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风靡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工智能是当今社会最前沿的科技之一。通常而言，技术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其既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又部分依赖于支持它的社会系统。时至今日，人工智能的加速推进和广泛普及对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1]。其作为一种基础性、开放性和融合性技术，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革新，改变了已有社会系统的运行模式，成为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

人工智能是以基于大数据的复杂算法为核心，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科学技术^[2]。如今，人工智能正潜移默化地全方位重塑着当代社会。不可否认，智能技术的应用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性，但我们在欣喜其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法律问题、伦理问题、就业问题、安全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社会学似乎对此表现出一定的“意识迟缓”。侯丽^[3]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在技术领域突飞猛进，但暴露出来的社会学盲点也值得警惕。”事实上，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正是基于这些术语与假定，社会学才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4]。因此，应构建一门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社会学^[5]。也就是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地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以及人类群体的学科，应充分发挥想象力与穿透力，把握智能时代的整体性、规律性与社会性，将人工智能及其推动的智能社会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用新的概念系统与理论体系理性面对智能社会，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原则对新的社会形态进行观察、认识、分析和理解，展望智能社会社会学发展的蓝图，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创智能时代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继而完成社会学本身的转型和升级。这不仅是社会学在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的回应中获得自身合法性地位的应然之举，而且是回答智能社会生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维系社会秩序稳定和满足人民美好智慧生活的应有之义。

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及演化表明，科学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是社会学发展的外在驱动力，社会学与时俱进的批判精神是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社会学即是在这种双轮驱动中不断发展、完善和延伸，并在这一过程中接续出现了社会学研究的“网络转向”“空间转向”“流动转向”。着眼当下，社会的智能化和智能的社会化已相互渗透，整个社会已进入智能化转向，其显著特征是社会组织形态从传统工业化和网络化向数据化和智能化转型。总体而言，智能社会学的创生既是社会本身发展的应然，也是社会学完善自身的必然。

人工智能衍生的智能革命是一场比工业革命发展速度更快、颠覆性更强的社会性革命。卡斯特^[6]曾警示我们：“须认真看待技术，以之作为探究的起点；我们必须把革命性的技术变迁过程摆在该变迁过程发生于形塑的社会脉络之中。”贝尔^[7]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并确切地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兴起是后工业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在社会结构中最大的变化。由此言之，技术的革新过程隐喻着社会的革新，接续思之，技术的社会化过程实质上也是技术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继而塑造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过程。因此，人工智能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人工智能改变现有社会组织形态，继而塑造智能社会组织形态的过程。智能社会是继原始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网络社会之后的全新社会组织形态。

涂尔干^[8]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水平作为衡量不同社会形态的关键要素，并依据社会分工水平的高低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社会形态。前者以社会成员共有的宗教取向作为群体联系和社会整合的纽带，昭示着社会分工水平较低能使社会成员在情感、意愿和信仰上保持高度的同质性。与此相对，后者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象征，其以社会高度分化、社会成员充分分工为基础，影射着社会成员在情感、意愿和信仰上具有高度的分离性。韦伯^[9]将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归结为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认为社会的理性化是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也只有建立在社会理性基础之上的社会行动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其根据社会个体开展社会活动依据的不同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传统理性和情感理性四种类型，其中，工具理性作为最高的理性化形式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发展。吉登斯^[10]则把时间和空间分离和再结合视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他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造成社会体系的脱域。马克思高屋建瓴地从物质性生产层面界定了社会结构转型的根本性力量。他形象地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11]

人类已经历过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型^[12]，一是17世纪工业生产推动下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二是20世纪后期信息化引起的从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的结构转型。由此，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农业到工业，到服务业，再到信息业的产业结构大变动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变化。如今智能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使社会正在进行第三次社会转型，即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劳动从机器劳动、体力劳动转变成(人工)劳动的智能分工与脑力分工。首先，从生产力结构角度看。智能时代的生产力结构变成了“人+(知识+工具)”，生产力的实践者出现了从“人”到“工具”的转移。或者说，社会生产力结构由工业时代的“劳动者+机械化工具”演变为智能时代的“智能体+智能化工具”，这使社会从根本上出现了智能化转向。其次，从生产关系看，智能化生产力也使生产关系呈现出新的社会特性。马克思^[13]曾指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表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人工智能+”模式下，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智能资源与智能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智能知识与智能科技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源，借此，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变得高度智能化。最后，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看，智能革命带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在客观上引起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的交叉变化。例如，智能时代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重变化导致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同时，生产工具与劳动工具的智能化使劳动者知识化、劳动对象数字化，借此，智能分析工具可以通过数据来分析个体与群体的社会行为模式。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社会转型的方式、过程、结果都具有显著的社会学特性，这就倒逼社会学适时调整已有的理论框架，以新的方式重新解构经典社会学的概念与议题以适应社会的革命性变化，进行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等多方位的适时创新。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其始终关注特定社会本身及社会主体的生活状态，并形成了系统的学科知识谱系与理论体系。总体而言，社会学显著的社会特性是批判与自我批判，重要的学科品格是与时俱进、不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重要的使命担当是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由此审视，智能社会学的创生与社会学关注社会现象的传统特性相契合。

