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的机器大生产理论，对机器及机器的社会应用方式应给予区分，基于“人工智能”与“机器”具有相似功能和类似工作机制，对人工智能的考察也应给予资本主义应用和社会主义应用的区分^[1]。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用制度形态下的应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例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将正面夯实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基础。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却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无法容纳社会化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两种情形最终都会将人类导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从最早的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单单是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更是由于技术的变革促使了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才催生了更加适应生产关系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的纵深发展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认知方式发生颠覆式变化，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对社会改变的力度之大、强度之高、速度之快会远远超出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5G基站建设等新基建的崛起和普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社会逐渐转向为以智能机器为核心的智能时代^[2]。未来，随着智能技术超乎预料地向前发展，人工智能将使人类社会发生质变，为走向共产主义奠定必要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进而使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能为各行各业赋能，使传统产业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带来产出的巨大增长和效益的飞速提升。并且，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革命，催生了与传统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新型智能化生产方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智能生产力，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能，能够为走向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经济条件。

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基本前提。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以圣西门、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尽管为未来社会制度制订了周密详尽的计划，但由于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3]780-781，而这种在生产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发明的新社会制度注定是一种“纯粹的幻想”^[3]781。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超级人工智能的出现，其在可预见的未来创造的生产力将远超人类想象。智能机器人的普遍使用彻底突破人力的限制，如纳米制造将一切原子作为生产的原料从而突破资源的生态学限制，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通过对DNA的拼接和重组从而突破人体生理甚至是心理的基因学限制等。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技术经济条件虽然也能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其生产资料私有的固有属性和私人利益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终究容纳不下社会化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恩格斯在论述社会和个人何以实现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时也表明，要想使这种直接占有成为历史必然，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并且，社会之所以划分为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等对立阶级，也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因此，“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3]814。可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消灭阶级对立、消灭剥削与压迫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转型，提升物质效用和增加财富总量。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带来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物联网等结合所形成的综合发展技术的不断开发和应用，成为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生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理解为产业原本就存在，但在它融入人工智能等技术后，出现了产出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本质是通过促进信息流动来提升产业的生产效率。尽管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等新兴突破技术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与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可以使传统产业出现新的发展生机，如工业5.0、智慧农业、智能教育、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兴起就是证明。新兴科技所催生的新科技革命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进行重塑，各种极具颠覆式和创新性的变革手段使各行各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各行各业在被赋能的同时，带来物质效用的极大提升及社会总财富量的加速增长，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丰富物质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财富的增加只会加剧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物质财富的增加仅限于站在价值链顶端并掌握社会绝大部分实物和虚拟资本的资本家，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财富增加不是用来造福和普惠人民大众，而是被用作资本积累和增值的手段，被用作进行下一次更大剥削和压迫的“法宝”，这就注定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应用的悖论式结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新型智能生产力，蕴含着巨大经济潜能，能够筑牢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根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222，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犹如蒸汽、电力和信息技术一样，将对现有生产力和传统生产方式带来巨大改变。智能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的颠覆式、革命性变革。一方面，从生产力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劳动资料由渔猎社会的石器、木器，农业社会的土地、牲畜，工业社会的资本、市场转变为智能时代数据、知识和信息；劳动工具则由之前的机械自动化机器转变为有充分自主性的智能化生产系统；劳动者的劳动内容和劳动方式都得到简化，创造价值的主要劳动方式由那些依靠智能机器就能完成的单纯体力劳动，发展成为以往需要人类思维才能完成的认知、识别、分析、决策等脑力劳动。将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纵深化发展，这类脑力劳动依靠人工智能技术都能单独或辅助实现了。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角度来看，人们的生产方式将随着新型生产力的获得而发生改变，智能时代呼唤建立一种“更先进、更广泛的机器大工业技术基础之上”^[5]451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知识、信息的“不排他共享性”及“共享增益性”要求信息和数据资源等生产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使其成为推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基础和前提。

