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人民至上”总结为“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之一，并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①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政治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力量泉源，亦是党百年来攻坚克难、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来，国内学者就掀起了研究和学习新一代领导人“人民”思想的高潮。譬如：方世南^[1]通过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当中所彰显的人民至上理念，探析了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命题。王虎学等^[2]秉持“人民至上”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确证和对人民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的观点，认为新时代高扬“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要做到在实践中坚持人民标准。侯衍社^[3]在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框架下综合分析了“人民至上”的理论内涵，并进一步从人民性的特定视角领悟了习近平的哲学思想特质。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开展研究，加深了读者对于“人民至上”的理解。但是，从百年党史的演绎逻辑角度切入，探究“人民至上观”的发展、内蕴、要义及旨趣的成果则比较少见。所以，从历史发展、理论剖解、思想内核与时代践行四重向度对人民至上观进行学理性分析，以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展开的工作内容为轴线，继续厘清党坚持“人民至上观”的党史逻辑，“解码”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并对理念本身所具有的时代要义和践行旨趣进行系统探赜，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研究视域的创新，还可以汲取“人民至上观”百年演绎脉络中所蕴含的基本经验，从而强化“人民至上观”思想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效能。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二、历史发展向度：人民至上观的党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实践征程中，始终锚定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保持着“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党史。在百年党史的演绎逻辑中，人民至上观执政理念逐步形成并不断走向成熟，成为党赢得历史主动的信仰支撑。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求解放的革命逻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4]，“近代中国人民遭遇的生存危机是全方位的”^[5]。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秉持“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6]的初心使命，始终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7]，探索出一条科学系统的、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从创立中国共产党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始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围绕“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8]809的价值指向，做到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对革命的目标以及革命所依靠的坚实力量作了明确分析。党的一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必须“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9]。党的二大阐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军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并指明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0]。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赢得农民的拥护对推进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争取农民群体的支持，党于1931年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将没收的土地交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打破了地主对土地的垄断。这不仅促进了工农革命军队伍的壮大，巩固了工农联盟，还从法律的层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农民从土地上获得解放。

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解放，必须以民族独立为政治前提。近代的中国，处于“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11]的历史窘境中。在这种社会条件之下，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根本无从谈起。抗战胜利后，旧的国际秩序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革命浪潮逐步走向土崩瓦解，各殖民地受压迫的人民要求实现独立和自由的呼声水涨船高，“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8]1103成为世界大势。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了世界潮流之下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并运用唯物史观科学理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之路。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2]，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6]，并将“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8]1094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从政治的高度把人民群众视为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强大依靠力量，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群众意愿、在彪炳史册的革命征程中通过奋斗牺牲而作出的历史主动选择，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还为保障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巩固人民政权的执政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政权”的层面出发，继续发扬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迈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一步。为巩固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13]19的制度建设工作。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为《宪法》)，制定了我国“一根本、两基本”的制度框架，即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实践满足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也为人民获得民主自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宪法》还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确立为根本原则，这两点原则的确立及统一，在根本上印证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人民特性和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真实特性。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14]。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13]226，不仅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①，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带领中华儿女主动、理性、自觉地建立起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社会制度的伟大实践^[15]。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民行使政治权利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更加信赖和拥护党的领导，红色政权也因此更加稳固。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但当时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缺少参与政治生活的经验习惯，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红色政权下的人民当家作主是靠“政治权利委托”的制度形式实现的。此后，“大跃进”和“文革”的出现，引发了人民的反思，党也意识到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人民民主的发展。如何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实现的公正性，成为中国共产党思考问题的新方向。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逻辑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16]。从法治层面，考察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和完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路径，是一个颇具价值的研究视角。

邓小平同志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17]，并认为过去走过的弯路，与制度建设上存在短板有莫大关系。为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治国基本方针，并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为了契合新时期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1982年《宪法》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后，在《宪法》精神的指引下，党带领人民制定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近三百部法律，出台了近千个行政法规、万余个地方法规以及约三万条的规章制度，从根本上着手解决人民当家作主权利行使所面临的“法律缺失”问题，开始了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性变革，并逐步确立了“法律至上”，即人民意志至上的政治理念。此外，邓小平同志还从改善“党的领导”方面着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提出“党政分离”“从严治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条原则，实现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的目标，防止了特权和腐败之下“以言代法”“权大于法”对人民当家作主的侵蚀。

