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发展，中国农村地区网民日益增长。根据2020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已经达到3.09亿人，已占中国网民总数的31.3%，较2020年3月增长了5471万人^[1]。与此同时，电子政务服务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向中国农村地区延伸。《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①明确指出，要推动电子政务服务延伸到街道、社区和乡村地区。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农村信息化工程，取代了以电视电话为主的农村接入工程^[2]。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恰逢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的新时期，电子政务也在推动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应用价值^[3]。

①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http://www.gov.cn/test/2009-09/24/content_1425447.htm。

电子政务的创新和发展同时带来了移动政务的兴起，各级政府部门逐步通过以政务客户端、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第三方平台向公众提供便捷的信息和服务，并在政务传播发布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4]。近年来，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平台纷纷与各地政府合作，推出城市服务项目，这不仅有利于移动政务的普及，而且提高了政府办事的水平和效率。其中，政务微信是公民使用较为广泛的第三方平台之一。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微信城市服务累计用户数量已经达到6.2亿人，且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全部开通政务微信城市服务功能^[5]。根据中国农村“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现状研究，在“两微一端”中，政务微信在农村地区知晓率更高，未来使用意愿更强；几乎不使用政务微信、政府网站、政务客户端和政务微博的农户比例分别为69%、72%、79%、80%^[2]，在政府网站和“两微一端”中，政务微信在中国农村地区使用和发展情况相对较好。因此，政务微信作为电子政务综合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务微信是指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利用微信平台，向公众发布政务性、事务性信息，提供政务互动、网络管理和在线办事等信息服务的政务新媒体^[6]。2012年8月30日，广州市白云区政府应急办首开政务微信先河，开通了广州应急——“白云应急管理”公众号。目前全国各地区政务微信全面覆盖，政务微信已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7]。虽然近几年政务微信已经得到了广泛发展，成为当下各级政府和各部门提供电子政务服务的重要平台，但是长期存在于城镇和农村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是政务微信发展和推广的障碍。

已有研究显示，因为缺乏愿景、战略不匹配以及无法可持续发展，政府主导和企业参与模式推动的农村互联互通依然存在阻碍^[8]，严重影响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环境。Wang等^[9]的研究表明，农民所处的信息环境、社交网络等环境因素，会影响农民从电子政务服务潜在使用者向实际使用者的转变。王立华等^[10]从农民的主观认知角度出发，对陕西省西安市的调查发现农民的自我效能、感知有用性、感知信任以及主观规范会影响其对电子政务服务的采纳意愿，而不会使用、没有听说过政府网站和缺少电脑等硬件问题成为阻碍电子政务服务采纳的主要因素。Venkatesh等^[11]对印度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在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中，农民的性别、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等都会对电子政务的使用产生影响，而外向性、开放性、自觉性等人格特征也会影响电子政务的使用。Liu等^[12]对浙江省农村地区的调查发现，感知易用性、近期有用性、长期有用性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对移动政务的使用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年轻、性别为男性、远离市镇中心等因素使农民更积极地使用移动政务。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调查数据，多维度地研究了农民使用电子政务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但是，对中国农村居民政务微信的使用情况尚缺少研究，且未能关注政府信任等关键变量。基于此，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28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324个村庄近万家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角度对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这项研究将为推动农村居民更为广泛地使用政务微信提供借鉴意义，并有助于推动电子政务在农村地区普及和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基础

对公民使用政务微信的研究是公民采纳和使用电子政务行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公民对电子政务采纳的相关理论，在个体特征层面，从人口统计特征(或社会经济状况)和感知政府信任两个角度研究中国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影响因素。据研究显示，公民的个体特征会影响公民对电子政务的主观感知，进而影响其使用电子政务的意愿和行为^[13]。个体特征因素一般包括人口统计特征、个体动机和主观感知等^[14]。在主观感知中，又包括感知信任、感知风险等^[15]，其中感知信任可分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公民对技术的信任两个维度^[16]。

综合已有研究，公民对电子政务采纳的主流理论和模型主要包括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技术接受和使用整合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DOI)和信任理论(Trust)等。而基于公民个体特征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聚焦于创新扩散理论和信任理论。

对于公民而言，特别是农村居民，政务微信是一项信息技术和政务服务的创新，即政府采用新的渠道和方式为公民提供政务信息和公共服务，因此公民对政务微信的采纳和使用可以运用创新扩散模型进行研究。在Rogers^[17]的创新扩散理论中，创新的采用通常以扩散为特征，电子政务在潜在用户中的传播是由电子政务的特性共同决定的。Carter等^[18]认为，相对优势、复杂性、兼容性和可观测性等是影响扩散率的重要因素。在Reddick等^[19]的研究中，又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扩展到创新扩散理论中，他们认为拥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公民，可能会更有能力和需求采纳和使用新技术。社会经济因素包含了年龄、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经济收入等要素，是便于衡量的客观变量^[20]。

