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南太平洋岛国(以下简称南太岛国)指分布在南太平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其普遍存在经济体量小、交通不便且资源不均衡等问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下提出的推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也将增加国家间的经济联动性^[1]。南太岛国与中国同属太平洋地区，其拥有独特的区位和资源条件优势，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经济与安全利益紧密联系，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自然延伸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与南太岛国的经贸合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3年中国便宣布对南太岛国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实施95%的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进一步凸显南太岛国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推进，将带动南太岛国经济的发展。

考虑到南太岛国间经济发展较大的不平衡性，本文选取在南太岛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战略位置以及辐射能力和与中国经贸关系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五个岛屿国家为研究对象，分别为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瓦努哈图以及萨摩亚(以下简称南太五国)。通过分析中国与南太五国间的贸易现状、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探讨提升双边贸易潜力的对策。

二、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学者更为关注对沿线或重要贸易国家的贸易潜力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汪文卿等^[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出口相似度指数测算了中国与挪威货物贸易的竞争和互补关系并对双边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指出中国与挪威的贸易处于严重不足状态，两国经贸发展空间广阔。赵翊^[3]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20个国家与地区出口贸易潜力，并指出中阿贸易出口潜力巨大，应进一步做好出口市场调研并客观分析政治局势，寻求贸易利益最大化。谭秀杰等^[4]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出口贸易潜力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贸易推进对策。孔庆峰等^[5]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69个国家与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验证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高志刚等^[6]测算了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指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前景广阔，提出了加快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等对策建议。孙金彦等^[7]利用时不变和时变衰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别估计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强调加强海运互联互通是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发展的关键举措。陈继勇等^[8]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一步法模型估计“中巴经济走廊”周边国家与地区的贸易潜力并分析其贸易影响因素，指出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贸易将随着贸易非效率因素的改善而获得更大的极限出口增长空间。陈乔等^[9]利用1994—2015年面板数据分析了海上通道对中国-东盟贸易潜力的影响，指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且贸易潜力在不同成员国中差异较为明显。李晓等^[10]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2002—2017年中国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与地区最终消费品进口的贸易潜力以及影响双边贸易潜力实现的因素，指出中国具有为沿线国家与地区提供最终消费品的巨大潜力。周平等^[11]基于非效率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东欧十六国的贸易效率和潜力进行分析，提出了落实合作机制以及扩大进口和改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升效率的对策建议。现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潜力研究主要借助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模型中变量进行扩展以增强模型的说服力。

随着南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与南太岛国的经贸发展，得出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郑美青^[12]以福建与大洋洲国家双边投资和产业合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指出福建与大洋洲国家经贸合作空间巨大，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积极拓展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张颖^[13]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岛国的实施路径，指出中国应与沿线国家与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实现对接。岳小颖^[14]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应加大对该地区的重视并制定清晰和连贯的外交政策，挖掘双边合作潜力。彭虹^[15]借助冷热国比较的因素分析法对斐济农业投资环境进行评价，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中国与斐济农业投资合作的建议。

综合来看，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贸易潜力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两个层面，由于南太岛国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信息和资料的获取难度较大，因此对于“自然延伸区”的南太岛国与中国贸易潜力的研究较为缺乏。鉴于南太五国在太平洋区域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太五国的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贸易潜力，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南太五国的经贸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太平洋区域的实施可以提供政策参考。

三、中国与南太五国双边贸易特征 (一) 双边贸易额呈动态增长态势

2001—2019年中国-南太五国双边贸易额如图 1所示。可以看出，2001—2019年间，中国与南太五国的双边贸易额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整体呈动态缓慢增长态势。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与中国双边贸易额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中重要的合作伙伴，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状态，特别是2013年以来，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2019年双边贸易额较2001年增长14.83倍。其余四个国家依次为斐济、萨摩亚、汤加和瓦努哈图，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整体呈现较为平稳的小幅增长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边贸易额在短期内仍存在波动式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由于受到地理距离等因素影响，目前南太五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力度还有待提高。

