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1]48消除绝对贫困后，我国贫困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3]77、“提高城市治理水平”^[3]84。改善相对贫困人口的生计，不仅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民生实事，还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同时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共同面对的课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指明，“农村地区的穷人往往在教育和获得水、卫生、电力和住房方面都处于被剥夺状态。但挑战也延伸到了城市地区。”^[4]为什么贫困问题存在于落后农村，还会困扰富裕的大城市呢？贫困问题在城市的表现形式、表现特点有何不同呢？在关于贫困问题的经济思想史中，自19世纪中叶开始，就有研究一直关注相对富裕地区中穷人的生活状况，促进社会关于反贫困政策的讨论，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恩格斯对英国大工业城市中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5]65。恩格斯站在人民的立场，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统筹起来考察，揭示了城市发展进程与人民生活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新发展阶段如何贯彻落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探索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6]75，经济社会变得日益富裕，社会大众的生活将变得日益幸福。那么，贫困状况只是经济落后地区的独有现象、个体懒惰的零散现象、奢侈消费的偶然现象吗？恩格斯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把贫困主要归因于经济薄弱、个体懒惰、盲目消费等问题的认知，“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7]563，揭示了“都柏林的贫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只有爱尔兰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7]314，并深入探讨了在这些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中贫困现象的动态特性与典型难题。

恩格斯透过统筹考察个体的贫困状况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等历史性影响，阐明了贫困问题不仅存在于落后的农村，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会出现在大城市。

第一，工业化与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群体。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对市民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是无产阶级在各部门接连产生，并成为社会劳动的主角。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对各部门劳动者的影响，察觉出区别于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等贫困群体，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工业无产阶级、矿业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成为城市社会的主要贫困群体。

第二，城市化与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恩格斯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8]406。三个伟大杠杆把世界从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生产社会化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类聚居方式变革。这一变革的结果集中体现为大工业城市的不断兴起。由资本和资产阶级主导的大工业城市将刚从旧的束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带进了新的剥削和支配关系，引致了“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9]533等现象。贫困问题并不局限于经济落后地区，还延伸到了富庶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由此，恩格斯驳斥了“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8]387这一片面的流行观点。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与城市贫困问题的增多。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和流通过程，变革了交通运输业，形成了世界市场，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众多大城市借助铁路便捷联动起来，使资本流通和增殖加快，引致资本对社会关系支配程度加剧、贫困问题增多。因而，恩格斯指出：“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和里子，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7]304-305

由此，恩格斯揭示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贫困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发展以资本利益为中心，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恩格斯站在社会变革的角度对城市贫困时代根源的剖析同时内在地表明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科技革新和产业变革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也可能会使各类风险加快积聚，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快速增加。如今，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这需要我们借由恩格斯分析贫困问题的时代视野问诊现实，透彻研判时代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对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的深层次影响，深化对人们生活状态新趋向的前瞻性思考。

恩格斯通过追踪考察城市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发现了“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8]436。这种“急性”突出表现为城市贫困问题的动态特性，即城市工人处在动态变化的生活状况之中，易于在进入贫困或退出贫困的状态中徘徊，备受快速陷贫、暂时脱贫而后又重新返贫、临时遇困、贫病循环等问题的困扰。

第一，技术升级与快速陷贫。工场手工业时期，机器工具需要工人的精细把控，工人因此掌握了新技能，其劳动效率和工资水平得到了短暂的提升。机器大工业时期，机器升级到只需工人简易控制或达到自我运转的水平，厂主对掌握技能的工人的依赖性降低，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工人失去劳动议价的能力，瞬间失业，快速“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7]358。

第二，风险冲击与重新返贫。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中，居民周期性地遇到由生产无序性、盲目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城市工人虽然存有一定积蓄，但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薄弱，容易返贫。在经济危机中，随着失业率攀升，“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也很快就花光了”^[7]367。同时，“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间接地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7]373，许多城市家庭因为失去经济支柱，重新成为贫困户。并且，“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 ”^[7]369。这些“多余的人”选择当城市街头小贩维持生计，收入不稳定。

第三，城市流动性与临时遇困。恩格斯指出：“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7]359恩格斯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竞争矛盾在城市社会尤为凸显。与农村社会相比，城市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发达，在产业行情发展、用工方式、职业选择等多方面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劳动关系日渐灵活化；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会引致不稳定性，离职率、调岗率、减薪率、解雇率增加，临时遇困的可能性增大。

