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为此,中国政府提出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转换增长动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对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针对长期以来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间的严重结构性失衡,中共中央在2019年初进一步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当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格局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优化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通过增加健康有活力的中小银行数量,进一步强化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增加有效金融供给,改变大型银行垄断市场,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国有企业、政府项目和房地产领域的局面,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状况与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严重失衡的矛盾,使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建设要求。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研究成果,分别从理论机制和经验研究两方面,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实体经济进行归纳和述评,以期为后续研究和中国更好地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概念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主要指的是银行业的集中程度。20世纪90年代早期,许多学者基于Bain[1]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假说,使用反映市场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或前n家银行所占市场份额的集中比率(CRn)刻画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研究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如何影响银行的行为及其经营绩效[2],这些指标及其反向数值随后也被用来度量银行业的市场势力或市场竞争程度[3]。尽管有学者认为“银行业竞争”的内涵比“银行业市场结构”更广[3],但事实上,诸多国外研究对二者在概念和度量指标上都互换使用而不加以区分[4-13]。
对中国而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丰富多层次的银行体系,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以提升信贷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诸多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的不断放宽,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上升,对以国有银行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中国银行体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变化[14],较大程度地提升了市场竞争程度,对促进企业创新、减少资源错配产生了积极作用[12, 15-17]。由于银行业市场准入管制的改革在改变了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强化了市场竞争,国内绝大多数文献都对二者的概念和度量指标的使用不加以区分[15, 17-23]。因此,本文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梳理也包括了研究银行业市场竞争的文献。
二、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理论机制20世纪90年代,广受学术界关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得到证实后[24],许多研究者观察到现实中各国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呈现出极大差异,开始转向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银行业市场结构通过影响银行的行为,对银企关系以及企业的贷款可得性产生影响,最后呈现出相应的实体经济后果。具体而言,以往学者大致从三种视角展开研究:一是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因提升了银行的市场势力,恶化了企业的贷款可得性和贷款条件,产生负面影响。二是银行信息生产激励视角。考虑到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垄断银行在筛选和监督企业上更有优势,从而能更有效地配置信贷资源。三是银企关系型借贷视角。垄断性银行业市场结构更利于银企关系的建立,增进企业信贷可得性,提升经济效率。
(一) 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垄断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目的,通常生产低于社会最优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并索取更高价格,且为了维持垄断利润阻碍新厂商进入,由此扭曲了资源配置,最终降低经济增长。较早的一些文献将这一理论用于银行业,分析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实体经济。
