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社会治理”第一次代替“社会管理”进入国家政策话语，各地围绕“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社区试验成就斐然。在这里，发端于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而后盛行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备受推崇。值得一提的是，由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组成的外部精英助力居民以持续性的集体行动面对共同的社区议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区自我发展的内驱力。然而，日益勃兴并不意味着臻于成熟，事实上国内对于社区营造的具体做法和探讨还处于“临摹”阶段，大量的研究尚处于经验事实层面。尽管有学者以小型、中型、大型规模之分界定社区营造的复杂性^[1]，但异质性强的小型居住社区营造在具体实践中甚至可能呈现更为繁杂的图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觉外部精英以空间议题为触媒发起的社区营造在内涵、运行机制和行动效果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其与基层治理内生结构的互动和碰撞，借以研判我国社区营造发展趋势并做出有效回应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

一、社区营造：概念、发展历程与现状

较之传统的社区规划，社区营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从一开始就是有目的性的行动方案，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曾旭正所指出，“社区”是被“营造”出来的，并不会因为“毗邻而居”即“自然形成”，经“营”与创“造”是使用“营造”一词的本意^[2]14-15。社区物质空间再造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内容，同时更加关注社区民众对社区发展的话语权和行动力。首先，从概念逻辑上看，社区营造首先强调尊重社区差异化的现实。日本社区设计界第一人山崎亮聚焦城市人口负增长状态下“无缘社会”引发的地缘型社区弱化痛点，呼吁构建“恰到好处的关系”，达到平衡的社区状态^[3]8-11。其次，从社区营造的主体来看，一般可以分为三类：政府部门、社区居民和专业团队。其中专业团队是社区营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有步骤地策划社区营造活动，辅助居民在亲身实践中感受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意义。再次，从社区营造的方式来看，清华大学教授罗家德等将其视作一个自组织的过程，就是政府引导、民间自发、社会组织帮扶，是社区居民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共同解决社区所面对的公共议题^[4]1。最后，社区营造要达到的目标包含“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即要兼顾居民需求的满足、历史文化的延续、地理特色的维护、在地产品的开发和社区景观的创造。其中“地、产、景”属于“空间性”范畴，而“人和文”属于“社会性”范畴。总体来看，社区营造既要“造物”，又要“造人”，它主张从在地民众的立场和诉求出发，以民、官、产、学的良好协作来推动空间、社会、文化三个维度上的社区再生产, 最终促成社区善治局面的形成。

在亚洲，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营造来源于日本的“造町”运动。20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出现了社区濒临瓦解等问题。为了应对此类问题，社区营造鼓励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和协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社区营造从“市民参与”走向“市民主体”，步入城市与人的共同发展。进入21世纪，面对人口外移、老龄化、中心街区衰退等棘手问题，日本社区营造活动开始走出“社区”，探索凝聚社群力量的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以期为世界性问题的共通之处提供解决之道。

对我国而言，党的十八大之后，社会这一主体被凸显出来。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一首个国家层面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实现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总体目标“两步走”战略，对居民自治、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予以高度认可。201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指导意见》，对城市化中后期以社区为基础，发动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共同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城乡治理体系，明确了总体要求和顶层设计。值得一提的是，基层政府快速瞄准突破口，结合本土需求，通过“微更新”的话语转换和发展思路，联手将社区营造推向前台。2016年，上海启动“行走上海2016——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瞄准社区公共空间量身定制，相继启动了诸多改造项目，如缤纷社区、社区花园、低碳社区等。同年，成都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的通知》，以构建社区主体性为亮点，寻求撬动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的自组织力量，鼓励多方协力、跨域合作，最终达成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种集中式展开的社区营造行动标志着其本身作为多重主体话语互动和进一步耦合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官方话语的突破性承认，回应了当前我国大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诉求，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二、空间变革：“复园里1号”的社区营造行动

事实上，早在2012年福建省就出台了《关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点线面”攻坚计划的指导意见》，全面启动“完整社区”建设工作，以共同缔造的理念在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区营造实践。其中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遵循“六有五达标三完善”的原则，依托“135”^①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在试点项目中逐渐串联完整的营造计划，并带动社区多方共同治理，被民政部列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其间，福州市城乡规划局与鼓楼区政府编制《鼓楼区军门社区发展建设规划》，从顶层设计上确保政府引导下多方参与的社区营造行动能够充分释放能量。不同于军门社区“上下结合”的营造实践，本文关注的案例“复园里1号”项目是由外部精英发起，以社区公共空间改造为议题的社区营造项目。该项目聚集了一批艺术家、社会志愿者、建筑师和摄影师等，他们以老旧建筑保育为载体，旨在重构社区公共生活。

