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生态系统蕴含着学术活动的运行逻辑，是国家科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大力提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善治与否对科研主体开展创新研究、科研组织运行同行评议、研究机构提供科技支撑服务具有重要意义。1966年，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将生态学引入高等教育领域，随后基于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的学术生态概念得以确立，学术生态逐渐被众多学者采纳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借鉴杨移贻^[1]的研究，本文所界定的学术生态系统是由学术活动、人和环境构成的系统，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学术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学者们奉行系统内一致的行为规范、价值文化、共同信念，在不同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中介组织、学术期刊等承接具体职能的机构与组织开展学术创作、学术交流、同行评议等活动。相似的科学研究、完善的组织形式以及共同的价值追求，作为紧密的纽带将学者个体凝聚在学术生态系统中，个体既有相互理解与认同的共性，也有基于不同领域、不同职责开展学术活动的个性。当前，学术生态系统出现内卷化的困境，量变的快速增长无法跨越至质变的内涵式发展，科研人员、科技设备、创新资源的饱和投入并未带来同等比例的产出。在此背景下，个体追求自由和利益的天然倾向，可能会使学者在开展研究时罔顾集体的价值标准而更加关注个体的成功，由此产生学术生态中个体与集体的张力，催生一系列学术生态系统危机现象。

综观学术生态系统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学者针对学术生态系统的合理性和应然性进行阐述^[2]，探讨学术生态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及学术生态应当具备的特征。第二，一些学者针对学术生态的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例如，李耘涛等^[3]将学术生态环境划分为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宏观环境；刘贵华^[4]则将其分为学校、学院(系所、讲座)、学科专业、课程组和课题组四个环境因子；熊静等^[5]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论述了学术生态的影响因素。第三，许多学者论述了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学术、人、环境)的定位和关系，探讨的主题涵盖了高校^[6]、学术期刊^[7]、研究生^[8]、学科^[9]等各个方面。第四，部分学者探讨了学术生态的现状^[10]、问题^[11]、改进^[12]和培育^[13]措施，指出学术生态系统的发展局限及进一步完善的路径。另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研究的一个方面，如以学术生态为研究视角探讨学术创新和人才激励机制^[14]，或是以学术生态为基点讨论学术生态与学术可持续发展^[15]、学术生态与学术民主和学术问责制的关系^[16]。

针对学术生态系统开展的研究常见于罗列式、描述性的论述，或是借助案例研究和基于特定样本开展定量分析。事实上，这一命题在今天并未过时，学术生态的治理与平衡问题依然具有与时俱进的深刻含义和研究的必要性。以人为主体开展的学术活动囊括了显性的公共学术产品和隐性的学术声誉，当前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有所异化，衍生了以“搭便车”和“捷径取胜”为代表的学术生态危机，亟须联动学术生态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寻求其善治路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基于个体和集体关系的视角探讨学术生态系统中人、学术和环境的运行逻辑，同时提出消解学术生态危机的治理路径。此外，行文涵盖了状态描述和过程描述的横向-纵向视角，将“是何”和“为何”结合起来，形成默顿意义层面的分析的范式^[17]21。

二、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个体与集体 (一) 一致性与矛盾性

关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18]深刻阐明了个体与集体的内在关系：“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涂尔干^[19]亦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认为人既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也处于一定的集体中，且集体是先于个体存在的实体，集体具备的秩序、道德、团结将个体凝聚在集体中，以此实现集体的团结共赢与有序和谐。他还提出了集体意识的学说，认为集体意识来源于个体意识，却又不等同于个体意识的简单相加，而是“来自一种把个人的意识结合起来而加以改造从而产生新的存在形式的特殊加工”。因此，个体与集体、个性与共性并不是简单相加的关系，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具有潜在的矛盾性。

