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于1999年正式迈入老年社会，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正在成为我国较长时期内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受城镇化和人口乡城迁移的影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表现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的“城乡倒置”特征^[1]，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当前，“新农保”收入和老人自身参与劳动收入已经成为农村老人经济支持的重要来源^[2]；对于绝大多数农村老人而言，经济贫困已经不是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情感支持匮乏正在成为其普遍面临的问题。情感慰藉是一种以亲情为载体的符号互动，强调的是一种亲情的交流，是老人晚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讲，精神慰藉比经济支持更能体现孝的本质与内涵^[3]。与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相比，在提供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方面，子女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子女与老人之间的情感是代际关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是老人最看重的孝行，能起到促进老人身心健康、提升老人生活满意度、保障老人晚年生活和家庭养老等作用^[4-5]。然而，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传统孝道的不断衰落以及家庭权力的下移，作为最高层级的养老内容，子女对老人的情感支持却常常被忽视^[6]。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而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和要求，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乡风文明是保障。乡风文明的培育离不开稳定的物质基础，只有加强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才能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7]。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指出，要治理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的不良社会风气，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多样性特色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子女与老人之间良好的情感互动和互尊互爱，既是良好家风的重要体现，也是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那么乡村产业振兴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是否能够改善消极的代际情感、促进积极的代际情感、构建更为和谐的家庭关系呢？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的不良社会风气呢？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将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方案。

然而，已有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较多关注子女与老人代际情感的性别差异，对儿媳与公婆的代际情感关注较少，对特色农业发展在农村老人代际情感产生与发展中的作用关注更少。因此，本文同时纳入血缘和姻缘视角，分析女儿、儿子和儿媳三大典型子代与老年父母(或公婆)的代际情感差异，并重点探讨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影响及其在子代身份上的差异，以丰富已有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并为政策干预提供依据和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基础

当前，代际团结理论、代际冲突理论和代际矛盾理论是研究代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它们分别反映了三种紧密联系却又并不相同的观点。

首先，代际团结理论和代际冲突理论分别从积极、正向的角度和消极、负向的角度来看待代际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Bengtson等^[8]提出了代际团结理论，认为家庭亲子关系的核心是团结和凝聚力，代际团结是一个从多层次、多维度深刻反映代际关系的复杂概念，包含结构性团结、联系性团结、情感性团结、规范性团结、一致性团结、功能性团结六个亲子互动维度。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代际冲突理论开始得以发展，该理论认为在代际互动和交流中，冲突是不可难免的；冲突并非总是损坏代际关系，适当的冲突甚至可以改善代际关系质量^[9]。

其次，随着理论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对代际团结和代际冲突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家庭代际关系不应是非黑即白，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矛盾。Lüscher等^[10]率先提出了代际矛盾理论，认为代际矛盾是指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矛盾关系，它既包括温暖、支持等积极方面，也包括冲突、失望等消极方面。这表明代际矛盾理论打破了团结和冲突两个截然对立的模式，强调同时从积极和消极方面考察代际关系。同时，Lüscher等^[10]认为，代际矛盾包括社会层面的矛盾和心理层面的矛盾，其中心理层面的矛盾强调代际之间相对立的认知、情感或动机。基于此，以代际矛盾理论为指导的实证研究常常从代际情感入手，分别从积极和消极方面对代际关系质量进行分析，其中积极方面的常采用反映代际情感团结的指标来测量，而消极方面的常采用反映代际情感冲突的指标来测量^[11-12]。

综上，本文认为代际矛盾理论吸收了代际团结和代际冲突理论的精华，摒弃了其缺陷，更有利于反映代际关系的复杂性。本文将以代际矛盾理论为指导，以农村老人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和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出发，首先全面分析代际情感现状，然后从成年子代身份和特色农业发展两个视角揭示代际情感的影响因素。

