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都对企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将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大管理实践问题。事实上，自2011年底国务院发布《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诱导性政策，也确实引起了部分企业积极地战略响应：通过选择并实施转型升级战略^[2]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为数不少的企业对转型升级制度安排并不积极，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始涉足与其主营业务相距甚远的房地产及类金融业务，这些“去实业化”战略或“逆升级”战略^[3]与诱导性政策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为什么旨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诱导性政策安排未能得到更多企业积极地响应呢？学者们主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对企业转型升级动因与能力进行了有益探索。对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侧重于对动因的探究，主要针对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与外部合作伙伴的支持、集群学习方式、制度变迁、国家创新系统以及跨文化跨国界的技术网络、地方政府在区域品牌建设方面的组织工作等要素进行了讨论。对内部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则侧重关注企业的转型升级能力，早期主要考虑生产制造能力、由时间积累而构建的企业品牌和管理整合能力，后期研究逐步拓展到企业创新人才、适应性学习能力。已有研究为解释企业在转型升级政策诱导下的战略响应行为提供了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洞见，但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与诱导性政策共同产生作用的制度关注不够，尤其是对制度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解读不够深入。学者们已经关注到制度的影响^[4]，但大多仅仅将制度视为统一的整体，甚至以偏概全地将诱导性政策视为制度整体，而未能就制度多元性对组织的影响作用^[5]进行有效洞察。第二，尽管少数研究已经注意到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但仍只是关注某一种主导逻辑或过于注重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冲突对组织行为异质性的影响，而忽略了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兼容性和互补性及其作用边界问题^[6]。事实上，处在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其制度的复杂性所引致的制度逻辑多元关系，构成了可能产生新见解的研究空间。第三，未对管理者认知及企业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给予必要的重视。仅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企业高管对转型升级制度压力感知的影响，大部分研究仍陷入转型升级已被高度“制度化”的认识误区而忽视了企业管理层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仅简单地假定企业已经理解、认同正式制度的要求，进而再假定企业具有高度顺应正式制度内容的自觉，而未对经济效率机制作用下企业针对制度压力存在着回避、抵制、反抗等主观能动性反应行为^[7]的客观事实予以必要的重视。

针对已有研究的局限性，本文尝试在综合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制度逻辑视角解读转型期与诱导性政策相关的制度及作用，进一步基于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冲突和兼容关系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影响进行深入剖析，弥补了中国情境下不同制度逻辑关系对企业战略响应行为影响的研究缺口。在此基础上，本文整合与企业主观能动性高度相关的管理者认知，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展开了研究，深入分析了为何在同一制度逻辑关系下企业战略响应行为仍会呈现异质性，打开了制度逻辑和企业战略响应行为之间的“黑箱”，也回应了学者们提倡的需要整合不同理论视角进行综合研究的呼吁。本研究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参考，即企业需要对不同制度逻辑要求进行正确响应，不能有失偏颇；政府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做一个有为政府。

二、相关理论基础及概念框架

为进一步完善现有关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制度逻辑基础上，引入管理者认知构建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研究框架，希望为学界和实务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此，本文从制度逻辑、企业转型升级与响应行为、管理者认知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理论的梳理和阐释，进而构建了相应的概念框架。

(一) 制度逻辑的相关理论基础

1.制度逻辑的概念

早期制度逻辑概念被用来描述现代西方社会制度固有的矛盾实践和信念，由Alford和Friedland^[8]91-93最早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随后他们于1991年又率先将制度逻辑应用于组织行为研究中。20多年来多个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层面，如场域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持续进行研究，近期针对制度逻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表明制度逻辑业已成为组织研究中的热点词汇^[9]。已有研究在概念内涵上逐步形成了共识：制度逻辑作为指导场域行为者的基本规制，涉及在组织场域中占优势的信念系统和相关的实践活动^[10]。制度逻辑也被定义为“能够形塑行为主体认知和行为的物质实践、假设、价值、信念和规则的社会构建和历史模式”^[11]。简言之，制度逻辑就是关于如何解释组织现实、什么构成了合适的行为以及如何获取成功含蓄的假定和价值标准的集合^[12]。

