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通常有跨国并购(merger and acquisition，M & A)或绿地新建(greenfield investment)两种不同的进入模式。企业只有选择适合的海外子公司进入模式，才能规避投资风险，有效利用东道国资源并实现可持续经营发展。

尽管跨国并购在过去20年成为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流进入模式^[1]，但是实际情况表明，绿地新建的海外投资同样不可忽视。蒋冠宏^[2]根据中国商务部和BvD-Zephyr数据库的统计，发现在所有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案例中，选择绿地新建的占比超过70%，数量远远超过跨国并购方式。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共同设立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整理了2005—2018年间交易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中国海外投资大额交易，对外投资成功案例合计1 519件，其中，采用绿地新建(包括合资与独资)的案例数量占比达到30.02%，且每年的绿地新建案例数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由此可知，存在着大量海外投资采用了绿地新建而不是跨国并购，绿地新建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决策中实际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事实在过去显然被忽视。

由此引发思考，一般来说绿地新建比跨国并购更加冒险，因为它意味着企业从头开始建立业务，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且不可逆^[3]。按照传统的国际化阶段模型，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本应谨慎地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选择更低资源投入承诺的并购模式；然而我们却看到，部分具有后发者劣势、战略资源匮乏的中国企业，竟然不顾高资源投入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责任，选择从头开始建立新的海外子公司。为什么这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会冒险选择绿地新建？这一战略决策背后的驱动机制究竟是什么？针对绿地新建的影响因素进行专门的解释，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及相关投资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现状来看，尽管绿地新建受到大量企业的青睐，但是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绿地新建研究的文献比较匮乏。目前国际上对于进入模式的研究重点主要为跨国并购，研究的目的多为探究跨国并购在何种条件下优于绿地新建^[4]。对于企业跨国并购或绿地新建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采用了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组织学习理论、折衷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多种理论视角^[5]，覆盖了国家宏观层面和企业微观层面的因素。但已有研究存在着以下局限性：首先，研究维度和视角较为单一。大多数文献在解释绿地新建或跨国并购的原因时，要么侧重于宏观方面东道国的市场和制度要素，要么侧重于微观企业异质性方面的企业资源等内生常量，普遍没能将企业、国家等多个层面因素的作用纳入统一框架综合考察。而且过往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来解释因果复杂性问题，只基于单个或者少量理论视角来单独探讨少数几个影响因素的“净效应”，忽略了跨国情境下进入模式决策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并发的联合效应，未能揭示各种层面因素之间的交互性影响。其次，目前某些实证研究结论存在对立，导致研究结果的破碎化现象明显。例如，在文化距离方面，一般认为企业更有可能通过绿地新建进入文化遥远的国家；但也有学者提出跨国并购比绿地新建更能够获取文化距离遥远的东道国的本地知识，并降低与环境不确定性相关的交易成本^[5]。不一致结果可能是因为选取了不同的单一理论视角。最后，这方面的已有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缺乏专门针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在特定情景下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的研究。新兴市场的背景与传统发达国家情景不同，尤其是二者在制度方面存在差异^[5]，进入模式研究如果忽略了特定制度环境，显然无法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

这些局限性导致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企业采用绿地新建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复杂性本质。从整体的视角来审视，进入模式决策是一个受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相互联动的复杂过程。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以其跨案例定性特征和处理复杂组态问题的功能受到管理学者关注，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6]。本文依据“战略三角范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观以及产业基础观三个方面来解释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绿地新建决策的原因，探寻企业技术密集度、企业国际化经验、文化距离、东道国制度质量、企业所有制以及东道国经济增长六个影响因素对中国企业选择绿地新建的联合效应和各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弥补过往文献中研究视角单一、结论不一致以及未结合新兴经济体特定情境的局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模型 (一) “战略三角范式”

本文引入了“战略三角范式”^[7]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绿地新建决策成因。“战略三角范式”经常被用于国际商务的研究，大量研究从产业、资源和制度三个层面解释了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形成机制。产业基础观关注个体企业绩效差异，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自产业结构和企业定位。资源基础观则强调企业通过获取有价值、稀缺且不可模仿的关键资源，从而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制度基础观将制度直接视为影响企业战略的一种自变量，关注合法性、同构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产业、资源、制度三个方面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公司的全球战略，是“战略三角范式”寻求解释的核心问题。