(二) 研究假设

代际情感是代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代际关系主要指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等关系的不同代位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13]，涵盖了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三大重要维度。当前研究多基于血缘关系的考虑，关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代际关系及其性别差异，发现儿子仍然承担着赡养老年父母的主要责任，同时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不断增加，“女儿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儿子养老的不足^[14-15]。在经济支持方面，徐勤^[16]发现，儿子对父母的人均经济支持量显著多于女儿；Xie等^[17]发现，已婚的女儿比已婚的儿子更可能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在照料支持方面，黄何明雄等^[18]认为，儿子承担的照顾工作更为重要；周云^[19]进一步提出，儿子在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方面的作用有限，真正的日常照料往往被转嫁到儿媳身上。在情感支持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女儿向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更多^[20]，与父母之间属于亲密型代际关系的比例也更高^[21]。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儿在代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部分农村居民认同女儿的养老责任，并逐步接受了女儿养老^[22]。

事实上，受传统父系继嗣制度的影响，儿子和儿媳仍是家庭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23-24]，儿媳是农村家庭养老水平的重要决定力量。儿媳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权力结构的下移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家庭资源更多由年轻子代掌握，女性在家庭资源分配和决策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加，妻子的支持是丈夫履行赡养责任的有力保障；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下，妻子代替丈夫照顾老人已经成为农村家庭养老的普遍模式^[23]；最后，在以妇女和老人为主的留守家庭，留守老人面临事实上“无儿养老”的困境，为其提供养老支持的责任更多由留守妇女承担^[25]。然而，虽然有研究指出女性在协助丈夫赡养公婆中扮演重要角色^[26-27]，但是代际关系研究较少关注儿媳与公婆之间的代际情感和互动。综上，本文认为代际关系和代际情感研究有必要同时纳入血缘和姻缘的考虑，关注包括女儿、儿子和儿媳在内的不同子代与老年父母(或公婆)的代际关系及其差异。据此提出假设H1a和假设H1b：

假设H1a：不同身份的子代与老人之间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存在显著性差异。

假设H1b：不同身份的子代与老人之间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存在显著性差异。

子代对老人的经济支持与老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对于家庭代际情感均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有利于促进代际情感互动，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越高，老人就越能感受到子女的孝顺^[28]。另一方面，老人自身的经济能力和较高的收入也可以使其在经济方面更加独立，减少对子女的经济依赖，从而减少代际摩擦；同时，由于家庭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代际交换，老人较高的经济收入也有利于代际交换平衡，进而促进代际关系的和谐^[2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有利于改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及老年人的经济状况^[30]，进而促进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互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作为一个有机体，乡村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各类要素^[31]。其中乡村产业兴旺可以通过促使村庄产业多样化发展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及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就业、创业机会，这将丰富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改善家庭经济状况^[30], 为家庭代际互动和情感交流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产业兴旺有利于村庄文明乡风培育^[32]，而村庄文明乡风也将为代际互动提供良好的社区氛围和环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家风的建设和传承虽是家庭的私事，但也离不开社区环境的熏陶和约束。良好的社区氛围有助于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构建和谐友爱的家庭关系。因此，乡村产业兴旺可通过改善家庭经济环境和促进优良家风传承，起到促进子女与老人代际情感互动的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2a和假设H2b：

假设H2a：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有利于削弱子代与老人之间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

假设H2b：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有利于促进子代与老人之间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7年11月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实施的“农村老年人福祉调查”。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中部，以平原为主，包括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杨凌五市一区。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由于关中地区是陕西省的主要果业产区，特色农业发展态势良好，不少县区大规模种植苹果、猕猴桃、葡萄、石榴、西瓜等水果，并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依据特色农业发展水平，调查将关中农村地区分为无特色农业地区、特色农业初步发展地区和特色农业成熟发展地区。其次，在每一类地区随机抽取一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两个乡镇，每个镇随机抽取一个村庄。最后，在被抽取村庄里，凡是年龄在60岁及以上、调查期间在家里、有能力且愿意接受调查的村民均作为调查对象；由于55~59岁的人口即将进入老年阶段，为了便于比较不同年龄段农村老人代际关系的差异，部分55~59岁村民也接受了调查、纳入了分析。

调查的实施遵守以下原则：第一，以夫妻为单位选择调查对象，即夫妻两人仅随机选取一人进行调查。第二，前期调查发现，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规模存在差异，且调查对象在调查期间可能外出劳动，按照整群抽样方式，每个村庄可完成150~160份有效问卷。因此，对于人口规模较小的村庄，所有满足要求者均进行调查；对于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按照村民小组序号依次展开调查，一旦完成预计问卷量，剩余村民不再调查。调查共获得935份有效样本。