社会学不仅是对西方工业革命进程中生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延续，是经济、政治、文化长期积累与发展的产物，其旨趣是确立工业社会所维系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构建适合工业时代生产、生活的社会学理论。基于此，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并以此形成了众多理论体系与知识谱系，如宏观领域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结构化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中观领域的中程功能主义理论、社会实践理论，微观领域的人际交换论、非理性实证论以及社会行动理解论，这些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实践日益深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使社会学不得不进行“自我革命”，积极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而这种批判与自我批判又推动着社会学对现实社会的合理解释以及学科概念和知识谱系的不断演化，持续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社会学对社会的审视与研究同时代的现代化特征紧紧“相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揭示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14]社会学对社会的审视与理解以时代为背景，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关键要素象征着时代的特征，而社会学总是能够抓住时代的关键要素从而揭示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比如，19世纪信息技术作为社会日常元素受到社会学关注，社会学深刻剖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影响，开拓了网络社会学这一新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代，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以空间的形式得以呈现和发展，致使社会学基于传统时间观念的分析范式受到强烈冲击，为此，社会学积极转变自身，将空间作为重要的学术概念和分析对象，来透视空间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正义，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空间的社会性、正义性和秩序性，空间社会学应运而生。此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突飞猛进，社会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活性、弹性、韧性和黏性日渐增强，人类已进入一个大流动时代。社会学积极回应社会流动引发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建立了社会学研究的“新流动范式”，推动了流动社会学的建立。如今，智能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微观基础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总体而言，面对智能时代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社会学“精神”传统决定其理论关注兴趣不会缺场智能时代的研究。也就是说，社会学自我革命的需要也必然促使其以高度的社会敏感和敏锐的社会担当意识，运用社会学独特的视角与方法论原则对新的社会变化进行分析。

社会学的“智能转向”并非是对经典社会学研究框架与知识谱系的抛弃，而是对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性发展。社会学“智能转向”是以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智能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一门对智能时代深入研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智能社会学。基于此，必须立足传统社会学的知识谱系，对智能社会学的概念、研究对象、解释框架及研究方法、学科内涵等予以必要的讨论和解答。

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经验总结与批判分析研究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从学术内涵的角度审视，清晰明确的概念与研究对象是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前提。智能社会学的概念是讨论智能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础，如果没有概念的界定，智能社会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虽然目前有不少学者基于对智能时代的理解，提出过不同的概念，如技术社会学^[15]、定量社会学^[16]以及大数据社会学^[17]；但仔细审视不难发现，这些概念往往只关注了智能社会呈现的某一维度或某一方面，未能很好地体现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智能时代的社会学研究以及智能社会学的概念界定必须紧紧抓住表征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键特征。现有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人工智能的社会化是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趋向智能的主要原因，实质来说，技术能否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主要取决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如果技术不能被人类应用到日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仅难以推动社会变革，且其本身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智能社会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人工智能的充分社会化，而智能这一术语则是贯穿并支撑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鉴于此，相较于从某一维度和某一方面来审视智能时代的社会学研究，智能社会学这一学术概念更能从整体层面把握智能时代社会学对智能社会的研究。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更为细致地探讨。其一，社会本身的智能转向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社会学也是随着人工智能与社会的深度耦合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智能社会学能体现智能时代社会学研究是立足于社会“智能转向”与社会学“智能转向”的渐进过程之中的。其二，智能时代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具有极强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社会空间的深度融合，社会中的情、景等要素能以时空与行为数据的方式呈现在虚拟空间中，使物有了“智能意识”，其引起的社会景观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依靠单纯的社会学无法有效解释及应对，这就需要学科之间打破学科壁垒，进行深入地跨界交融。因此，智能社会学更能体现其本身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和融合性。总体而言，智能社会学是在对智能社会变化进行深入观察、开展系统研究基础之上，秉承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去分析智能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把握智能时代的整体性与社会性，以此来认识与理解智能时代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社会现象，从而进一步揭示智能时代发展、特征及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智能社会学的概念界定为探讨智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指明了方向。智能时代的一切事物都是嵌入智能要素的新事物，而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实质上，人工智能的社会化过程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相互渗透与适应的过程。因此，人工智能本身就成为智能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第一，人工智能技术首先是作为社会客体而存在的，其本身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就使人工智能本身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实社会的需求赋予了人工智能显著的社会特质，使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进而推动社会变革，改变社会形态，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智能时代的关键要素具有普遍的社会性。第二，社会智能化作为一种外在于我们的社会事实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广泛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资源以及逐渐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体系，社会智能化已经成为现实。第三，智能时代作为有别于传统社会形态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是一种时空与数字同构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智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宏观层面看是智能社会的形成、特征、结构、特点；从中观层面看是智能社会的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制度及社会秩序等社会基本问题；而从微观层面看则是分析人工智能的广泛普及与运用所形成的具体问题及其社会属性。