从个体来看，学者的内心存在着两种意识：一种是学者的个性，另一种是学术生态系统中集体的共性意识，学者的行为和观念同时带有两种不同身份的印记。从集体来看，学者抱持着学术信念与价值追求成为集体中的一员，个体处于并依附在学术场域中进行真理探寻和科学研究，学术生态系统构成了集体意识凝聚和表现的体系。学者群体在思辨和交流中使集体意识更加繁荣，学术生态系统使得个体和科学、个体和真理、个体和集体紧密地结合起来^[20]。学术生态系统兼具共性的一致与个性的灵活，个体依照集体奉行的行为方式开展学术活动，集体则将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共同意识和价值准则加以凝练，由此形成个体与集体的双向互动。

如果个体和集体可以基于内在一致性有序发展，那么学术生态系统就会呈现出团结有序的发展态势。可事实上，个体与集体潜在的矛盾性给学术生态系统带来了潜在的治理危机。近年来，学术生态治理危机频现，前有梁莹教授主动撤稿多篇论文致其学术生涯遭受重创^①，近有小学生研究直肠癌项目获全国奖冲上热搜引起全国关注^②；内有《肿瘤生物学》因虚假同行评议进行集体撤稿致使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名誉扫地^①，外有小保方晴子捏造与篡改实验数据致其导师自杀身亡^②。学术生态产生危机的不正之风在国内外学术界时常袭来，基于趋利性质的学术生态治理危机在国内外均已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这一趋势具备了超越时间和空间及国际性的特点^[21]。

① 涉论文抄袭、一稿多投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EB/OL].(2018-10-24)[2022-01-1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170610891780626&wfr=spider&for=pc.

② 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全国大奖？官方最新回应[EB/OL].(2020-07-14)[2022-01-11].http://m.news.cctv.com/2020/07/14/ARTIQRXGpdNK3l7FRjWYLzsF200714.shtml.

①《肿瘤生物学》撤回107篇造假论文创单次撤稿量之最[EB/OL].(2017-04-23)[2022-01-11].http://www.mnw.cn/news/shehui/1679771.html.

② 小保方晴子传：2014年度学术丑闻[EB/OL].(2014-12-22)[2022-01-11].https://www.guokr.com/article/439705/.

(二) 内卷化

内卷化这一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辨析了内卷化和演化的定义，据此提出了进化理论和锁定理论^[22]。有学者将内卷化的应用场景总结为经济内卷化、政治内卷化和文化内卷化，并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中^[23-24]。内卷化形势下，学术生态的内部系统变得更加精细化和复杂化，过密的竞争没有带来组织变革或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反而使系统陷入难以获得实质性增长的桎梏之中。换言之，内卷化产生了“更繁忙的学术、更短和更不全面的论文”。有学者对知识产业指数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疑问，认为其中虚幻增长的比例仍是未知数^[25]。

内卷化的内涵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二者呈现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效益递减的非线性关系。学术生态系统发展至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各个领域呈现全面开花、齐头并进的趋势。伴随着这一结果的是我国科研投入总量与教育经费支出的与日俱增；然而，学术生态系统没有呈现出与投入相对应的产出，没有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其次是过程与目标的关系，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功能锁定、路径依赖及系统目标外置于行为主体的现象。学术生态系统呈现出复制、繁殖、无内涵发展、边际效益递减的功能锁定现象，改革举措因循于旧有轨道而无法实现治理创新的路径突破，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主体秉持着各自而非同一的目标开展学术活动。

囿于投入与产出、过程与目标的内卷化失衡，论文代写、数据篡改、重复率攀高、窃取创新想法、跨国学术不端等学术生态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内卷化在经费领域的态势亦十分严峻，科研项目和经费的相对减少与研究人员申请者大幅度增加的矛盾凸显。一方面，经费的减少促使研究者申请并获取资助呈现出“资助或饥荒”(funding or famining)的特点；另一方面，学术生态系统中与日俱增的申请者争取稀缺的名额。这为研究者和科学家寻求科研项目和经费营造了一个超级竞争的环境，内卷化形势增加了通过违反科研诚信获取研究项目和经费的可能性。