2.制度逻辑与组织行为

基于现有对制度逻辑的界定和认知，研究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组织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逻辑共存或互相竞争主导权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围绕着多重制度逻辑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例如，Greenwood等^[13]以制度逻辑视角运用市场逻辑、政府逻辑和家庭逻辑分析了西班牙公司的不同战略响应行为；而Saz-Carranza和Longo ^[14]则通过深入分析公私合营企业所面临的制度作用，将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可能持续冲突的两大逻辑进行了有效凸显。随着制度变迁和场域结构变化，组织原有的结构、文化和行为不再适用于现有的制度逻辑要求，而竞争性逻辑的出现致使组织采取不同的战略响应行为，如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转变^[11]、新组织的建立^[15]、组织创新行为^[16]和制度创业^[17]等。

3.中国经济的两大主导逻辑

以中国企业所处的情境而言，1978年改革开放前，通过国家计划体系配置资源，属于政府逻辑占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化，其过程始终表现为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共同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推进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全面深化改革，说明当前的企业依然同时受到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的形塑作用。尽管市场逻辑的地位随着深化改革将越来越重要，但考虑到路径依赖以及对于经济失灵的防范，政府逻辑仍将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政府逻辑立基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政策，强调采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危机^[18]；而市场逻辑则立基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强调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发配置资源作用以实现经济供需均衡^[19]。据此，本文认为市场逻辑是指市场中的各方利益主体，如同行竞争者、供应商、消费者等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而形成的一系列规则和规范以形塑企业的行为和认知，其核心是以效率机制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政府逻辑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具有规制性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来引导或制约企业的行为和认知，其核心是以合法性机制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进一步地，按照政府逻辑的主要载体——制度的作用机理进行分类，可以将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划为强制性政策和诱导性政策^[20]。前者是指强制或者限制行为主体从事特定活动的一系列政策，更突出对企业的约束性，如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生产质量标准等政策，主要用以限制企业的不合法行为，其作用机理集中体现弱意义的合法性强迫机制。而后者则偏重引导或者诱使行为主体作出相应决策以达到既定目标的一系列政策，偏重对行为主体的诱导，其作用机理集中体现为弱意义的合法性规范机制。

综上所述，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性组织行为受到来源于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共同形塑作用，组织需要针对两种不同制度逻辑给予的期望采取适当的战略响应行为。

(二) 企业转型升级与战略响应的相关理论基础

1.转型升级的概念

企业转型升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国外文献中，企业转型和升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者们更多是从升级角度来进行定义。以升级的目的而言，将其视为企业通过取得技术能力或市场能力改善自身的竞争能力，使企业进入获利更高的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21]；以升级的路径而言，将其视为企业从低附加值产品生产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过程，同时伴随企业在产业链或产品价值链位置上的提升^[22]。在国内，学者们对转型升级概念划分各异，主要有转型升级、转型和升级三种划分。其中升级概念与国外并无太大差异。转型主要指企业跨行业领域进行转型，如生产经营转向不同行业或者企业跨出原有核心技术或经验范围进入新的领域，主要指企业在不同行业或不同领域的转变^[23]。转型升级则指企业为提高持续竞争能力以及产品、服务附加价值，寻找新的经营方向而不断变革的过程^[24]。

2.转型升级的动因和模式

针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因，学者们从企业内外部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外部因素包括：环境的变迁、绩效压力与技术变迁、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上升；内部因素则涉及内部权力系统变迁与企业生命周期转换、变革的能力、获取竞争优势和企业发展需要以及管理者认知等方面。此外，学者们还就企业转型升级的模式展开了研究。如Gereffi^[22]根据东亚服装生产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演化过程，总结出一条企业升级的路径：从委托组装(OEA)、委托加工(OEM)、自主设计和加工(ODM)到自主品牌生产(OBM)的升级过程。Gereffi在随后展开的另一项研究中对优势企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进行了关注，并提出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是由领先企业主导的学习过程^[25]。国内学者大多从组织学习的理论视角讨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模式，重点关注了组织学习与技术能力提升对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方向及路径选择的作用。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深度地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刘志彪^[26]提出中国需要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重构国家价值链(NVC)，并促进领导型企业转型升级成长为国家价值链的“链主”，以带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3.企业战略响应和影响因素

