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颁布，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纳入顶层设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合作发展走向新阶段、上升到新平台与新层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一项具有全局性、历史性的重要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1]。2020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为重要纲领，深入贯彻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抢抓“双区驱动”机遇，发挥“双区耦合”效应，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竞争优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一流国际湾区。这说明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稳健发展，关键是要实现粤港澳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尤其是各大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产业协同可通过知识的传递、共享和积累，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加快形成区域规模经济，进而推动湾区经济优质增长和湾区社会稳健发展。因此，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问题，有助于实现湾区经济品质和质量的提升，对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国际一流湾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协同现状来看，珠三角地区已呈现第一、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初步建立了装备制造、通信信息、新能源与新材料等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以广州、深圳为龙头，珠江东岸为主体的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增长趋势较为明显；珠江西岸则以汽车制造、家用电器、生物医药等产业占据优势。在香港、澳门的产业协同上，第三产业发展最为迅猛，占两地GDP的比重高达9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占比非常低。其中，香港的核心产业是金融业、旅游业、专业咨询服务业及贸易物流业，四大核心产业的协同发展进一步促进香港经济增长。澳门的产业发展以博彩业为主，同时与金融保险、批发与零售、饮食与酒店、运输仓储与通信、租赁与工商服务等进行有效协同发展，近年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呈现出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势头。当前，粤港澳的产业合作交流仍停滞在传统合作领域，珠江东岸与港澳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珠江西岸以制造业优势成为粤港澳的“加工厂”，三地产业协同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亟须形成一个相互促进、共享的产业协同生态系统，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及配置，从而达到湾区产业发展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承担着为国家改革开放进入新历史时期、开辟新发展格局的重任。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思考的问题。虽然近年来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加，但对其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仍不够丰富与完善，因此，本文将结合产业协同发展理论，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剖析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产业及重点产业的协同关联度，并提出可行性的发展建议。

二、文献回顾

在一个国家或区域中，形成相互融合适应、协作与和谐发展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是十分重要的。产业协同强调的是产业系统之间的协作及子系统间的相互配合，进而在有序协同演变过程中形成始终保持着自身差异化的产业协同生态系统。

