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城市建设及管理敲响的警钟

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了公共健康问题^[1]，每年新增传染病正成为深刻影响人类未来的重大考验^①。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成为全球各大城市的“年度大考”。疫情危机前，许多城市暴露了较多的潜在问题和差距。城市让人们成为紧密聚合的命运共同体，反思本次疫情危机中城市应对的经验和不足，探讨未来城市发展的策略，是每个城市规划和治理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议题。

①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报告，报告提及自1967年以来，全球至少有约40种新的病原体被发现，包括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SARS病毒等，并以每年1种传染病的速度出现在人类社会中。

1. 全球城市的流动性挑战

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全球城市承担着社会运转、资源交换、人口流动等多方面功能，是流动性全面展现的载体。广州在过去数十年间定位不断提升，从省会城市到一线城市，再到国家中心城市，并在2019年位列全球城市第一档。广州不仅发挥着全球城市的职能，也面临全球城市的流动性挑战。据调查，广州市连续数年新增常住人口超过40万人，流动人口在全市各类人口总和的占比超过1/4^②。在2020年1月23日广东省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前，广州迁入迁出人口数量一直位列全国前3名^③。与之对应的是，截至2020年3月23日，广州市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人数量在湖北省以外的城市中位列第4，并且在全球多地疫情暴发后，持续出现境外输入病例。人口高流动性是广州市的一大特点，其为广州市走向全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为病毒传播带来了便利，导致了新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城市是有序还是失范，流动性是最大挑战。

② 根据《2018年中国广州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广州市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人，在册常住人口1449万人，流动人口超过500万人。

③ 根据百度迁徙地图大数据记录，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23日间，广州市迁入迁出人口占全国比值2%~3%，其中有20天出行强度高于2019年同期数据。

2. 超大城市的高密度影响

城市的出现加速人口集中，城市建成区为人口高度聚集提供了空间载体，人口高密度与建设高强度成为超大城市的重要特征。广州下辖11个区，包括越秀、荔湾、海珠等典型的老城区以及以超高层建筑遍布为特征的天河区，同时全市具有较多以出口公司密集和人口密度高为特征的城中村、批发市场、村级工业园等地区。高密度人口地区造成就业、消费和服务的高度重叠性^[2]，容易导致人群扎堆、资源挤兑和疫情加重。以广州为例，全市超过60%的医疗床位集中布局于越秀、天河、海珠、荔湾等中心城区，在疫情暴发期间容易导致病人就医难、交叉感染的问题。中心城区具有较多人口密集的老旧小区，由于多数没有封闭隔离，也缺乏良好的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因此在疫情防控中较为被动，出现病例后也难以进行隔离管理。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为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而开展的城市研究，却在追求更高密度、更高强度建设的过程中，引发了新的冲突与矛盾。例如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进一步凸显了超大城市高密度、高强度建设的负面影响。

3. 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

我国城市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规模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3]，当前城市面临的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将逐步由隐性危机向显性危机转化^[4]。如何化解高速增长过程中滋生的各类问题，应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城市规划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本次疫情危机中暴露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这类老旧功能载体隐患众多，如何进行更新？火神山医院这类应急医疗设施如何快速科学落地并最大可能地减少对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我国作为生产制造业大国，如何在疫情暴发期间解决医疗防护物资短缺的问题?传统城市规划管理如何解决医疗资源挤兑、公共活动空间缺乏和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过往在增长主义指导下，以空间资源换取经济增长而引发的城市弹性不足、韧性不够所导致的。一方面，由于城市拓展过快，农贸市场这类老旧功能载体的选址缺乏长远考虑，导致这类传统市场(如广州市黄沙水产交易市场)多数位于城市中心地段，人流、货物混杂，交通、空间拥挤，城市更新的成本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规划缺乏“平疫结合”的预见，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无法转化为疫情期间的临时医疗、隔离场所，缺乏对空间的预留；临时医院的仓促选址导致其建成后不利于后期使用，并且导致外部负效应，从而造成空间资源浪费。此外，疫情限制了人流活动和出行消费，重创了很多城市的产业链、供应链。广州作为传统商贸中心和制造业城市，停工停产对城市影响极大。如果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匮乏，将会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出现复工复产难、融资难、转型难等问题，甚至可能被淘汰出局。