其中,Guzman[25]的分析较为典型,他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展示了垄断性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及其低效率的来源。具体地,假设经济体中一部分个体(贷款者)在年轻时通过劳动获取工资,并将其全部储蓄起来用于老年时期的消费;另一部分个体为潜在的企业家(借款人),他们可投资于能将当前产出转化为未来资本的随机线性技术,但需要从外部融资以开展这些项目。项目的投资回报是私人信息,贷款人支付一个高昂的状态验证成本(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可以获知信息。其中,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从贷款者处吸收存款,并向企业家发放贷款,使得信贷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基于此,Guzman[25]比较了完全竞争的银行体系和垄断银行体系的经济影响。他发现,银行业就像其他行业一样,通过在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获得垄断利润,这减少了本可以用于增加资本积累和支持增长的资源。进一步,信贷配给对于理解这一楔子带来的低效率及其性质密切相关。信贷配置将在两种情况下产生,一是经济中潜在的最大资金供给不足以满足所有贷款需求,即收入不足引致的信贷配给;二是银行因为存款利率太高,主动选择低于能满足所有潜在融资需求的存款水平时,就会产生因储蓄不足引致的信贷配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部分企业家项目得不到融资。分析结果显示,当信贷配给产生时,垄断性银行体系下的信贷配给比竞争性银行体系更严重;当不存在信贷配给时,垄断银行将索要更高的贷款利率,这将提升潜在违约率,迫使银行将更多资源浪费在监控借款人上。总之,垄断性银行体系产生信贷配给的概率更高,并在一些情况下同时压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和增长率更低,经济落入发展陷阱的概率更大。
Smith[26]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银行业垄断对收入水平和经济周期的负影响。假定经济中存在银行中介融资和个体直接双边融资两种融资模式,银行监控借款人的活动比个体贷款人更有效率,因此银行中介融资降低了代理成本。在竞争性银行体系下,低代理成本将降低所有外部融资的总成本,使个体借款人从中受益;但若银行具有垄断势力,它会以提升贷款利率的形式将节约的代理成本据为己有,而更高的贷款利率意味着银行负债的回报率上升,这推高了经济中筹资的机会成本,进而抬升了外部融资成本。由此,银行市场势力最终将导致宏观经济活动水平下降,且这一效应是反周期的:当经济衰退时,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恶化,直接融资的代理成本上升,这进一步增加了银行贷款融资的相对优势,垄断银行可以“趁火打劫”。最终,不仅降低了总产出,还造成更大的经济周期波动。
Deidda等[27]的分析通过假定银行发展中介技术的过程特点,表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增长之间不是单调的线性关系,而取决于经济体的发展程度。经济体中存在生产最终产品的实体部门,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部门。由于生产技术都需要投入资本,两部门在资本的使用上存在竞争。对银行体系而言,银行数量的增长将增进本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同时也导致银行体系吸收更多的资本,挤出了实体部门可用的资本数量,降低了经济产出。最终影响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程度: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银行数量增长带来的专业化水平提升效应处于主导,银行集中程度的下降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时,银行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带来的专业化好处微乎其微,此时挤出实体部门投资的负效应占据主导,因此集中度下降反而不利于增长。这些论断得到了跨国经验数据的支持。与之类似,Diallo等[28]的研究认为银行业集中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银行部门处于古诺竞争状态的假定下,他们的内生增长模型显示,经济中创业者创新的概率是银行业集中度的递减函数,因为银行市场势力的增长将提升贷款利率,降低创业者用于创新的贷款数量和创新概率,进而阻碍了增长,且经济体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这一负面影响越显著。然而,当经济整体上处于受信贷约束的状态时,经济中的均衡创新水平及增长只依赖于金融发展程度,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没有影响。
(二) 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银行信息生产激励视角上述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实质上将银行看作普通的金融产品供给企业,在市场完全、信息充分的隐含假定之下,垄断性银行业市场结构通常产生负面影响。在信贷市场上,银行实际上面临着与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此时,银行的另一种重要功能——信息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不同的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将会对银行的信息生产行为产生不同的激励,从而缓解或加剧信息不对称。基于这种视角的分析显示,垄断性银行体系具有能增进效率的一面;但同时也会造成其他效率损失,从而存在潜在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取舍。
从这一视角出发,Cetorelli[29]以信息外部性为切入点,详细地分析了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相对于完全竞争的优势。假设经济体中存在需要融资的高质量H型创业者和注定失败的L型创业者。银行除了作为匹配储蓄和贷款的中介,还拥有筛选技术,即通过支付一笔固定成本获知创业者的质量信息。当银行体系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若某家银行通过筛选同意向某一创业者发放贷款,等于向市场发射一个该创业者为H型的信号,其他未支付筛选成本的银行可立即以更低利率为该创业者提供贷款。这就产生了“信息搭便车”问题,导致竞争性银行体系下所有银行都不会对创业者进行筛选,而是遵循风险分散原则向所有创业者发放贷款,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对于一家垄断银行而言,由于不存在信息搭便车,银行可以通过筛选总是将贷款发放给H型创业者,这提升了资本的配置效率;然而,垄断的天然属性也会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以攫取最大租金,降低了总贷款的数量,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从而存在贷款数量与贷款质量之间的权衡取舍。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垄断银行的好处占据主导,从而有利于增长。Cetorelli等[30]也基于这一思路,以银行的信息生产激励为核心展开了更具体的分析。假设银行业市场为古诺竞争状态,当一家银行可以通过观察另一家银行的最终贷款决策获知借款人信息,产生信息外部性导致的搭便车时,每家银行的最优策略是以一定概率筛选借款人,均衡时信贷市场将被内生地分割为“安全(筛选)”和“风险(未筛选)”两个市场。银行业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两方面影响:银行数量越少,创业者的信贷资金可得量越少;但同时弱化了“信息搭便车”问题,增强了银行的筛选激励,进而提升了信贷资金被有效配置的比率。从而,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稳态人均收入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寡头垄断型的银行体系将最利于经济发展。Cetorelli等[31]在文献[30]的基础上修改了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即银行业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将取决于借款人的异质性风险,同时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演进而变化。