三、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危机

探究学者个体在内卷化形势下如何从自身理性出发，导致学术生态系统由有序发展的应然状态走向危机状态，必须先厘清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在学术生态系统中，学者个体生产的公共学术产品基于共同体中的集体承认，有助于学者完成学术积累并打造口碑效应。公共学术产品具备的需求-供给属性使它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公共产品的吸引力及越轨交易的可能性。从显性层面看，公共学术产品基于其他学者的承认，有助于构筑科研工作者职业道路上的阶梯并实现经济积累，在此情况下，对产出及成果的渴望可能会引发学术“搭便车”的现象。从隐性层面看，学术活动的开展有助于科研工作者形成独属一份的声誉并享受其溢出效应带来的社会资本，这一激励效应可能会引发声誉领域的“捷径取胜”行为，引致学术生态系统危机。

(一) 运行逻辑：供需适配与口碑效应 1. 供需适配：从个体发现到集体承认

一般而言，公共产品可以分为零和型公共产品和非零和型公共产品。零和型公共产品会随着群体成员人数的增加而使每个人享用公共产品的好处变少，比如公路、公园、图书馆等常见的设施；非零和型公共产品并不会因为人数的增多而降低个体从产品中得到的好处，譬如耳濡目染的民主、法制、平等。在学术生态系统中流通的学术成果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公共学术产品。在公共服务领域，一般由政府负责提供具有非竞争性质和非排他性质的公共产品，而学术生态系统中的公共学术产品则由学者提供，这一产品除了具备公共产品的一般属性，还具有学术产品的特殊性。公共学术产品的供给由学者作出的独创性发现提供，同时由其他学者的承认和尊重构成需求，以此构成学术产品在学术场域的流通。

学者作为公共学术产品的提供者，其主要贡献在于作出独创性和前瞻性的发现，抢占学术创新舞台的优先权，由此完成学术产品的生产环节。当学者个体完成了学术生产活动并将他的学术产品推向学术界，公共学术产品的排他性便不复存在，这个过程即默顿所说的“科学家的贡献成了科学的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他也没有权利以他人是否承认这是他的贡献为前提来控制别人对它的使用”^[17]396-397。学术生态系统为了表彰学者作出的独特贡献，通过以名字命名或者提供奖励的方式，对学者作出的独创性进行强调和鼓励，这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十分常见。例如，社会学界将孔德尊称为“社会学之父”；国外的诺贝尔奖、国内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项旨在鼓励学者在各个领域作出创新性发现。制度性的顶层设计着力强调独创性以及作出重大发现的优先权，同时在组织结构中设置各种荣誉、人才称号对具有创新发现的学者予以重大奖励，从而激励更多学者投身于公共学术产品的生产之中。

学者作出了独创性发现，并不意味着他提供的公共学术产品就有了相应的受众。学者创造的学术产出要成为公共学术产品，还必须得到除了作出创新发现的学者之外的其他学者群体的承认，即学术共同体承认。正如默顿所言“承认是这一领域的通货，在科学界它对科学家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17]574。学者个体是学术产品的生产者，公共学术产品只有得到了学者群体的引用、致谢、说明、批判等形式的消费，才完成了在学术场域的流通过程。面对学术生态系统中的创新性供给，其他学者作出的承认和尊重构成了公共学术产品的需求环节。当学者群体通过专业学会、期刊等渠道对学者发表的专著、论文、报告、专利等产出进行引文借鉴或专利采用，抑或是通过会议、论坛等平台开展讨论、交流甚至批判等形式的学术活动，创新性发现的学术产品才得以在共同体内进行流通，形成供需双方在学术生态系统中循环交换的进程，这为公共学术产品供需主体的双向互动带来动力。

