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人类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不断向高级状态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来看，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现代化没有固定模式，世界各国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和实践条件的独特之处。

一、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指引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政治属性是社会发展固有和必然的逻辑。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现代化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均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一枝独秀，西方资产阶级通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西方资产阶级在资本的驱动下，对内进行剥削、压榨，对外进行征服、掠夺，推动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因此从属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人类社会进入了“两制”对立、斗争的新格局。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实践准备了有利条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在现代化实践的版图上标刻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旗帜，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能够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性及其巨大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既确保了中国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又赋予了现代化“中国式”意涵。

现代化最初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现代化作为一项人类社会变革活动，离不开主体引领和动力驱动。恩格斯以“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揭示了历史是人有目的的活动结果，也是诸多意志“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唯一因素，阶级的意志和力量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相较于东方社会，中世纪末西欧便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基础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领先性(即突然的飞跃)、经常的革新性(即在现代生产系统中技术革新的经常性)、借用性(即可以从国外借用、引进先进的生产力因素)等特点，在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是暂时的，而不稳定和需要不时调整则是经常的，两者处于长期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之中”^[1]。生产条件的变化推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这就必然导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产生矛盾，进而促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确立，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借用资本力量对内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对外征服、掠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加速资本积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国家工业化的进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打破，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被纳入资本主义制度主宰的世界历史之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出现，推动了西方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巨大变革，创造了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形态。“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旦实现现代化，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传遍全球任何地方，不管是用武力，还是靠人民的选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2]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创的现代化模式极大地震慑了全世界，一些后发现代国家将其宣奉为世界发展的普遍范式，甚至把“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等同于现代化，给现代化打上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标识。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全新制度形态。虽然资本主义以先发优势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独一无二的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现代化实践版图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旗帜也逐渐树立，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典型的两种不同政治属性的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图景是按照资本意志形塑的，在资本逻辑宰制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理性湮灭在工具理性之下。马克思、恩格斯^[3]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出发，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指出社会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而存在的，其不仅为无产阶级通向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随着历史的推移，资本主义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带来了侵略扩张，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即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瓜分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4]。这种非正义的殖民侵略直接引起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也因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实践准备了有利条件，推动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走向现实的制度和伟大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统治世界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秩序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实践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苏联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重要成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同样能够走向现代化，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优越性，在人类现代化的形态中成功地注入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基因。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赋予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潮激荡、社会变局中，坚定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进而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建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确保现代化建设不改旗易帜。毫无疑问，现代化实践必然建立在集中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钱乘旦等^[5]指出：“现代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需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来‘从事’。现代化是一个目标，是一种追求，国家的力量于是就很重要了，要依靠国家来推动现代化，有时(如果遇到较强的阻力)还需要强制实行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6]的战略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7]164提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要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确定了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解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

从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到支撑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共生共长，彰显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政治标识，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二、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立自主为原则遵循

现代化既具有普遍规律和共通之处，又具有国别特色和独特范式。从其共性来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共同趋势，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现象和时代潮流，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文化和历史积淀不同，国家制度、发展阶段和时空环境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现代化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必然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现代化虽然具有共性，并不意味着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各个国家或民族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和具体实际找到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8]22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探索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范式。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石。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推进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坚持和运用科学理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8]16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以理论视野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主动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真理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不是理论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实践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中国具体的实践性有机结合起来，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统一。“实现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发展与飞跃，都是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为着眼点，并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9]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表明，只有坚持和活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建构和发展出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独立自主、坚定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质。实践性是现代化的重要属性，实践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现代化范式的特色性。现代化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可以直接“拿来”或简单“模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简单的模仿或照抄根本是行不通的，必须立足国情、依靠“内生”，才能避免现代化的“他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现代化模式，并没有照抄照搬，而是坚持独立自主，根据基本国情和时空环境，坚定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10]指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既没有走西方现代化的资本扩张之路，也没有走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公有之路，而是立足基本国情，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处理，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成功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用成功实践有力澄明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1]123。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全面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范式。习近平总书记^[8]22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断从大历史观的视野深刻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立足国情、独立自主，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同志^[12]29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时在场，表明要按照中国的风格或特点进行现代化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性”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在实践中，这种有“中国特性”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代，“十个明确”彰显了“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思想指南和根本遵循。历史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中国国情，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符号和象征。

三、中国式现代化以协调发展为路径选择

协调，即配合适当、统筹兼顾。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协调就是正确处理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促使各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结构完整、和谐稳定。而且，协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须根据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给予调整，以确保事物的良性运转。就协调发展而言，它不仅是经济社会关系平衡、结构合理的社会状态，而且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解决方法。从根本上说，协调发展就是通过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推动发展目标、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发展效益等的协同、平衡。现代化是社会各领域发生的多元、全面的变化，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创造了全面推进、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