采用“战略三角范式”解释绿地新建的成因具备两个优势。首先，该范式关注了三种理论的整合。企业的战略决策本质上是整体的，反映在交互影响的多层面因素中。“战略三角范式”将资源理论、制度理论和产业理论相结合，讨论在不同的产业和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特定优势差异如何促使其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策略，从而更好地解释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弥补了单一或少数理论视角的不足。其次，“战略三角范式”也回应了关于在新兴经济体中把基于制度的观点与其他层面观点之间进行更多整合的迫切呼吁^[8]。过往研究中，制度多被作为一种背景，常常以控制变量等形式考虑其对企业战略决策的调节作用和间接影响。本文突出了“战略三角范式”的情景特定性，有助于阐述国家宏观制度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的问题，弥补了过往研究忽略新兴经济体企业及其特殊制度条件因素的不足。

(二) 资源理论与绿地新建

大多数现有文献都把进入模式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跨国公司的特征上，特别是其资源和能力^[9]。资源基础观(RBV)指出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其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以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10]，跨国公司的资源和能力在其进入模式选择中起着重要作用。资源基础观假设企业是不同类型资源的集合，但先前许多研究只考虑单一资源类型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11]。Klier等^[12]提出一个区分异构类型的企业资源的框架，包括知识型资源和经验型资源，二者分别代表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的基本类型。参考Klier等的做法，我们重点关注两种企业异质性资源变量——企业技术密集度和企业国际化经验，分别代表知识型资源和经验型资源。

1.企业技术密集度

根据资源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企业技术密集度通常是资产专用性或无形资源的代理。跨国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是为了在东道国充分利用较高的技术能力，这种内部化组织生产方式可以减少母公司特定优势的溢出，是转移技术资源知识的最有效方法^[13]。很多实证经验表明绿地新建与高技术密集度有关^{[11, 14-15]}。

2.企业国际化经验

基于经验的资源是指企业在国际业务方面积累的知识，代表着“一种关键但稀缺的技能”^[16]，其同样影响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企业有效应对复杂海外市场环境的能力实际是一种隐性知识，且缺乏国际经验的竞争者无法模仿或替代。这种优势可以通过绿地新建更容易地加以利用，而跨国并购相对来说较困难。因此，拥有国际化经验的知识资源，是企业选择绿地新建的影响因素^[16]。

(三) 制度理论与绿地新建

制度理论已成为国际商务领域和企业国际化研究的关键理论。制度理论认为，为了获得合法性，公司会遵守其环境中普遍存在的规则和惯例。例如，企业可能会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或低所有权模式等组织形式来回避公众关注，从而降低其东道国制度层面合法性受到挑战的可能性^[17]。另外，公司的战略选择也被视为外部制度法规与内部组织规范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实际就是一种平衡双重合法性的需要，企业必须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以达到制度和组织合法性的要求。

本文根据制度理论影响进入模式的过往研究^[18-19]，结合中国情景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跨国企业面临不同制度压力的特点，同时关注国家层面制度因素和企业层面制度因素，阐述文化距离、东道国制度质量和企业所有制三种变量对绿地新建的影响。

1.文化距离

文化距离是跨国企业进入模式决策文献中的关键因素^[4]。现有文献调查了文化距离对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大都认为企业更有可能通过绿地新建进入文化遥远的国家，理由包括遥远的文化距离阻碍了公司将核心竞争力转移到国外市场的能力^[20]；文化距离是造成信息短缺的主要根源，增加了并购模式的管理成本，而绿地新建模式能够谨慎选择适合母公司企业文化的员工，从而缓解管理问题。与此相对，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倾向于在文化遥远国家进行收购，从而获取战略资源^[21]。对立观点的存在表明文化距离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此，本文将文化距离纳入分析框架。

2.东道国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在市场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制度包括法律法规、知识产权和监管系统等。Meyer等^[8]认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会极大影响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等国际战略。

一般来说，良好的东道国制度质量与收购模式相关，营商环境好、透明度高的东道国制度促进了跨国并购的发生；而制度不发达的经济体中绿地新建模式更为常见^[8]。具体来说，薄弱的东道国制度质量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使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更高^{[7, 22]}，所以并购模式的成本和风险就会增加，企业将会转向对制度体系要求相对更低的绿地新建模式。因此本文将东道国制度质量纳入影响因素框架。

