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的当下，人的智能化生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纳米技术、脑机接口、基因编辑、5G、3D打印等颠覆性技术的急速发展，将在何种程度上重塑人类的生活场景和未来？人类将如何应对这些前沿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革与挑战？人类是否在思想上、认知上、情感上及行为上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一方面，从“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开始，关于使用智能机器要取代人类工作的各种说法、论证及证据层出不穷，智能机器不仅在体力方面，而且在脑力和创造力方面所展现出的惊人能力和潜力给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焦虑，人类引以为傲的“以自我为尺度构建世界的能力”是否会落败于智能机器的日益完美化？另一方面，智能终端技术的普及性应用，导致网络成瘾行为日益严重，“低头族”“手机依赖症”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虚拟世界尽情畅游，在现实世界冷漠疏离，人的精神生活被信息网络世界绑架和掌控，网络成了现代人的精神鸦片。无论是被机器取代工作的焦虑，还是被虚拟世界支配精神的麻木，实质都是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甚至滥用导致的人的自我异化。当前，以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主导和推动着整个社会朝着智能化方向飞驰前行，人对智能技术物的控制能力存在着不断被弱化甚至失控的风险，主体为适应技术社会发展的需要深陷不断被客体化的危机之中，人的自我异化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难题。

“异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lienatio，含“让渡、疏远、脱离”之义。近代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论述。异化的内涵从疏离、外化扩展至对立、对抗和奴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1]53。这里的异化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和劳动的产物，成为一种独立的外部力量，与主体相对立，并反过来控制、奴役主体自身。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定义中，有疏离、异己化及对抗的含义。马克思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由表及里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现状：从外在的异化——“物的异化”，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到内在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即劳动活动异化与人的本质异化，最后到社会关系的异化——“主体间的异化”，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一部分人(资本家)压迫另一部分人(劳动者)，主体间出现严重的冲突和背离。马克思认为，“物的异化”是异化的外在表现，人的“自我异化”是异化的内在实质，只有恢复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才能真正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异化反映了作为主体的人在生产活动中，其活动与活动的产物与主体相背离、相对抗的特殊状态，本质是人的自我异化，即人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他的活动和创造都是有目的性的，但在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中，主体的活动及活动的产物并不总能符合人的目的，而会偏离甚至完全背离人的目的，并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主体自身。这种意愿与结果之间的割裂、对立和对抗，就是人的异化。异化以人的自我异化即主体性异化为核心，主体性异化是异化的内在实质。

其一，疏离、转让。从“异化”的词源看，“异化”一词最早被应用于西方神学和经院哲学中，用来表示信徒疏远、脱离上帝。一物与自身疏离、疏远是异化的最初表达。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异化作为让渡、转让的含义被应用于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们的著作中，用以表达政治上的权利让渡，仍然是转化、疏离的表达。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最早在哲学领域使用异化表达自我外化为非我^①，这里的“外化”指出了“非我”这个客体是从“自我”这个主体中异化而来的，两者是一种疏离、转化的关系。黑格尔将异化作为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论证绝对精神作为主体通过异化显示和证实自身，并通过对异化的扬弃返回自身达到主客体统一的过程时，主体与客体表现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因此需要通过扬弃，才能使客体最终回到主体自身，即先将自己予以异化或外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精神或意识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把它自己变成他物，变成他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2]23这里的异化或外化除了疏离、转让的意思外，还包含着从主体外化出的客体与主体相对立的意蕴，因此客体需要通过扬弃才能回归主体自身，实现主客体统一。

①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1794)中构建了他的“自我—非我”哲学，提出自我通过外化确立了非我(客观的世界)。

其二，异己化、对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最早扩展了“异化”一词的内涵。他在使用异化的概念表达人如何由“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异化为“文明状态”下的被奴役、不平等^②时，突出了“异己化”“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含义。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指出人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上帝，又反过来膜拜上帝，使上帝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3]56。这里异化的主体已经由绝对精神或者自我意识转变为人，人将自身的部分本质异化或外化为对象化的物，并受这物的控制，异化概念中内含的“异己化”特征被凸显了出来。人与自己异化出的上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关系，人创造了宗教，却又反过来膜拜宗教、受其控制，客体与主体对立并反过来奴役主体的特征鲜明。马克思指出哲学的迫切任务是改变现实世界。他将异化概念由理论阐发引入到了社会实践，将问题的逻辑起点建立在现实的国民经济活动之上，进一步扩展了异化的内涵。他深入当时的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作为技术表现形式的机器应用，非但没有将人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加深了人的异化，人在机器大生产中逐渐丧失了本真，主体价值遭到践踏。马克思对技术发展应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有着深刻的论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78-79在这里异化已经很明确地表现出了主体人与他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之间的一种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以一方的发展进步(主要指技术创造的物质财富)与另一方的退步愚钝(主要指劳动者的非人化)呈现出来。

