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1848年6月，马克思在德国科隆创办《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50年3月，马克思又在英国伦敦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本文将《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统称为《新莱茵报》。

《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刊发了《雇佣劳动与资本》^[1]473-506、《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2]360-366、《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2]501-505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文章，还开设政治经济学讲习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们和先进工人等讲授了政治经济学，并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等场合作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报告和演讲。这些著作、评论、演讲、笔记、书信等文本资料，理应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也应该被纳入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脉络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

然而，学界的研究仍存在四点缺憾：首先，将《新莱茵报》时期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中断或停滞阶段，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脉络的断裂^①。其次，以《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个别著述的理论代替整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屏蔽了诸多卷帙文论中所阐述或隐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萌芽或新观点。再次，重视对《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研究，而轻视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研究，而且鲜有将两种报纸纳入同一个历史时期而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后，集中从新闻学意义上探讨《新莱茵报》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史上的地位和历史贡献^①，将创办《新莱茵报》视为马克思战斗的一生中树起的一座历史丰碑^[3]，却忽略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

① 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0.

① 这一类研究起点早、成果多，占《新莱茵报》研究成果的半数以上，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11月发行了“《新莱茵报》的编译与研究”的增刊专号；《东南传播》2021年第1期围绕《新莱茵报》特别策划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创性实践”的专栏；《以原版〈新莱茵报〉为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陈力丹，《东岳论丛》2020年第12期)；《无产阶级办报传统的追根溯源——〈新莱茵报〉出版史考证》(夏琪，《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10期)；《第一家马克思主义的日报〈新莱茵报〉》(陈力丹，《新闻界》2014年第11期)；《党报要做贯彻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典范——对“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的考证》(王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2期)；《无产阶级办报刊的使命——〈“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评析》(杨保军，陈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6期)；《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新莱茵报〉》(方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张友伦，《历史教学》1980年第12期)。

为了弥补如上研究的缺陷，将《新莱茵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并对该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历时性考察并呈现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不失为一次有益的研究探索。

二、《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时期 (一) 《新莱茵报》 1.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由马克思创办并担任总编辑的一份无产阶级政治性日报。1848年3月底，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谈到打算回德国出版大型的革命日报，4月11日他们到达科隆并立即着手筹备报刊出版，至4月24日前后《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出版计划书问世。该报原定于1848年7月1日出版，由于革命形势变化，提前至6月1日创刊发行。1848年9月27日(第113号出版)后，因当局戒严而被查封中断，10月12日(第114号出版)复刊。1849年5月19日，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其他编辑遭到迫害而停刊，总计发行了301号。将民主派机关报定名为《新莱茵报》，是为了强调该报纸与1842—1843年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之间的联系^[2]610。

恩格斯在1850年评价《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唯一的不仅在言论上或者以一些善良的愿望来代表无产阶级，而且表达了它的真正利益的一个机关报^[4]137。在马克思去世一周年之际，恩格斯又撰写了题为《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纪念文章，进一步指出：“没有一家德文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5]他将创办这份在革命年代具有像榴弹一样威力和影响力的德国最著名报纸的功绩归于马克思。

该报所刊发的文章主要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和第6卷。第5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的文章137篇，其中马克思独立署名的有31篇，未明确注明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的文章^②41篇。第6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的文章148篇，其中马克思独立署名的有61篇，未明确注明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的文章42篇。此外，1959年我国出版发行了158套《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德文影印版^③。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说明”中指出：“要确定登载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是出于卡·马克思的手笔还是出于弗·恩格斯的手笔，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文章下面没有署名，作者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限，而且也找不到原稿。产生这种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文章看起来好像是两位作者一起写的。”参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ⅩⅩⅠ.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新莱茵报》(德文、影印版)，新华书店外文发行所1959年。该套分上下2册，上册，第1-159期；下册，第160-301期。

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停刊后，马克思因被德国驱逐而流亡到巴黎。他在1849年7月底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已经开始商谈在柏林出版一种定期的政治经济杂志(月刊)，主要应该由我们两个人写稿。”^[6]86这里的杂志就是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49年8月23日，该刊在伦敦创办“有肯定的希望”^[6]93，马克思又写信督促恩格斯前往伦敦。12月中旬，马克思与汉堡舒贝特书局签订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出版合同，之后的两个月，题头印有“卡尔·马克思主编”字样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在《新德意志报》等5家报纸刊登，并指出“本杂志以《新莱茵报》为名，应该被看作是该报的继续”^[4]3。

根据马克思的设想，该报最初为月刊，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改为每两周出版一次，如果可能就出版像美英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而只要形势允许回到德国，就立刻再把周报改为日报^[7]709。由于资金问题，原定于1850年1月出版的计划推延到3月6日。1850年11月第5-6期合刊出版后停刊。1850年11月底至1851年2月，马克思同科隆和汉堡的共产主义同盟盟员以及出版商商谈以季刊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问题^[8]155-157，未果。