3.企业所有制

综合过往研究，阎大颖^[19]提出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不仅体现在东道国层面，还体现在企业层面的制度约束，即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不同，面临的东道国制度约束也不同。基于一种综合了制度因素与企业异质性的视角，Meyer等^[18]提出不同所有权类型的企业在面临不同的制度压力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国际进入战略。具体来说，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企业规模和资本实力等资源都会更有优势，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受政策支持也更多；但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承受的体制压力也更为复杂，面临更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23]。这些制度压力是母国与东道国意识形态冲突、东道国对国家安全受威胁的感知以及国有企业被认为受到母国政策支持而具有不公平竞争优势等因素共同造成^[18]。现实中存在很多反对将企业出售给外国国有企业的案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对采矿业的投资受到了相当大的政治阻力和严格地审查。这些专门针对外来国有企业的制度压力促使企业调整其在东道国的进入策略。

与收购东道国的目标企业相比，采用绿地新建通常意味着更少的合法性挑战。绿地新建作为一种相对低调的策略，避免了引起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过多关注^[17]；跨国并购交易须接受东道国的安全审查，但绿地新建可免于此类负担^[24]；绿地新建可以在带来新增生产力和新的工作机会等利益的同时减少潜在的冲突^[24-25]。由此可见，投资者更倾向于通过选择绿地新建而不是直接跨国收购本地公司来减轻这种制度压力。

传统制度理论文献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面临的压力，而加入企业层面的制度因素(如企业所有制制度)可以解释具有异质性的外国投资者如何在东道国社会中积极建立合法性，从而扩展了制度理论。考虑到国有企业在中国跨国企业中的重要地位，纳入企业所有制因素可以考察中国企业进入模式的制度因素与企业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使研究体现整体的分析视角。

(四) 产业理论与绿地新建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公司的国际扩张战略是由公司面临的产业竞争程度决定的。进入模式的选择受市场结构所产生的进入壁垒的影响，而行业增长率通过创造不平衡条件来减少壁垒的影响。增长迅速的行业中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保持持续增长的能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缓解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增加了外来企业在遥远市场中的生存概率。因此，目标市场的增长潜力成为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相关考虑因素。

参照已有研究^[26]的做法，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东道国经济增长来衡量市场的增长情况。

过往研究经验证实，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因素在影响企业选择何种进入模式的方式上起着重要作用^[26]。快速增长的市场支持产能增长，使绿地新建成为合理的选择。根据上述理论逻辑梳理，建立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三、研究设计与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是基于整体论和集合论开展案例层面的比较分析，每个案例被视为条件变量的“组态”, 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现有的定量分析采用传统回归聚焦于分析单个变量的独特“净效应”，难以体现多个影响因素多重并发的联合效应；而在定性研究中，有限的观察案例数量会使结论缺乏普遍适用性。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结合了案例导向的定性方法和变量导向的定量方法二者各自的优点，可以挖掘出多个层面前因条件的协同联动的多重并发影响机制，从而有效探索出各因素之间的联合效应和交互性关系，而且其既适合样本数在50以内的中小规模的研究，也适合超过100案例数的大样本研究^[6]。

为了区别于以往采用单一或少量视角架构分析进入模式问题的研究，本研究拟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该方法强调由要素集合而非单一要素本身对结果变量起影响作用，这契合了“战略三角范式”多层面整体分析的要求。

(一)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海外投资样本来自BvD-Zephyr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自2003年以来涵盖全球所有国家和部门的跨境投资交易的信息(也包含部分2003年之前的事件)，是目前跨国投资研究领域的主要数据库之一。因此本文将数据库中交易类型为“Acquisition”和“Joint venture”的跨国交易事件分别视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新建样本。

本文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①确保每笔投资事件的发起人为中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企业法人，并筛选出其中发起人为A股上市公司的交易样本。②保证目标企业注册地在中国以外，且剔除掉在国际避税地(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样本。③将交易状态限定为“已完成”和“假设已完成”，并通过公司年报、网络检索来核查海外投资事件的真实性，剔除不存在或尚未完成的样本。④由于本文考察的是海外投资的进入模式问题，因此把投资人在目标企业的初始股份限定为0%，排除那些与进入模式决策无关的资本结构变动、再购等事件样本。⑤删除数据库中交易金额、目标企业股份数值等数据缺失的样本。⑥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由制造业企业发起的从事生产和制造类型业务的海外投资事件，因此筛选母公司属于制造业的样本，并手工剔除目标企业经营范围中包含“金融投资”“房地产”等关键词的事件样本。

