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研究，成为新兴的热门研究课题。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成立于2019年1月，专门设有国家治理史研究室。《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是该研究所承担的首个重大课题。所谓“历代”，主要指从秦朝到清代；所谓“历代治理体系”，主要指中国历史上围绕国家治理而设计的成系统的相关制度。该课题旨在以史为鉴，总结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下设11个专题，分别是环境治理、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中央与地方、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礼治与法治、思想与文化、民本与民生、基层秩序，现已形成80余万字书稿。本文着重就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谈点一得之见，希望能抛砖引玉，进一步引起大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①。

①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系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课题，属命题作文。笔者作为主持人，执笔撰写了总结全书内容的“结束语”，本文系据此改写而成，谨此说明。又，查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治理”作“统治”“管理”解，“治国理政”指“管理国家和政务”，可见“治理”“管理”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相比之下，“治理”一词更现代，具有法治意味。

一、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

我们以国家治理为主线，分列11个专题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包括相关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影响。基于上述研究与思考，兹将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归纳如下。

(一) 在行政体制上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

中央集权是“地方分权”的对称，指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的制度。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自此，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1]成为共识或常识。譬如，宋太祖、宋太宗为解决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问题，将方镇的兵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朝廷。元代创立的行省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行省作为流动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废止已延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大权独揽，以防止权臣上下蒙蔽。清雍正帝创设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军机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将内阁架空。

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无疑也是强化君权的过程。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政体，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是互为一体的，以致有学者将两者并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体制”^[2-3]。大臣直谏、民本思想、因人心向背而亡国的历史教训等可能会对帝王起作用或对其有触动，但因人而异，而且这种约束或制约不是刚性的，无法改变君主大权独揽的事实。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朕即国家”，其意志就是法律。《诗经·小雅·北山》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真切反映了君权至上、视天下为家天下的帝王意识。晚清维新思想家谭嗣同遂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4]之叹。君主专制必然带有专横、暴虐的一面。以思想文化专制为例，秦始皇焚书坑儒，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大兴文字狱，士子因言获罪，其刑罚之残酷、株连之众多，令人不寒而栗^①。

①   君主专制与封建宗法制、家长制紧密相连，严重束缚人们思想，阻碍社会进步。陈独秀于1917年4月在某次讲演中分析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着君主专制臭味。”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严肃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制度存在一些弊端，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等现象，“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27—336页)。党的十八大之前出现的“塌方式腐败”“家族式腐败”现象以及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现象，均与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有关。
            时下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树立文化自信，须力戒爱屋及乌心态，避免为封建专制主义辩解的偏向。从根本上讲，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之一便是彻底地反封建，致力于发展人民民主，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意无意地淡化君主专制的本质和危害，也就淡化了党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意义。

不过，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虽血脉相连，但两者终究不是同一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一种行政体制，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设计，后者属于政体，概念更大；前者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后者体现的是君臣、君民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不能将之污名化。应当看到，以古代中国疆域之大、人口之多、解决民生问题难度之高、民族和宗教关系之复杂，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上都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倘若中央没有权威，也就难有作为，甚至会出现纷扰不断、兵连祸结的局面。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盛世，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均为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政令统一的时期；反之，大凡历史上出现内乱或分裂局面，往往是中央孱弱、权威丧失的时期，呈明显的内轻外重、枝强干弱特征。例如，由于藩镇节度使权力膨胀、尾大不掉，唐玄宗末年爆发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总体上看，从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顺应了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便于全国范围内文化、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从而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能有效地调动和整合全国资源，形成举国体制，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抵御外敌、保卫边疆(如明代平定倭寇，清康雍乾三朝抗击外敌、经略边疆)，兴建大型土木、水利工程(如秦朝修筑长城，隋、元开凿扩修京杭大运河)，兴办大型文化工程(如明成祖修纂类书《永乐大典》，清高宗乾隆编纂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及赈灾救荒，等等。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最稳定持久、成效显著的一项制度^②。

②   中央集权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并不是越集权越好。胡如雷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占支配地位”，同时又分析指出了其消极影响。如国家须豢养大量官吏和职业兵，加重了人民赋税、徭役、兵役等负担，往往是促使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的催化剂；商税沉重，成为商品经济的桎梏。他还指出，皇权作为一切横征暴敛的总机关，必然成为各地农民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存在，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主要政治原因”。参见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6-164页。

