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要通过象征到价值的转化来彰显。马克思^[1]66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勾勒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意图，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上最具重要意义的共产主义信仰蓝图从此在世人面前展开。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开始了无数艰苦卓绝的斗争。共产主义诞生后，如何实现从观念体系向现实形态的转变？如何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成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方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意识形态象征与价值化内涵的时代解析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凝结社会成员向心力的黏合剂。在现代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各种象征形式来表达其以统治意图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期获得大众认可并产生实践效果^[2]。意识形态概念自18世纪诞生以来，在从感觉到观念再到思想的意蕴变迁中，其理论内涵无不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概念最初被界定为“关于观念的科学”^[3]。此后，意识形态研究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到波拿巴·拿破仑统治后期，拿破仑为了迎合宗教组织和重回帝制的需要，赋予意识形态贬损的含义并视为国家的灾难之源，指责意识形态理论家只是在思想上进行空谈。意识形态概念的变迁无不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中统治阶级的利益与需求。因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对以往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批判，并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一) 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内涵

在意识形态中，象征是一种精神符号，反映了活动主体对其活动意图及价值追求的理想构建，体现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在古希腊文中，“象征”本义是“一剖为二，各执一半的木制信物”，引申义为代表某种抽象事物的形式。“象征”一词被更多地运用在文学创作中，是一种以物征事的修辞方式，即借用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唤起人们由此及彼的类比联想，从而领悟到某种深邃的思想或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从本义上看，象征是人类文化中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能反映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4]。作为意识形态构建综合体现的象征，通过语言、行为、符号来体现，在现代社会主要通过各种活动仪式、英雄图谱、榜样人物、纪念景点等形式来传递。

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意义不容小觑。在社会生活中，象征形式的产生与交流普遍存在。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并具有历史延续性。从过去的历史传递而来的象征形式，一旦在人们头脑中扎根，就会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着鲜活的生命而很难被遗忘。在法国大革命中，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等人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都借助了罗马时期的服装和语言来展现其统治意图。马克思^[5]669认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然而，如果仅仅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于社会现实的形象层面的符号，那么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就会误入歧途。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中，路易·波拿巴希望延续这一象征形式，对革命前辈进行了拙劣的模仿，他以拿破仑为名，企图以此精神符号引导百姓，让他们认为自己会是另一个开天辟地的“拿破仑”，借以巩固统治，却成为历史的笑柄。以上历史事件反映出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另一面——价值。

(二) 意识形态价值化的本质

价值从认识论上来说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和意义，它属于表示主客体之间一种效用关系的哲学范畴。从静态看，意识形态的价值，是象征形式被生产和接收它们的个人所评估而被赋予的意义。意识形态价值化是意识形态价值实现的过程，就是象征形式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获得某种价值的过程^[6]14。意识形态的价值化须完成从象征到价值的飞跃，其实质是代表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思想体系，通过象征形式成为大众认同的信仰体系从而引领实践的过程。意识形态的价值化不单单是理论到实践，还包括理论的系统性、自洽性建构及其成为信仰的神圣化过程。

意识形态价值化的基础是实践，其本质是通过实践赋予意识形态社会意义的过程。正如马克思^[1]592指出：“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意识与人类具体实践活动紧密联系，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实践是意识形态生成与发展的现实基础，意识形态只有在反映并解决现实世界的矛盾中才能完成其使命和体现其价值。综观意识形态概念之演变，意识形态前进之轮始终在人类实践活动的轨道中运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为那个时代所接受，关键在于大众是否认同并在自觉观念的支配下创造历史。

从象征到价值化是意识形态实效生成的路径。当象征形式在具体社会背景中传输与交流，被生产和吸收它们的个人或集体进行赞美、谴责、珍惜、蔑视等评估而具有价值时，就被赋予了服务于权利的意义，并用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形成了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手段促进了这些象征形式的电码化与传输的进展，推动了大众传播象征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日益影响着人类社会变革^[6]61。马克思^[7]30认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费尔巴哈理论的缺陷在于与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因此，只有将马克思为人类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交予实践，才能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落地。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象征到价值转化的现实困境