使用数据库中“宣布日期”为筛选标准，将投资事件时间限定在2001—2018年。每笔交易中企业层面的数据由投资企业与Wind数据库中上市公司数据匹配得出，东道国层面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和世界各国营商环境报告。在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之后，最终选取2001—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151件绿地新建和跨境并购事件作为样本，并使用fsQCA 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 变量的测量和数据校准

借鉴过往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文献，本文运用fsQCA 3.0软件中的直接校准法^[27]将原始数据转换为区间位于0~1之间的模糊集隶属分数，使用三个阈值的方案来校准结果和前因变量——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以及交叉点^[28]。对于每次校准，本文都基于已有理论和经验知识，根据各变量的具体数据类型来设置阈值。

1.结果变量

绿地新建。本文把中国企业是否选择绿地新建视为一个二分条件的结果变量，如果企业选择以绿地新建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就赋值为1，即定性比较分析中的完全隶属；如果企业选择了跨国并购则赋值为0，即完全不隶属。

2.前因条件变量

企业技术密集度。本文参考Klier等^[12]的做法，将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作为企业技术密集度的数据。对于数据的校准，本文参考Fiss^[28]、程建青等^[29]的方法，整理出样本其间所有实施了绿地新建和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的企业技术密集度数据，取其上4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的阈值，下4分位数值作为完全不隶属的阈值，上、下4分位数的均值为交叉点。

企业国际化经验。将企业国际化经验视为二分条件，如果企业曾经有过绿地新建或跨国并购经历，赋值为1；如果没有则赋值为0。

企业所有制。鉴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本文将企业所有制性质视为一个二分条件，若企业所有制为国有企业，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文化距离。Kogut等^[30]衡量了Hofstede文化维度从而得到文化距离测度。该方法在国际商务文献中被广泛使用，因此本文采用了这种衡量文化距离的方法。同样借鉴Fiss^[28]和程建青等^[29]的校准方法，使用中国与目标企业东道国的文化距离的上4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的阈值，下4分位数值作为完全不隶属的阈值，上、下4分位数的均值为交叉点。

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营商环境报告排名，该排名考虑了各国在创业难度、知识产权保护、融资难度、投资者保护、税收便利、贸易便利、契约执行、商业纠纷和破产共八个方面的分数，得到了一个所有分数的综合排名，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水平和营商环境质量。为便于理解，本文对数据进行倒置，数值越大，表示制度质量越好。对于该指标数据的校准，将样本期间中国企业实施的绿地新建和跨国并购所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排名的上4分位数值设为完全隶属的门槛阈值，下4分位数值设为完全不隶属的门槛阈值，上、下4分位数的均值设为模糊交叉点。

东道国经济增长。李善民等^[31]使用东道国GDP增长率代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周茂等^[32]使用东道国实际人均GDP作为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GDP增长率作为东道国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东道国的GDP增长率越高，对于目标企业来说市场空间和机会越大，面临的潜在竞争相对更小。对于该变量同样把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上4分位数，上、下4分位数的均值，下4分位数。

(三) 前因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在进行充分性分析之前一般要进行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检验结果集合在多大的程度上构成了各个前因变量集合的子集，从而找出潜在的必要条件，这有利于在计算简约解时对逻辑余项作出合理的假设，从而避免必要条件被剔除的风险。一般采用必要性分析中的一致性来衡量必要条件，如果一致性分数大于0.9，那么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27]。

表 1为必要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影响企业选择绿地新建的六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由此可知每个单一前因条件对绿地新建的解释力较弱，所以本文的前因条件中不存在绿地新建的必要条件。

(四)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前因变量的必要性分析完成之后，接下来通过充分性分析来识别出决定企业通过绿地新建进入海外市场的前因条件构型。首先须确定案例的原始一致性门槛值和案例频数门槛值，从而区分出哪些前因组态是结果集合的子集，哪些是逻辑余项。

关于原始一致性门槛值的取值，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Ragin^[27]或Schneider等^[33]提出的0.75~0.85的范围。实际上原始一致性门槛值的选择应当避免机械性，尽量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样本规模、研究目的、数据质量等。本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结合真值表中出现的一致性分数缺口^[34]，将原始一致性门槛值设为0.8。

对于案例频数门槛值的设定，也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包括样本规模大小、案例的分布特点、对案例的熟悉程度、测量和校准的精确度等。考虑到本研究案例数量较大以及各组态案例分散的特点，将案例频数门槛值设为2。

