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极端重要的时代背景下，追根溯源地探寻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向度，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思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唯一“系统地、单独地来充分论述意识形态问题”^[1]的著作，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是意识形态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文本。细细研读《形态》的核心部分——“费尔巴哈”章，体会并学习贯穿其中融为一体的批判与建构的逻辑思维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清楚地认识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状况，指导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

一、“费尔巴哈”章中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建构

在批判中建构、在建构中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中阐述意识形态观念的两个主要维度。批判，即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建构，即提出和确定哲学层面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分析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是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建构是批判的目的和超越。在两者的辩证关系中，无产阶级被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者正式引出，为日后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一) 作为构建之前提和基础的批判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首先是作为一个批判对象出场的。在“费尔巴哈”章开篇，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直截了当地对意识形态家们“妄想以观念改变现实的哲学斗争”展开了辛辣地嘲弄和讽刺。他们写道：“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2]141-142诸如此类的嘲讽词句，在“费尔巴哈”章中比比皆是。立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产生的认识根源、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一是以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为认识根源。当时，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一样，往往都把抽象的思想观念视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只要对思想观念进行批判，就能推动德国的解放事业达到新的高度。然而，事实却是观念本身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照相机比喻”形象地揭示了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所代表的德国哲学从天国倒像到人间的“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2]211。他们指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143，这种颠倒性的做法实质上是对黑格尔哲学思维的继续，也正是这种思辨的唯心主义体系直接导致了颠倒的现实生活的观念反映，这就提出立足于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思路：从人间到天国。

二是以分工导致的纯粹精神生产为社会根源。德意志意识缘何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分工的角度就意识形态在认识中发生颠倒的深层机理作了详细说明。他们认为，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151只是由于分工，意识才开始摆脱世俗社会。精神和物质劳动的分离，标志着“真正的分工”形成，精神和物质生产由不同个人承担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一批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思想家产生。从这时起，思想家们才意识到意识“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2]162，他们可以“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2]162，就能摆脱现实世界在观念中构造他们口中神赐的、天赐的，抑或是主观自生的某种神秘的和纯粹的理论、哲学、神学、道德等。显然，这是一种脱节于物质生产的纯粹的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显现。

三是以维护统治阶级^①的特殊利益为阶级根源。国家，即代表所有个人共同利益的独立形式。每个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为达到目的必须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这在观念上的表达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80从这样的角度，“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178。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总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不可否认，革命开始时，进行革命的阶级与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很多一致性，他们的思想也曾真诚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推翻封建社会之初，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也是全体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体现。但是，他们一旦上升为统治阶级，国家就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212。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开始暴露，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家们(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分工独立)以神秘、扭曲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掩蔽现实矛盾，主要是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间的矛盾。他们挖空心思地编织“虚幻共同体”，并极力将之粉饰为“真正的共同体”，以便为统治阶级所建构的社会制度戴上“合法”和“真理”的面纱。虽然在统治阶级走向保守乃至反动的时期，意识形态家仍在策略上迎合人民，但这种形式上的“迎合”实质上是对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反映和维护。所谓“共同利益的幻想”不过是意识形态家货真价实的歪曲和欺骗。

①  文中涉及的统治阶级专指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

(二) 作为批判之目的和超越的构建

长期以来，批判维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维度得到高度重视，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维度的研究则存在明显不足，甚至一度被默认为不存在。事实上，有学者就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并不在于否定意识形态，而是着眼于意识形态本身的观念论特点，破解意识形态的发生问题^[3]。也即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即基于对现存社会认识理论的否定，重新建构一个一般的社会认识理论，找到意识形态发生的质变点。“费尔巴哈”章中，批判与建构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中几乎同期存在，在批判的同时，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开始萌芽。

一是对意识形态外延的界定和内涵的揭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德国哲学家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概念使用，德语中也没有相对应的概念^[4]69。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述及“意识形态”概念，创制了德语词“意识形态”，标志着“意识形态”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哲学概念的开始。在这里，意识形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虚假意识”。受拿破仑式意识形态概念^①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将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观念体系。“费尔巴哈”章中，这主要指那些在黑格尔哲学体系基础上产生的“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2]141关系，以词句批判词句的德国批判哲学。抽象性、思辨性和非批判性构成这类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4]77，代表人物有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其二是“统治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意识形态看作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是物质力量在观念上的反映。从这个角度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似乎还谈不上虚假。但是，意识形态家又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与统治者分割开，“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2]181，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理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种将意识形态抽象为“自我规定着的概念”^[2]182的行为，旨在否认或遮蔽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狭隘的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提供合理论证。这实质上指明了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要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内核中，为日后《资本论》具体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作了思想上的前期准备。自意识形态作为哲学概念提出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逐渐深化。有学者概括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意识形态诠释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5]。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进程，甚至在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总体图景中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理论话语和社会运动，其具体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5]。但无论如何，“费尔巴哈”章中对意识形态的意蕴阐释对至今的所有意识形态讨论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性节点。甚至可以说，“费尔巴哈”章中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研究的起点，这也是后来我们只要谈到意识形态都总是冠以“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名的原因之一。