2. 口碑效应：学术声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学术场域除了显性的供需链条，还存在着隐性的非正式交流网络。以学术生态系统中的学者群体和学术组织为媒介，对于具备创新优先权的学者，其提供的学术产品在公共平台上主动分享或被动提及，其个体也在学术生态系统的传播链条中多次出现，由此其知名度逐渐涓滴成河、积少成多。每当学者的独创性发现被承认和交流，学术贡献在共同体内经过日积月累的沉淀和打磨，其名声和知名度也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传播和扩散。经过学者群体的口口相传，学者个体在学术生态系统中独属一份的声誉得以形成。声誉的形成有别于上述通过期刊、会议、论坛等正式渠道作出的尊重和认可，这是更为隐秘，也更为考验学者“长跑”能力的一项指标，对学者个体及学术生态系统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声誉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建立的，而是长期动态重复博弈的结果^[26]。学术声誉及其溢出效应带来的正向影响需要经过长期积累，意味着学者要长期沉淀在某一领域中深耕，力求作出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的发现，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奖项和荣誉称号。Hackett^[27]指出，声誉存在于各个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集体性意见之中，是一种被整合到可信度循环周期中的重要科学资本。学者基于长远角度的考量，通常会将声誉作为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资本和无形资产进行维护，以此达到声誉、名望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交换，实现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渗透^[28]。

学术生态系统中遍布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借助声誉，共同体内各个组织可以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并将声誉作为保证学术活动诚实开展的重要保障；学术期刊或行业协会就不必担心学者们会基于个体理性考量作出对自身不利的行为，因为学者也得赌上自己在共同体内的学术声誉作为交换^[29]。同时，声誉具备隐性激励作用，可以给学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便利和好处。声誉作为学者群体中具有社会属性的存在，在奉行差序格局的生态系统中，有助于学者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由此获得相应的等级结构。学术声誉的积之难而毁之易，使学者不得不适时规避自己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以形成良好的声誉，从而获得长远预期收益的最大化，避免共同体内合作双方“囚徒困境”的出现。

(二) 危机衍生：“搭便车”与“捷径取胜” 1. 学术产品：“搭便车”

对公共学术产品创新优先权的强调和开展学术活动为学者带来的经济创收驱动学者开展学术活动。科研工作者作为学术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一般肩负着社会服务、授课教学等多方面的任务，可以获得职称评聘与晋升资格并实现经济收入，这构成了学者产出成果的激励机制，但也推动了以发表压力助推论文高产的学术环境。现行环境下，对科学成果的衡量和职业途径的晋升通常取决于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级别，这使得研究者普遍面临着学术产出的压力，导致他们可能以牺牲学术规范为代价发表论文^[30]。

近年来，学术生态系统的内卷化情境越发凸显。科研环境及内在要求迫使学者产出较多成果，但是共同体内现行的结构和路径却让他们难以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很多学术机构将发表文章的数量作为评价成就和贡献的标准，作出学术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满足毕业或评职称要求等仪式化的活动，数量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的学术成果遍布学术生态系统中。影响因子的推出致使学者的科研产出越来越多地与论文发表的情况挂钩，也促使研究人员保持其快速发表的态势以维持他们的职业生涯。在成果发表过程中，学者面临着快节奏高强度的科研论文考核压力；而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因子减少文章刊发数量，出版周期有的甚至长达一两年。在这样的紧张环境下，个体的路越走越窄，甚至面临着无路可走的境地，让个体极易基于利己主义和自我理性，开展以“搭便车”为代表的学术不端行为。