产业协同理论源自协同理论。哈肯^[2]在《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中明确指出，协同是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以自组织为协同方式形成的时间、空间等系统，进而实现各系统间的相互协调。Corning^[3]则认为，协同是自然及社会系统中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子系统，由系统内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系统联合效应。在此基础上，Ellison等^[4]明确了产业协同的联动方式，即产业协同不仅出现在单个产业或行业中，不同产业(行业)之间也会因交易而发生作用。在二元经济理论中，Lewis^[5]认为，各区域、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产业选择上都会有差异，区域间产业发展于时间及空间的耦合将使区域内产业协同变为可能，进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增长。Heriberto^[6]从系统角度分析工业、农业和自然的关系，指出三大产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相对持续且稳定的“食物网”，自然与农业的协同有助于工业生态化发展。在创新理论中，Mowery等^[7]认为，产业的形成发展是缓慢复杂的，由需求及技术水平的共同作用产生。借助流畅互通的创新网络，获取创新资源，整合如人才、信息及技术等创新要素，促进各产业间产品研发及成果转化，进而搭建高效的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及风险，使整体创新效益最大化。Dachs等^[8]从创新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协同是由生产力提高及工艺技术创新所带动，企业为优先实现自身利益时做出的选择。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国外学者针对产业协同的研究逐步深入，且大多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产业的协同发展，产业协同发展程度的高低会影响区域创新要素的融合程度，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针对产业协同的定义划分，国内学者普遍承认的是：“产业协同是在开放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子系统，各产业或产业群相互协调合作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过程。”^[9]王兴明^[10]对产业协同做出定义：产业协同是在产业之间复杂的内部协同关系基础上相互促进，从而实现产业的共生演化。基于产业关联理论，杨灿等^[11]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多产业关联度，从需求及供给的角度分析产业关联效应。潘文卿等^[12]通过投入与产出方法，计算得出我国沿海与内地的区域乘数效应及溢出效应，指出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我国沿海与内地的产业空间联系表现在产品、资金及劳动力的流动上。基于熵变理论，武玉英等^[13]以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为研究对象，运用距离协同模型，构建产业协同要素协同度测度，得出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的结论。在产业协同的效益划分上，郑正喜^[14]根据产业关联理论，得出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体产品的异质性也会通过产业协同得到融合，进而促进世界产品全方位流动。通过产业协同能够构建紧密相连的创新网络关系，整合与共享知识、人才、科学技术及信息等创新要素，在创新网络内进行产品研发及成果转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实现整体创新效益最大化。基于价值链视角，喻登科等^[15]从资源与文化相似性方面，提出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策略，从而得出新兴产业协同发展具有促进创新要素共享、成果共享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国内研究产业协同的多数学者认为，产业协同能够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产业的均衡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对产业协同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协同方面，国内学者的关注重点较为分散，这也为本文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造成一定难度。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关联协同度问题上，学者们通过以典型产业为背景，深入挖掘产业中存在问题，并提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对湾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导向作用。邴綨纶等^[16]认为当前粤港澳三地产业之间的匹配性趋向普遍配合度不足。陈燕等^[17]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行业数据，对其进行分行业的区位熵实证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产业关联度高，协同效应显著，建立湾区内产业协同耦合机制有助于解决各城市间同质化竞争问题。张震^[18]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协同发展度模型，分析得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调程度的变化较平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在针对产业协同发展对策上，学者们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现状着手，结合实证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布局进行规划，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展金泳等^[19]利用1995—2014年粤港澳三地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进行横向及纵向分析，认为港澳经济具有先发优势，广东搭乘改革开放“便车”具有后发优势，粤港澳三地应在政策支持下大力发展服务业、金融业及国际贸易等相关产业。同时，广东省应重点发展航空运输业、制造业及物流业，为粤港澳三地奠定稳固的产业基础。周四清等^[20]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教育产业及金融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将制造业、金融产业及教育产业相互协调和渗透，能有效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结论。邓江年^[21]认为，香港应以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为主导，澳门应以博彩业、旅游业为优势，广东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进行产业协同布局。由此可见，当前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较为宽泛，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本文将在此方面做尝试和努力，主要是基于灰色关联理论及相关数据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协同进行测度，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实证结果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邓聚龙^[22]率先提出灰色系统理论，这一研究成为分析各经济体在进行相应经济活动中表现出的各产业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理论。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核心，通过各因素之间的相似度来分析数据的关联程度，由于粤港澳三地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难度较大，本文仅通过收集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产业及重点产业的数据，进而建立和计算它们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及灰色关联度。

(一) 灰色关联度模型构建 1. 确定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

基于研究对象及研究目的确定模型参考数列，影响灰色关联系统的组成因素确定比较数列。设有m个参考因素，参考数列{Y_p(t)}常记为: {y_t(t)，y₂(t)，y₃(t)，…，y_m(t)，t∈T}；设有n个比较因素，比较数列{X_q(t)}常记为：{x₁(t)，x₂(t)，x₃(t)，…，x_n(t)，t∈T}。这里m为三大产业产值，n为地区数。

2. 无量纲化处理

基于灰色系统计算中的各指标因素表示意义不同及单位存在一致现象，为实现实证分析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使实证结果更具说服力，在对数据作灰色关联分析计算前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方法为用每一个比较数列中的每一个数据除以该列的第一项数据。公式如下：

$ X_{i}(k)=\frac{X_{i}(k)}{X_{i}(1)} $

式中，X_i (k)为比较数列X_q (t)的数值，X_i (1)为第i列的第一项。

3. 计算关联系数

灰色关联系数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的相对差，记为r。首先，计算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绝对差：Δq=x_q(k)-y₁(k), q=1, 2, 3, …，n；k为考察因素。其次，计算各个差序列的最值，minΔiq= minx_q(k)-y₁(k)，maxΔiq=maxx_q(k)-y₁(k), i∈k；最值求解min minΔiq=min minx_q(k)-y₁(k)，max maxΔiq=max maxx_q(k)-y₁(k)。最后，求解关联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 \varepsilon_{i}(k)=\frac{\min \min \left|x_{q}(k)-y_{1}(k)\right|+\rho \cdot \max \max \left|x_{q}(k)-y_{1}(k)\right|}{\left|x_{q}(k)-y_{1}(k)\right|+\rho \cdot \max \max \left|x_{q}(k)-y_{1}(k)\right|}(\rho=0.5) $