Cao等[32]从信息负外部性的角度分析为何竞争性银行体系将对企业的贷款可得性产生负面影响。假定市场上只有一位寻求融资的创业者,每家银行支付一定成本对他的项目进行评估,各自得到一个不完全精确的信号并独立作出贷款决策。信息负外部性表现为,当借款人质量很低时,每家银行赢得贷款投标的可能性更大,出现“赢家的诅咒”。银行数量越多,这种负外部效应越显著,甚至导致银行极大地降低筛选概率,退出贷款投标,最终导致市场上贷款可得性降低、利率升高。
Dell' Ariccia等[33]同样以信息为切入点,分析当银行业遭受外生政策冲击变得更具竞争性时,不同类型企业贷款可得性的变化。银行在向某一企业贷款时,获取了企业的相关信息成为知情者,也就获得了“捕获(Capture)”这家企业的垄断势力,因为企业难以将自身信息传递给外部不知情银行而获取贷款。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被“捕获”的程度越深,贷款利率也越高。当遭受具有成本优势,但不知情的外来银行的竞争冲击时,信贷市场将发生分割:知情银行会将信贷资源转移到信息不透明的被“捕获”企业,外部银行将会贷款给信息更透明的企业。Marquez [34]从信息分散的角度,阐释了大量小银行组成的竞争性市场反而会产生无效率:相比大银行,小银行拥有的市场信息更少,筛选效率更低,这种信息分散最终造成更多低质量借款人得到贷款,并提升了贷款利率。Hauswald等[35]进一步强调了信息生产的重要性:银行通过生产和收集借款人的信息软化竞争,并从竞争对手处“挖”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更具竞争性的信贷市场结构使得银行可获得的租金降低,减弱了银行生产信息的激励,导致银行的贷款决策更容易出现失误,不利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三) 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银企关系型借贷视角与银行信息生产密切相关的另一种理论视角是关系型借贷。银行通过对企业的筛选和监督了解企业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可作为银行未来向企业再次发放贷款的参考,并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借贷关系。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则会影响这种关系的建立与否以及价值大小。这正是Petersen等[4]关注的焦点所在,他们的分析显示,在集中性的银行业市场上,银行更愿意与小企业建立关系,为更多小企业提供比竞争性银行体系下利率更低的贷款。这是因为,集中性市场上的银行对信贷市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掌控力,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初创小企业,银行可以先提供低利率贷款,待这些企业成熟后再收取高利率以获取补偿,实现利率的跨期平滑。因此,集中性市场上的银行更希望与企业建立长期关系,在资金不充裕的经济发展早期比竞争性银行体系更有利于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Boot等[36]认为,Petersen等[4]的结论基于银行只从事关系型借贷业务的假定。现实中,银行的贷款业务可以分为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两种,前者需要银行投入一定初始成本发展出特定的专业技能,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项目绩效,带来更多可供银企分享的租金;后者则是标准化商业产品,与银行的专业技能及银企关系不相关。由于每家银行的专业技能不同,不同银行的关系型贷款都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Boot等[36]的分析显示,当市场变得更具竞争性时,银行将削减同质性的交易型贷款,将更多信贷资源转向具有产品差异化,从而租金较少受竞争侵蚀的关系型贷款,以这种“替代效应”避免纯价格竞争。因此,银行竞争将促进银企间的关系型借贷,但同时也会促使银行减少对专业技能的投资,导致每笔关系型贷款对借款人的增加值有所下降。
与Petersen等[4]不同的是,Dinç[37]以声誉机制为中间渠道,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对银企关系型借贷的影响。Dinç[37]假定关系型贷款的特点在于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承诺,如果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会对其予以救助。尽管救助成本高昂,但银行出于维持良好声誉的目的仍信守承诺。银行业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声誉机制对银行践诺的作用呢?如果银行的市场势力足够强大,能从交易型贷款中获得充足利润,便不再有动机支付额外成本提供关系型贷款;同时当市场上声誉好的银行很多时,为了维持声誉履行救助承诺带来的额外利润将很低,银行同样缺乏救助企业的动机。因此,中等竞争程度的信贷市场最有利于声誉机制的发挥和企业的发展。
Schmeits[38]以自由斟酌合约(discretionary contracts)为中介,研究了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动与关系型借贷的关系。银行在向企业贷款的过程中获知了关于企业的软信息,由此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不断地调整贷款合约,通过提高或降低贷款利率给予企业正确的行为激励,提升项目收益。然而,由于银行获知了企业内部信息,自由斟酌合约也会导致银行对企业收取高额利率,即“敲竹杠”。在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中,来自外部银行的竞争对内部知情银行的“敲竹杠”行为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并激励内部银行降低利率,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促使更多银行专注于关系型贷款以避免纯价格竞争。