个体作为公共学术产品的生产者，一旦忽视规则、标准和价值而只求产能有所突破，学术“搭便车”的现象由此产生。一般而言，公共产品是在公众上缴税款的基础上由政府统一提供的，而公共学术产品由学者提供后，其他学者个体或群体可以通过作出引用、注释或致谢的方式加以使用。但在压力骤增的现实情境下，由个体理性驱动的学者可能产生坐享其成的心理，直接采纳学术成果。由于不为公共学术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承担相应的成本便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个体更倾向于成为公共学术产品的消费者而非供给者。于是，科研成果无须引用直接采纳，是谓引用不规范或引用不端；在会议、交流、讨论中看到其他学者作出的独创性成果，免责无偿使用，是谓剽窃不端；面对耳目一新的新兴观点、具有潜在可能性的重大发现，评审给予不予发表的意见，随后自己开展类似的研究，是谓不道德或不公正的评审。基于个体理性引致的“搭便车”现象与集体利益产生了矛盾，部分学者寄希望于可供借鉴的成果却吝于提供优质的公共学术产品，最终导致学术生态系统“劣币驱逐良币”的集体困境。

2. 学术声誉：“捷径取胜”

当学术活动的赛道不断延长，学术声誉便显示出它的强吸引力，通过“捷径取胜”的另类手段获取荣誉与奖励可能成为快速通道，即默顿在越轨理论中所说的“当迅速升迁的渠道被堵死或变得很狭窄时，不道德的智慧战胜了道德所规定的‘失败’”^[31]。囿于学术声誉的长期获得特征，具备自我理性思维的学者转而投向正规路径之外的可能性，由此忽视了应该遵循的法律规范和价值准则。在内卷化环境中，以个体理性驱动的“捷径取胜”是对集体行动在长期赛道上比拼的极大蔑视。

一般而言，应该只有少数个体试图采用使他们失去声誉的行为来获得荣誉，可是当诱惑力足够大的时候，学术创造活动的合规性就不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否合法，而在于学术生态系统中的个体遵守法律和规则的意愿。与东窗事发时可能受到的惩罚相比，成功带来的掌声、荣誉和奖赏，让学者很容易陷入诱惑之中，从而抱持着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开展不端活动。个体的利己属性使损坏学术生态系统者更关注通过声誉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但这损害了学术生态系统中学者群体或学术组织的权益，导致学术生态系统遭受一定程度的反噬和影响。学者基于利己主义考量作出的使对方利益受损的不端行为，会招致“以牙还牙”的零和型博弈结果，使双方失去了长期合作的可能，“囚徒困境”由此产生。在此过程中，学者个体的声誉会受到相应程度的损害，集体中的学者群体听闻实情后，可能会采取减少合作、规避交流、观望后续发展的举措，使学者个体自身的学术活动遭受一定影响。

学者个体处于学术生态系统中，所具有的情感虽然是个体内心的外在表现，但它同时也是集体共同意识的凝练和深化，它在人们的意识里代表的不仅是自身，而且是学术生态系统共同的准则和信仰。在学术生态危机衍生的路径中，个体与集体一旦打开了忽视规则与标准的“潘多拉魔盒”，学术生态系统的整体发展就会面临着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步入难以预测的发展境地，个体无法通过集体取得庇护和归属感，集体也不再成为个体共同意识与价值交流的场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产生巨大的背离。成功采取此类行为并获得溢出效应的学者，其行为消解了学术生态系统中制度规范对群体约束的合法性，这为学术生态系统营造了一种更易发生越轨行为的环境，其他学者容易受其行为的刺激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造成学术规范的瓦解与无效，从而导致学术生态系统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学术生态系统的自我治理机制可能走向终结。

四、学术生态系统的治理

探讨学术生态系统实现善治，路径基点在于兼顾个体认同道德规范和审慎权衡法律法规的双重属性。个人身处纷繁复杂的集体和社会中，既是遵循集体意识和价值导向的“社会人”，亦是懂得争取自身权益和好处的“经济人”。法律和道德是能够将个体与集体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它能够将一群单独的个体变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32]356。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本质上表达了自我同一性的要求，都是为了维护学术生态系统的秩序与和平，提供具体指引并限制不当行为，减少学术生态危机现象的发生。事实上，道德理想构成了社会的灵魂，而制度和法律则是社会的身体^[33]。在学术生态系统内，集体意识和学术道德内化为共同体的精神力量，赋予个体规范开展学术研究的动力；而在学术生态系统外，学术道德则外化于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颁布的各类法律和规范，以此构成了学术生态系统运行的外在标准。探讨破解学术生态危机中个体与集体张力的路径，一方面，可以基于道德规范和集体意识激发个体内心对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可以把法律法规的成本和收益作为博弈焦点，运用法律严惩的短期成本和非合作博弈的长期成本威慑越轨行为，共筑学术生态系统的善治之路。