知识、信息、数据等新型生产资料与土地、设备、原料等传统生产资料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共享性、可再生性及共享增益性等优点。共享性使人类摆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使劳动者重新占有生产资料成为可能；可再生性和共享增益性使人摆脱资源有限性和稀缺性的束缚，使人们由渴望私有向追求公有转变，这种转变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经济制度条件。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论述为何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众多阶级中真正革命的阶级时，指出无产阶级与中间等级及流氓无产阶级等其他一切阶级的最大不同在于，无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将“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4]411。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通过雇佣劳动创造的财富集聚在少数私人资本家手中，工人本身获取的生产资料仅能维持自身奴隶般的存在。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财富越多，工人就越贫困，甚至成为赤贫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806。因此，无产者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同时，马克思还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4]414。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实质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这也是人工智能同样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工人无法享受这巨大的生产力成果的原因之一。面对资产者和部分怀疑论者的无厘头责备，马克思强调消灭私有制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4]415，而是使这种财产和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4]415。马克思还对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的新社会提出了构想，认为其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取得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手里，生产资料全部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将根本不同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并剥削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私有制^[4]421。

第二，智能时代知识信息的共享性有助于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重新结合。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占有形式时，对其进行了批判，并强调要“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87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纵深发展，生产资料与劳动者重新结合成为大势所趋。若未来能够使弱人工智能发展为强人工智能，人类就更能进一步规划它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方面的强大用途。但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使用下的人工智能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在资本增值逻辑的裹挟下创造的巨额财富只会隐匿并巩固新的资本剥削关系，随着资本积累达到社会所不能承受的限度，也即“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4]406，那么，为了克服这种所有制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便成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可回避的话题。而网络时代的崛起，使在较长时期内“约束着我们的生活条件、支配着政治话语，而且大家以此来判断个体的社会地位”^[6]5的所有制体制逐渐被“连接体制”所取代，即网络社会中包括生产过程、产品服务等一切事物的迅速更新发展，并为网络大众所共享使用。这一体制使短期连接的效益远超长期占有。并且，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知识、信息等的共享性，传统的由对生产资料占有多寡所导致的贫富之间的差距被“连接者与未连接者”之间的差距所取代，基于网络共享原则，要求知识信息为公众所共享的“网络共产主义”似乎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个先声。这些无形的知识、信息“以其可共享性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开辟了道路”^[7]。

第三，知识信息的可再生性和共享增益性，有助于推动人们从渴望私有向追求公有的观念转变。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从物质经济占主导转变为知识经济占主导。过去作为主要物质财富来源的矿石、稻田、油井等物质资产已被知识、信息所超越。数据、信息、知识等新兴资源与原材料、能源等传统资源有很大不同，“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但知识是不断增长的，用得越多，反而拥有越多”^[8]190，换言之，知识信息具有可再生性。同时，知识信息的共享增益性将使人类由渴望私有向追求公有转变。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伴随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涌来的数字化浪潮，将推动各行各业边界的融合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的跳跃式发展。传统理论体系将随着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手段的普及和应用而面临新的挑战，传统价值观念也会因智能技术带来的新的思维模式的涌现而发生转变，这将为由渴望私有向追求公有观念的转变带来契机。因此，关于生产资料的所属及占有等问题，要勇于在理论建构及方法创新等方面打破固定思维，挣脱传统藩篱，以期取得新成就，从而进一步为走向共产主义创造制度条件。

未来，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为实现按需分配创造技术条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将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同时，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动将使人们的生产地位更趋平等。产品的分配也因为社会总产品量及财富量的极大丰富以及智能科学技术在分配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而更加合理，为实现按需分配开辟了道路。