充分性分析程序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解：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其中，简约解使用了所有的逻辑余项进行反事实分析；而中间解仅把符合理论和实践的逻辑余项假设纳入反事实分析，因此其被认为优于简约解和复杂解。根据上文理论综述回顾梳理可知，本文采用的六个前因条件与绿地新建之间的关系仍然缺乏一致的理论预期，在反事实分析中无法根据某条件对绿地新建结果的既定影响来判断是否纳入或剔除逻辑余项，因此在导出中间解的过程中本文将所有条件都编码为“存在或缺席”，此时本研究的中间解与复杂解完全相同。参考过往研究，本文根据中间解和简约解来区分核心条件，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条件记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而未出现在简约解的记为边缘条件。

在企业、制度等层面的多个因素的复杂影响下，fsQCA 3.0有效识别了六种前因组态，我们按照不同核心条件产生的三种路径类型将所有组态分别命名为1a、1b，2a、2b，3a、3b。企业开展绿地新建的前因条件构型如表 2所示，其中的六个组态即为中国企业通过绿地新建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充分条件组合。

由表 2可知，单个组态一致性和总体解一致性数值都大于0.8，属于可接受的一致性水平。总体解覆盖度达到0.372 7，与过往管理学领域定性比较分析文献中的总体解覆盖度基本相同^[35]。

从单个组态的纵向视角看，组态1a体现了拥有国际化经验且技术密集度高的国有企业在面对文化差异较小、制度质量水平低和营商环境差的东道国市场，倾向于选择绿地新建进入。组态1b则表明拥有国际化经验但技术密集度低的国有企业在面对文化差异较大、制度质量水平低和营商环境差的东道国市场，也倾向选择绿地新建进入。组态2a体现了拥有国际化经验且技术密集度高的非国有制企业在面对文化差异较大、营商环境差的东道国市场时倾向于绿地新建进入。组态2b则认为技术密集度低的国有企业在面对文化差异较大、营商环境较差但经济增长较快的东道国市场，倾向于选择绿地新建进入。组态3a体现了拥有技术知识资源和国际化经验的跨国企业在面对文化距离遥远、制度质量较差，但经济增长较快的东道国市场时，倾向于选择绿地新建进入。与3a组态模式相比，3b组态表明即使企业的技术水平较差，企业仍然可以凭借国际化经验和国有企业的身份在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采用绿地新建进入。

从单个前因条件的横向视角来看，发现企业国际化经验的存在(组态2b除外)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缺席(组态3b除外)几乎出现在每一种组态结果的条件组合中，表明这两个条件是新兴市场企业选择绿地新建进入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说明在海外开展绿地新建的企业普遍拥有丰富的国际化经验，且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大部分较差。

另外，不同组态的前因条件组合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关系。对比所有六种组态可以发现，组态1a中的企业所有制和组态3a中的东道国经济增长作为两个核心变量，对于绿地新建的作用有着明显的替代性关系。这表明在满足其他前因条件的情况下，只要满足企业为国有企业或者东道国经济增长较快，就可以引致企业选择绿地新建。

(五)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根据已有研究^[33]，分别采用调整真值表中一致性门槛值水平(从0.8提高至0.85)和一致性截止频率(由2降为1)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的数据结果所含前因条件组态，除了产生一些轻微变动之外，与原方法得出的数据结果中的前因条件组态基本相同，与原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相悖，可以支持本研究结论。

四、理论解释

fsQCA 3.0有效地识别了导致中国企业采用绿地新建进入海外市场的六种路径，根据其中核心条件分布以及理论解释逻辑，本文归纳出以下三种促成绿地新建的路径组态模式，即优势利用型、制度约束规避型以及市场利用型。

(一) 优势利用型绿地新建

这一组态模式包括两个子模式(1a和1b)，二者的核心条件只包括国际化经验与企业所有制，来自同一简约解(国际化经验×企业所有制)，因此将这一组态模式命名为优势利用型。该模式表明，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不完善的背景下，无论东道国与本国的文化距离和企业的技术密集度如何，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国有跨国企业都倾向于通过绿地新建进入东道国市场。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这一模式下的组态1a和1b的一致性水平最高，但覆盖率指标相对其他4种组态较低。