三、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经验研究以这些理论分析为基础,后续学者展开了广泛的经验研究,内容涉及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各方面影响,包括对微观企业的关系型贷款可得性,市场进入与企业发展,企业的创新行为,以及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一) 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关系型贷款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关系型贷款的影响,经验研究的理论基础可归结为以Petersen等[4]为代表的“竞争破坏观点”,以及以Boot等[36]为代表的“竞争促进观点”。基于不同的数据和变量指标,研究文献对上述两派观点各有支持。例如,Petersen等[4]对美国小企业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银行业更集中的地区,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少,新企业的贷款利率也更低。随着这些企业逐渐成熟,它们的贷款利率降幅也更小,表明银行确实利用市场势力建立银企关系以跨期平滑利率,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银企关系具有破坏作用。然而,Degryse等[9]对比利时的数据分析支持了Boot等[36]的理论预测:市场变得更具竞争性时,银行将更多地转向关系型贷款。李志生等[39]运用中国的银行分支机构和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银行的市场竞争阻碍了关系型贷款,尽管提高了企业的总体负债水平。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结合其他因素考虑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如Elsas[40]分析德国五家最大银行的贷款样本发现,当地贷款市场结构对企业与主银行关系的建立具有非单调的影响:当贷款市场集中度处于中低水平时,建立银企关系的可能性随着银行业竞争的提升而增加,这与Petersen等[4]认为垄断性银行是银企关系建立的前提相悖;不过,当贷款市场高度集中时,建立银企关系的可能性随着银行垄断程度的提升而增加。Presbitero等[11]也发现,当信贷市场中以大银行为主导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促使大银行转向更具有比较优势的交易型贷款,这将降低银企关系水平;当信贷市场中充斥着广泛使用关系型贷款技术的小银行时,市场竞争将提升银企关系水平。Canales等[41]对墨西哥的数据分析发现,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与银行的内部组织结构密切相关。那些内部结构扁平化、分支行经理拥有更大信贷决策权的分权式小银行会对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关系型贷款,但当银行业市场比较集中时,这些小银行反而会利用市场势力削减企业贷款,提升贷款利率。Bertrand等[13]开创性地使用美国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关系型贷款指标,综合反映了贷款定价过程中企业向银行传递的信息以及银行使用的信息。Bertrand分析显示,在竞争程度更弱的市场上,银行更倾向于使用关系型贷款,然而市场竞争与银行关系型贷款之间的关系呈凸性。
(二) 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市场进入和发展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的市场进入和发展,经验研究主要以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和Petersen等[4]的关系型借贷理论为基础。前者认为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增加了信贷可得性、降低了贷款利率,更有利于企业进入和成长;后者认为竞争性银行体系降低了银行与小企业建立关系、提供关系型贷款的激励,不利于企业的进入和发展。针对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理论预测,大量研究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银行业管制政策改革为背景展开。
20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州陆续立法允许银行在州内和跨州自由进行并购、开设分支机构,这极大地改变了各州由大量小银行构成的分散、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从而成为一个极佳的自然实验,引发大量学者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变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大多数研究支持了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即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得更具竞争性有利于企业的市场进入,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状况。如Black等[5]研究发现,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市场竞争的增强显著地提升了新企业的注册率。Kerr等[42]的分析显示,随着跨州经营管制取消而来的是创业率的大幅增长。然而,创业率大幅增长之后是大量的企业倒闭和退出,其中绝大多数正是此前创业潮中涌现的小企业,它们大多数在成立三年左右失败并退出市场,并未对在位企业形成挑战和替代。Rice等[43]以各州对外部银行开放度的差异作为银行业市场结构竞争度的工具变量,发现在银行业更具竞争性的州里,企业支付的贷款利率有更显著的下降,向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也增加。尽管在开放州里有更多企业使用银行贷款,但州内银行贷款总量并未增加,贷款的批准率和到期日也未变化。Bai等[44]的研究显示,当各州取消对银行业的经营管制后,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结构驱使银行将信贷资源配置到更高效的年轻小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促进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的增长。Krishnan等[45]分析发现,当各州取消对银行业的管制后,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增加,这使得融资受约束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金发展高效率的项目,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增长。Berger等[46]的结果表明,银行管制取消后导致企业的短期、长期债务和股权融资均得到了提升,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增长。