(二) 双边贸易差额国别分布差异化明显

2001—2019年间，中国与南太五国的贸易差额在国别间分布的差异化较为明显。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贸易差额波动性较强，贸易差额以中国逆差为主，且2013年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中国与斐济、萨摩亚、汤加和瓦努哈图的贸易差额波动相对平缓，贸易差额均表现为中国顺差，其中对斐济的顺差最大，2013年后双边贸易顺差整体逐年缓慢扩大，具体如图 2所示。

(三) 双边贸易产品结构较为稳定，互补性明显

中国与南太五国双边贸易产品结构较为稳定。南太五国凭借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其对中国的出口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而中国出口南太五国则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双边贸易互补性明显，中国与南太五国双边贸易产品结构如表 1所示。

四、中国与南太五国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 模型的设定

国际贸易理论普遍认为，经济、政治、地理等因素均会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重要的影响^[16]。Timbergen^[17]是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国际贸易中的双边贸易流量研究的。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规模与其经济总量呈正比，与其地理距离呈反比。而后，其他学者将引力模型广泛应用于贸易研究中并不断深化^[17]，模型一般形式为：

$ F_{i j}=\frac{G \times\left(M_{i} \times M_{j}\right)}{D_{i j}} $

(1)

式中，F_ij表示从出口国i国流入进口国j国的贸易流量；M_i和M_j分别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经济总量；D_ij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G是常数，其取值与经济活动的形式相关。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影响中国与南太五国双边贸易的因素，并增强引力模型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和控制异方差问题，研究对基本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对数变形，构造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并将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等变量引入模型进行研究，构建的引力模型形式如下：

$ \operatorname{lnIM}_{i j t}=\alpha_{0}+\alpha_{1} \ln \mathrm{GDP}_{i t}+\alpha_{2} \operatorname{lnGDP}_{j t}+\alpha_{3} \operatorname{lnPOP}_{i j t}+\alpha_{4} \operatorname{lnOFDI}_{j t}+\alpha_{5} \operatorname{lnDIST}{ }_{i j}+\alpha_{6} \ln \mathrm{TO}_{i t}+\mu_{i j} $

(2)

式中，α₀是常数项；α₁、α₂、α₃、α₄、α₅、α₆是扩展的引力模型的系数；IM_ijt是t时期中国与南太平洋某国间的贸易额；其余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及度量指标、数据来源等如表 2所示。

对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包含的变量指标，说明如下：

(1) 经济发展水平。通常认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者水平就越高，潜在的市场规模就越大。中国国内经济总量越大，表明出口供给潜力或进口需求潜力越大，可以促进贸易发展。

(2) 市场规模。人口是市场规模的重要衡量指标，该变量反映两国市场规模差距，其对于双边贸易的作用处于不确定状态。

(3) 中国对南太平洋某国的OFDI。根据以往研究可知，中国对南太五国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且随着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创造效应将不断增强^[18]。

(4) 贸易地理距离。中国北京与南太五国首都的直线距离。通常认为距离是影响贸易运输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贸易国间距离越远，则运输成本和运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双边贸易阻力增大。

(5) 贸易开放度。通常认为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则促进对外贸易量的增加。“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就是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因此将贸易开放度作为衡量南太岛国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指标。

(二) 实证检验

研究采用Stata10.0对中国与南太五国2001—2019年间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LLC单位根检验。通过检验可以看出，上文中选取的六个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均强烈地拒绝了数据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研究使用的面板数据是平稳的。

其次，为了解决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研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检验判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一般来说，当VIF值在0 ~ 10之间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但当VIF值大于等于10，则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数值越大，则多重共线性越严重。根据检验，研究的每个解释变量的VIF值均远小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如表 3所示。

最后，研究利用Stata10.0进行参数估计并分别进行F检验、BP检验和Hausman检验。F检验结果表明Prob＞F=0.000 0，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估计优于OLS估计；BP检验表明Prob＞chibar2=0.000 0，即随机效应估计优于OLS估计；Hausman检验p值为0.107 5，Prob＞chi2=0.107 5，即随机效应估计要优于固定效应估计，因此研究最终选定随机效应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

根据上述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符号均符合预期且大多数解释变量能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且具备良好的稳健性。因此，则研究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为：