在个体特征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公民对电子政务的采纳和使用，信任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Bélanger等^[15]认为，信任主要包括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对信息技术的信任。Teo等^[21]的研究显示，信任因素对公民的行为意向起决定性作用，公民对电子政务的信任包括对技术和对政府的双重信任。而且，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对政府机构或部门信息技术能力信任的先决条件，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最终会影响公民使用电子政务服务的潜在意识^[22]。同时，Hofmann等^[20]认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影响公民对政府态度和认知的重要因素，而公民对政府的态度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民对政府网站的使用情况。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从以下方面对中国农村居民采纳和使用政务微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 研究假设

1.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在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中，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水平以及村民担任村干部情况都有可能会对其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产生影响。

Wang等^[9]认为，性别差异会对新技术的接受和使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印度的农村地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使用电子政务^[11]。但是在中国36个城市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性别对公民电子政务使用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23]。因本文研究对象同为农村居民，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在中国农村地区，男性相较于女性而言更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

通常情况下，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和使用新生事物，同时年轻人相对于年龄较大者，其学习新技能、新事物的能力也会更强，学习意愿也相对更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年龄与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负相关。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聚居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作为人口统计特征的重要指标，也许会对农村居民政务微信的使用产生影响。相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汉族人民在语言、文字和交流等方面可能存在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中国农村地区的汉族居民比少数民族居民使用政务微信更加频繁。

已有大量文献均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公众使用电子政务的重要影响因素。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公民个人对新技术的接受和使用^[24]。在印度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对农民使用电子政务显著正相关^[11]。在对天津市市民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学历越高的人越有可能登录政府网站^[2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

在家庭经济水平方面，家庭经济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社会经济水平。一般社会经济水平越高的公众越具有相关的技能和能力来主动接触政府，而个体主动接触政府又会进一步提高参与者的技能和改善其态度^[2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越频繁。

村干部是由村民自治机制选举产生，是以行政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的主要干部为代表的干部群体^[27]。通常而言，村干部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自觉、文化素养以及一定的奉献精神，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会经常使用政务微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6：现任或曾任村干部的村民，相对来说会更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

2.政府信任变量

在电子政务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政府信任因素对电子政务的影响。Bélanger等^[15]认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公民使用电子政务服务意愿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同时，在中国大城市的调查研究中，政府信任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13]。可见，政府信任很有可能也会对农村居民政务微信的使用产生影响。

然而，因政府治理体制、公民文化心理等因素，公民政府信任具有政府层级性分化倾向，存在央地差异和层级差异，呈现“央强地弱、层级递减”的差序结构性特点^[28]，且研究表明政府信任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度要高于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度^[29]。因此，村民对各级政府及村委会的信任程度不同，村民使用政务微信的情况也可能存在差异。对此，本文从村民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对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对县级以下地方政府信任程度三个层面分别进行研究，并提出如下假设：

H7：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

H8：村民对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

H9：村民对县级以下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运用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千人百村”社会调研数据，该项目对中国农村“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普及和使用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了28个地区(除北京、上海、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一共覆盖了324个村的9890个受访村民。该项目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访问，且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和质量监控体系，能够有效保障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2]。

因各地区的样本占比同乡村人口的总体占比不一致，本次调查结果对抽样数据进行加权处理，首先根据各地区乡村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形成权重变量，再参照各地乡村人口规模对所得数据予以加权计算，各地区乡村人口规模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2]。经过加权处理后，本文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现状的描述分析基本能够反映全国总体情况。

(二)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因变量是农村居民政务微信的使用频率，在调查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您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如何？”本题为频次题，受访村民的答案从1到5分别代表“几乎不用”“几个月用一次”“几乎每个月都用”“几乎每周都用”“几乎每天都用”。

2.自变量

(1) 人口统计特征的变量测量。性别设置为二分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本身为数值变量，我们将其分为18~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及以上5组，分别赋值为1到5进行测量。民族是二分变量，少数民族为0，汉族为1。受教育水平为定序变量，将小学及以下(含文盲)、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高职、大学本科和硕博研究生分别赋值为1到5来进行测量。家庭经济水平的认知包括“比较差的”“中下水平”“平均水平”“中上水平”“比较好的”，分别赋值为1到5来进行测量。担任村干部的情况通过问题“您是否当过村干部”来测量，“从未当过”赋值为0；“当过(含在任)”赋值为1。

