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业不仅对本地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对本地旅游、物流、酒店以及零售等第三产业的拉动效应也比较显著，已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推动展览业发展对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区域影响力等有着重要意义。展览业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在我国也不例外。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15号)，从总体要求、改革管理体制、推动创新发展、优化市场环境、强化政策引导五方面为我国展览业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2]。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并明确指出要构建包括展览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体系^[3]，表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展览业发展势在必行。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展览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展览业发展日益繁荣，现已成为我国三大展览中心之一。根据2019年《广东省展览业发展白皮书》数据，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共举办759个展览会，总展览面积达2 380.95万平方米。与此同时，由于湾区内各城市展览业的发展资源投入水平、发展环境状况以及配置产出能力不尽相同，其展览业发展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发展是一个过程”的视角构建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经变异系数法赋权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进行实证测度与分析。一方面，能够对产业发展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内容进行补充，为产业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提供一定借鉴；另一方面，在国家大力支持展览业发展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双重战略背景下，研究结果有利于大湾区各城市管理者准确掌握各自展览业发展状况，在比较中明晰差距，制定针对性政策提升各自展览业发展能力，进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展览业整体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产业发展能力是指某一产业在开放性的市场竞争中自我生存并长期发展的能力，既是一种现实的实力，也是一种可能的潜力^[4]。推动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一直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要务；对产业发展能力的测评研究也是学术领域的前沿和热点，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如沈俊鑫等以中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作为案例样本，从产业发展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出发，采用克服传统QCA静态特性的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5]；高同彪等以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测算了2008—2016年间其汽车产业发展能力^[6]；闫丽平等从生产经营、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研究与开发(R&D)活动三方面构建了创新驱动战略下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7]。在已有产业发展能力测评研究中，研究对象多为第二产业，而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力测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粤港澳大湾区展览业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尽管目前直接测评展览业发展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对城市展览业竞争力评价或影响因素研究已有一定数量。李华敏等从软硬环境两方面确定了评价会展旅游发展条件的6项一级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但没有进行后续实证研究^[8]。李力等基于“展览馆首位度”和“展览馆效益值”这两个单项评价指标对珠三角和香港展览业竞争力进行了测评^[9]。王述珍等从相关环境因素、会展竞争业绩、内部资源条件与外部产业支持四方面建立了城市会展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北京、上海、广州会展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10]。孙玲等将经济环境竞争力和旅游产业环境竞争力作为影响会展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上海会展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评价研究^[11]。邓峰等综合考虑了宏观环境与具体的行业环境，运用IPA分析法对湖南会展旅游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12]。余构雄等基于波特钻石模型构建了由27个要素组成的区域展览城市选择识别标准体系，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分别代表主客观思想进行组合赋权，对珠三角展览城市选择的优先顺序进行了研究^[13]。段迎豪等^[14]、田至美^[15]、周晓唯等^[16]、王晓^[17]基于钻石模型进行了会展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但研究方法各有不同。鄢慧丽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全国30个省会城市展览业的发展效率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各城市展览业效率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18]。

已有的展览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大部分以某种理论或模型为基础构建指标体系，包括单一指标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对相当部分指标的赋权及赋值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主观性较强，研究理论也较为单一。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的启发，从发展资源投入能力、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发展成果产出能力三方面构建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收集各项指标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变异系数法对指标赋权，然后通过计算综合得分的方式对大湾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进行测评。其中，本文所选用的变异系数法是客观赋权法的一种，根据指标的变异程度对其赋权，为避免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该方法直接用变异系数归一化处理后的数值作为各指标的权数，受主观因素影响相对较小，能够较好地保证赋权结果的客观性^[19]。此外，鉴于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数量较多，而相对于其他评价方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具有层次清晰、内容全面的优点，因此选取其对大湾区内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其评价结果是以分值的形式来表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的相对水平。