(一) 柔性约束：凝练道德规范与集体意识

学术生态系统良好的道德规范和集体意识必须依靠义务上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需要通过学术生态系统所构成的道德实体才能实现。针对学术生态系统中频发的危机，由道德和集体意识出发构成的惩罚手段可以对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学术生态系统的演变进程伴随着道德发展的不同形式，这个过程存在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术越轨等现象，运用集体意识和学术道德的规制，竭力去除和矫正这些纰漏之处，正是维护学术生态环境有序运转的内在力量。因此，应该看到共同意识具有的巨大威慑力，即通过维护充满活力的共同意识维持凝聚力^[32]70。这样。一旦共同体遭遇了学术生态危机或其他形式的反抗，群体内的成员会明确各自的道德立场，并通过集体表现凝练成强大的学术生态共识。

1. 凝练道德规范

破解学术生态系统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成为学术生态系统实现善治的出路。这不仅是一个需要从社会科学角度予以考量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道德诉求与集体意识的问题。学术生态系统中的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由个体良知构成的道德主观形式，即在学术共同体内学者个体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准则；二是个体与共同体中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即学术共同体客观场域内的群体道德^[34]。道德规范旨在提供学者个体或群体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规范，并用相应的边界框住可能的非道德行为。学术生态危机的行为越过了学术规范限定的边界，个体道德或群体道德意志的薄弱会使学术生态系统面临困境，体现为康德所说的“非社会性性质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对抗性”^[35]。因此，基于集体意识凝练群体应当遵守的学术道德，使学者在学术生产链条中具有自主培育学术道德的意愿和行动，从精神层面助推学术生态系统实现善治。

2. 构筑集体意识

在学术场域中，所有学者均享有提供公共学术产品“集体性激励”的权利，但这显然无法赋予学者足够的动力开展创新研究活动。因此，Fireman等^[36]基于“不平等原理”提出的“选择性激励”方式成为解决“搭便车”和“捷径取胜”现象可能的出路。“外在选择性激励”方式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做法，提倡通过荣誉、权力或其他方式为多作贡献的学者提供激励，这一思路与前面所述的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相符，多年来各个地区和高校推行的取消教授终身聘任制也呼应了这一倡议。此外，还可以通过提升团结感、忠诚感、归属感的方式提供“内在选择性激励”，并将这些集体感受凝练为学者的学术道德，在学术生态系统的集体行动中引入临界点机制，使恪守学术道德的人越来越多，不遵守学术规范行为的人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2008年，第七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在武汉召开，论坛通过了《关于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2018年，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面向国防科技战线发布了《科研诚信倡议书》^①，此类倡议书和宣言的发布亦构成了临界点机制，未加入诚信倡议的学者个体、学术组织和高等院校，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构筑诚信共识的压力。

①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科研诚信倡议书[EB/OL]. (2018-09-28)[2022-01-11]. 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18-09/28/content_216845.htm.