资源基础观指出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其不可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以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规模和资本实力等方面都会更有优势，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受政策支持也更多^[18]。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具备特定资源能力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内部化的组织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通过绿地新建，具有国际化经验的国有企业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身知识、经验资源以及资本实力等优势，体现出“资源利用”的动机。

从制度理论来看，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承受的制度压力更大，面临更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绿地新建作为一种相对低调的策略，减少了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东道国政府的准入审查。因此国有企业通过绿地新建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减少合法性挑战。与此同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国际化经验，获取了知识和惯例的隐性知识，就可以利用过往海外投资中积累的组织流程和系统(如建立组织结构和流程，以及雇用和培训员工)来降低从头开始新建项目的难度和相关风险，从而高效地开展绿地新建。

总而言之，优势利用型绿地新建表明企业凭借丰富的国际化经验和国有企业身份实现绿地新建，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经验和规模等资源的优势，另一方面规避了国有企业身份在东道国面临的合法性挑战。这一模式的核心变量都属于企业层面因素，即企业的资源利用动机和制度约束规避动机共同引发了绿地新建的战略决策，结果也体现了企业资源因素和国家制度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

综上所述，结合该组态的核心条件，可以提出：

命题1：在国际化经验丰富的条件下，国有企业会选择绿地新建进入海外市场。

(二) 制度约束规避型绿地新建

这一组态模式包括两个子模式(2a和2b)，核心条件都包括文化距离的存在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缺席，来自同一简约解(文化距离×~东道国制度质量)，本文将这一组态模式命名为制度约束规避型。该模式表明，在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不完善、文化差异巨大的背景下，不管企业是否拥有较好的技术、经验资源和国有企业身份以及在东道国面临的经济发展情况如何，企业都倾向于通过绿地新建进入东道国市场。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这一模式中两个子模式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水平都相对较高。

过往关于制度的研究表明，在产权制度薄弱的不发达制度环境中，外来投资者通常会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比如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外国企业在东道国信息获取成本较高^[22]；投资者被迫与缺乏商业谈判经验的代理人谈判；企业还面临市场运行低效、监管制度不健全、政府机构落后以及潜在的腐败等问题^[22]。然而，企业特定能力和隐性知识是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持续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通过绿地新建子公司这种内部化模式，可以最大程度保持对公司资源的控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得到更好地保护。另外，跨国并购本身程序复杂，对东道国制度法规和市场环境具有较高的要求，而营商环境落后的东道国市场常常存在财务数据、商业信息不透明以及专业金融中介服务缺位等弊病^[36]，这使得企业难以评估潜在的并购对象^[37]，也增加了并购所需的尽职调查和合同谈判的复杂性和成本^[38]。因此，相比之下绿地新建更具可行性。

文化距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同样会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如组织和管理惯例之类的无形资产转移到海外子公司的成本会随文化距离增加而变高。对于收购的子公司而言，文化距离越远，员工对跨国公司收购方的规则措施就越不熟悉，后续的整合、协调工作也更为困难，运营成本负担更大。而绿地新建子公司能够谨慎选择适合母公司企业文化的新员工，降低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较高管理成本，同时缓解了由于遥远文化距离导致企业在国外市场难以复制其核心能力的难题^[20]。另外，文化距离被认为会阻碍并购交易的谈判，并购交易双方在沟通交流方式、社会规范概念上存在的文化差异会导致谈判成本更高^[39]。所以企业在文化距离较远的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时，交易风险和经营管理难度相对较低的绿地新建可能更受企业的青睐。

制度约束规避型绿地新建表明制度质量水平较差、文化距离较远的东道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产权保护差等缺陷，这会使并购进入的企业面临着核心优势转移困难和后续整合管理复杂等问题。两种制度因素的负面作用叠加，使得企业在进入和经营阶段面临难上加难的局面，所以企业被迫转向内部整合更容易的绿地新建以规避高额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这一模式的核心变量都属于东道国层面因素，体现出企业对于外部制度负面因素的规避动机，也体现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进入模式决策的协同交互作用。