(二) 《新莱茵报》时期

对《新莱茵报》时期的时间节点，学界界定不一^[9]。狭义上可以界定为从马克思1848年6月1日发行《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第1期开始，到1850年11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最后1期出版结束。但考虑到思想的延续性和具体历史语境，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把《新莱茵报》时期界定为以1847年12月《雇佣劳动与资本》手稿写成为起点，以1851年4月《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写作完成为终点。

之所以将《新莱茵报》时期界定为1847年12月至1851年4月，是因为《雇佣劳动与资本》虽首次于1849年4月5日—4月8日和4月11日刊发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上，但该文是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讲演写成，因此，1847年12月应视为《新莱茵报》时期的起点。另外，马克思在摘录关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的本子封面和最后几页亲笔写着“第Ⅳ本。伦敦。1850年11月。1850年12月”^[10]，由此可以判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最后1期出版的1850年11月之前，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进行系统批判的资料整理工作。因此，将1851年4月《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写作完成作为《新莱茵报》时期的终点是符合思想发展规律的。

三、《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

遍查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新莱茵报》的文本资料，能集中体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著述主要有：《雇佣劳动与资本》^[1]473-506、《工资》^[1]635-660、《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1]444-459、《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2]355-359、《关于现行赎买法案的辩论》^[2]360-366、《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2]501-505、《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一、资本；二、土地所有制》^[8]130、《评爱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4]330-342等，此外，《国际述评(一)》^[4]254-268、《国际述评(二)》^[4]243-246、《国际述评(三)》^[4]492-540、《帕托夫赎买法案建议书》^[2]123-125、《六月革命》^[2]153-157、《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2]247-250、《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2]307-317、《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2]325-331、《“模范国家”比利时》^[2]367-370、《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市民自卫代表团》^[2]510-512、《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2]531-534、《革命运动》^[1]173-175、《资产阶级的文件》^[1]176-180、《经济状况》^[1]385-390、《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4]9-125及《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4]247-253等也多有涉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通过对以上文本资料的耙梳，可以将马克思《新莱茵报》时期政治经济学思想通过资本、劳动、世界市场和危机三个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进行概括。

(一) 资本

这一时期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已不再局限于以往“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积累的劳动”等概念的内在规定性，而是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在“许多资本”“资本的利润”等术语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资本、非生产资本、剩余资本等概念，并对货币价格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

(1) 首次将“资本”纳入生产关系之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六月革命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赤裸裸的资本统治”^[2]532，其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指出，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4]98。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深刻地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487。如此，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不再是资本本身，而是生产关系或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对于马克思后期的研究至关重要。

(2) 提出了作为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资本、非生产资本、剩余资本等概念。马克思在《工资》中明确将生产资本划分为三个构成部分，并讨论了生产资本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如用于机器和原料的份额与用于工人生活费的份额。此外，马克思在《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国际述评(二)》等文章中都讨论了资本和商业危机的内在关系，认为剩余资本在工业生产中异常迅速的投机，造成了市场商品充斥的现象，从而加快了商业危机的到来。同时，把非生产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和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一般地会加快和加强工业危机的发展过程。这是马克思将资本纳入生产关系后深入研究的结论，也是马克思后期研究中提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理论概念的雏形。

(3) 讨论了货币价格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曾从异化劳动的角度对货币进行分析，认为货币的功用在于购买一切和增强异化，将货币作为资本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而并未对其从整体结构中考察。在《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2]247-250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的价格是由各该时期的供求关系、现存货币的多少来决定的，进一步是由各该时期的工业状况、由全部交换的停滞或繁荣来决定的，并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影响。此外，马克思批判了梯也尔将一般的纸币视为赝造货币的观点，指出随意增加纸币或金属货币的数量并不等于增加生产，即增加真正的财富。

(二) 劳动

劳动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新莱茵报》时期之前的研究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已经历时性地呈现。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家将劳动视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扬弃，确立了“异化劳动”范畴，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转变。《新莱茵报》时期及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逐渐淡化“异化劳动”，转向从雇佣劳动、活劳动、劳动力等概念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建构。

(1) 更深入地剖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在1843年前后就曾论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只是这种关系仅仅被当作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将劳动和资本作为现存阶级和阶级社会的基础去考察。他说：“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7]140而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论述集中体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认为，人们把劳动变成商品，并用尽可能少的生产费用来生产它。同时，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是最为有利的条件。这时已经明确了的“劳动商品”概念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2) 由“劳动”内生出“劳动力”的概念。1891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恩格斯为了更贴切地体现马克思在该书中“劳动”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同时让该书和马克思后期的经济著作的观点一致，将原稿中22处工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修订为“劳动力”。这种更改“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12]235。而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马克思由“劳动”内生出“劳动力”，并通过“劳动力”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进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观，搭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枢纽。

(三) 世界市场和危机

马克思此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多集中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剖析，如对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地租等理论的阐释，随着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马克思对“商品劳动”“资本”等概念研究的深入，引发了马克思对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关注。世界市场和危机成为马克思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展整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