意识形态要从“天上降到地上”，关键在于完成从象征到价值化的转变，使得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被人民赋予正面的意义，并渗入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自在自觉的生活方式。然而，在意识形态建设中，从象征到价值化的过程仍存在着许多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理想的超越性与社会的现实性之间的张力过大

代表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理想蓝图和精神图谱，通过各种语言、行为、符号展现在人们面前，成为象征形式。当象征形式发挥效用，通过大众认同的话语模式来形象地表达未来世界并被接受时，就能够将统治意图转化成为大众的信仰体系并付诸实践。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法总是把握好理想的超越性与社会存在的现实性之间的适度张力，从而产生困惑。这些认识偏差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方面，只看到统治阶级描绘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好蓝图，却无法看到艰苦卓绝的实践过程，产生过于盲目乐观的思想，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斗争意识；另一方面，沉迷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中不能自拔，沦为悲观主义者，无法看到理想的超越性。出现以上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辩证地看待和处理理想的超越性与社会存在的现实性之间的张力。

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统一的。理想的力量就在于超前性和科学预见性，其中对现实的认识与批判力量促成对未来世界的科学建构，这是连接理想与现实的纽带。统治阶级通过语言、符号、行为等构建“理想蓝图”，形成象征形式。当这种象征形式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就能够将其统治意图转化成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社会理想，能够用统治阶级的话语模式来向大众展现现实世界，并为人们提供行动的共同指南。马克思^[8]112曾经批判费尔巴哈虽然重视人的德性，但没有看到人的本性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他认为费尔巴哈为人类描绘的未来中存在一个悖论：人的自我发展之路与物质活动互不相容。越是重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就越是陷入了对现实的道德化的批判；越是重视人自身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是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正是马克思超越性地认识到物质生活对人类的决定性意义，才能科学预测未来，写就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引领人民的力量就在于指导思想和理论的超前性和科学性，其构建的理想蓝图和精神图谱在不断回应时代的价值诉求，因此能获得大众认同并成为人民自发自觉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前进的无穷动力。

(二) 思想的前瞻性与行动的滞后性之间的实践悖论

理想意图在现实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思想与行为的分裂，这种分裂在表面上却呈现出虚假的统一，表现为在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伯恩施坦主义、本本主义、机会主义等。造成这种虚假统一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的象征形式在价值化的过程中不能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无法产生实效。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表面上以反映全社会利益的面貌出现，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当统治阶级的理想意图不能回应时代诉求时，就会出现某些利益集团的意志操纵群众行为的现象。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人阶级反抗力量的不断壮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措施，包括各种职工持股计划、激励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工人阶级貌似逐渐摆脱了被剥削的境况，实则其阶级地位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话语模式上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在当代，资产阶级让其统治思想穿上了“普世价值”的外衣，将自身的统治意图和话语霸权伪装在“世界大同”之下，貌似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披上何种迷惑性的外衣，都无法真正体现绝大多数人理想诉求，资产阶级的本质未变，其意识形态仍旧是为资产阶级统治利益服务的, 实质不会改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其理想意图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真正地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面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话语权建设上面临极大的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去强调灌输教育理念，这种话语模式在需要高度统一意识的革命时代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在和平年代无法产生很好的实际效果。因为这种与外界和时代脱节、自说自话的话语体系缺乏渗透力和影响力，难以引起大众共鸣，反而成为意识形态产生实效的障碍。共产党人的理想意图必须和大众日常生活、现代话语体系实现科学融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意识形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从而“入脑入心”，最终搭建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象征到价值化的桥梁^[8]。

(三) 民族形式的具体化与真理的普遍性之间的客观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是创造性地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于特定历史时空解决各国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并逐渐形成思想体系的过程。人类社会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理论的预测不能建立在观察和试验的基础上，只能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去摸索正确的道路才能指导未来实践^[9]。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经过本国实践和本土文化的双重考验，才能真正在一国落地生根。毛泽东^[10]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经过本国实践和本土文化的双重消化，才能充分体现出科学性和先进性，形成维护权力统治的黏合剂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共产主义信仰诞生后，在实践中“落地”并书写人类历史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过程。列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现实道路，探索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首先爆发并取得成功的经验，并将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从而找出了解决本民族问题的出路。在中国，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反之，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具体实践脱节时，共产党人的理想意图就会遭遇实践障碍。在第二国际的前期活动中，恩格斯的领导在指引无产阶级进行合法斗争、促进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传播马克思主义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泛滥，造成了战争爆发后对共产主义的公开背叛。第二国际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察觉出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趋势，认为“机会主义”只是小部分资产阶级暂时性的情绪。