江泽民同志传承了上一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实现了对“十六字方针”的内涵扩充。江泽民同志强调“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并十分注重提高公民的参政意识，以保证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得到切实体现。另外，江泽民同志还从理政的视域对党的工作标准作出要求，规定要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开展各项事务工作的衡量标尺，并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18]，从而赋予了党的宗旨新内涵。

胡锦涛同志秉承“宪法至上”的执政理念，坚持建设民主法治国家与塑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双重并构的工作主线，在依托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方面进行了许多实质性的探索，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胡锦涛同志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视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为根本的要求，并主张在党的领导下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同时还强调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民主执政”重要论断，并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基本政治制度范畴。这不仅完善了中国政治制度框架，还进一步加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了人民可以更加直接、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这些建设成果不仅深刻反映了胡锦涛同志“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而且为新时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民主权利树立了思想旗帜。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治党为民的政理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一切与人民利益作对的腐败行为，力求守护政治生态上的“绿水青山”。“将欲治人、必先治己”，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同志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魄力和勇气，全面开展反腐败斗争，深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坚决维护党的“健康肌体”，并以保持党内正风肃纪反腐的“高压”态势，开启了“赶考之路”上的新征程。

腐败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变质，是革命理想的丧失，是对党的宗旨和初心的彻底背弃。面对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和特权现象，中国共产党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正风反腐是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敢于与“脱离群众”这一党执政的最大危险作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2年4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2.3万起，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 134.4万人次^[19]。从这几组震撼的数据当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政治魄力，并在“自我革命”的道路上淬炼形成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品格。

一切为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初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基点。当前，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个别领导干部个人本位思想严重，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呼声，秉持“家长制”“一言堂”的不良作风，导致“集体领导”变成“一人领导”；少数党员同志政治立场不坚定，在重大问题抉择上左右摇摆，甚至公然与党的工作政策方针“唱反调”；在一些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单位中，存在着对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的现象等。“蚁穴不填，终将溃堤”，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培养刻不容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旨向，先后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思想教育学习活动，不断夯实党内“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根基，使全党同志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牢守初心使命、做到“两个维护”。

廉洁立国兴邦，腐败丧权息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回溯过往，因为统治者腐化堕落，脱离人民，导致政权丧失的政例数见不鲜；放眼世界，执政者党纪缺失，贪污成性，致使被人民所唾弃的现象比比皆然^[20]。继毛泽东同志提出将“人民民主”作为跳出“政怠宦成”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论断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1]，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哲理，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22]，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杜绝“养痈贻患”，实现“弊绝风清”，以期守护政治生态上的“绿水青山”。这深刻诠释了人民至上观在新时代的政治演绎。

三、理论剖解向度：人民至上观的思想解码

人民至上观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在理论层面上的转化表达，不仅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民思想的理论特质，还摆脱了以往一切旧式人民理论的思维桎梏，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 人民至上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质

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民至上观的立论之基和理论之源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跨越时代的理论伟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观思想形成发展的根基与泉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实践，在剖析推动社会进步泉源的基础之上，不仅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与束缚，而且系统阐释了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开展的革命运动是争取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斗争活动，它不同于以往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政治浪潮^[23]。这一观点，一方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坚持的人民立场，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新型政党，从不为自身谋取特定利益的作风；另一方面论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取福利，阐释了其自始至终将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理念，并以此作为开展革命运动的宗旨。此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提出了“工人创造一切”^[24]22的观点，鲜明地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经典名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坚持了唯物史观，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进步视作统一的有机整体，还着重强调了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决定作用，从而揭开了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运转更迭规律的神秘面纱^[24]41-56。

2.列宁的党群思想是人民至上观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托

作为世界上第一代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人，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对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探索与正确处理，形成了著名的党群观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观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托。一方面，列宁强调要清晰认识和把握密切联系群众的必要性，并主张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25]。在十月革命前夜，列宁总结了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其原因在于没有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他主张只有相信人民并能投身于群众创造力的人，才能赢取革命的胜利并稳固政权^[26]。列宁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秉持扎根群众的政治理念，密切联系被资本主义剥削、压榨的人民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一举夺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一国胜利论”得以成功实践，也使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变为现实。另一方面，列宁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举措。1921年3月，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演说时指出，当前政权维持三年半之久，其支持来自国内，来自农民群众^[27]。他强调正是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发挥了群众的强大力量，才巩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权。正因如此，列宁十分注重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认为应依靠密切的党群关系来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否则，“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28]。对于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列宁视为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可怕的危险”，强调培植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抑制党员骄傲自满情绪的抬头。另外，列宁还主张加强信访制度建设，试图将其建设成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并着手改组工农检查院，成立专门机构以加强对党的监督等。列宁对于党群关系问题探讨得十分深刻，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党群观。列宁的党群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观创新发展的重要依托。