(2) 政府信任的变量测量。问卷就农村居民对各层级政府信任程度，包括中央政府、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市(区)政府、县(区/县级)政府、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信任程度都进行了调查。测量问题为：“您是否同意中央政府、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市(区)政府、县(区/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是值得信任的？”我们将“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到5来进行测量。

通过统计分析各层级政府及村委会信任程度，村民对中央、省、市、县、乡政府及村委会信任程度均值分别为4.62、4.44、4.32、4.16、4.03、3.94，呈“央强地弱、层级递减”的差序结构。但因各级政府及村委会信任程度变量大部分高度正相关(省政府与市政府信任程度、市政府与县乡政府信任程度、县政府与乡政府信任程度、乡政府与村委会信任程度等相关系数均大于0.7)，存在信息上的重叠。因此，对其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发现满足因子分析要求(KMO=0.799，p=0.000)，各成分的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92.977%。因此，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三个公因子，分别为中央政府信任程度、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和县级以下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并使用回归法赋分取值。

3.控制变量

本研究运用的数据包括多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为典型的多层嵌套数据。因此，需要设置地区虚拟变量，并对其进行控制。将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省级行政区代码依次编号，并对其进行控制与测量。

(三)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为截面数据，且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模型。回归模型采用稳健性标准误，来降低异方差导致的估计偏误。

四、实证结果 (一) 中国农村居民政务微信的使用现状

通过对中国28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324个村庄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政务微信知晓率仅为10%，未来打算使用政务微信的村民为22%^[2]。因此，政务微信在农村居民群体的推广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图 1展示了中国农村居民政务微信使用频率。可以看出，在受访村民中几乎不使用政务微信的村民比例为68.90%，几个月用一次、几乎每月都用、几乎每周都用和几乎每天都用的村民比例分别为6.20%、2.60%、6.00%、7.60%。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不使用政务微信的村民较多，占比较大；使用政务微信的村民大多已具有使用习惯，他们中大部分人每周乃至每天都会使用。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居民的政务微信使用情况仍待改善。

图 2为中国农村居民政务微信使用目的。85.92%的村民使用政务微信是为了获取政务信息；31.50%的村民是为了获得政务服务；18.38%的村民是为了参政议政；仅有6.92%的村民是为了提出建议或投诉举报。因此，村民使用政务微信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务信息，其次是希望通过政务微信来获得政务服务。

图 3展示了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情况。各个地区使用政务微信的村民均不到一半，说明全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使用比例都比较低。其中，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情况相对较好，华东、华中和西北地区的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情况的地区差异较小。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情况较差，在华北和东北地区近九成的农村居民不使用政务微信。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务微信使用情况都需要大幅提高，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

(二) 描述性与相关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 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较低，使用情况较差，均值仅为1.70(满分为5)，充分说明政务微信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较低。

2.相关分析

表 2是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矩阵。结果显示，大多数自变量同政务微信使用频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只有性别和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不强。回归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6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威胁。

(三) 回归分析

表 3是主要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本文先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加入回归模型，然后加入政府信任变量。两个回归模型的R²分别为0.106、0.131，且F值均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p=0.0000)，表明各个模型均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

1.人口统计特征层面

性别对村民使用政务微信的影响不显著，H1未获得支持，并且估计结果符号为负向，说明男性与女性相比较少使用政务微信。

年龄对村民使用政务微信使用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H2获得支持，但年龄变量的符号为负向，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越低。因此，年龄增长是影响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阻碍之一，推动政务微信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重视年龄问题对政务微信使用的影响。

民族对村民使用政务微信使用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H3获得支持。结果表明，汉族村民相较于少数民族村民更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但在加入政府信任变量前，民族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民族因素可能也会影响政务微信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推广和使用。

受教育水平对村民使用政务微信使用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H4获得支持。这说明村民学历越高，村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越高，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学历较高的村民，学习能力也相对更强，更愿意接受新技能和新事物，因此他们使用政务微信可能也会更频繁。

家庭经济水平对村民使用政务微信使用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H5获得支持。这表明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越高。原因可能是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村民，对信息设备和服务的投入会更高，因此他们也更有能力通过政务微信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捷。

现任或曾任村干部的村民更倾向于使用政务微信，H6获得支持。相对于普通村民，村干部一般具有更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素养，这使他们更了解政务资讯，也更倾向于通过使用政务微信来获取政务信息和服务。

2.政府信任层面

通过模型的R²变化来看，引入政府信任变量后，模型(2)的解释力度有较大提高，这说明各层级政府信任程度以及村委会信任程度都是影响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重要因素。

