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5。中国这个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到列宁的论证，再到中国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在继承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充分理解和深刻把握这一历史演进，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也有利于从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10。

一、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跨越发展

“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严格说来，是由俄国民粹派首先提出的。”^[2]当时，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俄国是否能够因为农村公社的存在而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民粹派、自由派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派别。民粹派认为俄国由于农村公社的存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自由派则认为任何民族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否定了这种特殊发展的可能性。为此，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大量的论战。这两派观点的争论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他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1874年5月至1875年4月，恩格斯写作《流亡者文献》，其中第五部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论述俄国社会问题的首篇重要文献”^[3]。在这篇文献里，恩格斯首先对俄国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但他并不否定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慎重态度。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在文中谈论了俄国的问题。在这篇文献里，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了希望俄国通过农村公社制度走出一条特殊的道路，避免经历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痛苦。1881年2月底至3月初，马克思写作《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这份草稿包含初稿、二稿、三稿；1881年3月，马克思写了正式的复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在这些文献里，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各国，明确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再次论述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这篇文献里，马克思、恩格斯既表达了俄国由于农村公社的存在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又看到了俄国由于农村公社解体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提出了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发展要具备的具体条件。1894年1月，恩格斯写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对他们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进行总结。在这篇文献里，恩格斯根据最新发展形势，对他们以往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和升华，成为对一切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普遍适用的理论。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明确回答落后国家是否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但他们对俄国发展途径的两种设想，给了我们启示：落后国家可以实现跨越发展，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一) 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就

与否定资本主义的民粹派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就，作为俄国能够实现过渡的根本前提。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长期存在，一方面说明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俄国的“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状态”^[4]。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只有向前发展到一定水平，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发展。并且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实现跨越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5]431。因此，俄国能否成功实现“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关键看它能否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就，用于改造俄国农村公社。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落后国家能跨越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不能跨越的。所以，俄国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就来发展自身生产力，以此作为俄国跨越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 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为过渡提供榜样及支持

“与排斥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鼓吹农民是俄国未来主人的民粹派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前途与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它并没有自发地进入更高级的阶段，如果没有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大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很难从其自身原有的结构中跳出，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恩格斯指出：“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6]500同时，恩格斯也深刻地意识到西欧无产阶级为落后国家作出榜样和支持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方面可以为落后国家提供榜样，让落后国家从中看到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做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榜样作用可以激起人们渴望过渡的强烈愿望，有利于落后国家的跨越发展；另一方面，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壮大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为落后国家的过渡提供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可以使落后国家在较短时间内突破障碍，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发展过程，更好地实现跨越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为落后国家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作为落后国家跨越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 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

“与崇拜农村公社自发性、崇拜农民的社会主义天性”^[2]的民粹派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革命看作俄国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326在他们看来，如果俄国能爆发革命，一方面，俄国革命可以为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扫清障碍，使俄国农村公社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另一方面，俄国革命会引发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方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会帮助俄国加快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革命看作俄国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视为一个统一体，认为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关注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并初步提出了实现这一过渡所需要的条件。尽管这还只是一种设想，但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并不是只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而且也注意到了当时像俄国这样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7]。这对后来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二、列宁论证：落后国家要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过渡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已关注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未能具体回答落后国家应通过何种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的任务就落到了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身上。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列宁去世近七年时间里，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列宁提出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8]。苏维埃俄国建立初期，列宁在国家建设中采取渐进式道路，“计算和监督”的思想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这种“非剥夺”的观念反映了列宁在过渡之初是非常谨慎的。在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形势和支援战争的需要，苏维埃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既是为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最激进政策，也是国家直接向社会主义的尝试。这一政策虽然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取得了效果，但实践表明苏维埃俄国并不能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苏维埃俄国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期的困局，苏维埃俄国经济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也在探索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形成。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集中体现在以下著作中：《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论粮食税》(1921)、《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921)。

(一) 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的中间环节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认为俄国要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就。列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不能跨越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同时还需要生产社会化。由于现实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苏维埃俄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都会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列宁主张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可以防止因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所以，列宁指出，苏维埃俄国要想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必须“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9]200。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力，消除无秩序状态，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上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顺利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二) 提出和平赎买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赎买思想包括对资本家的和平赎买和对资产阶级专家的特殊赎买两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在列宁关于对资本家的和平赎买方面。的确，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对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10]284。列宁关于对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和平赎买的设想因为苏维埃政权遭到国内资产阶级激烈反抗而未能实现。学界较少论述的是另一种特殊的“赎买”，即对资产阶级专家的利用。列宁意识到由于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来不及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旧俄国遗留下来的各类专家可以为苏维埃政权所用。他说“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10]161。因此，列宁提出“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10]285的设想。他权衡利弊，认为给资产阶级专家付高额的薪金，虽然会损失一些钱财，也可能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缺乏专家的苏维埃俄国就不能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落后会使苏维埃俄国损失更多。

(三) 用合作社方法对小农经济进行引导

苏维埃俄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小农经济在国家经济成分中占重要位置，如何引导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上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列宁想到了合作社制度。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纳税以后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因为买卖自由、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9]214“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9]215列宁在其最后的岁月里，对合作社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评价。他在《论合作社》中，不仅提出要给合作社以支持，而且对合作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如果把租让(顺便说一句，租让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么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11]366。劳动生产仍是以个体和家庭为单位、劳动产品仍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但商品交换则是通过合作社进行，苏维埃俄国通过合作社这种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逐步培养农民集体生活的习惯，以便于在条件成熟时过渡到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上去。苏维埃俄国初步找到了引导小农经济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