“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一种新的方法诞生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注意这一方法本身，那是打破旧文明基础的真正新事物。”^[18]换言之，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开展研究的工具。缺乏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社会学就无法深入探究智能时代的实质、结构与趋势，更谈不上为社会发展服务了。智能时代社会现象的多样性与智能性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继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与数字性。首先，相同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会因为时代的表现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特性。其次，不同的时代背景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通常而言，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往往衍生不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实质上，自社会学诞生以来，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学家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但是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往往对应不同的社会秩序。与前现代社会不同的是，智能时代的社会秩序需要以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手段进行维护，诸如此类的新现象需要社会学创新自身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学发展史来看，社会学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和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前者认为，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不仅是人类自身认识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有效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摆脱神学虚幻表象和传统哲学抽象玄思的正确思维方式。为此，社会学研究应通过观察、实验和类比的方式把握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与之相对，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是一种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是建立在研究者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持久观察并形成某种理解性认知基础上，进而以这种理解性认知解释社会的运行，强调社会现象并非能够以一种规律性的方式予以呈现，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人的特殊性，重在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意义和联系，并且要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可以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一直是社会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如今，社会智能化正在解构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实践环境。因为社会学家观察行为、提出问题开展试验有了新的环境——网络智能空间，这使两种方法(资料的收集方法与分析方法)在社会智能化实践中遇到了困境。智能时代的社会基础是智能化与数字化，而且智能技术的广泛普及使更多社会资源与社会要素网络化和智能化。未来更多的智能基础设施的应用将会深层次地改变社会的物质景观，塑造新的社会智能化景观(如无人驾驶、无人快递等)。因此，传统的资料收集方法与分析方法已经不能有效采集信息与收集资料，而大数据以及计算科学的应用在收集资料、分析数据以及建构社会模型方面具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智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在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深度融合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可计算社会学研究方法。因此，智能社会学的方法论由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部分构成: 一是智能社会学的方法论，即社会学的哲学取向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二是智能社会学具体的研究方法，即社会调查、资料分析、互联网实验与大数据计算等研究方法。

就人文社科而言，学科之间的融合是不可阻挡的事实，因此智能时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应注意多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相互渗透。哲学作为一门具有极强思辨性、指导性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为智能时代社会学进行研究提供了思路。人工智能技术衍生的机器“拟人化”已经对人本身的存在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哲学能够从本质上给予回答。与此同时，与人工智能研究密切相关的心理学、伦理学及逻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纳入智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之中进行融合提炼。与传统社会学具体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智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方法——互联网实验与大数据计算方法，即通过建构社会建模的方式来研究社会。通过智能大数据平台可以将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与解读，能够展现出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规律和现象，并通过感官深化产生归属意识。智能“数据思维”可以代替经典社会学方法中的经验观察。比如，对于问卷调查与资料分析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众多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并利用网络工具进行分析，而且智能时代的问卷完全可以通过分析先期数据的储存进行探索性的预知。因此，随着5G、6G技术的深入推进，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链接将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整合。智能社会学将会在基于智能化的问卷调查以及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依托互联网实验和大数据计算与模拟的方式，明确智能时代社会现象的时空情境，发现社会现象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规律，进而研究智能时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等。