(二) 人民至上观摆脱了旧式人民理论的思维桎梏

1.人民至上观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神升华

据文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初的传统民本思想便悄然发迹。《尚书·五子之歌》中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由此提出了“重民”的思想理念。此外，“重民”的思想还体现在《管子·牧民》中所述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贵君轻”等一系列传统的民本思想当中。这些民本思想的提出，其目的在于警示当政者要重视人民的生活疾苦，遵循以民为本的理念，由此方可实现社会的和谐。随后，经过历代王朝的发展，民本思想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并在时间的积淀中成为中华民族之根基。例如，董仲舒主张“天立王以为民”，他认为设立君王、成立国家，其意义和目的不外乎要免人民于困苦之中，从而保障其安居乐业。顾炎武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反对将权力过度集中，推崇将权力用之于民。黄宗羲则希望为政者应将人民的意愿作为执政的标准和准绳，认为君王只是以一种服务者的角色存在，故而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近代以来，孙中山着眼于革命的现实需要，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推动了民本思想在发展阶段上的历史性跨越，从而使得以“人民”为核心的、在“重民”思想基础之上形成的“兴民、安民”，最终“惠民”的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得以更加完善。虽然这些传统的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但是其目的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并未超越封建专制社会“君本”思想的框架和窠臼。而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观思想，立足于为人民服务的哲理制高点，在汲取民本思想合理内核完成现代化重塑建构的同时，也实现了从“君用民”到“党为民”、从“愚民”到“惠民”的精神超越和理论升华。

2.人民至上观实现了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超越

西方“人本主义”(western humanism)立足唯心史观，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本性，并将“人”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开来孤立探察，使“人”完全丧失了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特质。同时，从价值取向的角度出发理解西方“人本主义”，可以发现其并未从最根本的人民群众出发，主要是维护剥削阶层的利益，目的是巩固现有的资本制度。“人本主义”者将“人民”异化，视为悖论式的虚幻形态，虽宣称促进人的发展，但并非为了所有人，也并非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资产阶级唯“金钱至上”，把探索“人性”当作促进人的发展的实现途径，却无法做到与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观，立足于人民群众这一“现实的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人学理论”，对西方“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实现了全方位的超越，使之成为我们党区别与西方其他政党的独特标识。

(三) 坚持人民至上观与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质上是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社会主义文明形态”^[29]，“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30]。对此，笔者持赞同观点，党领导下所塑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党的人民至上观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理念框架体系中永恒的价值内核和根本的实践指向，体现了党在世纪赓续历程中亘古不变的执政规律，凸显了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规律性。党的人民至上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内核，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结合，是党的初心使命的转化表达，这为党的百年执政指明了价值旨向。革命时期，党探索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为人民服务，由此团结了全国人民的力量，创造了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前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心所向为旗帜指引，将实现人民民主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密钥”，并逐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框架，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探寻长期执政的“基因密码”，在理顺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夯实了执政的理论根基；在新时代，党将人民至上视作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命题，着力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了人民至上观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民心所向视为最大的政治，致力于“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才能在百年的历程中构筑宏大的执政图谱。

人类文明新形态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逻辑，摒弃西方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宰制逻辑，以实现社会正义公平为根本的价值旨趣，戮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充分彰显了合目的性，并与“西方文明中心论”区别开来，充分挖掘新形态所蕴含的最为本质的浓厚人民特质，流露出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在新时代下的全新意涵表达。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向鲜明，以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坐标原点”，谱画了人民至上的宏伟蓝图，生动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谁执政”的根本问题。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追求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生场域，充分调动社会结构的各要素并发挥其交互作用，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31]。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塑成的当下，我们应该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主线，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新局面。