(二) 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有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作重视、尊重解，“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遂称统治全国、统一全境为“大一统”，其主要特征是王朝更替一系相承、合乎正统，国家政令统一、疆域完整，各方面整齐划一，有凝聚力、向心力。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5]，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中国古代行政体制以中央集权制为主体，所着力支撑和维护的正是大一统局面，而“大一统”理念则为推行中央集权制扫除了思想障碍。据《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董仲舒视源于《春秋》、体现孔子意趣的“大一统”理念为亘古不变的准则，明确表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六合同风，四海一家”成为一种理想境界。“六合”指“天地四方”，所谓“六合同风”，指天下之人同沐儒学教化，形成共同观念，维护大一统局面。可以说，到秦汉时期，在相关制度支撑下，“大一统”已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尽管由此派生出的个别理念带有历史局限性，如自视为天朝上国，陶醉于四方宾服、万国来朝的赫赫威仪，但总的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譬如，基于“大一统”思想，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在古代中国十分突出。秦汉历时440余年，奠定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和走向，由此形成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大一统历史传统。此后，虽历经改朝换代、伴有分裂局面，但“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构成中国历史的基调。根据我们的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全国到1911年清朝覆灭的2132年间，统一时间远比分裂时间长：秦、两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等统一王朝合计存世1458年，其中西汉历时210年，唐朝历时289年；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夏、金为分裂时期，合计存世686年。不过，这个统计并不精确，个别年份有重叠。譬如，杨坚于581年取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至589年才灭掉南陈、统一全国；忽必烈于1271年创建元朝，1276年才灭南宋、统一南北。倘若将这两段时间计12年扣除，则统一时间为1446年，在总时段所占比重为67.8%，仍远高于占32.2%的分裂时间^①。“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语出南宋末年福建籍诗人郑思肖的《德祐二年岁旦诗》，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国泰民安的无限向往。“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刻骨铭心的观念。

①   因算法不一，学者得出的统计数据并不一致。胡如雷持中国从战国进入封建社会说。据他统计，“大致在封建主义时代的全部历史中，统一集权的时间共计一千三百余年，分裂割据的时间共计约一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407页)。葛剑雄基于“统一”概念的本义，提出新的算法：“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2页。

“大一统”还涉及民族问题。在“大一统”这一总目标下，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互为一体，历代“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在清康雍乾时期，中国达到空前统一。各兄弟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有纷争，更有交融，共同缔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三)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

孔子生前在政治上一再碰壁，他创立的儒家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遭焚书坑儒之摧折。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时来运转。出现这一转折并非偶然，秦朝二世而亡，说明单纯以法家治国行不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将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外儒内法，所谓“霸、王道杂之”，王道即指儒术。在诸子之学中，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天命观及君臣纲常伦理观念，与强调皇权至上、强化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故而博得青睐。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对古代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从制度上维护和巩固儒学的主导地位，其举措之一是不断追封儒家创始人孔子，将其推上神坛。据统计，历代帝王共计17次敕封孔子，影响较大者有：汉平帝追封其为“褒成宣尼公”，隋文帝追封其为“先师尼父”，唐玄宗追封其为“文宣王”，宋真宗追封其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追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追封其为“至圣先师”，清世祖追封其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象征和绝对权威，其地位之尊、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史上无人能出其右。儒家经典及学说随之被神化，以致出现“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此过程中，儒学顺应时势，不断发展创新。譬如，唐代韩愈为应对佛教、道教对儒学正统地位的挑战，率先提出复兴儒学；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创立“程朱理学”；南宋陆九渊、明朝王阳明发展“陆王心学”；明末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和继承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儒学兼具韧性和弹性，显现出强大生命力，因此得以牢牢占据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确立于隋唐的科举制以考试选拔官吏，至明清达于鼎盛，规定考试时依据“四书”“五经”命题，以八股文、试帖诗来衡文取士，考生必须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答题，“代圣贤立言”。皓首穷经成为令人称道的一种人生境界。事实上，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影响对象以官吏、士绅为主，也包括寻常百姓。传统中国社会崇尚知识，敬重读书人。从各地孔庙和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到民间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从乡约条规、家训家规、民居楹联、以孝贞节烈为主题的牌坊，到广为流传的众多乡谚俚语，儒家学说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观念意识之中。