(2)

式中，ε_i(k)为关联系数，表示第k个时刻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相对差值；ρ为分辨系数，一般在0 ~ 1之间，通常取0.5。

4. 计算关联度

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如下：

$ \varphi=\frac{1}{n} \sum\limits_{i=1}^{m} \varepsilon_{i}(k) \quad(n=1, 2, 3, \cdots) $

(3)

式中，φ为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的灰关联度，关联度越接近1，则相关性强。

(二) 实证模型计算结果 1. 粤港澳大湾区内三大产业灰色关联度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系数公式及关联度公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2018年《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 《澳门统计年刊》中三大产业生产总值为数据，对粤港澳大湾区“9+2”个城市间的三大产业做灰色关联分析。其结果如表 1所示，肇庆、江门、珠海、中山及惠州在第一产业产值较高，表明这5个城市在第一产业中的趋同度较高，其余各城市关联系数结果较低；中山、东莞、肇庆、江门、珠海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其关联系数均在0.75以上，而且这5个城市的第二产业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或加工装配型产业。广州、深圳、香港及澳门第二产业产值关联系数略低，但其第三产业产值关联系数均为1，同时，第三产业产值前4名为广州、深圳、香港及澳门，这表明4个城市在第三产业中都有较明显的发展优势，反映出在第三产业中粤港澳大湾区同质化较严重的问题，这将成为研究大湾区产业协同的重要方向。

根据关联度计算公式，得到结果如表 2所示。在关联度排名中，第三产业产值超过0.95，表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第三产业发展协同度较好；就整个关联度结果而言，各数列都超过0.7，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表明关联度越高，产业趋同度就越高。

综合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中第三产业产值关联系数程度最高，也符合粤港澳大湾区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趋同的现象。在关联系数结果中可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指标较好，排名前列；也可看出珠海、惠州、佛山、东莞四市在第二产业产值上表现较好；而肇庆、中山、江门则由于地理位置及自身产业结构影响，在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上表现较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结构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在工业化中已处于高层次阶段，而肇庆、江门等市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级阶段。除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外，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不是服务业，对制造业依赖程度较大，处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过渡阶段。

2. 粤港澳大湾区内重点产业与三大产业灰色关联度分析

考虑到香港、澳门与广东三地在统计口径上的不同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现选取2017年部分行业为基本数据，对其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

(1) 第一产业及其行业灰色关联分析。由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得出第一产业及其行业关联度，结果如表 3所示。

以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刻的农林业、畜牧渔业的产业增加值为比较数列，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得出农林业及畜牧渔业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0.56和0.48，关联度顺序为r₀₁＞r₀₂，其中: r₀₁表示农林业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r₀₂表示畜牧渔业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由此表明，在第一产业中农林业起到主导作用，而畜牧渔业紧随其后。

(2) 第二产业及其重点行业灰色关联分析。用灰色关联度公式计算得出第二产业及其重点行业关联度，结果如表 4所示。

根据表 4的数据，以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刻第二产业内部电子信息业、生物制药业、食品加工业及装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的增加值为比较数列，最后算出灰色关联度为r₀₁ =0.85，r₀₂ =0.82，r₀₃=0.74，r₀₄=0.69。可见，在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业、生物制药业的关联度较大，是主导产业；食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次之。

(3) 第三产业及其重点行业灰色关联分析。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得出第三产业及其重点行业关联度，其结果如表 5所示。

根据表 5的数据，以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参考数列，以同一时刻的金融业、旅游业、餐饮业及房地产业的产值增加值为比较数列，计算得出灰色关联度分别为r₀₁=0.89，r₀₂=0.83，r₀₃=0.76，r₀₄=0.72。由此可见，在第三产业的重点发展产业中，金融业与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的关联度最大，其次是旅游业，餐饮业、房地产业关联度紧随其后。该结果显示：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旅游业和餐饮业发展迅速，而房地产业较其他三个产业关联度略逊色。