企业战略响应是企业预测和感知外部环境变动进而采取连续战略行动的过程^[27]，其影响因素包括内部资源能力与外部要素的变化。已有研究从资源能力角度分析了闲散资产、企业规模、文化和声誉等因素的作用，而外部要素的变化则尤为关注外部制度压力。Meyer和Rowan^[28]首先提出存在于制度环境中的组织需要逐渐与其制度环境同形才能获得生存所需合法性和后续其他资源。这一结论将制度环境与一般环境区别开来，强调了制度对相关行为主体具有“神话”般的形塑作用。后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新制度理论的局限：针对类似制度压力下存在的组织结构与行为异质性现象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并进一步认识到组织针对制度压力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压力下企业战略响应类型的研究。其中Oliver于1991年发表的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一文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该文提出组织针对制度压力的抵抗程度从低到高，有默认、妥协、回避、抵抗与操纵等多种战略响应，而具体采用哪种战略响应则取决于制度压力产生原因、利益相关者组成、评价标准内容、控制方式和背景^[7]。此后，Suchman^[29]提出依从型、选择型和操纵型合法化三种战略响应类型。

综合如上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企业的转型升级战略响应行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力量驱动，一方面是来源于市场竞争环境变化所引致的效率机制作用，另一方面是来源于政府相关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合法性机制作用。此外，管理者认知也构成了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一种影响因素。

(三) 管理者认知的相关理论基础

1.管理者认知的概念

管理者认知源自行为决策理论^[30]。近年来，战略管理领域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对管理者认知进行了关注，并从个人、团队、组织甚至行业等多个层面，通过发展概念、方法和论据对管理者认知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31-33]。管理者认知被定义为“战略决策者进行战略决策时所运用到的认知模式和信念(即知识结构)以及认知过程”^[34]。这些知识结构影响着管理者对市场变化的预知以及对不同战略选择内涵理解的偏差和探索，并最终影响其战略行为^[35]。同时，认知过程——关注、感知、推理和问题解决也构成了管理者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者需要具有对扫描感知到的现象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方可有效地为组织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

2.管理者认知维度划分

从管理者认知概念可知，管理者认知包括知识结构和认知过程两个方面。因此，战略决策者知识结构的整体性可以通过集中性和复杂性来刻画^[36]。其中，知识结构的集中性是指决策者的知识结构是否围绕几个核心概念而建构；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则是指决策者知识结构的差别性和一体性^[37]。战略决策者的认知过程主要涉及关注焦点和因果逻辑两个维度^[38]。关注焦点是指决策中哪个或哪类概念占据管理者认知活动的中心位置；因果逻辑则体现了管理者对概念与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38]，决定着决策者对信息的理解、传播和运用，因而构成了决策的基础。

3.管理者认知与组织行为

企业转型升级行为是基于对外部环境作用的响应，其选择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决策者如何解读外部环境。Dutton和Duncan^[39]认为，组织对外部环境有不同反应的主要原因就是决策者如何对战略问题进行解释。研究表明，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高层管理者对外部环境的解释有关^[40-42]。例如，Marcel等^[43]研究发现，管理者对企业市场攻击行为的战略重要性主观解释越强，则采取报复行为的可能性越高，报复的速度也越快。Nadkarni和Barr^[38]研究发现，处于快速变化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对外部环境作出威胁解释，从而会更积极主动采取策略应对环境的变化。

总之，企业战略响应行为受到高管对外部环境解释的影响，而转型升级行为选择是企业针对外部环境的响应。显然，企业高管对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机会解释或者威胁解释，将通过对外部环境作用方向和作用力度的不同从而对转型升级行为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四) 概念框架的构建

上述对制度逻辑、企业转型升级与战略响应以及管理者认知相关理论基础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制度逻辑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因果联系，并将管理者认知的作用进行了融合。因此，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构建了概念框架，具体如下。