于是，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一统山河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之正统自居。只要生活在中华大地，只要是中国人，无不受到儒家学说影响，由此形成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曾有学者将汉朝与罗马帝国相比较，认为两者从所控制区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6]。钱穆在谈到唐代制度时亦云：“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已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7]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文化认同和传承。说到底，罗马帝国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来维系，缺乏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文化，而儒学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文化纽带。概括地说，尽管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迭遭磨难和考验，尽管王朝有兴替，但语言、文字没有废，儒学没有亡，中华文化和精神没有丢。有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就绝不会亡，就拥有了复兴的根和魂，就能够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毋庸讳言，儒学宣扬纲常伦理，严判上下尊卑，有为封建专制主义张目的一面，确实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同时得承认，儒学有积极的一面。曾经先后50余次访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感慨地说：“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忍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①儒学重视修身养性，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凝结着先哲的大智慧。在这种氛围下浸染成长的人，有人文关怀，有家国情怀，有使命担当，有操守气节。例如，东晋陶渊明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自勉；南朝范晔以“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自励；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北宋包拯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自命；北宋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南宋胡铨宣称“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明王阳明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作为临终遗言；明末清初顾炎武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林则徐矢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清左宗棠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贯穿中国历史，每逢历史紧要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甚至舍生取义，汇聚成磅礴力量，激励、支撑着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始终砥砺前行，傲然屹立。

①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序”(中译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另，据环球网2022年6月1日报道，基辛格5月31日在“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线上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府治理和外交政策根植于数千年历史之上，而美国相对更年轻。

(四) 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

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成不变。为解决治国理政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制度建设。以环境治理为例，根据我们的研究，《周礼》已有专门管理山林川泽的职官设计。自秦汉至明清，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大地发生沧海桑田般变化，环境治理随之持续展开，建立了相应的职官和制度，其优良传统和历史成就突出体现在水土治理和土地保护上：历朝历代都致力于兴水利、除水患，所组织兴修的大小水利工程数不胜数；同时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充分利用、精心养护各种类型的土地。千百年来，从“菑、新、畲”撂荒休闲轮作，到连作、间作、套作和多熟(如两年三熟、一年两熟、一岁三熟)种植，中国农民以其勤劳智慧逐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水、土、光、热、生物资源高效利用，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产量，以约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4的人口，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保障。再如，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在各州、县创设义仓(即“社仓”)，秋收时向民户征粮积储，以备灾年放赈。此举行之有效，一直沿用至清代。

更多情况下，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制度为顺应时势变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完善、推陈出新，这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以官员铨选制度为例，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有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经历了漫长演变，总的趋向是突破世袭、门第壁垒，转为通过考试公平竞争。夏、商、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官爵世袭。春秋战国尤其是秦代，入仕靠才干而非宗法血缘身份，以军功、荐举为主，贵族世袭制被废止。两汉时期，选官以察举制、征辟制为主，前者为地方官推举和乡闾评议，后者系皇帝下诏征召。魏晋时期，改行九品中正制，选官之权完全被门阀士族把持，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局面。随着南北朝时期寒门庶族兴起，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被废弃，科举制应运而生，并在调整中一直推行至清末。科举制“唯才是举”、不问家世，以考试成绩作为选官依据，较过去体现了开放性、公平竞争性，提高了士子地位，促进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作为中国古代官员铨选制度的重大飞跃，科举制前后推行一千三百余年，影响深远，包括在近代影响到英、法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①。附带指出的是，围绕吏治，中国古代留下很多思想和做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司马光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龚自珍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②。

①   说到底，科举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从属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官员铨选制度，因吏治腐败而百弊丛生，诸如士子皓首穷经脱离实际，最终穷途末路，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

②   习近平就此分析指出：“当然，我国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参见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年第2期。

赋役制度的演变也具有代表性，总趋向是删繁就简，提高征税效率，调节贫富差别，减弱民众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秦汉时期，民人一律须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曰“赋”；土地所有者还须向国家缴纳实物田租，亦称田税。此外，成年健康男子还被征发徭役、兵役。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便是戍卒在途中遇大雨失期，按律当斩。唐初在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承袭隋朝实行租庸调制，其特点是按丁征税，允许以庸代役。唐代后期，因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破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唐德宗遂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改行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征税原则由按人丁转为按土地(地税)和财产(户税)，扩大了征税面，从而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北宋王安石变法，推行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税漏税)、免役法(允许民户出钱免役)等。明朝张居正改革，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推行“一条鞭法”，简化征收名目和手续，将各种赋、役、杂税合并为一条，一律折银缴纳。这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到了明末，正额之外的各种强制征敛使民不堪命，成为明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减轻了民众负担。4年后，广东率先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雍正年间各省纷纷效仿，地丁合一成为大势所趋。实行“摊丁入亩”，把丁税摊入田亩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既保证了赋税征收，又使民人获得更多的人身自由，客观上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再举历代编纂“一统志”为例。《区宇图志》系隋炀帝为适应全国统一后的形势而组织编撰的，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地理总志，附有多幅地图。唐《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早且较为完整的地理总志。北宋虽不是统一王朝，但依然重视修纂地理总志，宋太宗时编撰《太平寰宇记》，内容包括被辽国占据的北方幽云十六州，以明恢复失地之志。该书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增风俗、姓氏、人物等门，被后世地志奉为典范。南宋中期推出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以“纪胜”为宗旨，专注人文内容，在编纂体例上有诸多创新。元、明、清为大一统王朝，其官修地理总志分别为《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均直接冠以“大一统”或“一统”之名。其中，《大清一统志》前后共修纂三次，第三次重修历时33年，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稿，从清朝开国之初一直写到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内容更丰富，体例更完整，考订更精详。历代编纂地理总志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疆域历史的缩影，体现了推崇“大一统”思想、维护“大一统”传统、反对分裂的共同意志。