4. 城市治理效能的危机考验

城市孕育了政府治理的危机，是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场所^[5]。由于我国施行自上而下的城市治理，易产生以目标为导向、“对上不对下”和“一刀切”的问题。例如，关注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为目标的绩效考核，但忽略公共卫生等民生问题；一些城市未及时重视境外输入病例，从而未能及时进行针对性地管理；不少社区防控智慧手段不足，如广州海珠、越秀等区中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基本上依靠居委会人员敲门登记，拉网式填表调查，实际上存在“一刀切”“纸上关心”等形式主义，且表格形式不统一，统计困难。这些问题都反映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工作的不足。城市是一个复合有机体，每个部分都是城市治理的缩影，城市治理效能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责任制度的精细与完善上，还反映在自下而上民意诉求的渠道畅通上。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如若基层缺乏治理主动性会导致民众未知与恐慌，如若政府缺乏精细化治理就容易导致局部功能瘫痪与社会矛盾，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各大城市治理效能提出了考验。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城市变革

在地球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经过大自然的一轮轮淘汰，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命体获得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自然灾害、传染病带给人类伤害，但人类在与这些伤害搏斗的同时，也推动着技术与理念的不断进步。在本次疫情危机中，可以看到地方治理和地方发展的差距在危机中被加倍放大，疫情让所有城市有机会进行自省，看到自身短处，找到学习的目标，并能因疫思变。

1. 激发技术进步，引导城市更加智慧

公共卫生事件将打破“新技术不出实验室”的困局，成为现代城市规划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例如，“伦敦霍乱地图”促使伦敦建成了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中，通过分析疫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与地点，结合当地重要的公共设施分布和公共空间分布，分析潜在的高危场所，并针对性地采取发布专业技术指南的方式，指导政府管理、财政经济拨款、产品开发、援助计划。2016年，新加坡“寨卡地图”有效地判断出了风险分布情况。可见，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动荡之中都孕育着变革，变革后的城市更加智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大城市率先暴发，并以点带面向各大城市蔓延，给人口众多、流动性大、开放度高的城市带来了巨大挑战。广州市作为全球城市，高人口流动性意味着高风险，防疫工作难度大。广州市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做到了追踪病人传染轨迹，识别人口热力区域，调配物资，并对全市进行实时监控和应急指挥管理。虽然在数据的类型、精度和效果上，新冠肺炎疫情地图可视化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数据的粒度轨迹上仍缺乏精细统计，难以发现接触人群的分布。

广州能够迅速建立疫情防控指挥系统，得益于在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所做的两方面工作：第一是在顶层设计上对各地、各部门的资源、数据进行了整合，为防疫期间绘制防控地图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提前谋划，先后布局多个创新创智单元，为城市智慧大脑持续提供助力。在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城市的运转需要智慧城市助力，以实现更快的诉求回应、更精准的政策对接。广州可总结合本次疫情期间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现状，在未来城市建设方面与时俱进，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运算等先进技术，建立更高效、精准、实时、自动化的智慧城市体系。