在已有产业发展能力评价研究中，不同学者由于各自研究方向、研究理论或具体研究内容不同，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大相径庭。在构建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立足基本原则和研究需要，合理设置各项指标。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主要包括科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等。

(1) 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首要原则。构建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应以研究视角或研究理论为基础搭建框架，具体指标的选择也应随研究视角或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此外，选择的具体指标应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使其能够真实反映展览业的发展能力。

(2) 全面性原则。构建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须将影响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因素全面考虑进去，一方面要能够反映城市展览业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要体现城市展览业的发展潜力。在本研究中，港澳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状况相差较大，因此在选取评价指标时需要兼顾地域差异性。

(3) 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是指应从系统的角度设置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使所有指标能够从整体上反映一个城市展览业的发展水平。在具体指标设置中，指标应呈梯次分布，体现层次性，如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且各级对应指标之间应有一定的联系。

(4) 可操作性原则。因为构建的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最终要用于相关实证研究中，因此指标体系具备可操作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操作性原则是指选取的指标应尽可能为定量指标，以增强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外，为保证指标数据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指标数据应尽量为客观数据，减少主观数据来源。

展览业的发展过程主要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前期依赖于对资源的投入，后期表现为成果的产出，其间受发展环境影响，三者缺一不可。以此为视角并考虑到展览业发展潜力和现有水平。本文设置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发展资源投入能力、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和发展成果产出能力。此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区行业实况设置具体的二、三级指标，以增强研究的科学合理性。

(1) 发展资源投入能力指标。产业发展之初主要依赖于对其发展的资源投入，而产业发展资源投入能力是指为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而投入的所有资源量。一个地区对展览业的发展资源投入量体现了其对展览业的重视程度，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经费资源三大部分。产业从业人员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分别代表当地对此产业的人力资源投入和经费投入，在本研究中，具体可以由展览业从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展览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表示。而展览业物力资源投入集中表现为展览场馆资源的投入、专业展览场馆数和可供室内展览面积。

(2) 发展环境支撑能力指标。发展环境对于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形成与提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相关支持性产业等方面。在经济环境里，人均GDP、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体现了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和产业结构。政府重视程度也是影响展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从政府是否设置专门的展览业管理机构以及出台的展览业相关政策数量中体现出来。而在社会环境里，展览业社会团体、信息发达程度和科技创新水平等都会对展览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指标可由展览行业协会数、流动电话用户数占总人口比重和专利申请数表示。此外，展览业由于其独特的经济性质，和旅游业、零售业、酒店业等产业有着极强的经济相关性，因此在相关支持性产业指标里包括全年过夜游客接待量、社会消费品零售业总额和星级酒店数等三级指标，分别体现了该地的旅游业发展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和住宿接待能力。

(3) 发展成果产出能力指标。发展成果产出和发展资源投入相对应，是发展资源投入的成效体现，集中体现为行业产出，涵盖展会数量、展览面积、组展单位等，具体包括新增展览会数量、全球展览业协会(Union of International Fairs，简称UFI)认证展览会数量、新增展览面积、组展单位数量、UFI会员数量等指标。

综上，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Tab. 1)

表 1 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发展资源投入能力 行业投入 专业展览场馆数量S1 可供室内展览面积S2 展览业从业人员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S3 展览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S4 发展环境支撑能力 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S5 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S6 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S7 政治环境 (政府重视程度) 专门的会展业政府管理机构数(是否设置专门的会展业政府管理机构)S8 近20年出台的展览业相关政策数S9 社会环境 展览业社会团体(会展行业协会)数S10 信息发达程度(流动电话用户数占总人口比重)S11 科技创新水平(专利申请数)S12 相关支持性产业 旅游业(全年过夜游客接待量)S13 零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业总额)S14 酒店业(星级酒店数)S15 发展成果产出能力 行业产出 新增展览会数量S16 UFI认证展览会数量S17 新增展览面积S18 组展单位数量S19 UFI会员数量S20 注：指标S3、S4因数据收集不完整而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给予删除，仅为理论指标，在其他相关实证研究中若数据完整可予以考虑。