综上所述，结合该组态的核心条件，可以提出：

命题2：在东道国制度质量较差且与本国的文化距离遥较远的情况下，企业选择绿地新建进入海外市场。

(三) 市场利用型绿地新建

这一组态模式也包括两个子模式(3a和3b)，核心条件都包括国际化经验与东道国经济增长，来自同一简约解(企业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经济增长)，本文将这一组态模式命名为市场利用型。该模式表明，在东道国的市场迅速扩大的背景下，无论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企业技术能力如何，只要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就会倾向于通过绿地新建进入东道国市场。这表明东道国的市场机会和企业国际化经验分别作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在这种模式下能够有效影响进入模式的决策。由分析结果可以明显看出，该模式下的两个子模式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均高于其他4个组态。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公司的国际扩张战略是由公司面临的产业竞争程度决定的。在跨国投资中，东道国市场的进入壁垒影响投资者进入模式的选择，进入壁垒可以保护该行业中的原有公司免受新进入者的侵害，而行业增长率通过创造不平衡条件来减少壁垒的影响。迅速增长的行业中意味着丰富的资源和保持持续增长的潜力，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包容的竞争环境以及良好发展机遇，所以外来投资者就会有动机克服东道国制度压力和面对同行业竞争。基于折衷范式，采用绿地新建这种内部化的进入方式更能控制核心技术等资源，可以更好地利用企业特定资源优势，从而在东道国市场寻求最大利润。

拥有国际化经验的知识资源，是企业选择绿地新建的促进因素。企业深入了解国际商业环境和国外市场从而获取了知识和惯例的隐性知识，能够减轻信息不对称因素对企业在海外市场经营的消极影响，企业在经验上的特定优势可以通过绿地新建更容易地加以利用，所以企业不需要通过并购来弥补缺乏这种隐性知识的不足。另外，如果国有企业具有国际化经验，就可以利用过往海外投资的组织流程和系统(如建立组织结构和流程以及雇用和培训员工)来降低从头开始新建项目的难度和相关风险，从而高效地开展绿地新建。

市场利用型绿地新建表明高潜力的市场前景和丰富的经验资源共同增强了企业克服东道国竞争压力、利用特有的优势和追求增量市场利润的意愿和能力，在外部市场机遇和企业优势能力的共同作用下，企业采用更加冒险激进的绿地新建来进入海外市场，充分利用特定资源优势寻求最大利润。这一模式的两个核心因素分别是企业资源优势和行业市场红利，体现出企业层面因素与产业层面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促成企业绿地新建。

综上所述，结合该组态的核心条件，可以提出：

命题3：在经济增长迅速的东道国市场，具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新建进入海外市场。

(四) 企业所有制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一个优势是能够在组态中识别出前因条件之间的互补或替代性关系^[28]。根据对不同组态中核心变量对比可以发现，企业所有制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性关系。在满足另外四个前因条件(高企业技术密集度、丰富国际化经验、遥远文化距离和较差的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情况下，只要再满足国有企业或者东道国经济增长较快两个核心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均可以引致企业选择绿地新建进行投资，无须两个条件同时存在。这表明，国有企业和东道国经济增长在影响企业应对东道国制度压力和市场压力上具有相似的作用。

有关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为解释两个因素之间替代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有研究指出，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得企业在进入东道国时面临复杂的合法性挑战，而绿地新建可以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和歧视^[17]。东道国市场快速扩大降低了行业的进入壁垒，创造了宽松的竞争环境，减少了东道国本地的老牌同行企业对外来者的敌视和竞争，因此绿地新建即使增加了市场总供应，也能受到跨国企业的青睐。总而言之，国有企业身份和东道国经济增长对于绿地新建具有类似的影响机制：二者都通过绿地新建使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遭受了更少的阻碍和压力，即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压力和产业层面的市场竞争压力。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可以提出：

命题4：在满足其他前因条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身份和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替代关系。

五、结论、贡献与不足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并购，但从客观实践来看，随着近20年中国等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绿地新建也成为新兴市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模式。针对这一背景，本文基于“战略三角范式”，创新性地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1—2018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151件绿地新建和跨国并购事件进行分析，研究资源理论、制度理论和产业理论下六个前因条件变量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绿地新建决策的联合影响机制以及变量之间交互关系。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

(1) 基于“战略三角范式”的多层次因素，通过三种不同的路径驱动中国企业在海外绿地新建。本研究整合了企业层面、国家制度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六个关键条件来探究绿地新建的驱动机制，发现多种因素发挥联合效应促成了绿地新建，即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而不同的组合路径实现了相同的进入模式结果，因此也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40]。这一结论是从整体角度解释进入模式问题的一次创新尝试，推动了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研究从单一视角转向整体视角。