① “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即强化社区党组织一个核心，建设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三支队伍，健全共同参与组织、民主管理监督、基本建设保障、长效服务群众、党建责任落实五项机制。

“复园里1号”社区营造项目位于福州市仓山区仓前街道公园社区，辖区总面积0.22平方公里，共有居民楼46座，居民2 552户，常住人口6 220人^①。辖区内复园路曾名中越路，因此处原有的历史建筑“复园”而得名。2014年3月，在福州政府公布的《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和《公园路及马厂街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的通告里，公园社区复园路沿线的复园里1~5号已经被纳入拟保护的历史建筑范畴。该历史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带有外廊的近代公寓建筑，在长达8个月的修缮翻新之后，它作为社区营造的物质空间成果和连锁效应的触媒点，进一步演化形成三类不同性质的公共空间。

① 数据源自对福州市仓山区仓前街道公园社区的实地调研。

(一) 文化性公共空间——输血、造血、活血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就指出活跃的、使用情况良好的公共空间有利于居民获得稳定的居住关系并进一步施展自治^[5]127-140。作为外来者的社会精英，要将个人理想和专业植入日常社区，必将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居民乐于接受的形式，以空间为转化对象，在短时间内获得可见的成效。“复园里1号”项目最先从建筑空间修复着手，充分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源起的触媒理论，选取复园路上一栋破败的老宅作为触媒点，实施长达8个月的“城市针灸术”。最重要的是，“这个触媒并非单一的最终产品，而是一个可以刺激与引导后续开发的元素”^[6]82，乃至在更大的范围内激发区域活力。现在这里是一家集咖啡馆经营地、剧场排练厅、作品展示区、图书阅览区为一体的文化创意空间，为持续的社区交往和社区参与提供了载体。事实上，这种自开发模式从一开始就倡导有意识的文化输入，在各活动主体捐赠旧式家具、老物件等活动中，找到促成多方参与的动力源。项目合伙人通过举办复园路国际艺术节、老照片专题展览等，在文娱活动中激发并获得社区居民的情感共鸣。理念“输血”有成效后，发起人有计划地因人制宜地举办不同主题的活动，邀请或引导社区成员进行自我展示或情感表达，如“金厝边银乡里”重忆邻里情, “即兴喜剧仓山”共话城市未来，“复园路国际艺术节”联结本土力量等，以项目“造血”推动人才“活血”。这样一来，“社区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和对社区的共同归属感不断被再生产出来，一旦形成集体记忆，对社区的共享意识就不可磨灭，成为社区成员彼此紧密相连的情感纽带”^[7]。

(二) 情感性公共空间——互动、互惠、融合

在斐迪南·滕尼斯的文本中，“共同体”是人们“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体生活”^[8]43-45，有学者在考虑社区问题时特别强调社区的共同体意义，主张冲破传统的管理思维与技术思维，转向以“社区情感治理”策略来柔化“国家-社会”刚性的权力结构关系^[9]。“复园里1号”项目在社区营造活动中巧妙地借助柔性来培育情感性公共空间，强化情感联结，具有较为浓厚的本土建构色彩。老建筑话题讨论分享会是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活动，分享会邀请打开联合团队执行长和本地青年一起来讨论“一条路拓宽的影响”，分享闽台两地社区营造经验。当社区公共空间里的互动、互惠行为获得了更多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社区居民的深度参与，表现出明显的居民自我关联性——群体卷入。随着社区居民身体卷入与情感卷入的程度加深，个体被嵌入到社区支持网络中，并获得行动主体性和自我价值感，互助互惠亦得到一定融合与延续。