表 1 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选取的数据主要来自大湾区各城市2018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广东省展览业发展白皮书》，各城市政府官网，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UFI官网等。由于收集到的数据量纲不同，无法直接用于实证研究，故须先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基于研究可行性和结果准确性考虑，本文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法，其原理是将数据原始值转化到区间[0, 1]范围内，使其易用于实证测评。其转化公式为：

式中，x′为标准化后的新值；x为初始值；x_min为此指标数据里的最小值；x_max为此指标数据里的最大值。

在收集各项指标数据及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选用变异系数法对各指标赋权，然后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评分，以分值大小表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的相对水平。赋权及评分过程如下：

(1) 求取变异系数。

式中，V_i是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_i是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x′_i是第i项指标标准化后数据值的平均数。

(2) 确定指标权重。

(3) 计算综合评分。

对大湾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综合评分进行测算，将其作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的代表值，其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Fig. 1)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综合评分

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按其分值大小排序依次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肇庆，总体可分成三大梯队：第一梯队是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第二梯队是东莞、佛山、珠海；第三梯队是中山、惠州、江门和肇庆。比较各个城市的展览业发展能力评分值，可以发现，各个梯队城市间展览业发展能力水平差距明显。在三大梯队里，第一梯队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优势极大。其中，广州展览业历史悠久，以“广交会”为龙头，是中国会展经济的发源地之一，展览产业实力雄厚，在18项实证指标里，有8项评分位居榜首，其余指标评分也基本位列湾区前列。深圳展览业历史虽不及广州悠久，但发展迅速，“高交会”“文博会”“安博会”，乃至新建成的亚洲最大展馆——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都是其展览业强大实力的体现。深圳不但设置了专门的展览业政府管理机构——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服务贸易处(会展业管理办公室)，而且近20年出台的展览业相关政策数以及2018年城市专利申请数在湾区内都排在第一位，这显示了深圳政府对展览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其自身“科创之城”的城市定位，因此其综合评分仅次于广州，位列湾区内第二位。港澳地区也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成为国际性展览的心仪之地，香港更是被誉为“亚洲商贸展览之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会议展览及采购中心的地位，支持澳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展览品牌”，可见港澳展览业在湾区内的重要地位。相对于珠三角城市，港澳经济环境指标评分相对较高，展览业发展也更偏向于国际化、高端化，其综合评分排名分别为第三、第四位。第二梯队的东莞、佛山、珠海展览业国际化和品牌化水平相对较低，整体发展水平和第一梯队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但评分又远高于第三梯队城市，分别排在第五、第六、第七位。而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第三梯队城市，其展览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甚至是萌芽期，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综合评分排在湾区内最后四位。

从发展资源投入能力、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发展成果产出能力这三个维度的评分上看，各城市的情况也是截然不同，其具体评分和排名如表 2所示。

表 2(Tab. 2)

表 2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投入、支撑和产出能力评分及排名表 城市 发展资源投入能力 发展环境支撑能力 发展成果产出能力 综合能力 评分 排名 评分 排名 评分 排名 评分 排名 广州 0.074 1 1 0.348 8 1 0.244 8 1 0.667 7 1 深圳 0.052 6 2 0.337 7 2 0.152 4 3 0.542 7 2 香港 0.026 4 5 0.323 1 3 0.188 8 2 0.538 3 3 澳门 0.022 0 7 0.298 3 4 0.063 2 4 0.383 4 4 东莞 0.031 2 4 0.181 7 5 0.049 8 5 0.262 7 5 佛山 0.043 2 3 0.121 4 7 0.035 4 6 0.200 0 6 珠海 0.016 7 8 0.156 4 6 0.015 8 8 0.188 9 7 中山 0.024 9 6 0.073 1 8 0.030 4 7 0.128 5 8 惠州 0.007 1 10 0.067 7 9 0.009 8 9 0.084 6 9 江门 0.013 6 9 0.045 1 10 0.009 2 10 0.067 9 10 肇庆 0 11 0.008 5 11 0 11 0.008 5 11

