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起始于资本主义社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的现代化等各个领域。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工业化首先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据此，有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受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如恩格斯在论述民主制度建设，以实现政治现代化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1]239。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道路多样化的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经历改革开放40余年的飞速发展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中国式现代化成功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那么，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究竟有哪些新特征？为何具有这些新特征？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不仅可以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自信，而且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现代化的最终指向和目标，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的灵魂。一个国家寻求什么样的现代化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现代化的理念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实现途径、方式。我国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追求目标、“大同社会”文化传统等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人们改善物质生活、摆脱自然界的束缚、提升人的自由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然而，令马克思、恩格斯失望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与解放，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异化现象。占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生产的商品越多、创造的社会财富越丰富，受到的压迫与剥削就越严重。对于这一严重不平等现象，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得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总根源的结论，并毕生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公正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工人阶级，从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自由而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虽然资本主义也标榜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但私有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极分化，因为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1]84。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必然实行按资分配、遵循资本逻辑、强调资本优先，从而使得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只能处于任资本家宰割的从属地位。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社会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绝大部分必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实现的现代化只是实现了资本家的富裕，而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安排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达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思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制度框架时，主张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个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3]111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大同社会”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礼记·礼运篇》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古人对“大同社会”理想追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展开了设想。就国家层面而言，追求公共的价值理念，选举贤人治理国家；就社会层面而言，整个社会相亲相爱，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安顿，遭遇不幸的人都为社会所关爱；就个人层面而言，个人各得其所，男人有职位、女人有归宿，人人愿意为了他人付出。最终达到没有图谋之心、没有盗窃作乱、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状态。

“大同社会”目标的实现在经济上表现为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我国历代古圣先贤、仁人志士致力于追求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理想，孔子描述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279康有为撰写了著名的《大同书》，提倡产业归公，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相处、富裕美好的太平世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国家，并力图通过“三民主义”予以践行，“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6]。受制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他们虽然没有最终实现其理想目标，但追求共同富裕的志向尽显无遗。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共同富裕必是我国现代化价值追求题中的应有之义。

全面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发展布局解决的是现代化均衡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在内容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之间的现代化关系；在地域上涉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现代化关系；在民族关系上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现代化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涉及国内与国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统筹国内与国外、经济与社会、各民族和各地域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需要全面现代化。马克思认为社会如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32社会有机体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等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整体，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各要素并非互不相关或机械相连，而是处于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互动关系之中。“任何机体的有差别的东西，都处于由机体的本性所产生的必然的联系之中。”^[8]同时，社会有机体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在动态中实现有机统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102社会有机体理论要求必须在动态中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进步、上层建筑完善、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全面考虑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最终实现需要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仅仅指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现代化；并且，人的现代化是国家和社会进行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现实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73。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发展和全面现代化。然而，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现代化是一个逐步实现、不断推进的过程。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的需要，只有在生存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从事其他活动，创造历史。“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79正因为此，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的现代化，通过现代工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国家现代化面临的首要任务。当人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后，又会产生政治、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79所以，为了满足人的全面现代化的需要，必须逐步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进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全面性要求和片面化现状的矛盾冲突中前进的”^[9]。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内容上，逐步实现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发展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始终践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在继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初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目标。随着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我国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竞争、提倡多劳多得，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尽善尽美，现代化也不例外。这一时期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养老难、看病贵、上学贵等。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和谐社会发展目标，“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与此同时，为了缓解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环境、资源压力日益严重，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从而形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我国在现代化主体、地域上践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其一，在民族发展上强调各民族共同进步的现代化。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国家，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我国在致力于实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时，强调一个民族都不可少的现代化。其二，在地域发展上强调先进带动后进、共同进步的现代化。在区域发展上，我国存在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呈现沿海、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为此，我国在现代化总体布局上，一方面，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战略，以促进区域之间全面协调发展。其三，在城乡发展上致力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我国在加速实现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强调不断实现农村现代化，先后实施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现代化的追求目标需要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加以引导，否则，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就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式的空中楼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为这个国家实现价值追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指引该国朝着既定的价值目标不断前进。当然，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民人格特性以及现实的现代化环境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中华文明的持续绵延与其“内圣外王”的国民性特征存在密切联系。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其悠久的发展历程中久经磨难，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瓜分，虽历经大难而不亡，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与中华民族“内圣外王”的国民性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分不开。《庄子·天下篇》从反面论述了“内圣外王”的重要性，“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0]。庄子认为，今天下大乱、道德分歧、自我欣赏，把古人完美的道德弄得支离破碎，原因就在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丢失、不彰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加强自我修养、修身养德，追求圣贤品德，践行君子人格，即“内圣”，才能达到经世济民、治国理政、作出政绩，做一个有事功的人，即“外王”。虽然“内圣外王”在道家经典文献中首先出现，但儒家也非常重视道德品质、理想人格的塑造。孔子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5]253。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追求和塑造的“内圣外王”理想人格，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文化基因，也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成为支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发展思路。