其中，中央政府信任程度和县级以下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对农村居民政务微信使用频率产生显著影响，H7和H9获得支持。但是，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对农村居民政务微信使用的影响并不显著，H8未获得支持。这可能是农村居民受权威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认为中央政府相对于省、市、县级地方政府而言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同农村居民的距离较远，在政府信任“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中，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存在差距^[30]。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下乡落户，其实施主体是乡镇地方政府和村委会。他们更贴近基层群众，相对于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而言与农民群众联系更为紧密，也更了解政策在人民群众中贯彻执行的效果如何。乡村基层组织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效地对政策的推行和实施过程进行改进和完善，并在与农民群众的联系和沟通中，与之建立更为良好的政民互动关系。因此，中央政府信任程度与县级以下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对村民使用政务微信情况影响更为显著。

五、讨论与结论 (一) 主要研究发现与实践启示

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28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324个村庄近万家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政务微信等电子政务新媒体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普及和发展，深化农村居民对其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制定相关政策弥合“数字鸿沟”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借鉴。

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较低，超过一半的农村居民几乎不使用政务微信。中国各个地区使用政务微信的村民均不到一半，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这可能是因为在部分农村地区，政府网站相对于“两微一端”知晓率更高，政府网站的普及程度也相对较高^[2]，许多农村居民因此会选择使用政府网站，或者政务微博等其他渠道获得政务服务。且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居民更愿意采取“面对面”或找人代劳的方式，而愿意通过电子政务获取政务服务的农村居民较少，因此很多地区的农村居民尚未形成基于互联网的政务服务使用习惯^[2]。而使用政务微信的农村居民大多已具有使用习惯，他们中大部分人每周乃至每天都会使用政务微信。大部分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目的是了解政策和获取政务信息；部分村民希望通过政务微信来获得政务服务；少数农村居民则是为了提出建议或投诉举报而使用政务微信。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务微信使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提高，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因此，政府可以根据农村居民的需求和使用目的，及时有效地通过政务微信为村民提供政务信息和政策解读，更好地提供政务服务。

研究表明，在个人特征因素中，人口统计特征因素和政府信任因素均对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情况产生影响。通过对人口统计特征因素的分析显示，年龄、民族、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水平和担任村干部情况等因素都会对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频率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弥合人口统计特征因素造成的“数字鸿沟”。从农村居民不使用政务微信的原因来看，近一半的农村居民是因不懂网络而不使用，近三成的农村居民认为不需要政务微信，还有近两成的农村居民不会使用政务微信^[2]。所以，政府在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政务微信的访问技术门槛和提高政务微信服务质量等措施，提升政务微信的服务体验，从而推动政务微信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普及。同时，政府应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采取激励措施，避免农村地区因缺乏足够的人力、财政等资源而限制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于年龄较大者或少数民族村民，政府部门可以进行有针对性地宣传和技能培训，使其了解政务微信的功能和优势，或者通过研发双语功能，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采纳和使用情况。在政务微信的推广和普及中，还应充分发挥村干部的带头作用，通过村干部的宣传和引导，提高村民主动接触政府和使用政务微信的意愿。只有当所有群体都能更方便地获得政府服务和政务信息时，公民才能从政府服务中获得更多的优势和便利^[31]。

本文还发现，农村居民对各层级政府的信任情况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务微信的使用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村民对中央和县级以下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影响政务微信推广和使用的关键因素。因此，各层级政府以及村委会应继续提高农村居民对政府信任的水平，使村民对各级政府以及村委会都更具信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影响公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良性的政民互动关系有利于塑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并培养健康的参政议政文化^[13]，从而使政务微信能够在中国农村地区得到更广泛使用，进一步扩大政务微信在中国农村地区的覆盖面，提高农村居民对政务微信的使用频率，同时也使政务微信可以为我国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优势和便利。

(二)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农村地区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截面上，也表现在不同时间上。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收集纵贯数据，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检验。

其次，政务微信的使用是多维度的，本文仅研究了个人特征层面对农村居民政务微信的使用情况的影响，未来可以对政务微信的其他维度进行研究，比如政务微信的技术层面、环境层面或质量层面对农村居民使用政务微信的影响，或者不同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全方位地探究中国农村地区政务微信的使用情况。

与此同时，电子政务服务是多方面的，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部门不仅可以利用政务微信为村民提供政务服务，还可以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博以及手机政务客户端等来完善中国农村地区的政务服务环境。目前，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互联网创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改善公共服务的使用体验，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32]。因此，未来可以对电子政务服务的其他方式进行考察、比较和探索，从而选择合适的方式促进中国农村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