(三) 政治性公共空间——表达、行动、变革

2016年，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发布的《新城市议程》中对城市权利进行了确认：“今世后代的所有居民，不受任何歧视，都能居住和建设公正、安全、健康、便利、负担得起、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10]其中“居住”是人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城市发展、城市决策和城市管理的基础因素。社区作为“居住”的最小治理单元，也是承载人们日常生活和真实城市权利建构的基本场域。在“复园里1号”项目中，发起者通过举办“什么在消失”展览、策划“点亮楼道计划”、发起“街道涂鸦”等各类公益活动，联合微信群“仓山有你，更有力量”和微信公众号“复园里1号”，摸索出一条线上讨论、线下沙龙的营造思路，凝聚了一批有志于保护城市老建筑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志愿者，构筑共谋行动的可能性，使得自身利益诉求在理性协商和博弈中获得了利益平衡的衔接点，这一点在复园里原址保留事项中体现出来。2016年底，福州市仓山区启动了一批道路建设项目，其中就包括复园路的拓宽，这意味着位于道路中间的复园里1号建筑必须拆除。得知这一消息后，项目发起人奔走相告，联合媒体力量，集结福州老建筑保护者再次发声，以《我们在保护什么？——从一条路的价值说起》与大众分享复园路的前世今生和宝贵价值。2019年，福州市政府最终敲定复园里1号建筑原址保护，并将复园路由片区交通干道调整为历史风貌区区间道路。值得一提的是，线上发起、线下实践的O2O模式，是社区政治性公共空间运行的变革之举，在意见表达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反思：社区营造在我国的现实困境

面对国家和社会的交叉压力，不同基层治理部门之间出现了差异性与变异性，这样一来，为基层治理的创新提供了空间。新一轮快速铺开的社区营造就是其中的一种实践，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我国社区治理单元的独特性，对社区营造的应然和实然做出审视思考。

(一) 社区营造的理论基石——“本土创新”还是“有声无实”

近年来，涉及社区营造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做出各异的解释。一是介绍日本等地的社区营造的历史脉络、典范做法、实践经验和前沿研究成果。二是关注社区公共空间的表达与再生产。“社区营造”的概念被注入公共空间建构的体系之中，在设计语境下探索小尺度空间试点项目。三是倡导社区公共精神的认同。这一类型研究肯定在地性社区营造对文脉保留、社区认同的积极意义，呼吁培育共同体精神启发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和深度。四是审视社区营造多维机制的行动逻辑与成效。一方面肯定社区营造对居民间互动平衡关系的维系，依此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另一方面是着眼于社区营造的外部介入与既有体制结构的互构和碰撞，反思其对基层治理实践的挑战。从社区营造运行的现状来看，大量的研究尚处于经验事实层面，部分研究侧重于强调多元主体联动、合作，但至于到底如何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营造机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稍显薄弱，缺乏对社区营造整体性思考。同时从各地试验性的改革中来看，以社区能人和外部精英为代表的社区营造作用凸显，他们更倾向于做出实际行动来改变社区的某一个局面，很少去思考基于这一改变所带来的秩序重构，更难以做到助力社区内生型组织共建多元共治孵化平台，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家“独唱”。部分行动者迫切用新命名昭示与旧秩序的分离，只要改变现状就可以叫“社区营造”，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与“社区建设”“三社联动”“共同缔造”的概念混淆。眼下对于社区营造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理论上限定相关标准，并确保国家战略主线贯穿下同社会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在政治上、文化上做出充分的考量和依据，否则很可能走向混乱。

(二) 社区营造下的居民行动——“赋权增能”还是“边缘剥夺”

赋权(empowerment)，也译作增能，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区赋权”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关键范畴。这里涉及两个层面内涵：一是社区能力，即通过外部干预和帮助群体提升社会资本和影响公共政策部门的能力；二是社区赋权，即赋予社区利益相关者更广泛的表达渠道、完善的伸张框架与参与机制^[11]。在中国语境下，为社区赋权和增能要充分考虑政府归位下的平衡和适度，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体制保障和机制创新，确保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合作式治理。实际上，在社区能力层面，赋权同社区营造的核心不谋而合，即外部精英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信息、教育、制度等实现对居民个体潜能的挖掘，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的长远发展规划。但在实际操作中，社区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对于缺少知识、技术等发展要素的社区而言，能否借力专业团队、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培育内生自治能力仍有待考察。更有甚者，本地居民反而陷入“被营造”的困境中，为从根本上解决“在地生活”的问题，更多外来资本、技术的介入，反而将居民推向边缘。“复园里1号”项目中，部分居民迫切希望拆迁，改善住宅条件的需求同外部精英老旧建筑原址保留的价值判断产生了分离，引发新的冲突。

这条复园路每天堵车，逢雨必涝，社区排险了好几次。有一次雨水没过我的膝盖，非常危险。我们在这里住了60年，大部分是老人，没能力买新房。现在决定保护，我们的居民楼也无法被拆迁。他们(“复园里1号”项目合伙人)没有住在这里，根本不能真正体会到我们的疾苦^①。