不过,Zarutskie[47]的研究却支持了Petersen等[4]的观点。Zarutskie[47]发现美国各州的经营管制取消以后,信息不透明程度最高的初创小企业债务余额显著下降,并大量转向使用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且这些新成立的企业规模也更小。因此,激烈的市场竞争摧毁了银行与初创企业建立关系融资的激励,对企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也有许多运用其他国家的数据展开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大部分支持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即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和发展。例如,Bonaccorsi di Patti等[6]分析意大利的数据发现,银行的市场垄断势力对企业创立存在钟形影响:当银行势力处于相对低的水平时,势力的进一步增强将有利于企业的创立;当市场势力已经相当高时,进一步提升银行的市场势力将导致企业的创立率下降。Beck等[7]分析74个国家的企业数据发现,银行业集中显著地阻碍了企业获取信贷融资,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尤其如此,但这一负面效应只在经济和制度都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表现显著。Barth等[10]利用56个国家的企业数据分析了银行业市场竞争对银行信贷官员腐败行为的影响,发现竞争通过提升企业相对银行的议价能力而显著降低了信贷腐败。Braggion等[48]分析了1971年英国取消对银行业管制的影响,发现在银行业集中度更低的市场上,企业增加了信贷往来的银行数量,提升了自身的银行债务比重和总体杠杆率水平,更大程度地收缩了商业信用,增加了研发投入;这一效应在中小企业和R&D密集型企业更显著。Shikimi[49]研究日本的数据发现,银行业的集中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的行业中的企业进入和退出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僵尸企业的存在进一步恶化了银行业集中的负面效应,但政府对银行的注资能一定程度抵消负影响。不过,也有实证分析支持关系型借贷理论,Inklaar等[50]的研究就表明,银行的市场垄断势力使其可以对贷款利率进行加成,而只有一定程度的加成才能使银行有动力搜集企业信息,进而对企业进行有效筛选和风险监控,最终促使企业技术进步,以及更有效率的企业获得信贷。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长期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长期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因此,中国学者十分关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对于中小企业的市场进入和设立发展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显示,中小银行的发展、银行业集中程度的下降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市场进入和设立发展[19, 51-53],而背后的主要作用机制在于,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发展能显著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12, 20, 54-59]。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变得更具竞争性显著地缓解了企业在信贷市场上面临的所有制歧视,提升了营利能力较强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使生产率低下的企业退出市场,提升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资源错配[17-18, 39, 60-61],促进了企业的对外投资[62]和持续出口企业进行产品质量升级[63],但抑制了中国企业平均出口质量的提升[63],通过促使银行更有效地对企业进行监督[64]、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减弱代理冲突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65],以及通过加剧产业内不同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分化激发产业层面的重组和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提升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60]。
在近年来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之一。银行以优惠利率贷款为低质企业“输血”,是企业僵尸化的重要成因[66]。那么,当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变得更具竞争性时,将如何影响僵尸企业?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结论不一。刘冲等[66]认为,在财政存款成为地方政府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工具的背景下,财政存款资源可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投向,从而可能通过银行的信贷分配造成僵尸企业的形成。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竞争加剧了财政存款的信贷分配效应,促使企业过度投资,提高了企业僵尸化概率。王海等[67]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提升了当地的银行业竞争程度,并通过提高企业资本生产率而抑制企业的僵尸化。陈瑞华等[68]的研究却显示,银行的市场竞争的增加导致更多信贷资源在政府干预下流向了僵尸企业,强化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创新的信贷挤出效应,进而减少了创新产出。
(三) 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之一,而创新离不开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许多学者基于美国银行业管制政策改革,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Chava等[69]发现,美国各州取消银行州内和跨州经营管制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前者导致州内大量小银行被兼并,增加了当地银行的市场势力,降低了年轻小企业的创新水平和创新波动性;后者允许外来大银行进入州内,强化了当地的银行业市场竞争,提升了年轻小企业的创新水平和创新波动性。背后的机制在于,当地的银行业市场竞争显著地提升了企业从事更具风险的探索性创新、产品创新能力,以及改变银行同小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
Amore等[70]和Cornaggia等[71]聚焦于跨州经营管制取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前者的分析显示,管制取消显著促进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提升了专利的风险程度,因为跨州管制取消增加了银行利用多元化分散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的机会,激励州内银行为州外企业的创新活动融资。后者研究发现,跨州管制取消带来的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导致各州企业的创新产出显著下降,这主要源于大型公众公司的专利数量下降: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通过增加信贷可得性缓解了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少了公众公司潜在的收购标的,导致公众公司的创新活动下降。