表 2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投入、支撑和产出能力评分及排名表

在发展资源投入上，由于指标S₃、S₄因数据缺失而不纳入实证研究中，所以发展资源投入主要体现为对展馆的投入。截至2018年底，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共有33个展览馆，可供展览总面积达237.9万平方米。在各城市展馆资源量中，广州、深圳展馆资源相对丰富，佛山、东莞次之，四地的发展资源投入能力评分排在湾区内前四位，随后分别为香港、中山、澳门、珠海、江门、惠州、肇庆。在发展环境支撑方面，各城市评分差距更为明显。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地以极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地区，位列湾区城市中前四位，随后依次为东莞、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江门和肇庆。值得一提的是，发展环境支撑能力评分排名和综合评分排名较为相似，仅佛山和珠海排名位置有所变换。珠海的展览业发展环境支撑能力评分高于佛山，但其综合评分却低于佛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投入和产出能力相对不足的事实。而在发展成果产出上，广州、香港、深圳的2018年新增展览会数量、UFI认证展览会数量、新增展览面积、组展单位数量、UFI会员数量等遥遥领先，发展成果产出能力评分位居湾区前三位，澳门、东莞、佛山、中山次之，而珠海、江门、肇庆等地展览成果产出严重不足，导致评分较低。对比各城市的投入、支撑与产出能力评分，可以发现，部分城市存在投入、支撑与产出能力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香港、澳门的支撑与产出能力评分排名要远优于其投入能力评分，表明了其展馆资源相对不足的事实；而佛山的投入能力评分较高，展馆资源较为丰富，但其支撑和产出能力评分却相对较低。

上文所构建的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级指标都是影响湾区内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具体因素。通过分析各项指标权重及排名可以知悉各影响因素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如表 3所示。

表 3(Tab. 3)

表 3 各三级指标权重及排名状况  (%) 三级指标名称 权重 (影响程度)排名 归属二级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S5 12.23 1 经济环境 UFI认证展览会数量S17 7.66 2 行业产出 新增展览面积S18 6.92 3 行业产出 UFI会员数量S20 6.80 4 行业产出 酒店业(星级酒店数)S15 6.01 5 相关支持性产业 旅游业(全年过夜游客接待量)S13 5.96 6 相关支持性产业 组展单位数量S19 5.72 7 行业产出 科技创新水平S12 5.57 8 社会环境 产业结构S7 5.39 9 经济环境 零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业总额)S14 5.38 10 相关支持性产业 可供室内展览面积S2 5.10 11 行业投入 新增展览会数量S16 4.98 12 行业产出 外贸依存度S6 4.77 13 经济环境 近20年出台的展览业相关政策数S9 4.14 14 政府重视程度 会展行业协会数S10 3.96 15 社会环境 是否设置专门的会展业政府管理机构S8 3.82 16 政府重视程度 信息发达程度S11 2.80 17 社会环境 专业展览场馆数量S1 2.78 18 行业投入

表 3 各三级指标权重及排名状况

从表 3中可以看到，在所有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权重位居首位，达到了12.23%，这印证了展览业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实力的要求较高，往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展览业发展水平越高。而后依次为UFI认证展览会数量、新增展览面积、UFI会员数量等行业产出因素，权重分别是7.66%、6.92%和6.80%。这些都是展览业发展成果的直接体现，对城市展览业综合发展能力影响较大。紧随其后的是酒店业(星级酒店数)和旅游业(全年过夜游客接待量)，权重分别为6.01%和5.96%，说明相关产业也是影响展览业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而专业展览场馆数量权重最低，仅为2.78%，但同样归属于行业投入的可供室内展览面积权重却有5.10%，对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更大，这主要是因为湾区内展览场馆大小差异较大，大型场馆集中于中心城市，如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而每个城市都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型展馆分布，城市间可供室内展览面积差异更大。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政府重视程度)相关因素权重普遍不高，如科技创新水平、会展行业协会数、信息发达程度的权重仅为5.57%、3.96%和2.80%，对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