(三) 计算结果的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新时期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通过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协同关联度上关联效果较强，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深入厘清这些不足之处将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

第一，根据实证结果，粤港澳大湾区内“9+2”城市受经济基础、创新环境及科技投入经费差异等因素影响，产业集群多样化、多功能化的现象凸显。从三大产业的协同关联度来看，香港和澳门第三产业关联度为1，表明服务业发展已经实现高质量稳健增长；深圳、广州的第三产业关联度也为1，符合其产业发展从第二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迈向后工业化阶段的特征；佛山、珠海、东莞的第三产业关联度均超过0.8，表明这三个城市发展处在以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靠拢的工业化高级阶段；其余城市的第三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级阶段。但由于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是以“一国两制”为基础，受地方政府政绩的非共用性和排他性影响，城市间的产业合作缺乏统一的引领和指导；面临的政策环境也较为复杂，多中心的区域分散了制度的集聚度，物理空间上的分离也对区域产业协调、新兴战略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湾区内各城市在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人才储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区内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各城市间基础配套设施未完善、劳动力质量尚未能满足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及过度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等问题凸显^[23]。因此，解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既有必要性，也有紧迫性。

第二，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模式、法律体系、税制管理及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化，较难实现资源要素的交互流动、产业结构的有机对接，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同质化现象突出。近些年来，珠三角城市与香港、澳门的经济贸易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前店后厂”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演变，探索新型产业发展模式成为各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当前，广东与香港、澳门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关系日渐低迷，经贸关系从良好的产业互补向恶性竞争转变。邴綨纶等^[16]认为粤港澳三地在产业发展中同质化现象凸显，合作出现裂缝，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减缓，港澳企业也逐渐丧失海外接单、内地生产的搭配优势。实际上，从关联度系数结果来看，珠三角各城市与香港、澳门之间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且存在着共同的产业需求，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囿于香港、澳门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方面的不足，尽管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管理及服务优势，但仍缺乏与科研成果配套的产业协同平台，亟须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如何破解粤港澳三地产业同质化现象，建立全新的产业协作联系，是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问题。

第三，基于当前针对政产学研创新系统的前沿研究，不难发现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及激励政策，有助于区域技术创新的提升；同时，区域技术创新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人才政策进行适应性的改革(见图 1)。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地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产业集聚和企业技术创新起到良好的作用，为技术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保障。例如，香港出台“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多所港校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合作办学、广东省出台人才政策、湾区九市推出人才引进政策及构建“五个一”人才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有力举措，促使优质人才不断向粤港澳大湾区聚集。《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今，广州、深圳年均新增人口数量超过50万。伴随着大量专业型人才的集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核心及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人居环境等也迎来新的转型升级，用以承托起不断涌入的新增优质人才。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各城市限于自身管辖权限和职责，只能在所辖范围内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各城市之间的资源流通、协同应用、人才建设等缺乏相关机制和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间的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尚未完全流通，产业创新主体沟通交流受阻，重要生产要素如信息、资源、人才及资金等的流动尚未实现湾区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黎友焕等^[24]认为有序的市场竞争和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参与协同的主要目的，但囿于体制关系，湾区内尚未形成较好的政府合作机制。

从企业分布的角度来看，江门、肇庆、中山、惠州从事电子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的企业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实证结果也反映出四地的第二产业的关联度较高；在轻纺工业等低附加值产业上，企业经营规模较大，效益较低；而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的企业在生化科技等方面发展基础较好；同时，香港、澳门主要发展第三产业，金融、通信、旅游以及科技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并成为两地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新生产力独角兽企业(成立时间低于10年，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科技创业公司)逐年增多，企业科创实力不断提高，产业效益显著提升。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正逐渐形成良性互动的有机协同系统。