第四，环境问题与贫病循环。一方面，贫困由环境污染引致。工业污染损害工人的健康状况、谋生的劳动条件、居住的卫生状况，许多城市工人因病致贫。另一方面，城市贫困居民对卫生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的程度。“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引起了热病，这种病蔓延到伦敦的东部”^[7]485。在贫穷的工人区发起的传染病会传向城市的四面八方，造成社会公共卫生问题。这种问题对城市贫困居民祸害最大，因为他们住在不卫生的街区，更无钱治疗。

恩格斯追踪贫困状况的动态视野契合了城市经济社会活动频繁、要素资源流动快的发展规律。新发展阶段处于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叠加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会将经历更多深刻变化，需要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适应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的动态特性。深入把握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的动态视野，有利于我们推动城市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精细化、智能化，更有效地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体系和帮扶机制。

恩格斯通过把握城市贫困问题的动向，抓住了这些动向共同反映出来的主要社会矛盾，剖析了困扰城市贫困治理的典型难题。

第一，城市工人的住房短缺问题。恩格斯指出：“如何满足住屋的需要，是可以当做一个尺度来衡量工人其余的一切需要是如何满足的。不难想像，在这些肮脏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7]348-349住房紧张程度、居住环境质量直接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居住问题是人民大众密切关心的生计问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住房短缺问题“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9]250。恩格斯认为，“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9]283。“只限于像现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给个别的人，只调整土地的分配”^[10]321，这种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只是用住房短缺问题的迁移来遮掩这一问题的存在。

第二，城市工人的食品与营养问题。恩格斯指出：“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没有去研究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细节一样。”^[9]331恩格斯特别强调食物问题的社会重要性，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工人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关系出发，剖析了工人食品营养状况愈趋恶化与大城市物质生活资料不断丰富这一矛盾现象。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工作时间过长，工人无暇选购质量好的食品。在未发工资时，工人只能用仅有的储蓄买次货。并且，“由于市场监察员监督不严，许多事情都逃过了他们的眼睛”，如“肉商肆无忌惮地把已经发臭的整头的牲畜拿来出售的事情”^[7]352。同时，“资产阶级的贪婪还要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吃苦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7]352。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在城市中频繁不断发生。劳动收入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已经温饱不定，现在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更谈不上营养补给。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使许多工人因病致贫。

第三，城市工人对新发传染病的易感问题。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9]272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无产阶级是新发传染病的易感人群。从居住环境来看，无产阶级住在通风不良、布满废弃物的贫民窟里，传染风险性极高。从改善居住环境的政策偏向性来看，资产阶级实行的环境清洁措施局限于最有可能祸害到他们的地方。从工作环境来看，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城市规划把工人区隔离在干净的商业区之外，工人在工厂随时吸进工业废气。从人体抵抗能力来看，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要求的劳动时长引致工人无暇锻炼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从就医条件来看，无产阶级难以负荷高昂的医疗费用。

恩格斯对城市贫困典型问题的剖析抓住了城市病集中体现在人民生活需要、安全需要、生态需要等方面的特点。当前我国城市建设存在的弊端也体现在这些方面。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六成，今后一个时期还会上升。在新发展阶段，为有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化解突出的城市病，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和实践恩格斯结合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两方面来研究城市发展状况的思想，统筹考察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生活发展状况、生态状况、安全发展状况，不断探索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的路径。

基于揭示资本主义大工业城市中贫困的时代根源、动态特性、典型难题，恩格斯认为要从根本上彻底铲除所有城市弊病，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1]561，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揭露出济贫法、慈善手段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微调整只是资本家维护雇佣劳动制度的进步手段，旨在“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10]197。站在资本利益立场实行的行政救济措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社会的利益导向，工人与资本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工人暂时脱贫而又重新返贫、因技术变革而失业、因经济危机而陷贫、住房压力不断增大等相对贫困问题仍长期存在。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根除这些弊病。恩格斯指明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要求：“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8]689；“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2]652。

综上所述，虽然恩格斯分析的是发生在19世纪大工业城市中的、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贫困问题，其与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城市相对贫困问题存在根本区别，但是从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发展进程、发展走向、发展取向、发展要求来看，恩格斯反贫困思想能够给予当代中国城市贫困治理以深刻的理论启示。