1.制度逻辑

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共存的多重制度逻辑构成了当前中国企业需要应对的最典型外部制度环境，而针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冲突或者兼容所构成的两种具体情境，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企业的响应行为。考虑到诱导性政策构成了政府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抓手^[44]，本文将诱导性政策作为政府逻辑的替代，并根据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将多重制度逻辑分为两大类：竞争性制度逻辑与兼容性制度逻辑。竞争性制度逻辑可进一步分为政府逻辑主导和市场逻辑主导两种情形。在政府逻辑即诱导性政策主导的情形下，制度环境总体上有利于企业积极响应转型升级。这意味着尽管市场逻辑在原有市场规范、原有组织场域的运行惯例等传统制度要素的作用下，并未呈现出有助于企业选择转型升级的制度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转型升级行为构成认知层面、规范层面甚至规则层面的多种制度约束，但基于市场逻辑形成的制度约束并不强大，而与之相竞争的诱导性政策则具有强大的制度影响力，这两种冲突性制度逻辑的竞争结果表现为政府逻辑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市场逻辑主导的情形：由于传统的制度惯例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可能遭遇来自多个层面的制度约束的共同作用，以至于政府出台的诱导性政策并不能平衡与抑制这些传统制度要素的约束作用，导致这两种冲突性的制度逻辑竞争结果表现为市场逻辑居于主导地位。兼容性制度逻辑作为第三种情形，即市场逻辑对转型升级的期望与规范与政府逻辑的转型升级期望相兼容，此时诱导性政策具有明显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期望，而市场逻辑也因部分企业已经率先进行转型升级，在相关组织场域内构建起不同于传统制度安排的产业规范，得到了一定的扩散且已构建完成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制度安排，即达到了合法性和效率性的统一。

2.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参考广为接受的Oliver^[7]五种战略响应类型，本文按照企业针对制度期望的顺从程度，从高到低将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划分为三类：转型升级、不转型升级和逆升级。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现有转型升级概念，本文认为逆升级是指企业离开原有核心技术或原有主营业务进入更“赚钱”的新产业的跨行业经营行为，如从原来的传统制造业进入房地产行业或者金融投资行业^[3]。

3.管理者认知

考虑到管理者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本文将引入管理者认知考察其在制度逻辑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由于认知过程更能体现决策者对动态环境的管理能力，而因果逻辑是高管对外部环境信息的一种推理或解释，构成了决策者选择响应行为的重要基础，因而将主要考察因果逻辑的作用，并将机会解释与威胁解释作为因果逻辑的关键概念内涵^[45]。

基于上述对相关概念内涵的分析与界定，本文针对制度逻辑、管理者认知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概念框架图，如图 1所示。

三、相关命题提出

根据上述概念框架，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将不同制度逻辑关系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的作用以及管理者认知对不同制度逻辑关系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推导。

(一) 不同制度逻辑关系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作用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特征的发展新常态，这使得靠粗放式经营发展的企业面临着巨大转型升级压力，同时政府原有的产业政策安排也面临着改变。为顺应新的发展形势，政府相关制度安排和企业管理模式的变化不可避免。为此，政府已经着手对经济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问题制定相关政策，旨在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更好地引导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巨变，如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原有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不顺应发展潮流，企业急需通过转型升级来寻找新的增长点。

1.市场逻辑主导下的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转型升级作为企业一种战略响应行为会受到外部环境压力的影响，其中市场压力是外部环境压力最直接的表现。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地快速发展，市场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动荡性越来越高，如客户需求多样化、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商业模式推陈出新、市场的集中性和多样性增强^[38]，企业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制订新的发展战略，否则容易陷入被动状态，进而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企业转型升级似乎是不二选择。尽管如此，由于企业转型升级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产业链上下游及其所在行业规范的影响，所在组织场域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行业规范具有明显的制度特点并相对固化，常常难以在短期内因为少数企业的转型升级而呈现整体变迁，这就导致个别早期进行转型升级的企业面临着来自传统运营模式及相关制度性规范的强大制约，这些行业传统规范所形成的市场逻辑甚至比旨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诱导性政策更为强大。由于诱导性政策只具有弱意义的合法性约束，企业对于诱导性政策的响应行为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根据其对收益预期来选择对外部环境压力的响应。此时，诱导性政策的引导作用被强大的市场逻辑下企业对绩效的追求所掩盖，成为弱势一方，最终制度逻辑冲突结果整体上表现为由市场逻辑主导。