(五) 中国古代治国安邦之实践世所罕见

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实践可概括为“三个世所罕见”。

一是治理难度之大世所罕见。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古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上面临来自各个领域的诸多风险挑战，包括吏治、思想文化、经济、民生、灾荒、军事、战争、生态、民族、宗教、边疆等，新老问题交织，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层出不穷。以人口为例，据学者研究，中国历代人口数量一直在世界人口总数中占很高比例，一般在20% ~ 30%。东汉末年接近人口低谷，出现10%左右的最低比例；清咸丰初年即19世纪50年代初是20世纪之前中国人口的高峰，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高达35%左右^[8]。以有限耕地养活急遽增长、极为庞大的人口，其挑战性之大不言而喻。

二是治理经验之丰富世所罕见。以环境治理为例，根据我们的研究，早在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已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环境、资源保护的论述，一些思想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国家对山林川泽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也作了许多规定，甚至建立了相应的职官体系，显示了古代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早熟性和先进性。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五千多年至今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已有五千余年治国理政的历史，其起步之早且接续探索实践时间之长，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相比之下，美国至今仅有二百多年历史；日本在唐代全面师法中国制度，频繁派遣唐使来华学习；俄罗斯的前身为1283年建立的莫斯科公国，系摆脱蒙古汗国统治而独立；欧洲文明的主要源头是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的发展历程后来被打断。从这个角度说，古代中国治理经验之丰富确实举世罕见。

三是治理成就之大世所罕见。中国古代有过吏治腐败、民变蜂起、社会动荡、赤地千里，也有过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偃武修文。其发展是曲折起伏的、有进有退的，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发展进步。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远古神话与历史传说，折射出华夏先民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改天换地、开拓奋进的坚定决心；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在民间世代流传，寄寓了人们追求幸福、渴望安宁的美好心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多有建树，催生出璀璨的中华文明。概括地说，儒学及相关典章制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此外，逶迤壮观的万里长城，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河道京杭大运河，均为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丝绸之路以中国输出的丝绸得名，是古代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瓷器、茶叶自中国散播世界，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和碰撞中，中国曾长期处于强势或主动，“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光辉的科技成就，并将这种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5世纪。明代以前世界上主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技成就大约有300项，其中中国的发明创造占相当大的比例。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列举了公元后15个世纪内中国完成的一百多项重大发明和发现，大部分在文艺复兴前后接二连三地传入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准备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直到十七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文明还是十分仰慕的，这从莱布尼茨、伏尔泰等著名学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9]。另据西方学者研究，至少直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至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10]。从这个角度说，古代中国治理成就之大，确实举世罕见。

二、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的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实践究竟可以为今天提供哪些有益借鉴？我们最主要最直接的感受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秦灭六国，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确立中央集权制，为后世所承袭，形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权力格局。前面已说明，中央集权制与君主专制制度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前者是一种行政体制，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后者属于政体，体现君臣、君民关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平心而论，中央集权制顺应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强，从而为推动发展、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等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体、政体随之改变。传统的中央集权制被赋予新形态新内涵，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新中国制度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和突出优势，其精髓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关乎工作全局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在1989年9月就此强调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11]行百里者半九十，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外部风险挑战之大前所未有，我们仍须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当务之急是深入领会、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的“两个确立”。

(二) 大力推进文化建设

把探索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制度化，不断完善制度，是最可靠、最有效、最持久的治理方式。各个领域的诸多制度整合在一起，便构成如网络状的治理体系。其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制度是主干，直接决定社会建设的成败。