2. 改变生活理念，强化健康城市战略

各大城市的城市规划一直致力于“大城市病”的治理，通过环境建设，引导实现人口疏散、住房改良、功能分区等作用，进而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1]。1898年田园城市理论提出政策干预和分散布局的方法可以改善公共健康问题。1916年美国《区划条例》针对华人洗衣房水道系统的污染管理，提出功能分区的概念，在空间上对工业区与居住区进行分隔，提出了排水设施建设的原则。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开始关注社会学，逐渐发展成为综合性学科。198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召开的“健康多伦多2000”会议提出了“健康城市”的概念，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健康城市”的定义，提出城市规划从建设到管理要以人的健康为核心。1989年，我国开始创建“国家卫生城市”。2007年，我国全面启动健康城市建设，上海、北京、大连等地成为首批健康城市建设试点。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由国务院印发实施，提出了人的健康水平、政府的健康治理、城市的健康产业及环境等指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引发了社会强烈共鸣。健康城市建设一直是城市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健康城市建设能够消减城市高密度、功能混杂带来的负面影响。

广州2011年提出了建设健康城市的设想。2017年编制“菜篮子”规划，并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予以落实，提出“两控三增”治理“大城市病”和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本次疫情危机将促使广州更加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不只是关注环境灾害问题，并更进一步地推进对传统功能载体的更新以及老旧小区的公共卫生建设，逐步建立平疫结合的应急保障体系。

广州针对高密度的中心城区开展了两大方面工作：一是建立城市—地区—镇街—社区(村)的多级防疫体系，并对疫情进行密切追踪管理；二是结合交通管制展开防疫工作，通过对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多种公共交通进行管控，在降低非刚性出行频度的同时确保城市有序运行。通过将防疫管理分层级、网格化，广州市将重大问题分解到每个小网格中，降低了治理难度和强度，发动基层人员做到了群防群控。广州作为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多措并举有效降低人群聚集，减少了疫情扩散风险，“广州经验”成为国内多个城市“取经”的样本。

3. 反思生存能力，加速韧性城市建设

突发事件发生后，城市应对与恢复重组能力反映了城市的韧性^[6-7]。现代城市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其深刻影响着城市的未来^[5]，韧性城市概念逐渐被接受。2008年，美国芝加哥提出《芝加哥气候行动计划》，以“海绵城市”概念应对气象灾害。2011年，英国伦敦提出《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规划，意图通过增加城市公园和绿化用地，降低洪水对城市的侵扰。2017年，新加坡推进“未来城市计划”，目标是建设韧性城市，以应对未来城市的不确定性。我国近年加速韧性城市的建设与推广，如河北雄安新区提出分散组团式结构，上海从空间防御、工程技术和社会治理角度强化城市韧性。

面对疫情危机，很多城市由于缺乏韧性城市规划，几近停摆。各大城市防疫和疫后恢复工作的展开将为韧性城市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武汉市火神山、北京小汤山模式提醒城市管理者要做好战略留白以应对不确定性危机。疫情严重地区通过对公共场所和设施的改造，实现了功能转换，建立了方舱医院，实现平疫转换。广州市的传统制造业利用生产和物流优势增加口罩生产线，说明柔性生产不仅可以为抗疫助力，还可以加速疫后复工复产。

虽然广州市在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中考虑了城市留白空间和城市应急体系，但是韧性城市作为一个综合概念，还需要更系统地开展研究。本次危机将促使广州市反思经验和教训，将韧性建设纳入实操层面，提高存量时代的城市“生存能力”。目前，广州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将城市灾难如极端天气、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的防控设施建设纳入了城市韧性考核指标当中，但尚未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针对性的监测指标。此外，韧性城市更多要体现在城市的发展模式上，应重视对灾难的预防、长远的功能布局等方面。

4. 提升治理能力，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城市

突发危机事件是对城市治理效能的考验，防控关键是基层治理，以人民为主体，重启社区组织功能。1995年，阪神大地震令日本市民力量苏醒。日本市民将社区营造与防灾避难相结合，在灾患频繁的日本发挥了显著作用。199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动防灾社区(Project Impact)计划, 强调居民自治，灾害面前居民互助。2013年，新加坡对登革热的防治得力于公众对病疫的足够重视，早在1998年新加坡政府就将病疫防治纳入管理，通过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向社会进行广泛地教育宣传^[8]。广大群众站在病疫防控的一线，成功的防灾防疫有赖于群防群控。