调查获取了老人的所有成年女儿、儿子和儿媳的基本信息，以及他们与老人的互动情况。本文采用Stata软件，以每位子女作为一条记录，将原始数据转换为长数据；选取55岁以上的样本纳入分析，并排除主要变量有缺失的样本，最终有885位农村老人及对应的3 667个成年女儿、儿子和儿媳纳入分析。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代际情感。本文以代际矛盾理论为指导，借鉴宋璐等^[21]的做法，从消极和积极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消极维度采用“代际情感冲突”来反映，积极维度采用“代际情感团结”来反映。代际情感冲突主要通过3个问题来测量：“您与子女是否有意见冲突或不合”“您觉得子女向您提出过多要求吗”和“您觉得子女对您的行为挑剔吗”，其选项均为“从来没”“偶尔”“有时”和“经常”，分别赋值为1至4。3题的得分相加即为“代际情感冲突”得分，取值范围为3~12分，得分越高，表明子女与老人之间的情感冲突程度越高。

代际情感团结主要通过3个问题来测量：“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您和这个子女感情上亲近吗”“总的来讲，您觉得您和这个子女相处得好吗”和“当您跟这个子女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她愿意听吗”，其选项从1至3依次表示“不亲近(不好/不愿意)”“有点亲近(还可以/有时愿意)”和“很亲近(很好/愿意)”。3题得分相加即为“代际情感团结”得分，取值范围为3~9分，得分越高，表明子女与老人之间的情感团结程度越高。

2. 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成年子代身份”和“特色农业发展”。成年子代身份包括女儿、儿子和儿媳三种，以女儿为参照项。特色农业发展状况分为3类：无特色农业、特色农业初步发展和特色农业成熟发展，以无特色农业为参照项。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老人层变量和子女层变量。老人层变量包含性别、年龄、是否丧偶、自评健康状况、主要经济来源。年龄划分成55~59岁、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以55~59岁作为参照项；是否丧偶设置为虚拟变量，丧偶设置为1；自评健康状况采用五级测量，得分越高表明健康状况越好；经济来源包括自己或配偶劳动收入、儿女提供和新农保养老金，以新农保养老金为参照项。子女层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或生活地点、是否与老人同住。受教育程度分为不识字或少识字、小学、初中、高中、技校/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7；工作或生活地点包括本村、本乡、本县、本市、本省和外省，依次赋值为1~6。表 1和表 2描述了自变量、老人层和子女层变量的分布情况。

(三) 分析方法

首先比较不同视角下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差异，然后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自变量对代际情感影响的净效应。由于本文是以每个成年子代(含儿媳)-老年父母配对为分析对象，为了避免同一家庭的子代因为家庭共同的特征(如父母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而产生相关性，所以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控制父母特征变量的影响，以消除因子代来自同一家庭而产生的整群效应。具体地，本文采用的是分层线性模型中的随机截距模型。在分层线性模型中，第一层为子代特征变量，第二层为父母特征变量。具体模型的建构如下：

第一层：

$ {Y_{ij}} = {\beta _{0j}} + {\beta _{1j}}{X_{ij}} + {r_{ij}} $

(1)

第二层：

$ {\beta _{0j}} = {\gamma _{00}} + {\gamma _{01}}{W_j} + {\mu _{0j}} $

(2)

$ {\beta _{1j}} = {\gamma _{10}} $

(3)

在式(1)至(3)中，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W为父母特征变量；下标i= 1, 2, …, n_j，代表第一层的单位；下标j= 1, 2, …, J，代表第二层的单位；r_ij是式(1)的残差项或随机误差项。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分层线性模型中的随机截距模型，所以式(2)中的β_0j为随机变量，表示当X取值为0时，第j个第二层单位在基准水平时Y的平均估计值，包括固定部分(γ₀₀+γ₀₁W_j)和随机部分μ_0j。其中γ₀₀为β_0j的平均截距，其取值在第二层的单位之间是恒定不变的；β_0j的取值受到第二层变量W_j的影响，系数为γ₀₁。μ_0j是β_0j的随机部分，即随机变量或潜变量，表示第j个第二层单位的Y的平均估计值β_0j与总均值γ₀₀+γ₀₁W_j的离差，即为第二层的残差项，反映了第j个第二层单位对因变量的随机效应。β_1j为常数，表示每个第二层单位间因变量Y的变异与解释变量X的变化无关，即Y与X的关系在每个第二层单位间都是相同的。