(四) 坚持人民至上观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现代化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任何民族国家推动自身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经过程和阶段^[3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观的执政理念、带领人民共同探索的契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代化之路，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准则。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观，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将完成“人”的现代化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整合成有机的逻辑整体，并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主体动力。传统理论观点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奉行西化”，认为西方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呈现的现代性特征正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所必须效仿和照搬的一般特征^[33]。其实不然，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绝非只有一条道路和一种实现方式。西方的现代化是与霸权主义、殖民扩张相伴随而实现的，必然导致“零和博弈”“国强必霸”和“文明冲突论”等传统思维的长久存在。但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化，而是一种基于和平共处、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体现了合作共赢的互惠特征。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在深刻把握中国国情和深化对现代化内涵丰富性和特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论”“西方依附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超越，走出了一条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导向的现代化新道路。这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将维护人民利益作为价值立场，建构出一种推动物质资料生产与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相耦合的发展模式，摆脱了沦为西方依附体的风险，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为人类创造光明的前景。

四、思想内核向度：人民至上观的时代要义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习近平的人民思想在实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奋斗实践中，逐步衍化发展并丰富了人民至上观的当代意涵。从内核向度考察新时期下的人民至上观，可以发现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的要义：

(一) 人民江山论

习仲勋同志在1999年观看国庆焰火晚会时饱含深情地说道，“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34]，深刻流露出老一辈革命家坚持人民至上的情感底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人民”与“江山”的重要关系，提出“人民江山论”著名论断，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重要地位的深刻总结。“人民江山论”深刻阐明了“江山”与“人民”的辩证关系。“江山”是政权的形象比拟，将“江山”视为“人民”的江山，印证了守住“江山”所应该坚守的价值立场，折射出国家政权的本质属性；而将“人民”喻为“江山”，侧重的是“打江山、守江山”所依靠的根本性力量，体现了“人民”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新方位，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政治研判。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牢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着眼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视为“守江山、守民心”的重中之重。

为了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同志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开展了诸如产业发展脱贫、易地搬迁脱贫、生态保护扶贫、政策兜底保障等一系列脱贫战役，如期建成小康社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35]200，从而守住了经济领域的“民心”。在政治领域，党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根基，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得“民心”，在终结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同时，也愈加稳固了党的红色“江山”。总之，“人民江山论”是党坚持人民至上观的生动表达，只有将人民始终置于心中的最高位置，才能使人民的江山永固长青。

(二) 人民情怀论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新闻发布会，在谈及“两个确立”的历史性意义时，重点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人民情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卓越政治格局，践行着人民至上观的执政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深知“人心向背”对我们党执政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并针对党内出现的部分党员同志对人民群众感情淡漠和懈怠的现象予以警醒告诫，这充分印证了其“以心换心”的爱民情怀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是有感情、有温度的思想表达，主要从两个方面彰显流露：一是从群众中来，躬身深入群众之中，努力做到“互动需求情感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郑板桥的千古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无论是陕北梁家河与人民一起干农活、吃粗粮、睡土炕的7年插队生活，还是在正定扛着自行车跨越滹沱河沙滩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均是扎根于群众的社会生活，去认识人民、了解人民，并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工作期间，秉持“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的人民情怀，深入老百姓的饭桌床头，与人民促膝长谈，了解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提升对老百姓的情感自觉，将为民服务落到实处。二是到群众中去，真诚接纳群众问题反馈，做到“回应关切及时化”。对于人民的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解决人民的民生保障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到“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36]，老百姓只有现实诉求切实解决了，心气才能平顺，才能增强对党的信赖和拥护。

(三) 人民利益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历史阶段下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围绕“什么是人民利益”“如何把握人民利益”“怎样保障人民利益”的时代议题，作了许多富有价值的重要论述，形成了鲜明的“人民利益论”。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面对当前人民利益需求呈现出“高层次性、全面性、差异性、个体性、动态性的新特点”^[3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将工作具体化，着力“消盲点”“通堵点”“疏痛点”。面对当前的就业、住房、就医、收入差距较大等现实问题，党从“八大领域”出发，全心致力于民生层面的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建设工作，以满足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利益诉求。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秉承“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记在心里”^[38]“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39]的政治要求，着力解决老百姓“所关心”“所期盼”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注重在改革的过程中人民“满足感”的享有，强调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35]102，并将“人民是否满意、是否赞成”作为检验党和国家工作成效的评价标尺。在“人民利益论”标准的要求下，我们党不仅实现了对人民的物质资料满足与精神文化保障的双向观照，还完成了从“公民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协调平衡，从而充分显露出党的人民至上观的内容全面性。

(四) 人民中心论

回溯党的百年征程，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回答着“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将到何处去？”的基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原则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既是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现实延续，也是党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时代发展。