②   卢梭在《爱弥儿》《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等著作中，多次使用distance(疏远)、objectivation(对象化)与oppositionnel(对立)等词表达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以来所遭受的文明社会的奴役和剥削，他开启了西方思想家们用异化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先河。

其三，对抗、奴役。如果说对立表现了由主体创造的客体与主体之间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关系，那么对抗是异化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了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产生的客体不仅不受他控制，而且反过来能够控制奴役主体自身。“在这里还存在着劳动的客观条件——过去劳动——与活劳动相异化的情况，这种异化使劳动的客观条件变成活劳动的对抗性的对立物”^[5]203，这里的劳动客观条件指的是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手段和工具，是劳动者在过去的劳动中积累的智慧产物，它与活劳动即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即不是劳动者在支配机器，而是机器在支配劳动者。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具有专业独立的生产能力，主导着生产的节奏和过程，人处于从属地位，成为机器的辅助零件，服从机器的生产安排。“在机械工厂里，专业化的是机器”^[6]524“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7]486，机器成为人的主人，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这种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是技术物奴役人、支配人，与人相背离、相对抗的表现，也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最深刻危机。在生产与消费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劳动者与他的创造物之间的颠倒关系，“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8]359。在这里生产资料作为人造的力量控制着工人的生产和他们的需要，主体逐渐成为自己生活的客体，客体反而越来越表现出主体性的特性。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论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及社会产生的毁灭性影响：主客体间关系的颠倒与错置，使人片面化、非人化；主体间关系的物化与冷漠化，使社会关系利益化、冷酷化。自马克思以来，西方的思想家们和马克思经典作家们将异化作为批判的武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片面而深刻的批判，在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对人在技术社会中的命运、尊严和自由投以深切的关怀。随着智能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和纳米技术等的突破性发展，技术化生存的现实，促使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对人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和控制，在促进人朝着全面的自由和解放迈进的同时，也使主体陷入了全面异化的危机之中：人被技术控制和取代，成为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工具。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通过应用技术实现价值增殖的发展模式，分工并没有取消，而是被进一步加强，人的主体性异化仍是我们需要直面的人的危机。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与完成，机器主导生产, 人辅助机器进行生产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基本特征，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并没有将劳动者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人的异化危机更加严重。这是因为，生产的复杂流程由机器来完成，人的工作变得更加机械化、简单化，有用的机器反衬出了无用的人。对此，卢卡奇(Georg Lukács)曾指出：“由于工作过程的合理化的原因，当主体与根据预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比较时，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9]99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人在生产中处于从属于、服务于机器的地位，人在生产中的客体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主客体间关系呈现出颠倒化的趋势。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也并没有改变人在生产中的从属地位，人的无用性反而更加明显。随着智能化技术的落地与应用，生产系统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即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辅助机器生产的人(主要从事一些简单的操作按钮的工作)越来越少，一些生产系统甚至实现了完全的无人化，机器的独立性越强，自主性越明显，人的无用性和被动性也就越突出。就如斯宾格勒(Qswald Spengler)在《人与技术》中指出的，人类赋予深切希望的机器技术成为统治人的存在，主体从世界的主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技术迫使主体服从它的目的^[10]90。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对人的控制和奴役表现得更加隐蔽化。马克思的时代，机器使人肉体受摧残、精神受折磨而引发的人对机器的直接式愤怒与仇恨已经被更温和的方式取代，智能机器将人从繁重的、不合理的体力劳动和纷杂的重复性强的脑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使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充实和发展自身。但是智能化生产将使更多的人成为无用之人的压力和恐惧，又使人不得不拼命追赶现代技术发展的脚步，与他人还有技术物(如智能机器等)争夺生存的机会，这种生存困境，使主体始终焦虑不安、精神疲惫。就此，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指出：“由于科技革命和‘自动化’所产生的结果，现代工作一般都要求有更高层次的教育和训练，需要付出更多的智力和精神努力……对劳动的‘漫不经心化’和‘官僚主义化’，使得工作和现代趋势正疏远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11]3将更多的精力和智力用于学习符合技术发展需要的知识，容易导致主体认知能力的片面性，主体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维度被消解在了技术的自主性发展之中。智能化使技术的自主性更强，人对智能技术的依赖性也更严重，人在有意无意中将更多属人的本质让渡给了机器。比如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领域，诊疗机器人已经在代替医生又快又好地履行职责，法律机器人的工作能力更让律师们惊讶，金融领域的机器人已经开始取代该领域的白领精英们，强大的收集数据，储存、计算和挖掘分析数据的能力，使人心甘情愿将记忆能力以及计算、分析等逻辑思维能力，甚至创造力让渡给了机器。让机器代替人去思维、去判断、去选择，属于人的能动性的一部分本质被机器智能取代，机器脑逐渐取代人脑，机器的主体性愈加彰显，人的主体性逐渐弱化，主体人与客体智能人造物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地位错置关系，人日益地空心化。