四、分析结果 (一) 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群体差异

1. 子代身份视角下的群体差异

表 3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比较了不同类型成年子代与其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情感。结果显示，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得分均值为3.99，介于没有冲突和偶尔有冲突之间，表明农村家庭消极意义上的代际情感冲突较少。具体而言，女儿与老人的情感冲突得分均值最低(3.67)，儿子和儿媳的得分较为接近，且儿媳的得分最高(4.17)，表明女儿与老人的情感冲突最少，儿子其次，儿媳与老人的情感冲突更为频繁。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得分均值为7.70，处于一般与很好之间，表明农村家庭积极意义上的代际情感状况较好。具体而言，女儿和儿子的情感团结得分比较接近，女儿的得分最高，表明相比儿子，女儿与老人的情感团结程度最高；儿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得分明显要低于女儿和儿子，表明她们与老人的情感团结程度最低。可见，无论是从积极意义上看，还是从消极意义上看，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状况较好，且存在子女身份上的明显差异，即女儿与老人的情感最密切，与老人的冲突也最少，儿媳与老人的情感团结程度最低、代际冲突程度最高。上述发现与农村社会流传的“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和“婆媳关系难处”等说法相一致。假设H1a和假设H1b初步得到验证。

2. 特色农业发展视角下的群体差异

表 4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较了不同特色农业发展水平下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首先，在无特色农业的村庄里，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得分均值最高，达到4.29，表明他们之间情感冲突的程度最高；在特色农业初步发展或成熟发展的村庄里，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得分明显降低，初步表明特色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减少子女与老人之间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其次，老人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得分表现出随着村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上升而增加的特征。在无特色农业的村庄里，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得分最低；而在特色农业成熟发展的村庄里，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得分最高。这一结果初步表明特色农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子女与老人之间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假设H2a和假设H2b初步得到验证。

(二) 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影响因素

在分层线性模型中，首先需要进行零模型检验，以判断是否有必要构建分层模型^①。本文分别以代际情感冲突和代际情感团结为因变量构建零模型。先以代际情感冲突为因变量进行零模型检验，计算出组间方差和组内方差分别为1.564和0.620，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716，表明代际情感冲突在不同老人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类似地，以代际情感团结为因变量进行零模型检验，计算出组内相关系数为0.629。两个零模型检验中，组内相关系数均远远高于0.06，表明有必要进行多层次分析^[33]。

① 由于零模型中没有纳入任何自变量，因此未在表 5和表 6中列出。

表 5和表 6依次分析了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和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的影响因素。模型(1)将符合要求的全部样本纳入分析，在控制相关变量基础上，揭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状况和子代身份对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影响；模型(2)至模型(4)依次将女儿-老人、儿子-老人和儿媳-老人的配对样本纳入分析，揭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状况对不同子代与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影响。

1. 代际情感冲突的影响因素

表 5分析了代际情感冲突的影响因素。模型(1)的结果显示，相较于无特色农业的村庄，拥有乡村特色农业对代际情感冲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成熟发展的特色农业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高，表明特色农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弱化或缓解子女与老人之间的代际情感冲突，从而有利于家庭关系和睦。这可能与特色农业发展可以为农村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关：乡村特色农业的发展对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均起到“增收”作用，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也随着特色农业的发展而提高^[30]；这为农村老人实现“老有所养”提供了物质保障，并减少了家庭冲突，更有利于家庭和谐。假设H2a在全部样本中得以验证。