文化建设非比寻常，关乎民族气质、民族精神及内部凝聚力，关乎民族和国家存亡。历史上的犹太人在亡国后，漂泊、散居在世界各地，凭借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仍得以保持其民族独立性与凝聚力。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对古代国家治理、制度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大一统”是《春秋》的一个核心理念，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此形成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大一统历史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认同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文化纽带，已见前述。

说到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着力从制度层面为推进文化建设提供动力和保障。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保持发展的独立性、稳定性、持久性离不开文化建设。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都离不开文化认同。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孕育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不懈奋斗中诞生发展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时致力于推陈出新，积极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三) 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南宋辛弃疾《南乡子》叹曰：“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社会是否稳定是反映治乱兴衰的晴雨表。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稳定，发展便无从谈起。对百姓来说，战争意味着背井离乡、生离死别，以致民间有“宁做太平犬，莫为乱离人”一说。对王朝来说，一旦纷扰动荡、战火连连，势必打断和平发展进程，给社会带来创痕或灾难，甚至引发政权更迭。无论是由乱至治，还是平时维护社会稳定，都极为珍贵，也极为不易。

中国共产党已执政70余年，跳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时下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难度增大，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防不胜防。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69年后解体，苏联共产党从产生(其前身是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到1991年解散仅存世93年，教训惨痛。在百年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已带领人民走过万水千山，新征程还会继续跋山涉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从战略层面分析，要防止民族复兴进程被打断，最为关键的是做好两件事：一是继续做好党建工作，坚守初心使命，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二是继续搞好民生，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要围绕这两大主题，继续大力推进制度建设。

(四)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而知今。回望历史，最深的一个感受是自信。中国古代在治理体系建设上卓有建树，社会总体上发达富庶，创造了同时代世界领先水平的文明。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十年，尽管中国GDP比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下降3个百分点，但仍居世界首位，占世界GDP总量29%，与英法德俄意五国GDP的总和持平^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经过持续探索、不懈奋斗，中国又跻身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扭转。

①   参见戴逸：《清代中叶以来中国国力的变化》，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清史参考》(内部资料)第1期，2006年7月1日。

当今中国与古代中国在制度建设上有一个共同点，均立足具体国情、富有创造性，从而确保了发展的独立性。从古到今，我们以开放胸怀大胆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而是以我为主、消化吸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出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其一便是“坚持中国道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对我国实施“西化”战略，欲阻遏或打断我国发展进程，不啻是白日做梦。西方政客显然对中国历史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马凯硕教授在其新书《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中说，中华文明是历史上最强大、最具韧性的文明之一；如果根据过去两千多年来的实际表现，用一个指数衡量不同人类文明的相对强弱和韧性，那么中华文明可能高居榜首。2021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某研讨会上，他又明确表示：“一个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历史只有250年的国家，不可能对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进行演变。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历史和传统，十分清楚什么有利于中国。反观美国体制，出现严重问题，陷入金权政治。大约一半美国人生活水平过去30年没太大改善。”“美国认识到现今中美实力的变化，要改变中国体制，无异痴人说梦。”^②我们想说的话，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说明白了。

②   参见《华盛顿为何放弃改变中国的战略》，《环球时报》2021年12月3日，第6版。

(五) 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里所说的“新”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与古代中国比，二是与当代西方比。

归根结底，中国古代文明是封建主义文明，其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人治。无论统治者如何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如何标榜“以民为本”，其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家天下，而不是真心爱护老百姓，与历史规律相违背，故而无法摆脱治乱兴衰之轮回，无法根本解决长治久安问题。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治理体系，不是为了颂古或复古，而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对于古代制度建设的有益经验，须持两点论，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当代西方文明是资本主义文明，相对于封建主义文明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其制度本质上同样是剥削制度，体现资产阶级意志，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无法克服两极分化等与生俱来的梦魇，所以注定最终会走向没落。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这在制度设计上有鲜明体现。例如，在政治制度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富裕被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是我国治理体系的优势所在。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多年，当今中国无疑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用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话说：“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时代是一个孕育无限希望、创造伟大奇迹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中美未来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归根结底是制度竞争，看谁的制度更好、更有效、更具有吸引力。2021年12月，美国拜登政府举办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以“民主灯塔”自诩，以意识形态划线，悍然将中国排斥在外，借民主之名煽动分裂对抗。中国政府随即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举办“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等，深刻诠释我国的民主制度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点，凸显了制度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致力于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我们制度建设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