①  因特拉西的共和国政治立场，拿破仑对特拉西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采取敌视、否定的态度。

二是确立了意识形态分析的理论基石——历史唯物主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实质上是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变革。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之后，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正式出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中初步系统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为深入分析意识形态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其具体观点如下：其一，阐释了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定性。有学者分析道：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市民社会出发指出了社会意识的来源问题”^[6]，即社会意识不是德国的哲学家们所言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纯粹的精神产物，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从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与世俗社会紧紧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存在的派生物。其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梳理物质生活、人的需要、生产关系等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以及分析分工和所有制形式，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现实动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其三，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不是虚幻，不是观念，而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产物，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166。它所要建立的是能够使得每个人都能自由且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且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

(三) 批判与建构共同指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消亡本身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7]。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伪真理性”“伪人民性”“伪永恒性”的批判，内含着对具备“真理性”“人民性”“永恒性”基本特征的新革命阶级意识形态的呼唤。无产阶级的独特性内在地决定了它是马克思最理想的革命阶级，“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论证这一观点。

一是无产阶级理论家与剥削阶级的理论家存在本质区别。以往的理论家本身就属于剥削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将剥削阶级的思想与剥削阶级本身分割开来，并将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夸大为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具有极大的颠倒性和欺骗性。无产阶级理论家则不同，他们具有彻底革命的意识，以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为价值取向。

二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形式及其内容更加客观和科学。与剥削阶级的颠倒映射不同，无产阶级以批判为主要建构形式。“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斗争是所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的共同事业”^[8]233，唯有批判，并且唯有批判彻底，才能彻底改造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与这种彻底批判相适应的是基于科学的历史观形成的，指导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解放生产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三是在揭示私有制中确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在对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经历过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所有制”进行了详细分析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私有制条件下是无解的，并且这种矛盾在当下的资本所有制条件下达到了极致，以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8]516。于是，消灭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与实践性使其成为唯一的消灭力量。

虽然“费尔巴哈”章中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尚未形成体系，却将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者正式引出，指出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其他著作中对无产阶级革命及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更为详细、系统的论述，深化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列宁根据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①，并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9]。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并且用其向人民展示自己专政执政的合理性，从而在思想理论、指导观念上对人民进行正确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巩固新的无产阶级政权。当代中国正不遗余力地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这是对社会主义最好的维护和对资本主义最有力的回击。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1932年才以原文形式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因此，列宁其实并没有接触到《形态》，而是受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影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首次明确地使用了中性意义上“意识形态”概念，这其中暗含了肯定意识形态的因素。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现实必然性

诚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关涉的意识形态与当今时代讨论的意识形态不完全是一回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中研究分析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批判与建构，并不只是特定时期分析特定事件的独有思维，而是一种可以沿用的科学的思维逻辑。在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且国际、国内的意识形态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的“意识形态时代”，批判与建构仍然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遵循的逻辑向度。

(一)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费尔巴哈”章中，无论是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特征的批判，还是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始终认为统治阶级与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178，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为意识形态。此后，马克思更是直接表明了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警示统治阶级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0]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个重要原因，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轰然倒下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11]32-33，这是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前车之鉴。

与苏联共产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清醒研判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形势，将意识形态建设从“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生命线”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作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2]105，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2]105等重要论述，这些科学判断为统筹推进中国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力量源泉。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传播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在经历了责难和攻击之后才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13]。实质上，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优越性。新时代，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任务和要求，理直气壮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14]，持之以恒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5]。

(二) 意识形态的国际斗争始终存在并日益复杂

迄今，在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起重大作用的主要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意识形态理论。当今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相互竞争的时代。实际上，这种竞争关系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形成。从组织“干涉军”干涉俄国革命，到“铁幕演说”不顾苏联的同盟军地位，号召西方世界联合扼杀共产主义这个新生婴儿，再到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围剿”与“和平演变”而导致的“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到空前重挫，但历史并未终结。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开了新局面，社会主义再次焕发蓬勃生机。

如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并未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有所缓解；相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伴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绝不会容许中国挑战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自己的霸权主义地位，频频向中国发出挑衅。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它一边不断挥舞关税大棒，一边单方面地为中国贴上“操纵汇率”的标签，此举甚是滑稽，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暴露无遗。与此同时，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多国导演“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总是披着“民主、人权、平等”等“美丽的外衣”，行干涉他国内政、颠覆目标国政权之实，其实质是为美国实现战略目标和全球利益扩张而铺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竞争，其本质上都是制度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领域每时每刻都存在斗争，并且这种斗争极具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只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才能引导社会主义沿着正确道路前进。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战胜困难、应对挑战，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继续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三) 新时代国内意识形态的信仰问题仍然严峻