第一，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重要原则。按需分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分配方式的一种公正手段。按需分配不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和偏爱来分配，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对物质享受的欲望，更“不是道德乌托邦构想”^[9]。按照马克思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365。也即，按需分配必须具备一定的约束条件。首先，其实现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较长时间里我们必须遵循的科学分配原则，是向按需分配的必要过渡。恩格斯在论述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而具有的矛盾以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时，强调要“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3]811，换言之，产品的分配、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都应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其次，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所谓的“不折不扣”的“公平”分配原则时，强调劳动实质上应该是“有折有扣的”^[4]362。拉萨尔所称的“平等的权利”^[3]361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由于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天赋能力、家庭状况等现实差别的存在，用同一尺度来衡量就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这里实质上蕴含着要在考虑个人的个性、素质、能力等差别的基础之上来有所差别地分配消费资料的意思，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于完全平等的分配。最后，自由人联合体中的每个人必须各尽所能。这就需要在能够满足个人消费资料分配的物质条件具备后，个人精神境界全面提高，每个人都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义务，为他人和社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并且此时的劳动已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仅仅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劳动本身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365，从这个角度来说，按需分配实际上还能促进人的自由解放。

第二，智能技术收集并加工处理海量数据，实现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改造。从技术层面讲，人工智能的实现有两个基本条件，即有强大的算法作支撑(算法是人工智能实现数据分析和自动推理的核心)和有大量的数据积累(高质量的数据是提升机器学习效果、推动实操运用的一个基础)。数据是21世纪一个全新的生产要素。以文字形式出现的聊天记录、以图片或语音方式出现的视频记录、支付宝或者银行卡产生的支付记录以及每个人在互联网上留下的身份信息等，这些由人类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种种痕迹都是海量数据汇集的来源。人工智能以强大的算法作支撑，通过遍布各处的麦克风、摄像头、显示器、传感器等设备提取海量数据，并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整理出针对人类需求的有效信息。例如，我们在网上的浏览足迹被用来分析我们的喜好进而实现信息的有效推送；我们手机剪贴板的内容被App进行文本分析得出用户数字画像进而推出个性化需求服务等。从破晓到黄昏，从农业到服务业，从商务到娱乐，人工智能技术未来或许将无处不在，它跨越了时间的维度，打破了空间的阻隔，将海量信息融合汇集，使我们能够享受其带来的高效和便捷。同时，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纳米技术、航天技术等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将使智能时代各种相互影响的构成要素相互连接，满足社会发展增值、融合等内在需求，在各种要素的交互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飞跃发展。在传统产业经济时代，需要通过中间商、零售商、代理商等才能实现产品流通与交易；而在智能时代，由于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万物互联或将成为常态，消费者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在所有的销售商中购买到任何一件商品，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将被由网络所连接在一起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易行为所取代。并且，人工智能、纳米科技以及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开辟出新的商品区”^[8]191，为实现针对个人个性、能力等差异的按需分配提供更加丰富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不仅生产者们能实现“物质生产边际成本为零”的生产目标，而且消费者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廉的价格直接获取符合自身需求的物品，使自身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但在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下，基于资本增值逻辑，资本家获取海量数据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满足人民大众对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各种需求，而是如何将手中的数据、信息等资源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从根本上来说，这非但不能实现按需分配，更有可能因数字鸿沟导致新的贫富差距。