第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来看，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恩格斯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城市发展不可避免地遇到资本无序扩张的挑战。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特性及资本行为的社会影响。第二，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不发达，要在一个时期实现14亿人口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是不可能的，必须经历一定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我们需要深化认识恩格斯所阐明的城市发展规律，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第三，从社会发展的走向来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我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还不是终点。先进地区一定还要往前走，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恩格斯透过深入研究城市贫困的时代根源、动态特性、典型难题，既揭示了绝对贫困问题，即工人挨饿的极度贫困现象；又探讨了城市社会凸显的相对贫困问题，即工人与资本家的贫富差距拉大，工人得到的社会享受程度比不上一般社会发展水平，工人因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调整、公共卫生问题而可能从相对的舒适转为贫困状态等现象。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3]691。恩格斯对城市相对贫困的规律性认识为我们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探索方向。第四，从社会发展的取向来看，恩格斯深入调研城市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人民立场，能够指引我们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其贯彻落实到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各个环节中，实现城市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五，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2]2。恩格斯所诠释的城市反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制度要求能够为如何抓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展开新发展阶段相对贫困治理指明基本点。有鉴于这五大方面，我们要坚持和运用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索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

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要坚持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所富含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时代视野、科学的思维方式、深厚的人民向度、坚定的社会主义原则，并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围绕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民生福祉增进的关系、脱新贫与防返贫的关系、城市建设与生态涵养的关系等基本方面，将恩格斯所揭示的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城市反贫困的路径中国化、时代化，形成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恩格斯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探讨是在研判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大势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分析了居民生活状况的时代特征、实际变化与城市的生产方式、发展阶段之联系。这体现了恩格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启示我们若要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的治理规律，必须首先认识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律。

习近平指出：“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我国开始进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会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三是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四是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对城市社会结构将造成较大冲击，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容易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五是城市发展方式不足将逐步显现、边际效用递减，而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迫切需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14]193-194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受城镇化发展阶段所制约，城镇化的速度、质量、发展方式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推动城镇化发展不能只考虑生产布局，还要考虑就业容量、配套设施、服务功能等多方面。这需要我们准确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我国城镇化不同发展阶段给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新挑战、新变化，使民生政策更好地符合城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才能既推进城镇的现代化发展，又能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镇生活，把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统一起来。因此，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需要统筹兼顾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民生福祉增进，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恩格斯既揭示了贫困问题与城市社会发展阶段的总体关系，又追踪了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变化，研究考察了快速陷贫、暂时脱贫而后又重新返贫、临时遇困、贫病循环等动态贫困问题。既要减少相对贫困人口的总量，又要预判由新矛盾、新挑战而导致的相对贫困人口增量，防止返贫，是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难点。

新发展阶段处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等交织背景之中。在这种交织背景下，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并防止人民群众因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而返贫是亟须应对的时代课题。一方面，需要坚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抓手，推动更多低收入的相对贫困人口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并针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零就业家庭成员等不同群体的就业创业实际精准施策。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也要依靠脱贫人口不再返贫，稳定收入基础。这需要我们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重要课题就在于如何帮助小微创业者、个体工商户稳定经营，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正如习近平^[15]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需要统筹推进脱新贫与防返贫，明确缩小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坚持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恩格斯不仅考察了人文因素对城市贫困状态变动的影响，而且从自然因素方面抓住了城市贫困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循环关系。恩格斯的研究揭示了生态环境质量与群众健康、生活品质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链条。推动形成“生态和谐—经济发展—反贫困”的良性循环，是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路向。

这需要我们遵循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相互影响的发展规律，以统筹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城市群的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为发展目标。第一，就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而言，按照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促进特色生态功能区建设，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第二，就大中城市而言，承接好超大、特大城市的产业转移，缓解生态环境压力。第三，就超大、特大城市而言，统筹兼顾经济、生活、生态、安全等多元需要，加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中的自然环境风险、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第四，就城市群而言，“城市群既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区域，也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的重要平台”^[14]194。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城市之间借助轮船、火车等交通手段实现了优势互补、密切协作的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利用好互联网和高铁等现代化工具，突破时空局限、行政壁垒，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协调联动，以城市群的合力引领推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总之，人民群众能否在城市中落得住、住得好，受制于能否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城市的规模和空间结构。“十四五”时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在这一时期治理城市相对贫困问题，必须统筹安排好产业发展、生态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涵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路。

