领域包容免罚清单，以柔性监管的方式最大限度调动和维护市场主体积极性。营口的探索，基本体现出政府与市场双元主导逻辑下，地方政府通过加快自身改革撬动服务品质、优化市场环境及完善辖区基础性设施建设以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组态路径3：创新环境与公共服务主导-资源支撑型。组态B4a、B4b、B5表明，如果某经济欠发达城市的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均发育不足，金融服务、法治环境等因素处于较低水平，但其拥有足够优质的创新环境和公共服务，同样也能够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典型城市如阳江市、吴忠市、眉山市、六盘水市、濮阳市、运城市和百色市。以素有“凉都”之称的六盘水市为例，首先在思想上摒弃“捡进篮子都是菜”的招商旧思维，转为圈定重点产业开展招商的新方式；其次，对于到访企业，无论大小都严格落实“贵人服务”方案，以热忱、热情、热心的“热”服务提升企业归属感，打造出了“贵人服务，热忱凉都”的特色服务品牌；最后，配套建立链长领衔、招商督查督办和月调度月通报制度，保障企业在进驻后的各环节能得到有效配合。与此同时，六盘水市还注重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推进“383”“181”工程以及城市集中供暖和地下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六盘水智慧城市体验中心，依托大数据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智慧城市。六盘水的实践表明，在弱政府与弱市场逻辑下，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显著。

组态路径4：创新环境缺失-资源弥补型。组态B6、B7、B8表明，如果某经济欠发达城市的政府和市场作用较弱，且创新环境缺失，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源供给、完善法治环境，辅之以公共服务或金融服务来弥补创新环境发育不充足的短板。该组态下的代表性城市有中卫市、呼伦贝尔市和三亚市。以三亚市为例，它是一流的滨海旅游城市，但地形特殊导致城市运输成本高、发展空间受限，加之违建蔓延、交通混乱等“城市病”日益凸显，三亚市的创新环境并不具备优势。为此，三亚市以人力资源、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法治化建设水平，具体包括筹建崖州湾科技城，依托人才产业园形成高层次人才洼地，制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险政策，吸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聚集，鼓励基金企业入驻亚太金融小镇等措施。三亚市的案例反映出，通过改善人才短缺、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可以弥补创新环境的不足，这些要素的联动匹配驱动着三亚市向高质量发展。

组态路径5：强势单因素主导型。组态B9a、B9b、B10、B11表明，如果某经济欠发达城市各项前因条件均处于较低水平，仅有某项因素表现强势，那么只要该强势因素的表现足够突出，配合一定弱势因素的边缘作用，也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该组态下的代表性城市有朝阳市、辽阳市、阳泉市、大同市、齐齐哈尔市、辽源市、随州市、汕尾市。以随州市为例，它是以强势市场环境主导的典型。作为湖北省最年轻的地级市，随州市自2000年设立以来就坚持开放发展，最初通过全面招商吸引大量知名国企和上市公司，以央企嫁接本土企业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优化重组，而后基于本土内部的重组裂变形成了汽车机械、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赢得“专汽之都”“风机名城”的赞誉，现已围绕“一芯两带三区”向新能源和智能制造转型。在“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交汇叠加的背景下，随州市牢牢抓住机遇，借助外部资本市场精准发力，使创新的活力不断迸发，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经济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城市的条件组态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的条件组态发现，两类地区在驱动路径方面存在异同，即在城市异质性下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道路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除此之外，处于不同资源情境下的城市，还可以通过“殊途同归”的营商环境驱动路径达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目标。

如表 3所示，在经济发达城市的所有组态路径中，均存在市场环境这一核心条件，意味着市场环境的完善对于具备一定经济发展优势的城市而言，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动力。从组态间关系看，组态A1a和A1b代表的“市场主导-公共服务协同驱动型”和组态A2代表的“政府与市场双元主导-资源协调型”中，在拥有同等良好的市场环境时，“人力资源+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政务环境”的组合与“公共服务”存在替代关系。根据表 4可知，在经济欠发达城市的组态路径中，政务环境和公共服务作为核心条件出现的频次较高，这说明相较于市场环境在经济发达城市中发挥的核心价值，在市场经济相对不具备优势的欠发达城市，积极有为的政府以及政府所能供给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质量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发展的资源约束，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形成有力支持。从组态间关系看，经济欠发达城市拥有较多条组态路径，潜在替代关系复杂，单是某一条件组态内部就存在要素间的等效替代作用，这恰恰印证了欠发达城市资源禀赋各异、多向探索发展道路的现实。