第三，智能科技精准调配社会资源，使按需分配不再遥不可及。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在第一、二、三产业领域内的应用，资源的调配更加精准。首先，在农业方面，依靠智能科技的辅助所产出的农作物不仅产量更高，而且营养价值更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农产品“新鲜、绿色、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同时各种生鲜配送线上App的崛起和普及使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即时满足。其次，在工业方面，“物流无人机”的使用可以排除复杂多样的地势地貌对物流配送的影响，降低投递成本。若能攻克技术难关，无人机将突破并延展人类被山川湖泊等天然壁垒所限制的范围，有可能实现物流配送的全地区、全范围覆盖，实现送至“最后一公里”目标，让即便是人迹罕至的隐秘村落也能享受到足不出户便能够购买生活所需品的便捷与快乐。最后，在服务业方面，各种智能基础设施的构建，为企业实时了解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撑。企业可以通过智能技术监测、扫描消费者日常携带的智能设备，再对通过传感器和其他通信技术搜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制订精准性的经营方针和营销策略，迎合消费者需求，进而生成竞争优势。智能基础设施及统计分析工具等技术手段的成熟及广泛应用，可以对互联网上遗留的用户活动轨迹、用户个人信息等海量数据进行精准识别和把握，通过精细化分类“实现对众多顾客、潜在顾客差别化专属对待”^[10]8，能够针对性地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为实现按需分配目标向前迈进一步。必须明确的是，只有基于人民利益最大化并且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只有在摒弃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共产主义对消费资料进行按需分配的理想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第四，人工智能技术助力鉴别人的真实需求，控制人的贪婪欲望。在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都达到能够对消费资料实行按需分配的程度后，实现按需分配的目标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即如何界定人的需要，如何分辨合理的需要与无节制的贪婪和欲望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一方面，从社会环境来说，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人文主义进行区别时，指出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自由主义者对内心感受的自我反思由于太过于关注个人抉择、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反而“让我更无法了解真正的自己”^[8]228。对人类内心真实需求的考察，应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之下。与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不同的是，在公有制经济的制度之下，在以实现全体人民最大利益为目标，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们不会只关注自我感受和体验，而是会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在集体制度之中使我“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8]228，从而发现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从技术手段来说，未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科技相结合发明的新产品，如可穿戴型物理设备等非植入性方式，或是电极植入人脑等人机融合模式，人工智能或许能够比人类自身更了解人的身体，甚至强化对大脑和心灵的认知^[11]24，使其助力于分辨需求与欲望，判断自身的真实需求。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和嵌入，可以对人类进行价值观、意识形态教育，使其对自身需要的追求从思想源头上发生根本转变。这些智能技术的使用为实现按需分配创造了技术条件。

未来人工智能对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部分代替使人类能够摆脱仅仅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的束缚，使人能够摆脱固定化旧式分工的束缚，人类将从劳动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自由自主的选择来充分发展自身的个性、追求最大自由与解放，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文化条件。

第一，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致力追寻的最高价值目标。首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马克思分析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22。这里蕴含两方面的意思：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以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为前提；共产主义社会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人，更不是个别人。恩格斯也强调，无产阶级取得公共权力并将“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3]817，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即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自然界的以及自身的主人。其次，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首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自主活动。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和外化时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4]53，是与他的本质相异化的东西，“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4]54，并且“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4]54。当工人丧失了自主活动，而只具备吃、喝、生殖等动物机能时，谈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痴人说梦。因此，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首先实现人的自由自主活动。最后，人只有在摆脱了对物的依赖关系，充分实现自身个性自由发展后，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工人不再为“现有价值的增值需要而存在”^[12]295，与之相反，物质财富将“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12]295；另一方面，按需分配的消费资料分配方式将使人能够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使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个性化生产，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可能”^[13]。

第二，智能机器代替人类繁重体力劳动，实现人的自由自主活动。实现人的自由自主活动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自主活动创造了条件。例如，智能工厂对产品生产的大规模自动化及彻底定制化；无人驾驶交通工具对长途驾驶身体疲劳压力和“路怒症”精神压力的缓解；高级智能机器人在家政和教育等方面的应用使人类休闲时间的增加等。随着更多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自主活动已触手可及。未来，当人工智能发展到超级人工智能阶段，人类不愿从事的各类折磨肉体、摧残精神的体力和脑力劳动都将由高度发达的智能机器所代替，人类将有充足的时间去追寻和从事自己心之所向的事业，在高度自由自觉的劳动中，或许劳动者就能颠覆和消解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劳动的外化，即“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4]54。届时，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事的劳动完全相反，劳动者或许就能够充分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就能实现在自己劳动中肯定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不幸，而是感到幸福。