人的自我异化导致的主客体间关系的颠倒与错置，造成主体的片面化和非人化必然会映射到主体间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54-55这是因为在异化劳动的环境中，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会按照自身存在的关系和尺度去考察他人。在人同自身的异化中，劳动者的劳动是一种不自由的、被迫的、受制于人的、为他人服务的而不属于自身的活动，这种劳动使劳动者痛苦，却使与劳动者相异的另一人获得享受和快乐。因此，人的物化和自我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种主体间关系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主体间关系的疏离化和物化两个方面。

其一，主体间关系的疏离化、冷漠化。马克思指出主体间的异化，特指在异化劳动背后隐藏的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1]56，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疏离的、对抗的关系。卢卡奇认为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不仅使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发生异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在朝着原子化、疏离化的方向发展^[9]100。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生产性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集中统一的工作方式，属于人的整体性、连续性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人的工作成为维护、连接机器生产的机械化、简单化、相互孤立化的程式操作。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裂为孤立的原子式的疏离，这种非人化的生产模式使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熟人化的社会关系被陌生人社会的冷漠取代，离群索居的“宅”生活成为社会现实的常态表达。此外，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及移动终端技术等的普及化，导致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手机依赖症”“低头族”成为网络上瘾、成瘾的现实群像，人们疏离现实世界，人与机器的关系更亲密，人与人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冷漠化。

如果说互联网技术与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是从物理层面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那么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则从心理层面加深了主体间的疏离。首先，大数据技术使人与人关系数据化，加深了主体间的疏离。计算机以“0”“1”为语言符号使世界万物“皆可数据化”，人、社会及自然界以数据化的形式被表达出来，整个社会正在朝着数据化的方向发展。政治通过数据搜集与分析进行政策制定，经济通过数据积累和跟踪反馈进行快速运转，社会通过数据挖掘与整合进行治理，文化通过数据化存储与转化进行传播。人的世界按照数学的逻辑方式被重新塑造，人的情感、偏好与行为被量化为可供分析检测应用的数据，人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被数据的单一性和确定性消解。人的数据化必然导致人与人关系的数据化，人在以可量化的数据考量自身的同时，必然将他人也当作数据来考量，主体的想法、偏好、情绪等感性的价值会被可计算的、可量化的数据价值取代，主体间关系的冷漠化也就成为必然。其次，智能算法推送产生“信息茧房”效益，加深了主体间的隔阂。智能算法推送的普遍应用，通过关联性方式迎合了用户的信息偏好，遮蔽了用户获取其他信息的可能，将人的兴趣爱好封闭于窄化的信息环境中，割裂了人广泛涉猎信息的渠道，容易形成个体对他人和社会认知的偏差，导致主体间的偏见和隔阂。最后，智能化技术导致人的交往透明化、无隐私化，加深了主体间的信任危机。大数据、智能算法、智能推送在网络搜索系统、社交平台、消费平台等的广泛应用，使主体任何的上网痕迹都能够被机器捕捉，进而生成各种数据，被应用于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这导致主体间在交往中很难保持一定的私密性和尊严感，被机器掌握的隐私随时都可能被曝光于虚拟和现实的世界，主体间被迫通过疏离、冷漠的方式来掩盖隐私可能被暴露的危机。