在市场逻辑主导情形下，企业原有的运营模式能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而相比之下的转型升级运营模式，即使考虑到诱导性政策对转型升级给予的各种补贴，依然难以得到原有运营模式的预期收益水平，甚至可能遭遇与市场逻辑相冲突而失去市场合法性所引致的风险，两种制度逻辑综合作用下表现为诱导性政策提供的“诱惑”并不能有效抗衡市场逻辑——沿袭原有行业规范产生的收益。基于这种对收益和风险的预期，大部分企业出于对风险的回避和防止掉入竞争陷阱的考虑，难以产生变革的动力，对组织场域内的其他企业产生着认知层面和规范层面的同质化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市场逻辑，最终导致诱导性政策的引导作用失效。

总之，在市场逻辑主导下，政府逻辑的合法性约束并不明显。处于主导地位的市场逻辑通过效率机制作用，导致企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企业对转型升级的诱导性政策顺从程度低。

根据上述分析与推理，本文提出命题1。

命题1：在市场逻辑主导下，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低，即企业选择不转型升级甚至逆升级响应行为。

2.诱导性政策主导下的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诱导性政策主导的情形意味着虽然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出现冲突与竞争，但政府逻辑居于主导地位。诱导性政策对政策制定部门所期望行为给予相应的激励，改变了行为主体的预期收益并影响到其行为选择。具体而言，市场并未形成与转型升级一致性的行业规范，甚至市场逻辑从整体上体现出一种对转型升级行为构成约束的制度特点，与诱导性政策期望企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出现冲突。然而这种市场逻辑正处于消退阶段，一些探索性转型升级行为正在出现，一些与原有行业规范相背离而与诱导性政策导向具有一致性的规范正在构建，从而在整体上表现为诱导性政策居于主导地位。相关研究也表明，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越多，企业的响应力度就越大^[46]。同时，政府对技术创新环境的营造有利于企业选择快速升级^[47]。此外，从合法性机制来看，尽管企业选择转型升级可以得到来源于政府的合法性，但由于对当下市场主流的行业规范背离并不能获得来源于市场的合法性，甚至将遭遇到与转型升级不兼容的行业规范制约。此时，企业仅处于两难境地。而从效率机制来看，由于市场合法性的缺失，与主流行业规范背离导致资源获取成本上升甚至损失效率，但政府诱导性政策在形塑企业行为和认知的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优惠和土地优先等措施，对绩效水平高的转型升级企业“锦上添花”、对绩效不佳的转型升级企业“雪中送炭”，可能强化或者扭转企业对转型升级行为经济效益的预期，进而成功诱导企业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综上，在此种情形下，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处于竞争性关系，但表现为政府逻辑(诱导性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虽然企业受市场合法性作用机制约束并不必然产生转型升级的动机，但考虑到诱导性政策对效率机制的强化作用，企业对转型升级制度压力的顺从程度得以提高，即在诱导性政策下被动地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与推理，本文提出命题2。

命题2：在诱导性政策主导下，企业的转型升级顺从程度较高，即企业被动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3.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关系下的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情形意味着不仅诱导性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发挥着激励的制度作用，而且来源于市场的新行业规范也开始凸显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激励作用，两种制度逻辑具有足够的一致性。具体而言，传统市场制度规范的形塑作用在逐渐减弱，而有利于转型升级的新市场规范正在逐步形成。随着一部分企业率先完成转型升级并获得了较好的绩效，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区域制度扩散^[48]，使得企业上下游的相关利益团体逐步形成对转型升级的共识，为新市场规范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知并认同新的行业规范从而着手选择转型升级，最终形成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市场逻辑。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的转型升级也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激励性的制度安排。此时，两种制度逻辑的期望和目标达成了统一，形成了两者相兼容的结果。兼容性的制度逻辑对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制度压力，并通过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共同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响应行为选择。换言之，一方面，企业选择转型升级有利于同时获得来源于政府的合法性与来源于市场的合法性，进而将合法性作为战略性资源进一步获取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政府补贴有利于提升转型升级的经济效益，同时对市场逻辑的认可有利于在转型升级运营过程中降低沟通成本，并且利用行业规范便利与上下游企业协作赢得协同效应，从而提升基于效率机制作用的转型升级行为所获得的收益。