第三，智能时代人将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实现充分的个性自由。实现人的个性自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使人个性自由发展的物质条件，摆脱了劳动仅作为获取生活资料和维持肉体生存的方式，使劳动不再作为谋生的手段，使劳动“真正成为实现人的本质的需要和享受”^[14]。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代替部分人类劳动，使人逐渐摆脱旧式固定化分工对人的束缚，能自由追寻自身个性发展。2017年，麦卡锡研究院做了一次预测，它预测到2030年世界上将有8亿人的工作岗位被智能机器所取代，全球国家预计有15%的工作岗位被淘汰，其中排在前五的国家分别是日本(26%)、德国(24%)、美国(23%)、中国(16%)、印度(9%)，各个国家间由于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存在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淘汰率^①。2018年，普华永道也对自动化对人类职业的替代做了一次预测，它预测截至2030年代中期，也即从2020年代初期，到2020年代末期，再到2030年代中期将依次发生以“算法波、增强波、自主波”为特征的三次自动化浪潮^②，而随着每一次自动化浪潮的推进，其对人类工作岗位的替代都会愈发增加，人工智能等智能机器设备对人的劳动力的替代是明显的。未来，第一、二、三产业的全面自动化和智能化已呈大势，人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将会失去大量工作机会，但智能机器对各种繁重的、复杂的、乏味的、重复、枯燥性工作的替代将使人获得极大的自由，人类将获得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实现“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4]165奠定基础。当每个人摆脱了旧式分工后，也就摆脱了“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样的固定化职业烦恼，人类便能根据自己的能力、素质和兴趣选择个性化发展职业，充分实现人的个性自由。更进一步，人类将摆脱通过报酬来驱动的体制机制，这种由报酬所驱动的不断重复乏味的行为活动，将由人的个性化自由活动所代替，因为毕竟“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工资的奴仆”^[4]61。在由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后，未来人类将充满活力，对所有新鲜事物充满兴趣，喜欢去追逐、创造和探索，整个人类社会也将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无限放大创造力，而真到了这个时候，追求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自主活动将取代目前以追求货币和私人财产的多少为目的生产活动。

① 参见http://www.coozhi.com/youxishuma/hulianwang/127877.html。

② 参见https://www.itdaan.com/blog/2018/02/07/f6045effe42fc7dd5d33c2f735c50e1d.html。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趋向具有深刻而内在的关联。首先，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基本前提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促使传统产业发生智能化转型升级，使其充分发挥效能优势，而且新型智能生产力能实现“零边际成本”式经济增长，提升物质效用和增加财富总量，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创造物质经济条件。其次，从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信息的共享性有助于使劳动者重新掌握生产资料，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重新结合；而知识信息的可再生性及共享增益性更是使人们对所有制的观念发生根本转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创造制度条件。再次，从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则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使万物互联、数据共享，有利于对海量数据进行全面准确地收集，智能化基础设施及技术手段的应用普及，实现对数据的计划性加工处理及有效整合，有利于实现闲置资源的精准调配，并且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助力鉴别人的真实需求，转变人的价值观念，为实现按需分配创造技术条件。最后，从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来看，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摆脱旧式分工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自主活动，而且能够助力于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关系，实现人的个性自由，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人文条件。

只有在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之下，才能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全部实现，而实现按需分配又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在物质基础、制度条件和按需分配的技术条件都实现后，人类便可以追求自身发展的最高目标，即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本文基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基本前提、根本特征、重要原则及最高目标的先后逻辑，有针对性地从物质条件、制度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四个维度论述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全人类的多维度共同事业，除了上述提及的四个维度，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关系的改变及社会形态的形塑有何影响以及由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推动形成的智能社会这种新型技术社会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经济形态之间有何关联等问题也是未来研究应探讨的重点。

当然，人工智能在发挥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制度条件、技术条件及文化条件等可能性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无用阶级”和“科技寡头”等风险^[15]，必须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实质。技术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制约，一个根本的事实是技术不能独立于生产关系的框架而独立发展，因此要准确区分人工智能在不同社会制度形态的应用效应，“将人工智能置于社会主义的应用之中”^[16]。并且，人工智能关联而不是完全决定社会形态发展的走向，合理利用这种关联，可以使人工智能成为催生更高社会形态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