智能社会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即智能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有别于社会学的新学科(智能社会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社会“智能化”开启的社会学的“智能转向”导致社会学本身话语体系与知识谱系的变化，同时在智能社会学的研究之中需要结合多学科的理论思维与知识体系，但其并没有脱离社会学基本的研究议题与理论体系。因此，智能社会学并没有脱离社会学的范式，仍然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如前所述，智能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下，研究智能社会的结构、运行与特点，社会学为智能社会学提供了理论模式。因此，智能社会学以社会学的理论与思维为基点，是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智能社会学通过对智能社会现象的分析与研究，获得对智能社会结构、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社会学认知，丰富了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开创了新的领域。智能社会学通过对智能时代的科学把握与认识、揭示与建构，以社会学的精神品质和方法直面智能社会，把对智能社会科学认识、实证解释和学科定位结合起来，深入了解智能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由此观之，智能社会学是一种理论与应用相融合的学科，有明确的社会学学科意识，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目前，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包括近年来研究较热的空间社会学、时空社会学、消费社会学等，其学科共识就是以社会学的理论思维看待各种因素形塑的新的社会景象，而这些议题在智能时代也是存在的，而且其更加复杂和多元。

智能社会学有着多层次的意蕴。作为研究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智能社会学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首先，智能社会学的长足发展需要学科之间的通力合作，凡是人工智能涉及的学科，都与智能社会学有关，其中与智能社会学较为密切的智能社会科学有哲学、法学、伦理学及逻辑学。智能社会学研究的内容、逻辑、方法广泛且复杂，须吸收和统合多学科的知识内容和研究方法。因此，智能社会学的构建与发展需要借鉴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体系，这对于深入分析智能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以及范畴，理解智能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与特性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需要社会学在智能转向中借鉴哲学、法学的学科理论；智能社会的系统数据模型的建设需要智能社会学借鉴物理学与逻辑学的学科理论；关于认知、思维与方式的研究需要智能社会学借鉴认知科学、脑科学及心理学的学科理论。其次，智能社会学是在智能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建立的。智能社会学应该分为应用智能社会学与理论智能社会学。从理论研究上，智能社会学要揭示智能与社会的必然联系以及人工智能的社会化过程，就必然要研究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存在与社会性属性。从应用研究上，智能社会学要研究社会智能化所呈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与现实问题，科学地解释与说明社会化的各种智能现象，反映智能时代发展的现状，客观地分析智能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正确认识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总的来看，智能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包含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智能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视角去探讨智能社会中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其次，智能社会学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智能社会学是因应智能时代而产生的学科，也要为智能社会的发展服务。再次，智能社会是智能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智能社会学最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最后，智能社会学要关注智能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智能社会的建构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智能社会学作为因应智能社会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其发展也是缓慢渐进的过程。社会学的研究任务是正确把握社会的特征，人工智能的发展与革新对社会学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探索智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立足社会“智能转向”与社会学“智能转向”的事实，展望智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智能社会学应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智能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必须具有自身独立的理论溯源与知识谱系。从学术研究看，计算机科学(符号主义与行为主义)以及自动化科学(联结主义)是研究人工智能较早的学科，但是其仅仅关注人工智能本身，而非人工智能的社会性。因此，智能社会学要形成自身独特的学科体系，探索理论渊源，也与符号主义、联结主义以及行为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符号主义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应该将人类的认知与人工智能结合，通过计算机的重组表现人与“智能体”之间的关系。联结主义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以神经网络和社会计算为核心，将人工智能与网络结合进行社会计算，进而探析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方向。行为主义理论认为通过研究感知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能够建立人与智能体之间的联系。未来智能社会学要以此为基础，从内到外，从微观到宏观深入挖掘自身的渊源^[19]。此外，新的理论突破往往来自现实问题的观照，智能社会学应在回应智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理论突破，并凝练出自身的理论话语。对于智能社会，既要把它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其本质、特性及规律；又要把它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进行审视。总之，智能社会学是在社会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建立的。

社会学的理论体系要随着智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而智能社会学要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与分析范式。智能社会学作为智能时代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需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与知识谱系，完整准确的概念框架、分析方法等独特的范畴与理论框架。并且，要在已有社会学学术话语表达的基础上，研究智能时代的社会、权力、主体、阶级等社会学的经典议题等结构要素，包括智能时代的界定与智能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智能时代社会运行的问题与对策分析。要在对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作清晰的概念界定与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完善研究对象与研究体系，并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缜密结合，探索社会学关于智能研究的历史渊源, 挖掘和建立起智能社会学独有的理论脉络，形成自身的理论架构。总的来说，未来智能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与知识谱系应该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智能时代的缘起与发展、智能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智能社会的本体性安全及其伦理道德体系、智能社会大数据平台建设、人与智能体和社会之间的交往规律与特点等。