$ \begin{aligned} \operatorname{lnIM}_{i j t}=& 31.8971+0.5350 \operatorname{lnGDP}{ }_{i t}+0.7712 \ln \mathrm{GDP}_{j t}+0.9011 \ln \mathrm{OFDI}_{j t}-3.1462 \operatorname{lnDIST}_{i j}+ \\ & 0.1092 \ln \mathrm{TO}_{i t}-0.7830 \operatorname{lnPOP}_{i j t} \end{aligned} $

(3)

(三) 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可以看出，模型各变量实证结论与预期基本相符，其中预期不确定的人口以及直接投资因素在实证中也得到了确定，实证结果如下：

(1) 中国与南太五国贸易的发展与南太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中国对南太五国的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双边贸易的重要引力来源于贸易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外直接投资。南太五国GDP和中国GDP系数分别为0.5350和0.7712，表明南太五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1%，则相应的会带动双边货物贸易额上升0.5350%和0.7712%，即中国与南太五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国内市场消费能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中国对南太五国投资系数为0.9011，表明中国对南太五国投资额每增加1%，则相应会促进双边贸易额上升0.9011%，即中国对南太五国的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贸易的创造效应，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2) 两地的距离与双边贸易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与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研究结论是一致的。经济距离系数为-3.1462，表明两国的地理距离每提高1%，双边贸易额将下降3.1462%，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3) 中国与南太五国人口比率与双边贸易呈负相关关系，其系数为-0.7830，意味着两国人口比率每提高1%，则将导致双边贸易下降0.7830%，但其结果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贸易国人口的增加对于贸易的影响效果不确定，贸易国内人口增加一方面代表国内消费需求的上升以及消费多样化的不断出现，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贸易国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国内分工的深化，国内需求增加，则有可能减少对外贸易需求，因此在双边贸易模型中其影响不显著。南太五国的贸易开放度与双边贸易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1092，符合预期判断，即贸易开放度每增加1%，将促进双边贸易额上升0.1092%，但结果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南太五国均为小岛屿国家，经济体量较小，且自身发展的不稳定性导致其国内普遍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置和公共服务能力偏低等，这些都是导致其贸易开放度较低，贸易便利化程度不高的原因。

五、中国与南太五国双边贸易潜力测算 (一) 贸易潜力测算理论基础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可以获得被解释变量的理论预测值，即理论状态下贸易国双边的潜在贸易额，该值可以看成是引力模型在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贸易额^[19]，中国与南太五国之间双边贸易潜力的估算可采用实际贸易额与模型理论预测值比值^[20]进行测度以此来体现实际贸易额与理论预测值之间的关系：

$ P_{i t}=\frac{\ln M_{j t}}{\ln M_{j t}^{\prime}} $

(4)

式中，M_jt代表中国与南太平洋某国的实际贸易额；M′_jt代表的是t时期中国与南太平洋某国的理论预测贸易额；P_it代表t时期中国与南太平洋某国的贸易潜力指数。贸易潜力的测算结果按刘青峰等^[20]提出的标准进行判断：若P_it≤0.80，则代表双边贸易发展潜力空间巨大，市场未饱和，且比值愈低，贸易潜力愈大，属于潜力巨大型；若0.80＜P_it＜1.20，则代表双边贸易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双边贸易仍有一定的扩展空间，属于潜力开拓型；若P_it≥1.20，则代表实际贸易额大于理论预测值，属于潜力再造型，应拓展新的贸易增长点以促进双边贸易的新发展。

(二) 贸易潜力测算结果

为了明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双边贸易潜力的影响，研究分别测算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的12年(2001—2012年)以及提出后的7年(2013—2019年)(含“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当年)间中国与南太五国间的贸易潜力指数，如表 5所示。

(1) 从整体贸易潜力指标来看，2001—2019年中国与南太五国的贸易潜力均值呈动态上升趋势，其中贸易潜力指数整体在0.80以下，2013年后贸易潜力上升幅度较2013年前明显提升。说明中国与南太五国贸易潜力均属于潜力巨大型，双边贸易发展潜力空间巨大，市场并未饱和且“一带一路”倡议已逐年发挥其在提升双边贸易潜力中的促进作用。