Hombert等[72]的研究发现,州内管制的取消导致银行业更具竞争性,这摧毁了银行与小企业之间的银企关系,显著降低了创新企业的数量,以及创新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原因在于,银企关系遭到破坏使小企业受到更严重的融资约束,促使创新人员从小企业转移到融资约束低的大公司,导致创新小企业的数量大幅下降,并抵消了大公司创新产出的增加,最终表现为总创新数量的下降。
技术创新作为引领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研究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研究的结论总体比较一致,即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有利于企业的研发创新。如齐兰等[73]发现,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垄断不利于工业技术创新,造成了显著的效率损失。蔡竞等[15]的研究显示,银行业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且这一效应在中小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此外,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张杰等[14]发现,银行业的结构性竞争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的U形影响:当结构性竞争度处于某一临界值之下时,银行业市场竞争增强将抑制企业创新;高于该临界值时,竞争将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之所以产生这种U形关系,是因为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结构性差异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张璇等[22]的研究显示,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加剧,尤其是来自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竞争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显著提升其创新能力,这一效应对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位于市场化水平高和法治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戴静等[23]还发现,银行业市场竞争使更多高效率企业进入创新部门,以及更多高效率在位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从而优化了企业间的创新资源配置,推动了整体层面的创新产出。戴静等[74]的研究也发现,以城商行扩张为代表的银行业竞争加剧通过提高企业信贷规模、优化信贷期限促进了企业创新。千慧雄等[75]的研究显示,银行业市场竞争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推动人力资本回流到创新部门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四) 银行业市场结构与行业发展除了对微观企业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关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对宏观行业发展的影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都借鉴了Rajan等[24]的经典研究设计。为了识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明确其背后的作用机制,Rajan等[24]开创性地构造了金融发展指标与美国各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交互项,发现在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外部融资依赖性更强的行业经历了更快的增长,由此证实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Cetorelli等[76]最先借鉴这一框架考察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对行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预测一致,银行业集中对经济中的行业增长具有普遍的负面影响。然而,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行业却能从中受益,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抵消银行业集中的普遍负影响,表明银行业集中带来的市场势力提升了年轻企业的贷款可得性,支持了关系融资理论的观点。Cetorelli等[8]又进一步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实体行业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银行业集中程度的下降促进了各行业内部小企业数量增加,企业平均规模显著下降,整个行业内的企业分布移向左端的中小企业。因此,银行市场势力确实成为阻碍新企业进入的金融壁垒。Claessens等[77]分析16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在控制了总体金融发展水平后,一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度越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越大的行业增长得越快。Bertrand等[78]基于法国1985年的银行业管制政策改革,通过一系列精妙的模型设计逐次递进地展现出改革造成经济变动的整个链条机制:改革通过增强银行的逐利动机提升了整个银行业的借贷效率,并通过优化企业层面的信贷资源配置引发了劳动力和资本在企业间的再配置,最终表现为经济中行业集中度显著下降,以及融资依赖度更高的行业中的高就业、高投资和高人均产值。