(四) 大力发展文化以保障过渡顺利实现

苏维埃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所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把文化建设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指出：“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11]364。只有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才有可能实现完全合作化，也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加强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一是提高教师地位。教师作为教育事业的主要实施者，在教书育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工作积极性对于国家文化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在旧俄国，教师地位低下、待遇较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提高教师地位，但由于许多因素的制约，并未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列宁指出：对于教师，“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11]358。二是加大教育投入。要想加强文化建设，就必须提高教育水平，而要想提高教育水平，势必要加大教育投入。列宁甚至要求把修建大型舰只的数量削减1/3以节省开支，将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发展教育。他说：“我认为，目前这样规模的舰队，虽然按斯克良斯基同志公正的说法只是小小的舰队，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过分的奢侈”。“舰队我们不需要，而增加学校经费却迫切需要”。^[11]305列宁在苏维埃俄国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克服种种困难来增加教育投入。三是发展农村文化。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较大，加上农民中文盲较多，加强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列宁特别提出要发展农村文化。他提出可以通过城市工人经常下农村的方式及城市党支部帮助农村党支部的方式发展农村文化，以便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基础上，结合苏维埃俄国实际，突破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为过渡提供榜样及支持的前提条件，又继承落后国家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就的思想，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具体化，提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的中间环节、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对小农经济用合作社方法进行引导、大力发展文化以保障过渡顺利实现等思想，形成落后国家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列宁的“过渡理论”对中国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中国探索：和平渐进、稳步推进的社会主义过渡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少数民族地区不仅生产力发展落后，而且社会形态多样。新中国成立前，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多数地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所以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列宁论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用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稳步推进“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

(一) 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民族人民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走出了一条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 “一体两翼”的过渡方略

在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高度一致，都认为这些国家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一体两翼”过渡方略，即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快速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吸引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提供新技术、新工具，在推动其发展的基础上促进农业、手工业改造的进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将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可以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利于国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快速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水平，为综合国力的提升打好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作用。

2. 逐步过渡的改造方式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采用疾风骤雨般的激进方式，而是采取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渐进方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三个循序渐进的步骤：第一步是采用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的形式，组织农民进行互助合作，培养农民互助合作的习惯和意识，暂不涉及生产资料归属问题，这种形式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性质。第二步是采取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农民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按入股比例和按劳动分成，可以使农民初步养成集体主义的习惯，这种形式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步是实行土地以及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形式下农民的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这种形式属于完全社会主义的性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一般是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首先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最后发展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逐步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渐进改造方式，保障我国平稳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3. 和平赎买与对人改造同时并举

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如何剥夺过去的“剥夺者”，即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暴力没收及和平赎买这两种方式，并认为“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6]585。列宁也曾想过在苏维埃俄国采用赎买的方式变革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但由于苏维埃俄国资产阶级的反抗，引发了国内战争，使列宁这一想法未能实现。不过，列宁提出的对资产阶级专家进行特殊赎买的理论却得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以及列宁的理论，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这种赎买，并不是直接拿钱买下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是在若干年内，通过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采取不同的利润分成方式，让资本家参与企业利润分成。用这种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达到和平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目的。另外，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仅注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改造，也注意对资本家个人进行改造，在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同时，改造资本家个人，使他们逐步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4. 少数民族地区和平协商的过渡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鉴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族类众多、社会形态多样、政治局面复杂、民族隔阂深重等原因，中国共产党提出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根据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在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中，李维汉提出“和平改革”的方针，即团结民族上层、依靠劳动群众，在对民族上层作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采用说服教育等方法使他们主动放弃剥削，通过这种和平协商的方式达到改革的目的。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分类指导他们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鉴于该地区民族上层人士虽然拥有某些特权，但他们和百姓一样参与劳动，阶级分化并不明显。所以，在这些地区不把民主改革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来进行，而是采用说服教育等方式，团结改造民族上层人士，使他们主动放弃剥削特权；同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行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的少数民族地区，采用“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政策，一方面自上而下和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商量民主改革的时间、政策及步骤，并通过赎买政策对民族上层作出必要的让步；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形成民主改革的强大共识，从而推动民主改革和平进行，并引导群众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在实行封建地主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尊重民族风俗、注重问题协商，采用比汉族地区更为宽松的土地改革及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通过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各民族跨越不同的社会形态，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二) 稳步推进“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明确表示，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到社会主义的建成，中间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他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12]116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3]，指出“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4]12。立足“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使之真正建成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1. 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特别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是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在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反复强调要发展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5]。所以，党的八大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14]13。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的首要任务。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社会主义建设就得以发展，否则就遭到挫折。

2. 所有制形式不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观点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主义应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我们追求纯而又纯的所有制形式，采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但是中国并非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而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改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6]，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在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各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稳步、健康的发展。这种所有制形式，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

3. 发展战略是分阶段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2]162。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两步走”战略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两步走”战略设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并概括了这一战略：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当时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阶段安排，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起，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三步走”战略部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稳健的步伐分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4. 总体布局是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主义的建成不仅需要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布局经历了从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到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进而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最后到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也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不能只偏重某个方面的建设，而应该是各方面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建设。推进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性发展，也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稳步推进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不仅实践上解决了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跨越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和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到列宁论证，再到中国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在探索中不断发展，也在实践中具体演绎和揭示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