进一步比较发现，如表 5所示，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都具有一条由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的组态路径，即组态A2和组态B3a、B3b，虽然它们所匹配的其他营商环境要素不尽相同，但均能引致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是说，不论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若某一城市能够同时得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支持，“人力资源+创新环境+金融服务”的组合可以与“公共服务”相互替代，弥补个别资源“瘸腿”的不足。

(三)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变动一致性阈值的方法^[36-37]，将原始一致性阈值从0.8分别调整为0.75和0.85，三种一致性阈值下的组态之间存在清晰的子集关系，由此表明，研究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以中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作为案例样本，运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探索了驱动经济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城市营商环境影响因素的多元组态路径。研究结论包括：其一，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构成两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达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有2种：市场主导-公共服务协同驱动型和政府与市场双元主导-资源协调型，经济欠发达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有5种：政府引导-资源促进型、政府与市场协同-服务驱动型、创新环境与公共服务主导-资源支撑型、创新环境缺失-资源弥补型和强势单因素主导型，且在经济发达城市优化市场环境与在经济欠发达城市完善政务环境及公共服务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其二，在营商环境要素耦合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两类城市之间既存在共同的通用性路径“政府与市场双元主导型”，也存在各自独有的专有性驱动路径。其三，不论是经济发达城市，抑或是经济欠发达城市，其各自组态路径内部均存在潜在替代关系，即不同资源禀赋下的多元城市营商环境组态可以通过等效替代以“殊途同归”的方式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二) 讨论 1. 理论贡献

营商环境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以往不少研究选取营商环境生态中的某一要素，分析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会失之偏颇。因而有学者从生态系统理论、复杂系统观等视角出发，借助QCA方法，识别了营商环境要素间的“联合效应”，为诠释营商环境生态复杂性提供了较好的参照^{[5-6, 20]}。为此，本文借鉴相关做法，基于组态视角建构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中国282个地级市以上城市通过营商环境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联动匹配模式与并发协调效应，有助于深化对区域高质量发展背后复杂机制的理解。此外，既有研究大多将城市视为统一整体来分析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而提出政策建议，由此得出的理论指导相对宏观和笼统，难以对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作出合理解释。为了更细致深入地了解营商环境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影响，本文进一步细分了经济发达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通过对比揭示了驱动两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及其等效驱动机制，为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因地制宜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殊途同归”的理论指导。

2. 实践启示

第一，公共服务等营商环境七大要素的联动匹配模式与并发协同效应，表明区域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建设良好营商环境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当立足整体性的全局视角，科学地运用各项政策工具和手段来协调多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不断完善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此外，文中呈现的驱动两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组态路径，为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因地制宜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了多样化的参考，同时给一些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弱、底子薄的城市带来了差异化发展道路方面的思考。

第二，根据两类城市差异化的组态路径分析结果，区域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对于经济欠发达城市而言，要积极建设“有为政府”，通过加快自身改革撬动服务品质、为企业“减负”，同时注重发挥“帮助之手”作用，以不断完善地方性法规和制度规范，加强资金支持、制度安排、人才储备等基础设施建设来克服既有条件的约束，为区域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对于经济发达城市而言，要利用好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更多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原有发展基础上盘活资本市场，并通过整合各种已有资源优势形成合力。

第三，要以企业和产业发展需求、城市发展战略长远需要为基准，统筹协调各个要素。一方面，尽管不同区域的要素资源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均衡或短缺，但至少在个别资源领域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因而各地方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优势，集中力量攻克关键因素引致的发展梗阻，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要重视解决好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桎梏、融资瓶颈等“硬环境”问题，也不可忽视创新创业环境和氛围等“软环境”的完善优化，着力破除发展的资源约束，促使各类生产资源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顺畅流动，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 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研究未将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动态演化纳入考虑，未来可结合时序QCA方法拓展分析；二是经济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的人为对称划分，忽视了处于边界的两类城市可能存在相似或交叉的问题；三是受限于数据样本，PRI一致性门槛值偏低，存在改进的空间；四是目前所得结论的范围仅限于城市尺度，且案例覆盖度不够高，使得结论的可推广性受到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