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和收集粤港澳大湾区展览业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从“发展是一个过程”视角着手，结合产业发展潜力和现有水平，构建了展览业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发展资源投入能力、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发展成果产出能力3项一级指标，行业投入、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相关支持性产业、行业产出6项二级指标，以及专业展览场馆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新增展览会数量、新增展览面积值等20项三级指标。

运用经变异系数法赋权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进行了实证测评，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肇庆。湾区内各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呈现出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分布的特点，总体呈三大梯队分布。其中，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展览业发展能力远超其他城市，属于第一梯队城市；东莞、珠海、佛山为第二梯队城市；中山、惠州、江门和肇庆则为第三梯队城市。不同梯队城市间展览业发展能力差距明显。

从发展资源投入能力、发展环境支撑能力与发展成果产出能力这3个评价维度上看，部分城市存在投入、支撑与产出能力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如香港、澳门地区发展环境支撑能力和发展成果产出能力评分较高，但由于展馆资源较为不足，导致其发展资源投入能力评分较低；佛山发展资源投入能力评分较高，但其支撑和产出能力相对较弱。

从各影响因素对湾区内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上看，经济发展水平对展览业发展能力的影响最大，展览业行业成果和相关产业也是影响展览业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而政府重视程度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影响最小的是专业展览场馆数量，原因在于展馆大小相差甚大，大型场馆集中于中心城市，每个城市又都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型展馆，导致各地展馆数量相差较小。

在国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大力支持展览业发展的双重战略背景下，为提升大湾区展览业整体发展水平，不同梯队城市在展览业发展过程中其发展策略应有所侧重，本文针对不同梯队城市提出如下建议。

(1)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第一梯队城市。首先，广州、深圳、香港、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也是展览产业资源聚集中心区域，其展览业发展相对成熟，整体发展能力已处于较高水平，但在部分领域仍有待提升。比如广州的科技创新水平相对深圳来说还有一定差距，而深圳的新增展览会数量现阶段也相对不足，香港和澳门的展览硬件设施资源相对于其需求来说也是一个较大短板。这些城市应该在其相对劣势部分进行重点突破，提升整体发展能力。其次，第一梯队城市还应在现有发展基础之上，推动本地展览业向国际化、品牌化、专业化方向纵深发展，促进展览业转型升级，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此外，要发挥企业在展览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展览业龙头企业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市场化运作程度。最后，加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第一梯队城市间展览业的交流互动，构建城市间展览业创新发展合作平台，相互借鉴，实现优势互补。

(2) 东莞、佛山、珠海第二梯队城市。第二梯队城市展览业发展能力相对于第一梯队城市仍有较大差距，整体竞争实力不足。不同于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第一梯队城市，第二梯队城市要提升展览业发展能力，除补齐自身不足、夯实经济基础、发展关联产业外，还需要明确自身展览产业发展特色，相较于第一梯队城市展览业的综合性发展，要以展览业特色推动展览业整体发展能力水平的提升。

(3) 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第三梯队城市。第三梯队城市展览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是萌芽期，会展经济基础薄弱，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作用，改善当地产业发展环境，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展览业发展搭建平台。

对粤港澳大湾区展览业进行实证研究最大的难点在于其相关数据收集难度较大，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珠三角地区是相对独立的统计区域，统计工作尚未完全统一，在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前，鲜有对大湾区整体展览业数据的统计资料。基于此，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仅对粤港澳大湾区展览业发展能力的空间差异性进行了测评，而未对其动态演变过程和演变趋势进行探讨。当然，这可以随着相关统计数据的完善而得到解决，同时这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