在学术生态系统中，纯粹的道德规范和集体意识是基于应然需要而设定的心理契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得有些浮泛，由于无法明确规定这些行为的方式和程度，因此它们就有了不同形式的变化余地^[19]。学者在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时具备一定的自由空间，提倡性的道德准则不具备刚性制约，因此，应当将法律法规纳入规避学术生态危机的“菜单”。法律法规是道德规范具象化和刚性化的表征，在学术生态系统中引入具有严格意义的法律法规，可以实现柔性约束与刚性制约的有机结合。

(二) 刚性制约：基于严惩措施和非合作博弈提高成本

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制约作用，应该奉行成本大于收益原则。遵守学术规范所获得的收益在前述内容中已有提及，此处主要集中于学术越轨行为应当付出的成本。在学术生态的博弈中，当一方欲以机会主义的行为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如果此时他违背规范准则的机会主义成本非常高，那么就可能不会采取这样的举动。提高成本应当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法律严惩措施和手段，提高短期投机的违法成本从而提高法律的威慑作用；二是设置适当且全面的法律规章，通过博弈次数的增加使双方趋向于采取合作的态度，以此减少学术生态危机的机会主义行为。

1. 采取严惩措施，提高短期违法成本

在学术场域中，针对短期参与者(如毕业后不在学术生态系统中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可以通过严惩的方式提高试错成本使其望而却步。试错成本小可能使抱有侥幸心理之人最终采取损害学术生态系统的行为。为破除这一困境，可以将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成本设置得足够高，让酿成学术生态危机的行为者对违约成本不堪其重，只要行差踏错，学者长期以来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很可能就毁于一旦，法律规范才能发挥应有的威慑作用。而从另一个角度试想，如果学者的越轨行为只是使其蒙受轻微损失，那这样的成本发挥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对于短期的投机主义行为者，应当将严惩措施放置于其关注的利益焦点上，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其有所忌惮。

近年来，我国发布的政策文件体现出提高成本和实施严惩措施的趋势。2019年9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0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②，首次依据犯罪性质规定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惩处举措，并联合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科研诚信案件进行统合治理。有别于以往对科研不端事件提倡性质的法条，这一规则带有明显的刑法痕迹与刚性意味，提高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学术不端由伦理问题转变为违法问题^③这一观点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印波教授，2020年12月5日开展的“第四届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研讨会”中，印波教授在分享时提及了这一观点。。2020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④，宣布取消科研不端行为严重者的基金申请资格。这类实在层面的严惩措施有助于提高科研不端行为的成本，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法律法规的刚性威慑作用。

② 关于印发《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的通知[EB/OL].(2019-09-25)[2022-01-11].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19/201910/t20191009_149114.html.

③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主办第四届“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研讨会[EB/OL].(2020-12-29)[2022-01-11]. https://graduate.nankai.edu.cn/2020/1229/c120a331450/page.htm.

④ 关于印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EB/OL]. (2020-12-29)[2022-01-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607/t20160718_272156.html.

2. 完善长期合作博弈链条，提高机会主义行为成本

除了通过严惩手段提高违法成本，还可以通过提高非合作博弈的成本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根据Axelrod基于长期博弈的实验来看，当博弈的次数足够多，也即在博弈链条足够长的情况下，开展学术活动的双方会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37]。博弈的双方在学术创作与交流活动中，常常基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事准则，如果一方采取不利于另一方的行为举止，则另一方也会采取不合作的举措；当一方遵照学术准则将学术成果交付给另一方，则另一方也会采取合作的态度，由此长远的合作可以进行下去。

对于学术领域的长期参与者而言，学者个体可能不会把关注重心放在短期的利益方面，而是更加关注可能带来的长期收益，“经济成本论”逐步向“社会契约论”靠拢，由此，法律法规的设计也应朝着学术活动的全链条建设迈进，健全学术诚信与规范的全链条建设。首先，要设置涵盖从前端、中端到后端的法律链条，当链条设置得足够全面，长期参与者经过日积月累积淀的违约机会成本也更加高昂，在学术生态系统中开展相互博弈的双方更可能采取合作的行为；其次，法律链条上在每一个环节都设置相应的举措，使机会主义行为者忌惮于钻取法律的空缺。因此，布局法律全链条建设可以敦促长期博弈者尽量采取合作而非机会主义行为。