国内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产业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Lin等[79]发现,资本-劳动比越低的行业在大银行占比越低的省市发展更快,这证实了“行业结构论”观点,即大型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不利于中国以劳动力密集为主要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下的产业增长。叶初升等[80]从产业升级视角的研究发现,技术复杂度更高、创新研发度更强的行业将在银行业市场竞争更强的省份有更高的产值、就业份额和新产品产值比。因此,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促进了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形塑中国地区产业结构、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重要金融力量。宿伟健等[81]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银行业市场竞争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但由于各地融资约束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影响:在融资约束高的地区,银行业市场竞争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产业高级化;而在融资约束低的地区,则在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Ye等[82]发现,在2002年的银行部门改革后,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明显上升,这促进了更多年轻小企业的发展,导致了制造业的行业集中度降低。
四、简要评论与未来展望2019年初,中共中央提出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当前,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业为主体,银行体系在配置金融资源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银行业市场结构呈现出高集中度,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据垄断地位,而其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经济中长期存在着信贷资源配置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因此,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之一是要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增强银行业市场竞争,从而提升金融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这对于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理论机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系统地梳理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对经济影响的文献。理论研究显示,银行业市场结构通过银行市场势力、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银企关系的建立等多种作用机制,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和融资条件,表现出相应的实体经济后果。实证分析表明,总体而言,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了企业、行业和经济增长。在现有成果之上,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经济影响研究仍存在有待推进之处。
首先,银行业市场结构影响中国企业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探索。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对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极大地加深了对金融与创新之间关联的理解。尽管中国学者近年来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大多停留在效应识别层面,在证实银行业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作用后,并未进一步探索产生这种积极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也没有深入探究银行业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内部创新投资的融资结构。通过探究这些问题,能深入了解竞争环境下银行的行为反应和特征,以及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融资需求特征,更具针对性制定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方案。
其次,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研究有待丰富。尽管不少国外学者探究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行业发展,但多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研究对象,重在识别银行业市场结构对行业增长的普遍性或异质性影响,针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研究却难觅踪迹。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产业升级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当前,如何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强化银行业市场竞争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前进路上迫切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和难题。
最后,银行业市场如何影响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问题亟待探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还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膨胀的背后必然有金融资源的不断流入作为支持,可以推测,银行应该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深入研究银行市场结构对产能过剩和地方隐性债务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经济的顺利转型提供参考。
因此,关于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以下几方面在未来值得深入探讨:一是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识别银行业市场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二是进一步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三是探索银行业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产能过剩和地方隐性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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