由模型(1)的结果可见，与女儿相比，儿子和儿媳对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儿媳的影响程度更高。这表明女儿与老年父母的情感冲突更少，而儿子、儿媳与老年父母的情感冲突更多。一方面，这体现了性别在农村家庭代际情感中的作用，与女儿相比，儿子与老年父母通常更容易产生情感冲突，矛盾也更普遍；另一方面，这体现了血缘在农村家庭代际情感中的作用，由于缺乏血缘关系，儿媳与公婆之间的冲突通常明显多于女儿与儿子。该结果表明，作为兼具女儿和儿媳“双重”角色的已婚女性，她们更愿意以“女儿”的身份在赡养老年父母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突出体现在对父母的情感慰藉方面与公婆有明显的差异：作为女儿，已婚女性在情感支持方面的作用比儿子更有优势；作为儿媳，她们为公婆提供情感支持的动力较为不足。这与李俏等^[15]和张小红^[27]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此外，这与当前农村地区婚后居住模式仍然遵循“从夫居”的传统不无关系。相对于女儿，老人对儿子及儿媳的养老期望更高，与儿子或儿媳之间空间距离往往较近，接触更为频繁，摩擦可能更多，这些可能促生代际情感冲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子女身份类型而非物理居住距离是影响消极代际情感冲突的更重要因素。假设H1a在全体样本中得以验证。

由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分析结果可见，对于女儿来说，只有乡村特色农业成熟发展才有利于显著减少其与老人之间的代际情感冲突；而对于儿子和儿媳来说，与无特色农业的村庄相比，乡村特色农业初步发展和成熟发展均可显著减少其与老人之间的代际情感冲突，并且以特色农业成熟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这初步验证了大力发展乡村特色农业有利于协调成年子代与老人的关系，减少他们之间的冲突，促进家庭和谐，最终改善老人福利。假设H2a在不同类型的子女样本中均得以验证。

此外，表 5中还分析了农村老人和成年子代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对代际情感冲突的影响。老人自身特征方面，性别和是否丧偶对代际情感冲突无显著影响；年龄组对代际情感冲突有显著影响，且主要体现在儿子和儿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上，相较于55~59岁老人，80岁及以上老人与子女的代际情感冲突更少；健康状况仅对儿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有较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与儿媳的情感冲突或矛盾越少，这表明老人与具有血缘关系的儿女的代际冲突并未因老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而发生明显变化，而缺乏血缘关系的儿媳与老人的代际冲突明显受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经济来源仅对儿子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有较显著影响，即以儿女为主要经济来源可以明显减少儿子与老人的情感冲突，可能的解释是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有利于缓和其与老人之间的矛盾，相较于女儿和儿媳，儿子在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方面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这符合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与期待。

子女特征方面，女儿或儿媳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反而增强了她们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这可能反映了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与老年父母更容易因观念差异大而有所冲突；儿媳的工作地点距离老人越远，越有利于减少其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这可能是因为空间距离降低了代际互动频率，进而减少了代际情感冲突。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或情感支持，如谢桂华^[20]发现与老人同住或居住距离更近的子女提供更多情感支持。本文从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入手，发现子女与老人之间较远的居住距离反而有利于减少代际情感冲突。那么，如果将谢桂华的观点与本文的发现相结合，是否意味着子女与老人较远的空间距离使得代际情感趋于疏离，表现为代际间积极的情感团结和消极的情感冲突呈现出“双减”的趋势。

2. 代际情感团结的影响因素

在表 5的基础上，表 6进一步分析了代际情感团结的影响因素。模型(1)的结果显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对农村老人代际情感团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表现在：相较于无特色农业，成熟发展的特色农业对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从积极代际情感团结角度再次体现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增加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30]，进而有利于家庭关系和睦，也有利于村庄氛围优化和乡风文明建设。假设H2b在全部子女样本中得以验证。

由模型(1)的结果可见，与女儿相比，儿子和儿媳对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儿媳的负向影响程度最高。究其原因，相较于女儿，儿子与儿媳与老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少，关系更为疏远；从性别视角看，与儿子相比，尽管女儿在居住安排上常常距离父母较远，但在情感交流频率和程度上往往更胜一筹，这与女性在情感上更细腻、更敏锐不无关系；从关系视角看，由于缺乏血缘纽带，儿媳与公婆之间的情感交流要明显差于女儿与儿子。这再次从积极的视角验证了女儿在对父母的情感慰藉和情感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5, 27]}，而儿子和儿媳在情感支持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假设H1b得以验证。