马克思主义学说还要经过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的本土“翻译”，使之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大众所接受，这实质上是理论的再创造及话语模式的转换。在当代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模式，构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为主题，融合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在本国实践和本土文化双重融合后的重大成果，是时代转变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象征到价值化的实践进路

马克思^[7]53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统治阶级既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他们占据着道德高地，掌握着为他们代言的从事精神资料生产的职业思想家。习近平总书记^[11]140指出，“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环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当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和国家建设上提供象征形式，并在实践中强化人民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完成从象征向价值的转化。

(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理想图景”的构建与实践

意识形态建设从象征向价值化的实践进程须在构建未来社会中体现。马克思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共产主义社会，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大幅提高，生产力高度发达，共同享有生产资料，免费享用教育、医疗等资源，是一个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有序的自由者联合体……《共产党宣言》诞生至今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尽管岁月沧桑、时移世易，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12]指出：“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主要通过构建和谐小康社会来完成。在象征形式上，须将多元价值观寓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将共同富裕作为凝心聚力的意识形态黏合剂，传递“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念。通过小康社会的理想蓝图构建，在价值观念上进行教育引导，使人民将其转化为内心的信仰体系；落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目标，通过实践成就获得大众认可、强化人民理性认识，反过来促进社会稳定与良性发展。

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3成为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时代更迭，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改。习近平总书记^[1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共产党人关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精神图谱要真正为人们所接受，就必须切实发挥其先进性，从实际出发深入探究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时代需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其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能反映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我们不断回应时代诉求，以人民为中心进行理论探索，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系列理论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下，为中国人民描绘了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诉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梦”图景中，共产党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在此鼓舞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就是将理想变成现实、实现意识形态从象征到价值化的过程。

在国家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理想蓝图，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中，在国家形象、执政党形象和人民形象上提供象征形式并引领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实践发展历程中，中国人民一直在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目标奋进。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为中国人民谱写了新时代的精神图谱并付诸实践，深化了人民对国家建设蓝图的理性认知和感性认识。在这一精神图谱之下，中国对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建设，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对外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向往和平、维护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些都离不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告诉世人：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正在国家建设中逐一变成现实，完成意识形态从象征到价值化的历史进程。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中的认同强化

中国共产党人在谱写其理想蓝图和精神图谱时，需要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搭建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两座桥梁，更好地完成从象征到价值化的过程。认同，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是指个体通过认可赞同他人或团体的态度和行为，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部分的心理历程。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实质就是通过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语言、行为、符号等象征形式，向大众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蓝图和精神图谱，并获得大众认同，从而完成意识形态的价值化过程。

执政党的理想意图首先要强化大众的情感认同，主要是通过话语权建设实现，在大众传播中说“中国话”，走“百姓风”，唱响“红色主旋律”，重视象征形式的表达和传递，改进和创新舆论教育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国家可以通过纪念仪式、榜样教育、文艺宣传等形式，开展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个体在此过程中对执政党的理想意图形成理性认知，产生认可、赞同等正面评估，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成效。

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还要强化大众的理性认同，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自洽精神来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意识形态日趋学术化的今天，意识形态愈加注重学术研究的理性话语，民众对理论研究与学术话语需求日益增加。统治者的理想意图是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集中体现。我们党的理想意图是在意识形态逻辑自洽性基础上进行科学构建的^[13]。这一理想意图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凝心聚力的宏伟蓝图。这个宏伟蓝图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被拆分为彼此具有联系的逻辑严密的短期理想，短期理想建设和实现的过程既遵循逻辑自洽的精神，又不断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从而完成象征向价值化的转变过程，达成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