(2) 从国别贸易潜力指标来看，2001—2019年间，南太五国中贸易潜力排名从大到小依次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萨摩亚、汤加和瓦努哈图，其贸易潜力均值分别为0.520 2、0.364 3、0.234 7、0.141 7和0.118 8，中国与它们的贸易潜力在2013年后均有明显的增长趋势。排名第一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中国在南太岛国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地，两国的经贸合作进程在2014年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后得以迅速发展，2019年中巴新贸易额为25.78亿美元。其次为斐济，2001—2019年斐年均贸易潜力为0.364 3，斐济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萨摩亚、汤加和瓦努哈图的贸易潜力相对较低，双边贸易规模较小，说明贸易市场仍存在较大的开拓空间，贸易潜力较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斐济、萨摩亚、汤加和瓦努哈图于2017年后陆续加入了亚洲投资银行，双边经贸往来加强，双边贸易潜力也将进一步发挥。

六、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其发展成效显著，其中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建设的重点内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也将有利于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和拓展双边贸易投资领域，激发和释放贸易潜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基于此现实背景，本文分析了双边贸易特征并测算了双边贸易潜力，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贸易特征上看，南太五国均为典型的“陆地小国，海洋大国”，整体经济呈落后欠发达状态，对域外的援助依赖较强，自与中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整体呈现明显增长，双边贸易差额国别分布差异明显。中国与南太五国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较为稳定，南太五国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而中国则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贸易互补性较明显。

其次，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中可以看出，贸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对南太五国的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国的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均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和南太五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对货物贸易的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且中国的贡献大于南太五国贡献，说明随着贸易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以及国外市场的需求能力的提升均对双边贸易的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推动作用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实力提升而不断增强，中国将会更重视与南太五国的贸易往来。中国的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创造效应，中国对南太五国的直接投资将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即随着投资额的增加，可以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促进其贸易出口，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地理距离对货物贸易的阻碍作用仍明显存在，因此，为了推动中国与南太五国的货物贸易进一步发展，应不断完善贸易运输通道，逐渐削弱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发展的制约。

最后，按照贸易潜力指数的分类标准，测算后发现中国与南太五国贸易潜力指数较小，属于潜力巨大型，即贸易潜力尚未充分挖掘，贸易市场不饱和，贸易发展空间较大。

(二) 建议

为了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南太五国的经贸合作，实现双边贸易的双赢和多赢，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 开展差异化经贸合作。针对南太五国中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应充分把握各国特点，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开展差异化经贸合作，开发贸易潜力。南太五国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从战略位置、辐射能力、国内政治和经济稳定等方面均具备较全面的能力，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合作国家，可以先行建立合作区，鼓励中国企业通过优惠贷款、国际承包工程等方式进入该国基础设施、渔业、能源、矿产等优势行业，进行优先布局。通过优势领域的延伸，带动其他行业领域的发展，以全面扩大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同时，把与这些先行国家的合作经验的示范作用进一步扩大到萨摩亚、汤加和瓦努哈图，针对各国家的优势资源开展合作，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建立和实现信息畅通和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新模式。

(2) 发挥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贸易便利化是推动双边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其指标可以体现在口岸与物流效率、金融和电子商务以及海关边境管理等方面。目前南太五国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为薄弱，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为制约双边贸易发展及其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针对南太五国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应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以加快南太五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加大中国对南太五国的援助力度，发挥基础设施畅通所带来的贸易效应^[21]。主要体现为加强中国与南太五国关键技术的合作交流力度，加快发展港口和物流建设，不断完善其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注重涉外企业与当地的文化融合，推动双边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效率的发展，逐步贯彻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原则。

(3) 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发挥跨境电子商务的连接效应。鉴于中国与南太五国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为了更好地降低和消除地理距离给双边贸易带来的阻碍，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数字丝绸之路，发挥跨境电子商务的连接效应。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数字丝绸之路理念。数字丝绸之路依托互联网技术，将数字经济与“一带一路”有效结合，借助跨境电商平台，更有效地促进国家间资源的整合和双边贸易合作。以斐济为例，作为南太五国中较发达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相对较为完善的国家，近年来斐济政府便提出了“数字斐济”计划。中斐可以利用发展数字丝绸之路机会，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和交流，建设综合信息平台和数字政府，打造中斐国际贸易网络中心，形成以斐济为中心连接点，联动南太平洋其他岛国，打造中国-南太岛国国际贸易网络的新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