其二，主体间关系的物化。“物化”是马克思和卢卡奇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间关系颠倒，主体间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非正常化现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问题时，指出商品形式掩盖了人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外在于人的物的社会性质，并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取代了生产者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物与物间的虚幻关系所取代^[8]89 。“商品拜物教”^[8]90是对这种非正常化的主体间关系的揭露。这种商品经济使得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甚至劳动者本身都成为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的商品，商品的售卖值取决于它的交换值。人成了商品，人与自身的关系也就成了人与物的关系，以至于弗洛姆(Erich Fromm)说道：“既然现代人体验到自己在市场上既是销售者又是商品，他的自尊就依赖于他所无法控制的条件。假如他‘成功’，他就有价值；反之则一文不值。”^[12]145这种以交换价值确认自身价值的物化行为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简单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资本、货币和商品)的价值成为衡量人的价值及主体间关系的中介，人通过拥有或占有物来标榜自身的存在，确认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并以这样的意识和认知来衡量其他的人，利益关系或者说可计量的实用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卢卡奇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13]143-144在物化的社会关系中，社会活动被简化为可量化的交换关系，情感、良知、道德等难以标准化的感性价值都可以在人性的天平上以物的价值来衡量，致使社会现实中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横行。对此马克思指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4]275在物化的世界中，主体间关系的丰富性维度被单一的商品关系或者物的关系取代，人受物的奴役和支配，丧失了本真与自我。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使生产生活的工具和手段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迈进，人类大量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被智能机器所取代，人似乎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充实和发展自身，获取更多的劳动自主权和自由。然而现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运行逻辑(社会对财富的追求方式)并没有改变，全球化大生产仍是以追求“资本增殖”的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个人劳动和社会整体的劳动仍是实现资本增殖的环节和手段，因而，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现状仍没有改变，将资本或者商品或者货币作为确认自身和他人的“拜物”观仍然盛行，“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15]19。智能化技术以更隐蔽和温和的形式遮蔽了异化劳动对主体及主体间关系的扭曲和摧残。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智能机器在生产系统中被大规模使用，除了取代不如智能化机器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外，无法被机器取代的工作，存在着通过实时定位、实时监控等方式，不断增加劳动者工作量的风险。比如强制劳动者佩戴监控手环，用智能机器人现场监管考评劳动者工作效率等，在无形中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工作量，因为整个工作的过程都在机器智能的控制下进行，人在劳动中透明化、无隐私化和缺乏自主性。另外，通信和物联技术的发展，正在取消工作的时空距离，远程办公、云办公等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便捷性，另一方面存在着工作时间不断挤压闲暇时间的风险，如996模式、24小时在线要求等，资本拥有者通过智能技术不断地占有劳动者的智力和精力以达到使购买的劳动力商品利润产出最大化。以智能机器和利润为中介，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间的关系是一种物化的关系，在资本拥有者眼中劳动者是赚取利润的劳动力商品，要最大程度地占有其价值，在劳动者眼中，资本拥有者是毫无人性的“金主”，双方交换的是商品和货币，是不对等的利益关系，是物化的关系。在劳动者之间，由于智能机器大量取代人的工作的残酷现实，生存的压力导致劳动者间的竞争激烈化，过度的竞争不仅使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更廉价、更被动，而且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也更强烈，“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劳动者之间亦呈现出一种逐渐冷酷化的关系。

不管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智能化大生产的当下，人对技术发展所导致的物的世界对人的世界的控制与奴役，以及人对这种异化境况的抗争和反思，实质上都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人在现实的生存境况中，自我本真丧失、精神失落的观照。就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在技术帷幕背后，呈现出人的尊严的丧失……在技术进步的鼎盛时期，我们看到的是对人类进步的否定：非人性化。”^[16]14弗洛姆认为人的主体性异化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人丧失了尊严感。他指出：“尊严感是人的特征之一，甚至原始文化中的人也具有尊严感。他必定失去几乎所有的自我以及作为一个独特的，不可控制的实体的感觉。自我的感觉来自于作为我的经验、我的思维、我的情感、我的感觉、我的判断、我的行为的主体的自我经验。自我的感觉预先假定我的经验属于我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化的东西，东西没有自我，那些变成东西的人也会没有自我。”^[17]124主体异化的实质是使人成为非人，属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和丰富性的维度丧失，人的本质失落，人在技术面前不仅面临生存发展的压力和焦虑，而且机器的完美化发展还从思想和精神上加重了人面对自身不完美的羞耻感，人所独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优越感在技术物智能化的飞速进化中不断减少，只有在对物的占有中以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来消解主体本真丧失的沮丧与失落。