“内圣外王”的国民性特征决定我国现代化建设必定遵循合作共赢的原则。“内圣外王”的国民性特征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时，主张内在修养、道德品质的重要性，注重从自身的感受出发考虑与他人的关系，这种人格特性也就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怀。这种国民性使我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没有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往往不是致力于改变对方，而是充分尊重他国，遵循“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的理念，以“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处理对外关系，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对外交往上不是通过武力迫使对方臣服，而是通过魅力、情感赢得对方尊重。正是在这种“内圣外王”理念支配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生动形容为“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并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以实现共同发展”^[11]525-526。

现代化与全球化存在相辅相成、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带来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1]273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实现，随着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西方现代化与世界市场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航运，源源不断地把工业制成品输送至落后国家；同时，把工业制造所需要的燃料原料、初级产品等，从落后国家运回本国，把落后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形成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实现。“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7]166英国正是依靠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实力，在世界建立了殖民体系，成为“日不落帝国”，随之完成了其工业化过程。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也是通过建立全球殖民体系完成本国工业化任务。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现代化带来了全球化，不仅使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也使得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在全球蔓延。正因如此，现代化在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也使全人类持续进步面临巨大挑战。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国内矛盾转嫁到世界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的加剧又不断演化为全球人文、道德、价值观冲突问题；又如，资本主义将国内资源、环境问题演变为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1]228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规则、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日益引起发全球冲突与矛盾。面对全球性的自然资源破坏、人文价值重塑、规则秩序重建等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单独解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2]

发展途径是现代化的具体实现方式、方法，是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的具体化。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仅凭本国无法完全满足的人、财、物的问题，都需要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力、资金、技术、资源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现代化初期，热衷于通过侵略、掠夺、殖民、剥削等不平等的方式来解决本国的人、财、物问题；而中国则是通过平等交换，走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究其原因，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密切相关。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和合”是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康的基础。“和合”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13]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家得以富足安康。反之，如果无视“和合”理念，不重视个人修养、家庭和睦，就会导致社会不安、国家不稳、百姓相害的混乱局面，一切美好的东西将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和合”能够聚合力量、协调各方、团结一致，从而达到谁也伤害不了本邦的效果，家国社会天下借以和合，达至本固邦宁。由此可见，我国古人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论述“和合”的重要意义，通过加强自身的修养，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达到定国安邦的积极效果。

我国传统“和合”理念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国与国交往方面，孔子强调: “礼之用，和为贵。”^[5]12“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4]“协和万邦”作为“和合”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我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15]的理念。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也面临人才、资源、能源的巨大压力，但始终坚持和其他国家与地区和平共处、平等交往，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谨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古训。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追求和平发展、反对动辄诉诸武力的政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一步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这种暴力革命无疑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而，暴力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力的无奈选择。“共产主义社会十分明白，战争只会使它损失人员和资本，而它取得的至多只能是几个怨声载道、因而也只会破坏社会秩序的省份，它又怎么会进行侵略战争!”^[16]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阶级对立的手段，从而达到彻底消除战争产生的阶级根源的目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17]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于中华民族深陷危难之际，肩负着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伟大历史任务，也始终铭记马克思主义政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神圣职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11]41