总之，在此种情形下，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两者不存在竞争关系，则企业可以采取一致性策略来回应这两种制度逻辑的要求，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的共同作用，迫使和诱导企业形成转型升级动力，企业对于转型升级的顺从程度高。

根据上述分析和推理，本文提出命题3。

命题3：在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关系下，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高，即企业主动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二) 管理者认知对制度逻辑关系和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作用

本文将管理者认知聚焦在高管对组织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主观认知上，通过管理者认知中的因果逻辑(机会解释和威胁解释)两个维度来解释制度逻辑和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企业高管对外部环境的解释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化行为。企业所处的特定环境，如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面临的技术环境以及制度环境对高管的解释方向和内容将产生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当高管认为外部环境对企业有利且能控制时，预测会给企业带来利益，则会作出机会解释；反之，当高管认为外部环境对企业不利且难以控制时，预计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则会作出威胁解释。

1.机会解释和威胁解释对市场逻辑主导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作用

随着技术不断更新、新产品不断涌现和分销渠道发生巨变，企业高管更需要构建、控制和建立一个对企业先前行为的合理解释，并对下一步行动提供建议。高管需要经历、测试和探索，解释市场环境变化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确保企业在动荡环境下仍能保持竞争优势^[49]。因此，复杂动荡的市场环境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是看企业高管如何进行解释。如前文分析所述，在市场逻辑主导情形下，新的市场制度规范尚未形成，原有的市场制度规范对企业仍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此时，如果高管选择转型升级则可能给企业带来风险进而损失绩效。相关研究也表明，具有律师资格的CEO，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会认为此种环境不可预测、不可分析，害怕自己对市场的错误判断会导致企业绩效下滑甚至陷入倒闭的境地^[50]。为降低不确定性，高管通常会采取不变革的保守措施来应对^[51]。换言之，高管认为在此环境下可控性较小，企业可能随时面临威胁，因而更倾向给出威胁解释，进而对外部市场变化不采取主动策略。然而，也有部分企业高管具备企业家精神，认为此时企业进行转型升级会形成先发优势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研究表明，新上任的CEO和具有MBA学位的CEO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更倾向于作出机会解释，他们认为这种变化能给企业带来好处^[50]。此外，面对技术创新压力，这类高管认为会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从而主动处理好公司战略决策的对外宣传和解释，以提高外部环境变化的可控性。因此，复杂动荡的市场环境被这类高管看作是一种机会，即企业可以通过积极战略选择来提高环境的可控性进而提升企业的绩效。总之，高管对市场逻辑给企业带来的变化作出威胁解释，会增强市场逻辑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负向效应；反之，高管对市场逻辑给企业带来的变化作出机会解释，则会削弱市场逻辑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负向效应。

根据上述实证研究和推论，本文提出命题4a和命题4b。

命题4a：威胁解释对市场逻辑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高管作出威胁解释，则市场逻辑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负相关性越强，即企业会更倾向选择不转型升级甚至逆升级响应行为。

命题4b：机会解释对市场逻辑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即高管作出机会解释，则市场逻辑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负相关性越弱，即企业会积极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2.机会解释和威胁解释对诱导性政策主导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作用

研究表明，组织应对政策变化的战略响应行为与高管对政策的解释有关。因此，高管需要对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等宏观层面信息进行探索和解释，从而作出战略选择。在诱导性政策主导情形下，新的市场规范正逐步形成，但尚未对企业构成制度约束，而诱导性政策的实施正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帮助或协助企业提高其绩效水平。鉴于对合法性和效率性的考虑，企业会选择执行诱导性政策。然而，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也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因此，企业高管对此会有不同的解释。当企业高管认为诱导性政策要求可控时，即认为这些政策是连续性的，而且能切实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状况，给企业带来长久好处时，会认为企业实现更高绩效的概率越大，因此会作出机会解释。在这种心理暗示下，企业高管会增加资源投入，提升对风险的容忍度以及低估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从而更多地考虑企业长远发展而作出积极战略选择，即会积极进行转型升级。相反，当企业高管认为诱导性政策要求不可预测时，即认为这类政策是暂时性的，可能缺乏连续性，而且扶持力度太小，以致无法提升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力进而帮助企业改善或获得更高的绩效时，高管会认为由于转型升级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这种投入并不能保证企业在短期内取得较高的收益，从而使其对转型升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判断进一步增大，降低了其对企业风险和损失的容忍度，增强了企业的危机感，因此他们会更倾向作出威胁解释，从而抵制转型升级甚至逆升级。