基层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在突发事件时是一线防疫地区。广州市一直以来重视基层治理，自2020年1月23日广东省启动一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广州市制定出网格化的精细化治理方案，积极发挥基层治理力量，以期实现“防扩散、防输入”。

但是在本次疫情中，某些农村(含城中村)、居住小区形成的居民自治组织所采用的“坚壁清野”的治理方式也过于简单粗暴^[9]。基层自治的粗暴现象，主要是因为缺乏上下协同的机制以及公众欠缺危机联防联控的知识，因此导致偏向常态化的基层治理难以应对突发危机事件。广州市应引以为戒，需对各个社区进行社区资源分析，通过共建社区、社区赋能等策略，充分发挥基层自治力量。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应当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

三、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疫情防控与应对

城乡规划是为实现一个地区未来的多元目标而开展的科学决策工作。广州在新时期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须结合城市突发事件防控的要求，围绕空间构建、通道建设与管理、设施标准与预留、风险预判与防控等角度对城市进行多维思考。

1. 智慧城市为导向的顶层设计

(1) 智慧城市人本建设理念。智慧城市的建设理念早在20世纪末便已经流行。近10年来，我国不断推进这一理念的实践应用，相继在一、二线城市作为战略目标启动建设。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为城市管理的便捷和人性化服务的，通过应用数据的全面性、动态性实现对人类活动、城市运行机制的解构认知，进而模拟未来场景，推测城市需求。因此智慧城市有别于数字城市，不仅在于其对城市先进技术的应用，还在于其通过先进技术实现人本需求。与数字城市相比，智慧城市在技术支撑基础上更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及满足人的需求^[10]，因此，智慧城市需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在共同参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在城市突发事件如疫情面前，需要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数据分析工作，实现对病患的动态追踪，建立市民自下而上的数据共享通道，弥补数据监测的不足，同时提供市民对城市数据的认知通道，形成上下数据贯通和共享。

(2) 数据整合共享的机制建设。由于城市管理部门众多，智慧城市需要统筹各部门需求，整合各部门数据，建立数据整合共享机制。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中与先进技术尚未同步，运用滞后，常常突击建立技术使用机制。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整合各类大数据，建立管理者间的共享机制，搭建基于地理空间信息系统的公共平台，同时深入分析人地关系，解构问题本质。在机制建设中，要在努力完成城市发展目标和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关心的问题的基础上，建立起各部门共同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而发挥多元数据和数据共享的作用。在地理空间信息整合方面，须打破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实现多部门数据在空间上的叠加，建立多部门信息在空间上的对应关系。在疫情防控中，疫情地图须实现跨业务、跨职能联动，政府才可以科学有效地采集、分析和利用各类信息和数据，为立法、决策和执行提供更为准确全面的依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当提前建立城市信息底板以快速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

(3) 先进技术与城市管理相结合。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是发展的必然。但针对必然中发生的偶然事件，应该对城市智慧管理、数字化建设等提前制定针对性措施。目前，城市空间信息地图在数据汇聚和使用上主要是颗粒化数据和静态数据，还须结合动态数据和颗粒轨迹数据进行可视化，才能更好地判断疫情的传播分布情况，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此外，大数据平台中须增加应急预案图层，发挥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的支撑作用。城市管理者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利用大数据科学地掌握信息，把握疫情变化与病人的分布画像等，为疫情溯源、高效排查提供支撑。城市还须建立一个具有智慧的公共交通系统，制定疫病突发事件的公共交通应急方案。如结合交通数据，分析交通需求，加开夜班线路，延长营运时间，同时创新“如约巴士+出租车”保障，在交通枢纽地区，执行交通管制，加强应急安置点及下客点的接驳服务，提高公交应急处置水平。