科学把握和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据。矛盾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社会发展充满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正确认识和判断矛盾是解决矛盾、促进事物发展的首要前提。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基本矛盾规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特定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内外局势等具体因素则决定着主要矛盾的具体样态”^[13]。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集中体现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决定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和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对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任务和发展重心作出科学决策。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根本问题，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判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呈现的阶段性变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现代化探索精准把脉了中国具体实际。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4]；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5]；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6]。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探索和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后，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和判断的核心就是如何解决好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不断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内部双方交互作用产生合力推动事物的发展。正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才产生了化解矛盾、实现协调的诉求。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这就必然要求在动态中不断解决矛盾、逐步实现和谐。因此，只有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断推动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通过深刻分析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十大关系”^[17]，提出了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第一、二、三产业，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8]。进入新时代，党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妥善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经过70多年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转变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逐步解决了自主工业化、发展与稳定、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问题，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收入贫富差距，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继续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更替演进，坚持和运用矛盾分析法，正确认识、科学判断并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推动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追求

现代化通常与富裕、文明相联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也即走出贫困和落后、走向幸福和文明。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实现富裕不仅是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凭借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必然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造成社会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19]通过分析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近300年的财富分配历史数据，详细论证了西方现代化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均等：“最穷的那一半人口几乎可以说一无所有(仅拥有总财富的5%)，而财富等级中前10%的人群拥有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一般占到总财富的60%，有的甚至达到90%)，而中间那40%的中产阶层则拥有总财富5% ~ 35%。”这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是同步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两极分化”。习近平总书记^[20]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心怀人民，站稳人民立场，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矢志不渝地造福人民、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21]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根本属性，中国共产党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基本立场，以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同志^[22]提出了“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的共富追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2]225，社会主义的特点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23]。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提出，到二○三五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24，这是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长土壤，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促进现代化建设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从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力图消灭剥削、消除贫困，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不断消除贫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扎实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载体，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在实践中实现了二者的同向同行。

富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少数人的富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目标追求，而且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实质进步。

五、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取向

价值是文明的内核，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增进全人类的价值认同，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之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体系和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与变革。“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类社会走到了新的历史拐点。在变局中开新局，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必将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前进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它立足于全人类的未来，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4]，破解了人类文明交往过程中价值共识凝聚难题，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的文明形态。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自觉生成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坚持天下情怀，始终承担促进人类进步的责任与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人类向光明目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25]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以博大的世界情怀聚焦全人类的进步。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7]112就深刻认识到：“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以整体思维关注人类命运，走出了一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赢之路，探寻出人类共识理念和共生方式。习近平总书记^[11]425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全人类共同价值表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强调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共生并进，成为全人类利益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度还原了世界历史的本真面目，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抽象、空洞和虚伪的现代性价值图式。世界历史是人类在普遍交往状态下相互依赖、共同进步，逐步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而且是价值共同体。在共同价值引领下，凭借全体成员的自觉认同和主动践行，人类才能增进彼此理解、实现互利共赢。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在西方普世价值主导下的现代化运动，给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了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普世价值预设了西方现代化创造的文明的绝对优越性，为西方价值理念在全世界传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辩护，试图把西方价值理念推广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这种超阶级、超国度和超民族的价值观念，实质上是让后发现代化国家沦为西方现代化的追随者，为西方国家的一己之利服务。美国学者亨廷顿^[26]指出：“ 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相较于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深刻洞悉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要求，阐明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追求，表达了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超越了普世价值的“以自我为中心”，为人类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提供了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精神坐标。没有价值上的认同，就难以达成行动上的一致。面对“时代之问” “世界之问”等关乎人类福祉的重大问题，西方陷入了现代化方案“失灵”、价值体系“失语”的境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对话、合作共赢的价值同心圆，是引领人类走出现代性困境、建设美好世界的精神旗帜。“从政治上和伦理上说，世界民族大家庭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超越自我利益辞藻之上，重获世界相互依靠的精神。”^[27]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践行，需要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共同参与，在利益交汇点上凝聚全人类的广泛共识。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树立人类命运与共的观念，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紧密贯通，在文明对话、合作共赢中克服各种矛盾和分歧，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进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标识，既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又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从根本上超越和扬弃了植根于西方现代化的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是一个既破又立的过程，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虚幻价值理念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支配，提供了世界各国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