从学研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高达128万件，约是旧金山湾区的6倍^[25]。但也应清楚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高校对人才在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等方面保障能力不强，无法实现金融与科技有效衔接，对实体经济发展支撑有限。根据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6]，从人口受教育水平来看，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湾区内常住人口的18%，远低于世界其他三个湾区城市群；从人口增长弹性系数来看，广州和深圳人口增长弹性系数均低于0.5，表明人口增长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较低。尽管粤港澳各地不乏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及科技创新人才，但创新要素较为分散，集聚程度较低，处在“一国两制”下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大多是“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和制度激励。从2019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看，广东远远落后于北京和上海^[27]。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高校，其中有不少属于高水平大学，高层次人才也不少，在校大学生人数近200万。广州和香港是高等教育资源较为集中的两座城市，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不强。在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力推动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冲击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端研发产业的高素质、高水平专业型人才队伍建设阻力重重，出现人才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现象。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主动进行产业协同发展是积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高级阶段的内生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湾区经济是促进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28]虽然粤港澳三地产业发展较快，但存在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协调、后劲不足等问题。因此，促进湾区内各城市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跻身国际一流湾区行列，进而拉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一) 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新一代技术革命的不断革新，粤港澳大湾区面临产业发展水平不平衡、同质化突出及产业协同过程中政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等问题。伴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不断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贸易壁垒悄然抬头，英国脱欧、法国工人罢工等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大粤港澳大湾区全面融入国际环境的阻力。对全方位、宽领域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协同格局尚未完成，要素、资源及专业性人才队伍建设等产业协同创新要素尚未完全发挥出“1+1>2”的叠加效应，区域内部经济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加之受困于逆全球化、新贸易保护主义及孤立主义抬头，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外部环境威胁更为复杂，发展形势也将更加严峻。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政策指导下，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进入重要机遇期，粤港澳三地间的产业从单一、简单的交易合作转向多方、多主体的联动协同。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现状，结合上文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关联度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产值发展较第二产业更为迅猛，第三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GDP中的比重日益增大，第三产业显然成为带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实证结果表明，湾区内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分布不平衡的现象较为突出，除广州、深圳以外的7个城市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差距较大，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广州、香港、深圳及澳门的协同关联度较高，但四个城市的产业间同质化现象也较为明显，第三产业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四地产业支持力度不协调。这主要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深圳通过借鉴香港及澳门的经验发展自身产业，凭借国家政策倾斜、低廉劳动力及土地成本较低等优势，着力发展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框架下，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及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政策指引，充分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技术，广州、深圳、香港及澳门迫切需要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加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急剧消失，劳动力、土地成本低廉优势日渐式微，当前广州、深圳主要通过产业转移、在外建设产业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等方式，将第一和第二产业外移，集中力量发展第三产业，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的同质化，进一步导致粤港澳三地间产业发展结构高度重合。因此，本文将对如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对策与建议，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做出贡献。

(二) 对策建议

第一，突破同质竞争，建立企业之间产业链、价值链和贸易链的产业耦合机制，即产业经济系统内部的产业链、价值链和贸易链等各子系统通过互补耦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竞争力。向晓梅等^[29]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主要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依靠产业链融合及产业分工耦合机制、培育产业新业态及三地产业协同创新研发机制，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等比较竞争优势，进而实现地区经济效益最大化，达到粤港澳三地互利共赢的目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合作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正处于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转型期，并沿着横向协同、纵深融合的发展路径前进。然而，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一国两制”“三种关税制度”及“三种法律制度”的行政管理体系，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全面协同发展面临着较大的阻碍。同时，粤港澳三地之间的文化差异较为突出，在税收政策及法律体系方面悬殊，如何进一步打通粤港澳大湾区的行政壁垒成为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粤港澳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主要以政府导向为主、企业配合为辅的指导型产业合作机制，缺乏以企业为主导的主动型产业合作机制；三地之间的产业协同多以广东-香港、广东-澳门为主的单线性双链条产业合作模式，产业链条发展尚未实现区域经济最优化，缺乏协调三地共同融合发展的产业协同生态系统。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创新，亟须在产业链、价值链及贸易链的多链共振影响下突破行政区域边界，建立起复杂多样的协作分工体系，避免同质竞争，形成企业间产业链、价值链和贸易链的耦合，使城市群内产业的协同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并逐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带及科技创新走廊。