① 摘自对“复园里1号”所在地复园新村C居民的访谈。

社区营造本质上就是通过一些方法自我造血，从根本上改变“等、靠、要”的心态，营造出热心公共事务、具有公德心的新人。目前，社区营造作为一种创新的社区试验，尚未建立与社区规章等正式制度相结合的试验机制，这很可能造成外部精英与本地社区互动不足，尤其是在一些社会资本薄弱的老旧社区，当地居民无法为自己的权利发声，这极大程度上削弱了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建构。

(三) 社区营造下的基层取舍——“主动回应”还是“暗中观察”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以党建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复园里1号”项目所处的福州市来看，目前在全市社区推广“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以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有机统一带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与此同时，党和各级政府又试图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提升组织自治能力，塑造出新的共同价值。从项目所在的公园社区来看，截至2019年6月底，共有党员113人，党支部3个，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2个^①，“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下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也有诸多亮点。公园社区实施“辖区党组织进商圈、辖区党员进商铺、企业反哺服务社会”这一“双进反哺”策略打造街区商贸党建，以党员微能力认领困难住户“微心愿”，并依托“志愿福州”平台构建党员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确保充分盘活辖区单位场地、信息、人才资源，最终朝着社区大服务格局迈进。在调动多方社区力量上，公园社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但对于“复园里1号”项目，社区持有审慎态度。

① 数据源自对福州市仓山区仓前街道公园社区的实地调研。

我们社区对复园里1号做法不是很肯定，平常互动较少。但我也在复园里1号微信群中，会关注他们的动向。我在这里工作20多年，看到逢雨必涝，居民出行不便，站在居民立场上我支持拆迁。当然老旧建筑保护也很重要，但至于是不是具有保护价值，需要相关部门界定^②。

② 摘自对“复园里1号”所处公园社区Y社区书记的访谈。

从社区实践上看，党政中心路径和社会中心路径尽管从逻辑上看呈现反向状态，但强化政府治理与推进自治和居民参与实际上是一个并进的过程，这也是社区治理的一个新的走向。部分社区营造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反向共进”的走势，尤其是在社区治理参与不足的情况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基层不得不寻求稳定，以强化社区控制做出“主动回应”，或是为了避免事端而“暗中观察”，而两种选择都与社区营造协同共治的内涵相去甚远。

(四) 社区营造下的精英选择——“脚踏实地”还是“理想主义”

从党中央探索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新路径来看，社会治理的初衷是基于逐步突破基层存在的“政府在行动、社会无行动”的治理困境，实现基层社会自我成长。但在实际操作中，外部精英的专业知识、观念强烈影响甚至支配社区主体以及社区共识的生产，他们以所谓的技术、经验和立场直接干预“生产”社区，取代了普通居民本身思考、协商、沟通的学习过程，社区营造陷入某种程度的变异，与所谓的自治自主自觉相去甚远。这种精英化在社区营造中同样普遍存在，专业人士把持着“项目式的社区营造”，根据固定流程和标准化操作方案包装社区项目，导致不同社区的营造主题、方案高度雷同。此外，政策的优先性不确定，加上急于获得成效，外部精英很容易以强干预的姿态介入社区资源争夺战，动用各式各类花哨的噱头，构建属于自身理想主义的社区，社会治理最终陷入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尤其是以社区产业发展为主轴的营造计划，其受益面是否普惠社区全体居民还需进一步考察。不仅如此，外部精英和专业团队作为暂时性角色，在地性薄弱、流动频繁，很可能将社区营造视作具体“项目”来操作，当这些外部人士撤出社区，普通居民的实践知识是否能催生自生自发的社区结构或秩序，都是我们必须反思的问题。

四、社区营造下“社区共同体”的总体性想象

事实上，“社区”早已超越了单一对地域社会实体的现实指涉，而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总体性意涵的概念。社区营造同样也在表达“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的愿景，赋予社区共同体一系列突出特征：以地点为基础的社会互动、居民与环境之间紧密的社会联结、富有凝聚力的社区文化和社区秩序等。从“复园里1号”实践经验来看，横向与纵向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能够为社区营造的合理性建构持续贡献力量。