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威胁，从来就不只有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与敌对意识形态作斗争，首先要解决好内部问题。新时代，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更多、更严峻，如信仰危机、创新性不足、话语权地位有待增强等。其中，信仰危机是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解决意识形态的信仰问题可以重点从两类群体着手。一是党员干部群体。党员干部所处的关键位置，所承担的关键职责，决定了其“关键少数”的地位。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是最危险的动摇和滑坡，尤其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更是关系党的作风和形象，甚至是关系党的事业的大问题，全党必须高度警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纵深推进党的建设事业。但高压之下，党内贪污腐败、“四风”等问题仍时有发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缺失。有的党员干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马克思主义既不懂也不信，“四个意识”淡薄，“两个维护”不坚定；有的党员干部缺乏底线思维，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知敬畏，表面冠以共产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实则是“四风”的代理人；有的党员干部的政治辨别能力不强，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消极躲避、是非不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问题的根本解决任重而道远，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继续推进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内容的思想建设。二是青年学生群体。青年学生最富有朝气和梦想，他们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16]。但同时，由于涉世未深且正确的三观尚未完全树立，他们也是思想较容易解体的群体。部分学生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受西方的文化观念影响较大，对中华优秀文化认识不足，未能真正领悟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深刻理解，缺乏“四个自信”，盲目信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制度；少数学生对党和国家现存的现实问题，如腐败、贫富分化等缺乏理性认识，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怀疑甚至否定；少数学生虽然选择入党，但是入党动机趋于务实，缺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追求和决心。青年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然而往往又面对着学业、求职等压力，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就很容易被利用，甚至走向极端。这就要求高校下大力气抓好思想政治教育。

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旨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统摄和整合各种社会意识和价值追求等的能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人们坚定对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信念、强化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以及动员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等的能力。基于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求和目标的把握以及对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审视，可以从坚定无产阶级的政治信仰、坚持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追求以及激活持续深化全面改革的动力三个方面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

(一) 坚定政治信仰是前提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语境中，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每一种意识形态都蕴涵着特定阶级的政治信仰。无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根本上都源自某种政治信仰。政治信仰坚定，方能站稳政治立场，坚守相应的意识形态不动摇，这也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为了进一步宣扬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列宁率先提出和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理想)”等鼓舞人心的概念，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拥护^[18]。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首要的就是要坚定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证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是正确的。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就是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下大力气抓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导向。但同时，少数党员仍存在政治站位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够坚定。必须要坚持不懈、与时俱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更加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更加彻底的实践活动，引导共产党人在“变”与“不变”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始终做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坚定践行者和积极传播者。具体可以从“学”与“做”两方面展开。一是要让党员干部实实在在地学起来。要系统地、历史地、辩证地，而不是零散地、静止地、孤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推动马克思主义融入心里，落到实处，使广大党员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领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和先进品格、崇高理想和使命担当、天下情怀和责任意识。二要让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地做起来。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引导广大党员以科学的理论思维和知识创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实践中将理论真正融会贯通，做到真信笃行。

(二) 为人民谋福祉是根本价值诉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真正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还必须始终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中明确指出：一切历史的首要前提是人为了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2]158。为了生活，就有需要，需要贯穿人类发展始终。因此，革命阶级要想夺得政权并且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必须以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但资产阶级并非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宰一切，“资本”就是主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资本”利益的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将被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指引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取代。

与西方政党标榜的“民主”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我们党以实现中国梦的接力奋斗向人民、向世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往哪里走、为什么奋斗”等基本命题。“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9]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将更加严峻，必须紧紧抓住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全党同志必须要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高兴、是否答应作为开展党的一切工作的重要标尺，统筹抓好教育、民生、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党还要善于向人民借力，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在人民群众面前，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丢掉“官气”，承接“地气”，倾听人民呼声；要甘当小学生，甘拜人民为师，向人民请教。此外，党的各项工作要力求公开透明，要畅通人民沟通渠道，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

(三) 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

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一种“回声和反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2]202，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就只会剩下贫穷、贫困的普遍化，引起全部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2]166。意识形态建设固然重要，却不可偏废经济建设。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深知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历来就强调意识形态要立足并自觉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总体上是相适应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发展才能自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11]145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故事还有很多章节要讲。只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将意识形态转化为可被意识到的存在，并以发展说服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才能夯实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所需要的经济基础。

一要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造主体条件。全面深化改革要举旗帜、定方向，最核心的在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继续发挥好党对改革的领导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在理论上深刻阐释改革的根本方向和基本原则；在实践上总揽全局，统筹协调推进具体改革，研究解决各领域各方面的重点、难点；在组织上发挥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壁垒作用，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改革事业。二要选择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改革的任务越是繁重，改革的问题越是突出，就越要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作为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开启改革进程、认清改革形势、把握改革趋势、校准改革航向，从而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持久动力的“伟大的认识工具”^[20]。新时代改革再出发必须继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解决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改革。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多方面的期盼日益成为现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益增强。2020年，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必须继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持之以恒地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努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化为更多“被意识到的存在”，进而凝聚人民群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拥护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