模型(2)至模型(4)依次分析了女儿、儿子和儿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的影响因素，发现与无特色农业相比，特色农业初步发展对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无显著影响，特色农业成熟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验证了发展乡村特色农业有利于协调子代与老人的关系，增进代际感情，促进家庭和谐。假设H2b在各类子女样本中均得以验证。

就老人自身特征对代际情感团结的影响来看，性别对代际情感团结有显著影响，与男性老人相比，女性老人与子女的情感团结程度更高，尤其体现在与儿子的情感团结上；年龄对代际情感团结有显著影响，与55~59岁老人相比，70~79岁老人与子女的情感团结程度更低，随着年龄增长，老人与女儿的代际情感团结程度弱化更为明显；丧偶对老人与儿子之间的代际感情团结有显著负向影响；健康状况对代际情感团结有显著正向影响。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老人自身特征仅对儿子和女儿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基本一致，而对儿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均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儿媳与老人基于姻缘的代际情感团结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同于儿女与老人基于血缘的代际情感团结。此外，就主要经济来源看，与依靠新农保养老金的老人相比，主要由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程度更高，该显著影响仅体现在儿子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上。这既反映了儿子仍然是老人经济支持的更主要提供者，“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儿子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增进其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进而提高老人福利。

从子女特征对代际情感团结的影响来看，子女受教育程度对代际情感团结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主要体现在儿子和儿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上，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更懂得、更可能给老人以情感支持；子女工作或生活地点对代际情感团结无显著影响；与老人同住可以显著提高代际情感团结，这是因为与老人同住增进了代际情感交流、交换和互动，从而增进了代际情感团结；与老人同住显著影响代际情感团结的结论不适用于女儿，呼应了女儿出嫁后“从夫居”的传统习俗。这表明，谢桂华^[20]关于“与老人同住或距离更近的子女提供更多情感支持”的观点更适用于儿子和儿媳，而“从夫居”婚姻模式下，女儿与父母之间空间距离的扩大并未显著影响他们之间的情感团结。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依托乡村振兴背景，使用关中地区农村老人调查数据，从子女身份视角和特色农业发展视角，分析农村老人在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和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两个维度上的群体分化，揭示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影响及其在子女身份上的差异，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人家庭代际情感的总体状况较好，子代身份视角下呈现出显著的群体差异，女儿与老人、儿子与老人之间基于血缘关系的代际情感状况明显好于儿媳与公婆之间基于姻缘关系的代际情感状况。总体而言，无论是从消极的代际情感冲突来看，还是从积极的代际情感团结来看，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状况都比较好。基于血缘、姻缘和性别的考量，以子代身份为视角的比较分析发现：儿子和女儿与老人的代际情感明显好于儿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缘关系对代际情感的作用要强于姻缘关系；女儿与老人的代际情感明显好于儿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代际情感关系上具有明显优势；然而，同样作为女性子女，女儿与老人的情感冲突最少、情感团结程度最高，儿媳与公婆的情感冲突最多、情感团结程度最低，这反映了女性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程度因亲子关系建立的基础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女儿与老人因血缘纽带而更为亲密，在与老人的情感互动和慰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为正面、有效，儿媳与老人由于姻缘纽带而联系起来，其代际情感由于缺乏童年时期的照料和感情的培养而弱于女儿；此外，相较于女儿和儿媳，儿子与老人的情感冲突和情感团结均处于中间水平，且表现出在情感冲突方面更接近儿媳、在情感团结方面更接近于女儿的特征，这进一步说明姻缘和血缘关系在老人代际情感形成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第二，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特色农业的发展水平不同，农村老人的家庭代际情感状况也明显不同。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的考量，从村庄层面切入的比较分析发现，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在特色农业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群体差异。在无特色农业的村庄里，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得分最高，代际情感团结得分最低；随着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得分明显下降，代际情感团结得分明显上升。该发现初步表明，特色农业发展既有利于减缓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又有利于促进子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团结。究其原因，首先，特色农业的发展可能增加子女及老人的收入，提高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进而降低经济支持有限所引发的情感冲突；其次，特色农业的发展可能减少未外出子女与老人共处的时间，进而降低代际共处过多所引发的情感冲突；最后，特色农业的发展可能吸引外出务工子女返乡就业，进而增进代际共处和情感团结。