2. 健康城市为导向的空间组织

(1) 将城市健康纳入空间绩效考核。可在国土空间“双评价”中增加针对城市公共安全的指标评价，将城市健康纳入城市发展的底线评价因素，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中对城市健康的关注。应在规划中依据城市发展需要配置平疫结合的区级防控响应基地和战略卫生防疫物质储备库，增加临时应急卫生设施布局规划的内容，在远离城市中心、交通便利、市政成熟的城市边缘区布局，灵活设计临时应急卫生设施，使其平时可作为其他功能使用(如旅客集散中心)，疫情突出时则能迅速改造为医院、隔离场所。在控规、村庄规划层面，可增加应急规划和应急设施改造等相关内容。在城市设计工作中应更加注重街区组团式布局，更加注重社区公园(社区体育公园)建设，更加注重绿道、碧道建设，增加居住区卫生隔离带，优化建筑布局，通过确保空间的日照、通风、排水等指标保障卫生健康，防止疾病传播。在医疗设施方面，要更加注重城市医疗水平、医疗实力、收治能力和应急救治空间，并将社区作为防疫第一阵地纳入医疗设施规划布局，考虑增加日常消毒设施。在生鲜市场方面，大型生鲜市场应科学合理地布置在城市中心区外围、交通便利地区，处于城市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与交通枢纽、学校、居住区、商业区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同时应制定适应市场需求和安全保障的生鲜市场设计标准。加强城市风廊研究，合理安排医院、殡仪馆、居住区、大型生鲜市场的选址，避免传染疾病热源通过空气传播病毒。通过城市风道有效引导居住空间、公共空间的空气流通，驱散污染物，防止病毒滞留和扩散。

(2) 多层级降低人口聚集。在城市空间布局中，探索多中心、组团式、生态隔离的空间结构，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功能和产业，降低高度密集人口带来的风险性。在片区空间布局中，探索聚落单元建设，构建空间分散、用地集约的建设用地集中区。在聚落单元中，注重城市通风廊道研究和建筑组团布局，降低污染传播的速度。在建筑设计中，谨慎考虑高层建筑的通风排污，规范市政管廊建设，减少交叉感染。在居住区设计中，适度降低居住用地的容积率，鼓励多户点式住宅向板式住宅转化，设计满足居家隔离娱乐生活需求的户型空间。在交通组织方面，须对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交通枢纽区域进行精细化设计，更加注重流线和合理功能分区，避免人流集聚、线路交叉，并减少移动距离。

(3) 建立防疫责任单元。健康城市需要将健康指标和防疫责任与不同层级上的主体进行对应，避免突发危机事件面前各部门、各层级打乱仗。建立防疫责任单元能够分解城市重大问题，实现精细化健康城市管理。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区级需要划定不同的管理单元和社区单元，并配备相应的单元管理主体以统筹单元内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管理单元不仅是国土整治的基本单元，而且是防疫责任落实的基本单元，可以控制人口的集聚度与密度。管理单元须重视社区日常卫生设施建设和防疫管理，面对不确定的疫情，管理单元防控能力将成为城市健康的底线，可从两方面对其进行提升：第一，加强社区医院资源配置，提升社区医院的防疫检疫、应急救助能力，发挥基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闸门”作用；第二，结合社区公共卫生设施、福利设施等设置应急救助设施，作为医疗救助点、隔离场所使用。

3. 韧性城市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1) 加强对突发事件的评估。城市作为矛盾的聚集体，太多不确定性因素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危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市须强化对突发危机的评估能力，提前进行城市应对。结合城市历史重大事件，进行城市各类风险的调查、登记与评估，分析不同事件中的隐患点和影响人群的分布，进行风险分区分级，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此外，城市突发事件需要专业的预测，对风险进行预判，避免风险扩大与扩散。一方面，城市风险评估组织须形成独立的责任通道，避免多层组织导致的时机延误。另一方面，国土空间规划中须对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提出针对性策略，并将风险评估能力纳入城市发展指标体系中进行考核。在国土空间规划的信息整合中应增加应急预案图层，发挥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的支撑作用，借助规划行业长期对大数据实践性应用的优势，对疫情分布和人口迁徙的动态性变化作出快速反应，以便对都市圈尺度和重点人口迁徙目的城市提出警示，实现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