已有实践表明，智能社会的运转既依赖于某个具体的人，或具体机器，又依赖智能系统。智能时代社会的重大变化集中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范式以及社会的运行逻辑。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有着自身特有的社会特性与运行规律。大量的社会生活事实已经表明，智能技术的自身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有时不得不遵从这一固定的模式。社会个体成了技术异化的固定对象，依据智能规则开展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众多个体的生活模式。同时，社会的数字化及智能化也使通过建构数据库来审视人工智能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探索智能时代的本质、运行规律以及特征成为可能。智能社会人正在被数据化、信息化，人的社会认知、社会思维以及社会行为以全数据的形式呈现在社会中，数据信息成为个体社会象征的一种，这为构建智能社会中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的数据系统提供了可能。智能社会的研究方法可以融合个体的数据信息形成个体数据库，进而构建个体行为模型；融合群体的数据信息形成群体数据库，进而构建群体行为模型。通过不同个体之间的交往数据构建个体、群体之间社会互动模型；通过这种个体的行为模型与群体行为模型建构社会结构的智能数据子系统；通过不同子系统的时空数据与复杂数据模型建构整个社会结构系统。比如，通过经济信息数据构建经济子系统，通过消费数据信息构建消费子系统。用社会计算的思维方法分析不同的社会子系统数据连接与融合，建构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模型，运用大数据相关技术把分异的数据子系统转化成可以表征的宏观性社会认知，得到关于智能社会行为与结构的数据建模系统。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性阈限与基本性资源。从哲学社会学审视，人工智能发展不仅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而且是一场规模空前且将对人类文明带来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的社会伦理实验。因此，人工智能伦理与智能社会的价值重构是智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人们在面对其创造的技术时会有一种因为不如机器而产生的羞愧——普罗米修斯的羞愧，生活在科技时代的人们常常会担心自己会过时。”^[20]智能社会的道德关系与道德伦理问题是智能社会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相比于其他社会形态，智能时代的个体道德伦理与社会道德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是因为传统的伦理与法律是围绕规范人的社会行为而展开的，而智能社会伦理与法律还须考虑到依靠智能技术而存在的各种“智能体”。

人工智能的创新与社会应用方兴未艾，其与互联网的融合放大了智能时代语境下的本体性危机。智能技术赋予机器体(智能体)“感知智能”与“认知智能”，“芯片智能体”可以通过识别数字或者图像信息完成与人的沟通，并且在这一过程之中演化出自己的语言。而且，在我们用人类的对话数据来做预训练以后，这些机器人就可以演化出人类能够听懂的语言，并用这种语言进行有意图的对话。智能社会“人机交互”与“人机共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机共生”是指人与机器能够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人机交互”是借助人工智能嵌入式设备的研发，通过芯片将人的行为、意识植入“仿生人”的大脑中使机器更加人性化, 植入智能芯片的“仿生人”以及“智能群体”具有像人一样的感情与认识思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主思考，使机器能够更有效地理解人的社会需求与意图。如今，人工智能的逻辑与推理思维在人脸对比、人脸融合、人脸检测等方面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社会生活、重塑自我，机器对人的“认知”就像是现实中人与人的了解一样。人们的社会交往和自我认知将从主体向客体化转变，“智能体”具有了人的行为、思维和情感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计算与认知能力，社会交往因之而被注入很多新的内容与形式。在“人机共生”的智能时代，人们越来越担忧机器脱离工具的作用，智能社会“智能体”逐渐成为“人”甚至威胁人的主体性地位，变成控制人类的一种主体性力量。在智能社会，人的社会生活与思维方式将发生一系列质的变化，引起自身焦虑与恐惧，因为人与社会传统关系的技术性剥离，将会引起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异化，造成个人与社会的撕裂，作为我的“人”(人作为独一无二的主体性感知)与作为人的“我”(人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类化存在)之间的伦理基础会因之而断裂。借此，社会行动的结构发生重组，社会交往的意义与价值也将被重塑。因此，我们不能高估人工智能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要理性地看待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如何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境中建构社会与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是智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时代问题。

智能社会集中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范式以及社会的运作逻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在成为当今物质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基础，其带来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和前沿阵地。智能社会学作为智能时代的社会学诠释, 其创生与发展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学学术传统。从社会本体来看，人工智能使生产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深刻改变了人类已有的社会结构。从社会学本体来看，智能社会学开拓了社会学新领域，将为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作出贡献。

研究借助社会学想象力对智能社会学的现实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未来的学科研究重点进行了探索性分析，这对深入开展智能时代的社会学研究，为智能社会新产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学科视角和理论依据，并最终促成智能社会学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而言，智能社会学的建立能使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学在面对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深刻变化之时重新赢得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并通过开拓新领域而拓展和深化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为解决智能时代新产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学科视角和理论依据。与此同时，有关社会学的“智能转向”的研究也将逐渐步入社会科学的中心领域，这也将在助力智能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展现社会学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