(1)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结果。马克思对英国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诸多论述，如《经济状况》和三篇《国际述评》等。他指出经济危机是英国“秩序”下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直接后果，即使是同时遭受了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英国人也要将工作进行下去，直到爆发新的商业危机。而经济危机将是现代英国革命的开端。此外，马克思认为法国革命后的工业危机是普遍性的，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它不再向前发展^[2]155，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结果。

(2) 对自由贸易持支持态度。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提出，在革命的意义上，他赞同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11]459。他在《“模范国家”比利时》《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文章中分析了自由贸易的影响。这是马克思1847年9月在“关于保护关税主义、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的演说”中提出自由贸易能对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发生作用的具体阐释。

(3) 考察了世界市场的变化。马克思在《革命运动》一文中指出，1848年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它“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1]174-175。1850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一)》中分析了由美国铁路投机破产所带来的世界贸易中心、世界贸易集散地、世界交通枢纽的演变，指出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同时，他还考察了世界市场的变化对东方社会的影响，指出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受不住机器的竞争。

除了以上所述的劳动、资本、世界市场和危机三个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外，这一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涉及其他诸多基本概念。如地租，在1844年前后，马克思仍将“地租”列为与“工资”“资本的利润”并列的三个篇目之一，延续了亚当·斯密将地租作为社会基本阶级之一的土地所有者收入形式的研究思路，未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说。《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地租是土地的自然礼物”^[2]356的观点，鼓励使土地流通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2]504，认为资产阶级的资本抽掉了土地本身的所谓基础^[1]421，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全部生存条件^[1]290-291。再如税收，马克思认为捐税问题始终是推翻天赋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2]511，而减低捐税、更公平地分配捐税等，是庸俗无益的资产阶级的改革。取消任何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4]336。因此，马克思提出“拒绝纳税”的口号，并在《新莱茵报》上发表十多篇专题文章。在《评爱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捐税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捐税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直接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和利润的关系，但是它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

四、《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政治经济思想的进程

通过对以上资本、劳动、世界市场和危机等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的梳理，我们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观点，这对建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历经《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然正式拉开了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幕^[9]，换言之，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从哲学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3]。

(一) 从研究对象而言，社会生产关系的对象性地位日益凸显

1847年9月，马克思就打算出版一种政治经济学起主要作用的理论刊物，“首先阐明生产关系问题，以及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考察和评价这些领域”^[14]482，用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地指出各种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政党派别及其著作同经济条件的联系。这一想法直至《新莱茵报》时期才得以实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和回顾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即“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1]473阶级斗争的根源。但阶级斗争主要事件的具体呈现并不能成为批判的武器，也导致了“各方面的责难”^[1]473。于是，马克思便适当其时地、有意地“详述了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1]473。

在阐述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时，马克思使用并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物质经济关系、交换关系等概念，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生产等经济行为本身，而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478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和现实革命问题的物质根源的深入研究，使得社会生产关系逐渐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

(二) 从研究起点而言，找到了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的入口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呈现出从宗教至哲学、国家和法，再至私有制，并落脚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粗线条逻辑，而批判资本主义的入口，关乎整个批判理论体系的科学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新莱茵报》时期，从外在形式上看，马克思都是选择了“工资”这个入口，但其概念指向却大有不同。后者的“工资”已不再局限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侧重作为一种商品的劳动和纳入生产关系之中的资本以及两者的关系。

正如前文“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中所论述的，马克思将劳动置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位置，为科学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确认了靶心，这也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以及劳动本体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批判视角从劳动的逻辑向资本的逻辑进行切换^[15]33-36。此外，资本也被纳入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既涉及资本的有机构成，也涉及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认定、货币价格决定因素等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图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发展方式的“工资”，才成为马克思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的入口。

(三) 从研究框架而言，初步构建了一般理论框架

从理论逻辑上而言，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将“工资”视为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的入口，这初步建构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也有学者直接指出，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关键词的标识, 本身就已经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一般理论框架^[16]。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理论逻辑已经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雏形。

从前面对马克思《新莱茵报》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的研究中，不难发现，这也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设定的“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旭才提出这一时期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带有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实现革命性变革性质的新的里程碑^[17]。只是这个新的里程碑并不仅仅局限于《雇佣劳动与资本》，而是在《新莱茵报》时期有着整体呈现。比如关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刊发的三篇《国际述评》之中。

(四) 从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得以深入实践和发展

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孙伯鍨先生认为，马克思思想从抽象理念转向现实社会是在对李斯特经济思想批判中完成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两条逻辑”并存的问题，即原有的哲学人本主义逻辑和从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18]。但这“两条逻辑”在马克思后期的研究中，是此消彼长还是共同消解，学界仍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等著作，马克思《新莱茵报》时期的研究呈现出显著不同，是现实的历史主义的逻辑思路，更为具体和实证，而不再是抽象和思辨的，或者说马克思通过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逐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运行规律。如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马克思说“只有在这种革命的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11]459，这种“革命的意义”就是自由贸易制度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加速了社会革命，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条件。《新莱茵报》时期之后，马克思将精力集中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三大手稿”的基础上完成了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巨著《资本论》。因此，马克思《新莱茵报》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既发展了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实践了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