(2) 建立留白机制与弹性思维。城市的发展要立足长远以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即在空间规划中预留战略留白区，为城市发展留有弹性。在设施建设中，需要以弹性思维进行分类划定，设计公共设施应急转换的建设指引。借鉴城市空间灵活利用的经验，对疫情危机中较少使用的公共场所，如社区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社区公共设施实施特殊时间特殊利用，如作为社区疫情防控的指导中心使用；可将党校、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疗养院、酒店等场所纳入应急隔离场所储备库，以应对不时之需。广州市内有大量空置厂房、体育场馆和展览场馆，可以充分发挥其空间灵活、基本设施相对独立的优势，在疫情暴发期间作为方舱医院使用，安置各自社区的疑似病人，进行隔离观察。

(3) 确保体系完整和高度协作。产业韧性建设需要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备性，确保在突发事件中能够自给自足和适时调整。柔性生产能够解决企业痛点，其关键是大数据运用、智能化运用以及自动化运用，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建立虚拟型企业，实现虚拟型与拟实型两种生产模式相结合；二是建立弹性生产体系，由定单反推生产规模与产品种类；三是集中生产空间，在一个生产区位内完成全链生产。目前，结合广州产业发展特征和湾区产业协作模式，可借鉴日本和德国的智能制造模式，充分发挥自身制造业优势，将智能制造和创新研究贯穿到整个生产制造过程中，形成更加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协作链条。

4. 人民城市为导向的治理体系

(1) 以人民为中心进行现代化治理。正确的认识可以指导正确的行动。我们首先要辩证地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治理的影响。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把关注的重点由传统的社会发展、经济民生等领域延展至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上，通过地区合作、专业分工实现危机事件下联防联控。国土空间规划须围绕民生问题进行空间布局与制度安排。一方面，在空间上应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指标在规划评估体系中的权重，积极构建覆盖全域、品质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在城市管理上，要团结群众，发挥群众力量，同时做到信息透明，建立群众能顺畅向上反映诉求的政策通道。

(2) 通过社区赋能增强自治能力。在城市治理手段层面，要提升城乡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层社区的治理能力。应赋予其相应的事权与灵活度，通过规划工作下沉，全面铺开规划师进社区的制度，借用“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建设，将社区打造成为疫情防控中的基础性责任单元，通过服务下沉、技术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水平，提高市民的信任度。同时，还可发挥社区作为防疫第一阵地的作用，开展系列动员和沟通工作，搭建政府与市场间的桥梁，预防生活保障性物资的临时短缺。建立多方参与机制，整合专业资源，搭建由不同部门、不同专业的人员参与的社区环境整治、社区更新等可持续工作平台，探索社区自治。通过规划、建筑、景观、市政等从业人员以及院校研究人员的支持，逐步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以增强社区规划建设的前瞻性。由于社区存在大量的特殊群体与弱势群体，在防疫期间，需要增加对其的关注度并制定适宜的扶助策略，在社区层面通过各类公共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来保障弱势群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安全。

(3) 引入多方资源提升社区能力。在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中，更为强调社区生活的安全、高品质与强韧性。可通过政府搭台、社会整合平台的方式，梳理社区与周边资源的联系，提高社区对突发危机性事件的响应能力；创新社区规划师、社区企业家等机制，借由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盘活社区活力，提升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能力。在未来智慧城市、健康城市、韧性城市的建设中，社区组织模式、社区公共空间利用、社区现代化治理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危机事件过后，生活又将重启，每一次危机都给我们一次重新认知城市、反思规划的机会。未来，危机将伴随着人类社会和城市不断演化，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掌握危机的发生规律，划定更具人文关怀的空间尺度，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设施，建设更智慧更韧性的城市来进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