(一) 研判社区营造的综合状态

从共性层面上看，要对社区营造的准入门槛做出分析，明确支撑社区营造的基本指标和基础。有学者以社会背景、发展水平和社区营造特征三个层面界定社区营造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发展水平可以用人均GDP、城镇化率指标来度量，社会背景和社区营造特征则作为启发性的参考标准^①。这一研判方法可以为考察我国各地区是否具备全面展开社区营造的条件提供支撑数据和指标描述。目前，针对部分发达地区可先行先试，围绕社区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居民参与等指标初步设定可参照的社区营造核心标准体系，明确社区营造得以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要关注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法律、条例中纳入社区规划内容，为社区营造运作提供法律保障和技术指导。从个性层面上看，需要审视社区营造的名实之辩，做出本土性的回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社区营造必然要牢牢把握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一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强化社区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和统筹协调功能，助推地域范围内的政府、市场、社会、个人之间的资源优化整合。目前，福建泉州市以竞赛选点的方式实现社区营造试点项目调研、评审、跟踪、督促全覆盖，按照项目策划到位、概念方案到位、可行性到位、群众参与到位等标准竞选孵化项目并划拨专项经费，取得了初步成效。未来可借助社区营造试点项目积累经验，探索各具特色的营造方案，逐步走向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

① 万成伟.新时代我国社区营造发展趋势及对策[M]//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杭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493-504。

(二) 塑造社区营造的文化内聚力

对社区营造而言，必然有一种价值观的输入，将人们的行动转化为积极的建构，进而产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点同社区发育的内涵有相似之处，都鼓励在长时间的演进过程中去寻求一种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普遍的社区认同和更好的人文环境^[12]。可以考虑整合现有相关领域或设立专门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社区营造计划的顶层设计，在纵向上形成与行政机制相衔接的多层级体系；在横向上通过建立社区营造试验机制，激发、示范、引导、规范社区成员的参与行为，吸纳并挖掘社区精英，统筹规划社区内外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在具体的发展路径上要深深扎根地方性文化，透过结合地方特色、文化脉络和社区记忆，循序渐进地引导居民利用地域特色发展传统文化创意产业，或引入公共文化事件重振在地生气，实现地方性资源向社区文化资本的顺利转换。同时，“社区营造五要素”(人、地、文、产、景)中的“文”不仅指的是社区共同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文化活动和产业的经营等，还包括社区行动者以持续性的学习和文化共享应对社区营造持续进程中的复杂局面。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积极尝试更加多元、连贯的机制方法重新投向社区营造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重塑，在社区可持续发展中整合有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及蕴含公共性的文化价值。

(三) 搭建社区协商平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区”替代“单位”的历史性变革加剧了城市社会的异质性和流动性，加之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下社区所能达到的整合度和稳定度均面临不确定性，社区建设必然呈现独特图景。对于缺少信息、知识、技术等发展要素的弱势社区而言，社区自治的生成是一个需要培养的过程，必须建立在对社区行动者实践知识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架构起政府、专家和社区居民之间、社会资本与社区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在价值教化和培力建设中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所需的管理技能和公共精神，“进而在政府、社区、居民之间形成合理高效的共同治理结构，填补在政府治理和社区自治理中间的断层”^[13]。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重视居民在社区营造中的基础性作用。显然，一个多层次的协商议事平台能够为社区营造提供互动互惠机制。可以根据社区营造议题的差异，建立社区两委、社区营造专业团队、业主委员会、物业与居民自组织协商议事平台，使得社区营造各主体能够在相互信任与合作中推动基层治理。上海杨浦区首创的社区规划师制度，通过知识灌输激发社区内驱力，为社区提供自下而上的协助并生成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备和本地管理技术，成效显著。因此，可以考虑社区营造协商机制同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社区规划师制度的衔接，就社区营造的重大事务、重大决策、细化项目展开跨界征询、座谈和论证，鼓励居民一道参与社区生产。在社区自治的制度创新与优化运行层面，社区规划师从一开始的咨询辅助角色，逐渐转变为融入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到鼓励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可以充分发挥和带动社区居民深度参与社区营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社区营造多方资源的互动和整合。

五、结语

在我国，创新社区治理，关键是突破长期以来制约社区治理创新的机制和思维瓶颈，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营造的发起和运作自然也应当从这样的内涵上理解。因此，社区营造在实施过程中不只是满足于构建一个新的社区，也在于构建一个新的共同体。下一步，社区营造如何从零散的地方试验走向整体性营造，对进一步探索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就理论框架上而言，也需要一个兼具规范性、多元性和连贯性的制度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柔性运作以及社区治理创新中的“日常性”“在地性”和“文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