第三，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对农村老人家庭代际情感状况有显著影响，具有减缓代际情感冲突、促进代际情感团结的双重作用，且存在子代身份或作用程度上的明显差异。特色农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减缓代际情感冲突的作用。相较于没有特色农业的村庄，即使在特色农业初步发展的村庄，子代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也可以得到显著缓解或削弱，且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儿子-父母、儿媳-公婆之间的代际情感冲突上。特色农业的成熟发展能有效促进代际情感团结，但是特色农业的初步发展却未能明显改善代际情感团结，且该结论对于女儿-父母、儿子-父母、儿媳-公婆的代际情感团结均适用。特色农业发展仅对儿子和儿媳与老人的代际情感冲突起到显著的削弱作用，可能与不同类型子女对老人的供养责任差异、与老人的经济往来密切程度差异有关。受父系继嗣制、“养儿防老”观念和“从夫居”婚姻模式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家庭的养老安排中，儿子和儿媳被视为养老的主要保障，是父母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老年父母依赖儿子及儿媳来养老^[34]。与此同时，为了老年生活更有保障，中老年父母与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经济往来会更加频繁，且体现出更明显的“交换”特征，如有研究发现，若公婆给予儿媳的经济帮助越多，作为回报，儿媳对公婆的物质供给也越多^[24]。基于此，乡村特色农业的发展使老人、儿子、儿媳的经济状况均得以改善，这在客观上减少了儿子和儿媳与老人之间由于经济原因而发生纠纷的可能，进而起到减少代际情感冲突的作用。

(二)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主要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各级政府应该完善和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积极应对农村地区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大契机。首先，中央政府应该继续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以统揽全局、指引方向、前瞻未来、指导实践。其次，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坚决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智库作用，综合研判地方域情，科学制定振兴策略，尽快明晰振兴路径，扎实推进振兴工作。最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还应该建立健全沟通机制，及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情况与问题进行有效沟通，协商问题解决之道。

第二，基层政府应该倡导和发展乡村特色农业。大力发展乡村特色农业是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首先，应该认真研读、正确解读乡村振兴战略和策略，以便指导乡村特色农业发展实践。其次，应该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推广渠道和方式，大力倡导、有效引导村庄和农户发展特色农业。最后，应该尽快达成政校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农林院校优势，合理利用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乡村特色农业，切实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能力。

第三，村庄和农户应该积极参与特色农业发展。大力发展乡村特色农业有利于减缓农村家庭的代际情感冲突、增进农村家庭的代际情感团结。首先，村庄务必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努力寻求各方主体支持，充分利用各类资源条件，发展本村特色农业。其次，农户应该尽力配合村组干部开展相关工作，积极参与本村特色农业发展，改善农村养老条件。最后，成年子女应该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综合利用各种资源，促进特色农业发展，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促进代际情感团结。

第四，多元主体应携手共筑农村养老文化基石。养老文化是家庭养老的基石。以政府为引领，以村庄为阵地，以家庭为单元，以居民为主体，养成尊老敬老的优良家风，构建美好和谐的家庭氛围，传承孝道文化，建设乡风文明，振兴乡村文化，构筑农村养老基石，以期为强化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和提高农村老人福祉水平提供支持。

(三) 创新与不足

本文以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水平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代理变量，以消极意义上的代际情感冲突和积极意义上的代际情感团结作为农村家庭代际情感的测量工具，初步探讨了乡村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村家庭代际情感的影响，是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与农村家庭养老研究的有机结合，是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拓展到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有益尝试。本文还将女儿、儿子和儿媳三类典型的成年子代作为老年父母代际情感的关系主体纳入比较分析，使农村家庭养老研究将对象从基于血缘关系的儿子和女儿进一步拓展到基于姻缘关系的儿媳，并突出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差异，使农村家庭养老研究的视角和内容更为丰富。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启示与建议对于相关理论研究和干预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是将使用更具代表性的数据来验证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水平与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关系，以突破本文在地区调查样本代表性方面的局限性；二是将进一步揭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影响农村老人代际情感的内在机制，以增强研究发现与结论在改善农村养老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三是将分析女婿与岳父母之间的情感冲突和情感团结及其影响因素，以丰富成年子女身份视角下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