“人民中心论”并非是党口号式的政治宣言，其所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逻辑起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意涵：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党执政灵魂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党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40]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不应只有党的领导，还需有亿万人民矢志不渝的支持。党“为民而生、因民而兴”，始终与人民“心相印”“同甘苦”，党正是将人民放在了中心的位置，才赢得了“民心”这一最大的政治。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泉源。党秉承“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41]的古训，坚信人民的中心地位是实现历史伟业的基本前提，始终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着力解决“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工程，在凝聚“民力”的同时，深化了党与人民的团结性。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是谋划社会发展的指向标。“人民中心论”并非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当下，谋取中国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什么样的立场，二是秉承什么样的旨趣。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的政党，坚持人民至上已经深深融入党的内在肌理之中，坚持人民的中心地位，则为党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指明了实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时代践行向度：人民至上观的实践指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开展工作的立足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观的执政理念，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

(一) 坚持人民共建共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把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实现人民幸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带领人民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彻底消灭了绝对贫困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推进共同富裕夯实了经济基础。此外，还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促进分配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安宁。推进共同富裕之所以要坚持人民共建共享，是因为所遵循的依旧是“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推进的过程之中，党只有坚持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调动人民参与美好社会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方可将实现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并非“少数人”的坐享其成，而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之下的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双富裕”。只有满足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需求，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伟大创造，是“人民至上观”执政理念在政治领域的生动演绎。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党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自2019年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的重要命题，到2021年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再到同年10月系统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42]，无不彰显着我们党和人民对于民主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从当年解放区推行“豆选”，到如今“选举法规”的完善，党始终注重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和广泛参与性。为了避免出现在投票时“唤醒人民”，结束后就使其进入“休眠”的形式主义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概要地提出了四个“要看”和四个“更要看”的民主标准，重点突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整性意义，并依托中国的制度框架，保障了人民的全过程参与。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也使得民主工作更加接地气。

(三)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无论是推进社会高质量发展，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文化建设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支点和因素。步入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期待不再单纯局限于物质满足，而是开始追求更加优质、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食粮。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不仅是坚持人民至上、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作出了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决定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注入民间资本，形成政府与多元化主体协同建设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格局。在完善文化服务机制的同时，逐步深化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文化服务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通过市场调研，提高群众文化需求与公共服务产品两者之间的衔接性。同时，还重视疏通基层群众文化服务产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并采取现代性的科技手段，加强基层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建设，满足全体人民的多层次文化需求。

(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发展中保障改善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社会建设，强调民生领域是制约社会进步发展的“牛鼻子”。因而，要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着手，加强建设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增进人民的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39]，阐明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意义。党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实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在教育上，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尺，加强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在医疗上，将人民的健康视为长久发展的重要基点，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着力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在住房上，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在保障经济发展“软着陆”的同时，使人民“住有所居”；在社会保障上，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着力健全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 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坚持人民至上观理念在生态领域的生动诠释。生态建设是事关文明兴衰的关键领域，是关乎民生福祉和民族未来的历史大计，是满足人民美好环境需求的战略方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政治论断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生成，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实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坚持人民的政治立场，保障人民对生态治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惩治与保护人民生态权益“唱反调”的破坏行动，从而满足人民对美丽生态的迫切期盼。

六、结语

民心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资本，得之则聚，失之则散。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在一个世纪的革命建设历程中，用近30年的时间，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后又带领人民群众，用近30年的时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夯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根基；而后40余年，中国共产党依旧坚持人民立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见，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的政党，其一切理论与实践均围绕“人民”而展开。

通过对党坚持人民至上观所取得的政治成效进行逻辑释读，可以看出，我们党有关“人民”的政治话语表达虽有不同，但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变，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改。一百年来，人民至上观的嬗变，实现了对经典作家思想的创新发展，超越了以往旧式人民理论的思维桎梏，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丰富了人民至上观的合理内核，并对当下的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指明了实践取向。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人民历史主体性和价值主体性双重并构的同时，做到了在时代的变迁中回应人民利益诉求、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守正创新，深刻凸显了我们党坚守人民立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虽然对人民至上观进行系统地剖析和论证是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对该理念的缕析，不能只局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实践价值的分析。克服研究方法和理论互鉴上的视域局限性，并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出发进行交叉探究，持续拓深人民至上观的应用性，可能是将来“人民至上”主题的一个可行性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