在当前粤港澳三地体制机制的制约下，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完善以自主创新为主导、多创新主体协同研发为辅助的创新模式，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企业链及创新链，充分利用多链联动的叠加效应，破解粤港澳三地产业合作创新碎片化及信息、资源、创新要素孤岛化导致的“断链、弱链”窘境，推动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使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贸易链等多链竞争中更具优势。同时，广东还有必要以深圳、广州、珠海为推进前沿节点，打造深港、广佛和珠澳三大科技创新及产业中心，打破湾区内各城市产业交流合作、创新资源要素流动、创新人才建设等制度性壁垒，促进广东与香港、澳门的协同创新发展，建设一个层次更立体，涵盖产业链、贸易链、企业链等多链融合的科技型大湾区。

第二，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布局与城市功能定位，积极促进广东和香港、澳门产业资源要素的融合与对接，共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合作机制，探索突破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限制，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禀赋优势，构建更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协同发展共同体。

一是通过将粤港澳大湾区内低附加值产业向周边泛珠三角等地区转移，引进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进而保障区域内产业链条完整。结合上文实证结果，鼓励广州、深圳、东莞等核心城市布局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新业态；肇庆、江门、惠州等城市继续保持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同时加强与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联系，承接核心城市产业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二是加强与香港、澳门的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广东可以通过借鉴香港、澳门在金融业、旅游业等方面的经验，进一步优化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效益；强化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经济联系，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形成产业协同效应，建立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联动的产业集群示范区。三是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城市功能定位及发展要求，构建核心城市与重要节点城市三大产业联动空间格局，推动深莞惠、广佛肇等经济合作区建设，实现多个经济体协同发展；湾区内重要节点城市通过充分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借助湾区内核心城市产业辐射影响，合理布局政产学研产业生态子系统，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质量。

第三，全方位、宽领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解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同质化严重的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功能的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将趋向合理，但产业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粤港澳三地需要全方位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紧围绕新兴产业的战略需求，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由低附加值、处于制造业中低级阶段逐步过渡到高附加值、处于先进制造业中高级阶段，培育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新兴产业链，建成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同时，借助新一轮颠覆性技术爆发性发展机遇，谋求新的发展契机，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成长型企业，突破湾区内资源、信息、人才等行政性障碍，加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有序、高效流动的政产学研产业生态系统，加快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进程。

一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融合“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数字经济等技术优势，完善湾区内产业基础配套设施，加强湾区内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发展提供源动力。二是通过加大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及成长型企业等产业主体的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进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项目落地，搭建政产学研创新交流平台，以重点产业集群为先导区，辐射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如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发挥产业优势，在肇庆、江门、中山等设立研发基地及生产基地，带动肇庆、江门等重要节点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湾区内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建设，放宽社会资本投资准入门槛；同时，进一步发挥东莞、中山、惠州等制造业优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跨地区跨链条协同合作，聚焦湾区重要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在“弱链、断链”的环节上加强产业链上中下游配合，提高产业链条韧性及黏度，促进湾区产业链条完整，以高技术创新驱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四是围绕新消费、新技术、新需求等变化，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推动湾区内现代服务业智能化，以新兴技术为媒介，培育现代服务业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第四，充分利用国内及国际市场两种市场资源，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产业合作交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刻影响下，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断推动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国际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良好的产业合作交流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粤港澳三地应着力创造更多的城市间产业协同交流机会，鼓励粤港澳三地学者围绕湾区产业话题交流合作；鼓励湾区内企业主体在产业协同、信息交换、资源互动、人才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推进湾区内构建产业协同生态系统，以点带面，全面深化合作。为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趋势，充分运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重点企业、新兴企业等在传统优势领域、战略性新兴领域布局产业协同生态体系，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产业合作分工，合理分配利用创新资源、创新要素，开展跨地区跨产业的科技创新研发，提高湾区自主创新能力，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及国际资源和市场，为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奠定基础。强化与其他地区(长三角、京津冀等经济体)的产业合作，充分挖掘和发挥港澳地区国际人才、国际资金、国际平台和国际规制等“国际化资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地走向全世界的广阔市场。通过搭乘“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等重要机遇，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提高湾区科技研发及产业创新能力，充分利用产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衍生的内化效应及外溢效应，促进湾区内产业协同优势互补，实现湾区内城市产业高效高质量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湾区城市群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