走出一条符合城市相对贫困特点和规律的治理路子，既要科学谋划治理的基本思路，又要在精细化上下功夫，研究部署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方略，细化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表明，城市相对贫困问题具有动态性、多样性，解决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的难度更大，时间更长，需要行之有效的政策与工作策略。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相对贫困治理方略，必须从恩格斯所指明的城市反贫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制度要求入手，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相对贫困的具体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相对贫困治理机制。这是既用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引领时代，又用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时代化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15]这种社会制度正是恩格斯批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意见纷杂，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为缓解社会矛盾，政府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导致过度福利化，效率低下，增收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反而拉大。正如《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国家税收制度(包括收入和财富税)和社会转移制度(如残疾津贴或住房补贴)因此而未能使不平等的加剧在美国或欧洲得到遏制。”^[4]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恩格斯提出了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减贫的方法。恩格斯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8]709-710。虽然这是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来的制度减贫方法，但启发了我们认识到公有制具备能够全面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的减贫优势。事实充分证明，正是由于发挥了这种优势，我国才能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成本高、社会发育滞后、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等难题，统筹推进产业、就业、异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社会保障等庞大社会工程，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出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随着我国贫困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为了将恩格斯提出的“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等城市反贫困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到当代中国，我们要立足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健全推动城市居民共同富裕的机制。这一机制必须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基础。习近平指出：“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国有企业冲在前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产业循环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做强做优做大。”^[16]我们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中央企业发挥龙头作用，经由加强产业链合作、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开展对民营企业的参股投资等方式，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共渡难关，避免因疫致贫；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划转机制，并建立国有资本划转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步弥补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使人民群众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中共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果。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牵引着城市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要在我国将恩格斯所昭示的“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变成现实，我们需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激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相对贫困治理方面的潜能这一方面着手，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增强城市宜居宜业功能，使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就公共服务质量是衡量城市宜居水平的重要方面而言，我们要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上更好结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3]142如公建民营的方式具有推动民生事业和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潜能。发展银发经济，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培育智慧养老新业态，既可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又能够为城市青年一代在承担养老义务方面提供普惠型养老服务，减轻赡养老人的压力，释放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就市场主体活力是衡量城市宜业水平的重要方面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城市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带动完善城市宜业的功能。2021年7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设工作的通知》，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推动发展城市夜间消费市场活跃的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旅游景区、省级及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扩大城市文化和旅游消费规模，提升城市文化和旅游业态集聚度。这既能够提高城市生活品质，又能够提高市场主体自身的营业收入及盈利水平，带动催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发挥数字减贫作用，为中小企业、妇女、青年等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脱贫致富机会”^[17]，我们要主动挖掘诸如平台企业等新型市场主体的减贫作用，通过平台经济增强劳动力市场包容性，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机制。

恩格斯在分析城市贫困与时代发展二者关系时，察觉到了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的城市发展规律，由此也提出了上述论及的“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反贫困要求。在我国，农民进城务工是城市化发展的显著特点。缓解农业转移人口来到城市打拼的就业创业压力、加快推动外来务工人员全面融入城市，是城市相对贫困治理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推动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进路。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有两大谋生支柱：一是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本到人力资源市场谋求工作机会，二是拥有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农村产权。为了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城市相对贫困治理可以围绕五大方面予以着力构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的机制。第一，对人力资源市场进行事中事后监管，治理外来务工人员所依托的中介公司过度谋利、责任缺失、信任缺失等问题，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劳有所得、多劳多得。第二，推动建立农村产权流转市场体系，通过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让他们有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空间，避免进城后的返贫现象。第三，对那些已经在城市就业但就业不稳定、难以适应城市要求或不愿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要使他们在城市对简单劳动需求扩大时可以在城市就业，在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时可以有序回流农村。第四，生活空间及其居住成本也紧系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计。城中村的综合整治与更新改造可能引致他们暂时难以租用城中村的便宜房子，生活成本增加。这需要我们在实施城市更新计划的过程中，保持城市包容性，前瞻性地统筹兼顾地下管网、停车场建设、托幼、养老、家政、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巨大需求和发展空间。第五，恩格斯深入至城市住宅区、城市街道、城市社区考察城市贫困的思路启迪我们要关注坐落在城市每个角落的千万家小店。一方面，作为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小店能够支撑起一个小众家庭的日常生计，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里立足的主要工作场所。另一方面，小店作为维系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其灵活的营业时间契合广大市民的上下班时间，能够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激活城市的早间经济和夜间经济；小卖店门前是附近居民的休憩和交流场所，能够提升城市的人文温度；个性化小店提供多样的娱乐方式，增添社会活力。因此，我们要关注庞大城市经济体之下式微的小店，把小店经济的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计统筹起来考察。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反贫困实践是由一定的反贫困理念来引领的。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恩格斯研究城市贫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谋划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提供了纲领性、引领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发展阶段城市相对贫困治理要坚持恩格斯城市反贫困思想所富含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时代视野、科学的思维方式、深厚的人民向度、坚定的社会主义原则，把统筹兼顾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民生福祉增进、统筹推进脱新贫与防返贫、统筹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涵养作为基本思路，把健全以公有制推动城市居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增强城市宜居宜业功能的机制、构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的机制作为实践方略。这有助于全面挖掘与大力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具体优势，加快建立起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从而最终推动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