在长期博弈中，学者会基于“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开启谨慎合作的模式，爱惜自己的羽毛，遵循对方制定的规范和准则，以免使自身的名誉、社会地位受损。例如，在学术场域中，针对学者一稿多投的举动，有的期刊颁布投稿者的行为规范，将实施一稿多投的学者进行公布并宣布从此不再接收和采用该学者的作品，这样的行为会让投机主义者担心失去该期刊的投稿资格(成本)从而规避自身的不端行为。近年来，教育部、科技部也颁布了各类法律法规对不同主体进行规制，譬如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①，对高校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方法进行规定；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②，对论文作者、审稿专家、编辑者三大主体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界定。目前来看，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具有相应的主体区分意识，且更侧重于后端的监督与惩治措施，学术生态系统的全链条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①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EB/OL]. (2016-06-16)[2022-01-11]. http://hbba.sacinfo.org.cn/stdDetail/106d3905ac9d1ea10368f707ccdc33a02680eb41d12c919462e74f79e0d288a1.

② 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EB/OL]. (2019-05-29)[2022-01-11]. http://hbba.sacinfo.org.cn/stdDetail/106d3905ac9d1ea10368f707ccdc33a02680eb41d12c919462e74f79e0d288a1.

五、余论

学术生态系统作为学者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的生态组织，既有学术范式和研究准则的共性，也包容着不同学者有所差异的个性。在学术生态系统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呈现出巨大的张力，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存在着潜在的矛盾性。学术生态系统呈现出一定的内卷化特征，投入与产出、过程与目标呈现失衡状态。内卷化形势下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囚徒困境”引致学术生态系统的治理危机，这与韦伯^[38]提倡的“以学术为业”的学者精神、默顿^[17]363-376提出的精神规范以及库恩^[39]指称的共同信念和共同价值相去甚远。个体与集体的背离阻碍了学术生态系统向良性治理方向发展。

以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为视角，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基于显性的公共学术产品和隐性的学术声誉探讨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显性层面来看，个体的创新性发现和群体的借鉴引用构成了学术场域的供需链条；隐性层面来看，个体在集体中获得的认可逐步形成了声誉和口碑效应。第二，内卷化形势加速了学术生态危机的形成，催生了学术公共产品的“搭便车”和学术声誉的“捷径取胜”现象，损害了学术生态系统的公信力。第三，本文提出从集体意识的学术道德和制约性质的法律规范两方面构筑学术生态系统的善治之路。一方面，基于集体归属感提升学者道德意识的“内在选择性激励”，着力发挥共同意识和道德规范在共同体内的作用；另一方面，提高法律严惩的短期成本和非合作博弈的长期成本，制约可能发生的学术生态危机。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视角的创新：第一，从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出发论述二者的内在一致性和潜在矛盾性。前者对应学术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后者讲述了学术生态危机的形成逻辑，相对集体的利益，个体更注重自身的好处，使学术生态系统从有序发展的正常状态走向危机状态。第二，基于柔性集体意识和刚性法律制约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前者着重提出了临界点机制，探讨学术规范行为的门槛效应；后者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视角论述法律规制的可行性，为学术生态治理提供新的见解。上述两个方面为理解学术生态系统的实然和应然状态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联动人、学术和环境为学术生态的善治之路贡献独特智慧。

在学术生态系统中，个体既是“理性人”也是“社会人”，倾向于追求自身的自由和利益；同时，集体也需要借助秩序和共同意识将个体有机地团结和凝聚起来。需要说明的是，自由和规范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正是规范让个体养成了限制和约束自身行为的能力，知道了不端行为是不能触碰的，道德红线是不容跨越的，使共同体中的个体免受不道德和非道德势力的影响，而这正是自由的全部实在。个体在集体中如何自处，如何与自身的欲望做斗争，处理好个体与集体的内在关系，使科研规范停留在合法边界而不引致学术生态危机是每位学者应当进行自我思考的议题。马克思曾言“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40]，只有实现经济效用最优和道德效用最优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个体与集体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内在一致性，学术生态系统方可找到善治的可能性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