根据上述分析和推理，本文提出命题5a和命题5b。

命题5a：机会解释对诱导性政策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高管作出机会解释，则诱导性政策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强，即企业会积极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命题5b：威胁解释对诱导性政策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即高管作出威胁解释，则诱导性政策主导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正相关性越弱，即企业会更倾向选择不转型升级甚至逆升级响应行为。

3.管理者认知对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关系与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作用

企业在具体情境中可能面临的不是单一制度逻辑，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制度逻辑。因此，企业需要对不同制度逻辑的目标要求进行回应^[52]，而企业高管对此进行的解释和判断会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具体而言，在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的情形下，传统的市场规范逐步消退，新的市场规范逐步形成。有部分企业尤其是行业内的标杆企业率先进行转型升级并取得了较好的绩效，使其行为在相关组织场域内形成了制度扩散^[53]，对组织场域内的其他企业产生着认知层面和规范层面的同质化作用，从而为新的市场制度规范形成奠定了基础。例如，Benner和Ranganathan^[54]研究发现，当企业面对技术创新潮时，高管认为跟随行业内领袖企业的做法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发展机会，从而选择跟进模仿战略。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一系列诱导性政策以引导和形塑企业的认知和行为，希望促使其进行转型升级。在新的市场制度规范在组织场域内已形成一定约束作用下，企业被动开始着手转型升级，因为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使企业要生存下来必须先获得合法性^[55]，而政府的诱导性政策不仅可以让企业实现市场的合法性和政策安排上的合法性，而且能帮助企业在新的市场制度规范下实现甚至提高其预期收益，从而达到合法性和效率性的统一。此时，企业高管认为此种状况是可预测且可控的，因此会作出机会解释。换言之，当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两种制度逻辑形成的是兼容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时，高管会认为这对企业是有利的制度安排。因此，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更高，即企业会积极主动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和推理，本文提出命题6。

命题6：机会解释对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关系与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高管作出机会解释，则这两种制度逻辑兼容关系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之间的正相关性会越强，即企业会积极选择转型升级响应行为。

四、结论和讨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整合制度逻辑和管理者认知研究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响应行为问题，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归纳分析，得到了6个研究命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逻辑主导下，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低，而在诱导性政策主导下以及在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相兼容的情况下，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较高。此外，管理者认知对制度逻辑和企业转型升级顺从程度起调节作用。换言之，在同一制度逻辑关系下，管理者认知是导致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差异化的关键因素。

(二) 理论贡献

第一，与现有文献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采用制度逻辑理论来研究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现有研究一般采用Scott^[10]关于制度三维度，即规制制度、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中的一种或几种对企业战略响应行为进行研究。然而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逻辑的多元性要求使得组织在内部安排上往往表现出不兼容性^[56]，而制度逻辑的不兼容性会使企业实践和结构发生不一致，也不容易整合。即制度逻辑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和竞争^[57-58]，使企业在服从一种制度逻辑时会排除对其他制度逻辑的遵守，这也意味着同构制度变得不甚可行。因此，本文采用制度逻辑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异质性问题。

第二，本文对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的兼容关系进行了探讨。尽管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关系和兼容关系共同形塑了组织与个体的行为，但现有研究更多地将关注焦点放在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关系上来分析其对组织战略响应行为的影响^[59-60]，而忽略了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兼容关系。虽然这些研究结论对理解组织行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然而现实中，多种制度逻辑往往是共存的，这种共存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对企业战略响应行为又有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本文在转型经济背景下针对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两种制度逻辑，分析了其基本特征、兼容关系及其对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制度逻辑兼容关系效应和作用边界问题，也弥补了关于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不同制度逻辑在企业管理中是如何实现互补效应的研究缺口^[6]。