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实现人类和平发展贡献新理念。理念是行为的先导，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突出体现在为实现世界和平发展而提出的具体理念上。其一，国际关系和平共处的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严重影响了世界和平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为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不仅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交往，也促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的正常建立。其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念。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这一时代主题的提出，使世人更加珍惜和热爱和平，也使人们意识到为了持久和平必须加快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格局加速转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际局势作出敏锐判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摒弃丛林法则，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平等化，建立“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系，奉行共商共建共享交往原则等。这一系列新理念，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为准则。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不仅在于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自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现代化之路以来，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其现代化模式，强调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然而，事实证明，凭借这条道路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少之又少，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仍然是个世界性难题。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可以为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现代化起始于西方，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可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遵循以下逻辑关系：首先，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思想根基，培育了较为成熟的社会阶层。然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破除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最后，通过工业革命实现生产的机械化、市场化、社会化，并且发动殖民战争开拓世界市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文化发展内在要求的推动下完成的，属于内生的现代化。相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内生的现代化，而是外在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化潮流推动下的应激性反应。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逻辑表现为：首先，后发国家是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独立出来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独立的国家政权，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立；然后，利用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社会变革；最后，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所以，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思想文化没有完成转型的基础上，对先发国家现代化的被动反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消除传统落后文化对现代化的障碍，又要在全社会普及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思想、新文化；既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的环境，又要开展社会变革以提供适应现代化建设。这种思想文化、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们思想的统一、社会的有序造成短期、局部的冲击。为了使这种冲击不至于过于影响现代化的正常、顺利开展，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由于现代国家都是通过政党领导政权，相应地，建立强而有力的政权必须建立强而有力的政党。这就决定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先进行思想解放、社会变革，再开展工业化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受一个国家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环境等因素影响，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模式。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社会，或者是刚从殖民地国家解放出来的社会，或者是刚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独立出来社会。社会的成熟度不同，所面临的现代化任务也不一样。先发国家可以考虑先实现经济现代化，而后开展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正因为此，西方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并且，西方国家所标榜的大众民主建设也滞后于经济现代化。“西方200多年民主历史，实际上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只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前面都是少数人的民主，精英民主。”^[18]而后发国家面临的现代化社会环境与发达国家不一样，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进攻的压力，因此必须首先保障国家、社会的稳定，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二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压力，因此必须全面规划现代化建设，以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满足民众需求。此外，现代化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现代化的具体内容、目标、要求在不同的时期也不一样。人们通过相互对比，对于民生、民主、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关切更紧迫，相应的要求也更高。所以，落后国家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经济后政治的道路，必须开展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提供了新的现代化理念。现代化理念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指引，贯穿现代化建设始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尤其体现在新的现代化理念上。其一，在现代化建设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念。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现代化，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初期全盘照搬苏联的现代化而发现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认为，现代化建设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提出“第二次结合”的观点。其二，在现代化发展途径上，坚持对外开放的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理念，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面向全球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三，在现代化发展方式上，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3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其四，在现代化对外关系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新时代后，综合现代化过程中人类面临的共同矛盾、困难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同时，为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中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其五，在现代化价值追求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为了使现代化与全球化接轨，顺利推进现代化，需要遵循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9]。

其次，提供了新的现代化方法论。现代化方法是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严峻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传统思想转型的巨大阻力以及西方现代化模式带来的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来化解现代过程中这些巨大困难，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其一，在现代化对内与对外关系上，坚持内外相结合的方法。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为此，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实行对外开放的统一，坚持民族复兴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统一。其二，在现代化建设内容上，坚持全面协调的方法，如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兼顾，“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相统一。其三，在现代化建设方式上，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如坚持“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统一，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其四，在现代化建设策略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如共同富裕与先富带动后富相结合，政党全面领导与全民共同努力相统一，总体规划与阶段性目标相联系，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加以总结，体现了这条现代化道路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与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含新的特征：共同富裕的新价值追求、全面协调的新发展布局、合作共赢的新发展思路、和平发展的新发展途径、现代化新选择的新发展方案。五方面的新特征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富裕的新价值追求是灵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居于统领地位，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内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对外实行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全面协调的新发展布局是前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规范功能，促使我国坚持合作共赢的新发展思路、和平发展的新发展途径。合作共赢的新发展思路是引领，对内引导我国全面协调的新发展布局的开辟，对外指引我国走和平发展的新发展途径。和平发展的新发展途径是具体方式，在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保障作用，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开展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现代化新选择的新发展方案是结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