(2) 拥有国际化经验与国有企业身份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绿地新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体现出国有企业扬长避短来利用自身优势的动机。国有企业一方面为了在东道国充分利用自身的经验、技术和资产资源来保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为了规避在东道国面临的制度合法性风险，所以选择易于转移核心优势且制度同构性突出的绿地新建，并利用过往经验帮助自己克服从头新建的难度。尽管这一模式两个核心因素属于企业异质性层面，但是实质体现出企业的资源利用动机和制度约束规避动机的协同作用。

(3) 东道国落后的制度环境与较远的文化距离是促使中国企业抛弃跨国并购模式选择绿地新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体现出企业规避外部制度约束的动机。低劣的制度环境和文化隔阂相互叠加导致难上加难的局面，这给企业带来了核心优势转移困难和整合管理复杂的问题，因此企业不得不转向内部整合更容易、确定性更高的绿地新建。这一类绿地新建对于瞄准新兴市场进行扩张的跨国企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考虑到新兴市场东道国普遍落后的营商环境和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企业应当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展开深入、细致的实地调研，根据制度环境选择因地制宜、务实合理的进入模式。

(4) 东道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是引发国际化经验丰富的跨国企业选择绿地新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市场潜力和经验共同增强了企业克服东道国竞争压力、利用特有的优势和追求增量市场利润的意愿和能力，鼓励企业采用冒险激进的绿地新建进入海外市场，从而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这一模式来自企业层面与产业层面的两种核心变量的交互效应，企业优势的内在推力和市场潜力的外部拉力共同发挥作用促成企业绿地新建，也体现出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市场寻求动机。

(5) 在满足其他前因条件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身份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基于制度理论和产业基础理论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身份和东道国经济增长对于绿地新建具有相似的影响机制，二者分别通过绿地新建缓解了企业在东道国遭受的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压力和产业层面的市场竞争压力，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复杂的风险和高昂成本。这一替代关系体现出产业层面因素和制度层面因素的协同互动，也表明本文“战略三角范式”中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能够根据不同的理论机制实现相同的最终结果，即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当有针对性地根据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自身异质性的具体实际情况，灵活选择进入方式，从而最大程度减少困难和风险。

对比已有文献，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创新地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解释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进入模式问题，提供了该领域新的分析方向。定性比较分析所体现的组态思维是对传统定量研究中“净效应”思维的补充与挑战，是探究因果复杂性的一种整体的研究方式。本文首次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运用于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中，拓展了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决策领域的研究工具，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应用启发。

(2) 揭示了绿地新建的三种路径机制，为缓解过往矛盾冲突的研究观点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本研究发现的三种绿地新建路径模式揭开了新兴经济体企业进入模式决策背后的驱动机制“黑箱”，使资源利用、制度规避与市场追寻三种逻辑的联动机制呈现出来。本文的结论也为单个维度因素与绿地新建之间关系的矛盾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即单个影响因素与绿地新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恒定的线性关系，关键要看单个因素处于何种前因组态之下以及不同层面因素之间的匹配组合关系，重视各种因素的“多重并发”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和深入地理解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复杂性。

(3) 拓展和补充了“战略三角范式”。本文采用基于集合论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战略三角范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新兴市场企业的绿地新建决策取决于制度、资源和产业因素的整体效用。作为国际商务(IB)研究领域少有的同时探究三角互动关系的文献，本研究证明了“战略三角范式”的有效性，扩展了该理论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第一，从企业方面来说，应该充分结合企业本身的异质性情况以及外部制度和市场状况，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选择进入模式和生产组织形式，避免盲目跟风，陷入高风险、高成本的经营困境。从本研究发现的路径结果中可知，企业国际化经验这一因素对于绿地新建较为重要，这启示中国企业一方面应提高企业自身的“硬实力”，即技术研发水平、营销网络和能力，发掘和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对于国际化业务开展积极的学习和实践探索，主动了解国际市场的营商环境、文化风俗等当地游戏规则。第二，从政府角度来说，应该持续为中国跨国企业的“走出去”行动提供良好的国际制度和营商环境。制度约束规避型绿地新建路径启示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开展政治外交、经济合作以及文化交流等行动，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实际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便利。

当然，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在研究企业的绿地新建时没有区分新建子公司是合资还是独资，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所有权结构进行进一步细分。另外，本文注意到“战略三角范式”的因素配置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特别是考虑到新兴经济体正在进行中的制度改革和转型，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时间维度纳入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中，以检验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战略影响因素之间互动的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