第三，本文引入管理者认知对不同制度逻辑关系下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现有研究对企业战略行为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仅假设或暗含外部环境对企业战略响应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管理者认知的作用^[49]。为此，本文研究了高管的机会解释和威胁解释对制度逻辑和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了高管的不同解释对企业行为异质性的影响。同时，本文通过分析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之间的关系，即兼容关系和冲突关系，结合高管的机会解释和威胁解释更进一步对不同制度逻辑关系下的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虽然企业面对同样的制度逻辑，但由于高管对其关系解释不同，使企业对转型升级战略响应行为出现了很大差异。可见，管理者认知与制度逻辑理论一样，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两者的结合能为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提供一个更全面而完整的解释，这也回应了对企业战略行为研究需要整合不同理论视角来进行探索的呼吁。

(三) 管理启示

对企业和政府来说，本文提出的概念框架和相关命题具有以下管理启示：

第一，对企业来说，要根据不同制度逻辑关系来采取适当的战略响应行为。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均会对企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并且两种制度逻辑会相互影响进而形成冲突关系或者兼容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据此，政府可能会在这些领域出台更多诱导性政策，以引导这些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企业应在市场逻辑的基础上认真分析诱导性政策对其战略行为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战略选择，而不可将两者割裂对待。即企业不仅要考虑市场逻辑的影响，还要考虑诱导性政策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企业在作出转型升级或不转型升级战略响应行为之前，应综合考虑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之间是竞争性的还是兼容性的，即是替代的还是互补的，进而考虑不同制度逻辑关系对企业的效率和效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1]本研究也表明了企业高管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还应重视企业家精神，与时俱进，创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选出贤能之才治理企业，这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对政府而言，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尊重市场规律并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做一个“有为的政府”^[61]。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合理选择诱导性政策出台时机。具体而言，在市场逻辑占主导地位时，因原有的市场制度规范仍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企业的变革动力减弱，此时诱导性政策作用被弱化，其引导作用基本失效。因此，政府此时出台相关诱导性政策时机是不成熟的，可能事倍功半。而在诱导性政策占主导以及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关系下，诱导性政策的作用能得以发挥进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尤其在市场逻辑和诱导性政策兼容关系下，两种制度逻辑的期望和目标达成了一致，此时企业的转型升级响应行为更主动更积极。所以，此时政府如果出台相关诱导性政策来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要想做一个“有为的政府”，就应当选择恰当时机出台相关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做实诱导性政策安排。由前面分析可知，企业高管对诱导性政策的不同解释会影响其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因此，政府在制定诱导性政策时，应结合企业具体情况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从“硬件”和“软件”方面着手。“硬件”方面如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并充分考虑这些政策是否能覆盖企业实施转型升级所付出的成本并获得更高收益。同时，政府还应考虑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制度上真正落实这些优惠政策，让企业吃下“定心丸”，使其能放心大胆地进行转型升级。“软件”方面如针对企业内部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政府应联系相关专家为企业员工提供管理培训和技术培训，提高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一线工人的操作技能，让员工从内心接受企业变革。同时，政府还可以设置精神奖励来激发企业的转型升级响应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政府可以对在知识、技能和创新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和员工，除给予物质奖励外更多地给予精神嘉奖，如成为政府参政议政成员，让其为行业发展献计献策，促进新行业规范的形成。此外，为配合企业经营和管理变化，政府还应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来推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总之，政府应在政策出台时机和政策可操作性方面下功夫，为企业的新发展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氛围，尽量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切实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四)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对提出的研究思路和相关命题只是做了理论分析，并没有做进一步实证检验。因此，未来研究可对本文提出的概念框架和相关命题，采用大样本或者案例研究等实证方法进一步探讨。另外，本研究结合了制度逻辑和管理者认知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然而企业的资源能力对企业转型升级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后续研究还可将企业的资源能力加入研究框架中进行探讨，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打开制度逻辑和企业转型升级相应行为之间的“黑箱”^[62]。此外，本文仅讨论了政府逻辑中的诱导性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作用，然而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政府政策不仅包含了诱导性政策还包含了强制性政策。因此，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强制性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的概念框架还可以作进一步延伸，如可对企业转型升级前和转型升级后的绩效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