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主客体间关系发生颠倒的特殊矛盾状态，是人的存在与本质产生严重隔阂与矛盾的极端形式，是人的历史发展的第二个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向第三个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渡的中间阶段。因此，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非永恒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与扬弃走的是同一条路，人只有达到历史发展的第三个形态，个人的全面与自由个性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异化才能被扬弃。因为人的自我异化与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即自由是一种悖反的关系，异化是对自由的侵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才能真正的实现，人的活动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人才能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摆脱异化的束缚，实现彻底的解放。“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8]185，这种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以资本主义阶段异化劳动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为前提和基础的。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这是因为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才能够减少在谋生性劳动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自由地控制和支配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进行自主、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将人从异化的、为谋生所迫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劳动真正成为实现人的本质的需要和享受。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扬弃及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论对于规避和消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造成的人的主体性异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8]46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落脚点。美国学者华勒斯坦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异化是使人丧失本性的痼疾……为反对异化而进行斗争，就是为恢复人的尊严而进行斗争。”^[19]227异化使人成为造物的奴隶，人的存在本质受到物的挑衅，尊严丧失。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是为了确保人对自己造物的控制权以及维护人自身的自觉能动性即人的主体性，因此智能技术作为人造物的发展必须被限制在人的可控制范围内，人始终掌握对人造智能物的控制权，人造智能物存在的价值必须被限定在为了人的存在与发展、自由和解放而服务的范围内。这就要求技术研发人员、智能技术的投资者、公司股东和管理者坚持技术发展向善为人的伦理原则不动摇，并将这一理念贯彻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始终，从技术落地层面保障人对技术智能物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国家层面在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及审核标准时，应始终将智能造物不伤害人作为第一准则^[20]，从制度层面保障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动摇；还应该加强对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科学精神和技术伦理的宣传教育，利用各种媒介平台对智能技术可能存在的利弊进行分析、讨论、思考，提升民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认知，引导民众科学对待和使用技术，从认知和精神层面维护人作为主体的尊严和价值。除了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层面保障人的主体性及人对技术物的控制权外，在智能技术的具体应用层面，应该通过制度化的建设，限制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范围。比如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对劳动者劳动自主权的保护，禁止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过度侵犯劳动者的隐私、变相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保障劳动者合法的休息和发展权利，使劳动者的尊严和价值在工作中得到彰显。

马克思认为人要获得全面的自由和发展，就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因为只有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将人从匮乏的物质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人不至于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消耗在谋生性的劳动中，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归人自由支配和控制，以便更好地充实和发展自身，以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精神特质，是人超越自我，实现卓越的内在驱动力，而美好生活的创建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人从物质匮乏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人才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自主能动地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将美好生活变为现实。故而，拥有闲暇时间是人获得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人摆脱物役，发展良性主体间关系的基础，而闲暇时间的不断扩充离不开生产力的大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代表着当前和未来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此应该充分利用智能化技术对人的解放所发挥的作用，将人不断地从繁重的、危险的、枯燥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减少谋生性劳动对人的摧残和损耗、支配和控制，使人能够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21]。马克思认为闲暇是人的自由的重要体现方式，人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大脑，结合自身的天赋和爱好来更好地充实和提升自身的体力、智力和审美能力，使人不断地朝着全面的自由和解放的目标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因此，在大力发展智能化技术的同时，应该从制度层面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惠及全社会，在物质层面不断地提升人的生存质量，减少人们从事谋生性劳动的压力。此外，还应该从制度层面保障和增加人的闲暇时间，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以制度强制的手段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使人从过度劳动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发挥自己的天赋、发展自己的爱好，成为更加丰富、自由和自主性的个体。

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能够加快技术的更新换代，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推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人的自由解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资本的运行逻辑会产生严重的物化和异化问题，给人的发展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当前，主体性异化的危机与资本对人的支配与控制紧密相关，“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22]217。人工智能技术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为人创造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但因为资本增值的逻辑，这些闲暇时间通过异化劳动的方式又变成了剩余价值，大量的闲暇时间被没有边界的劳动时间侵占，比如，一些企业存在的996工作模式、24小时在线的变相无偿加班、用智能监控机器变相提升劳动者工作强度等。因此，要消除主体的异化，就需要通过完善的制度体系，将人从资本逻辑的钳制下解放出来。一方面建立、健全劳动者保护制度，从制度强制层面消除资本对劳动者的不合理侵犯和损耗，保障人享有充足、合理的闲暇时间，为人的自由能动性发展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资本发展制度，扩大资本在开发人的潜能方面的投入，以提升劳动者的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激发人的潜能，使人的天赋获得更好的发展，为人的解放夯实基础。此外，还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平台重建劳动价值认同，提升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认同，改善资本与权力至上的拜金主义风气，完善劳动条件，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劳动环境^[23]，使劳动者在工作中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以更加合意愿的形式工作。只有如此，才能规避资本对人的异化，发挥人在劳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