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文化作为乡村居民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在村民价值观形成、社会态度养成、社会责任感塑造以及行为方式规范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乡村社会据此形成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既有的物理空间为载体规范乡村居民的精神空间，但是在体制机制设计不到位的情况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就会出现社会内卷化问题。乡村文化空间的建构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举措，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最终都要体现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状态上。乡村文化振兴为村民满足“求知、求乐、求富”的愿望搭建了文化平台，于是乡村文化振兴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专家学者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供给、政策支持、设施建设、机制创新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有专家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离不开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事件和公共资源等基本要素^[1]，四种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会繁衍出不同的文化形式，并助力扩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中，地方戏特色鲜明，可以作为发展乡村文化的切入点，构建起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地方戏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文化仪典，也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表达方式。研究认为，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村民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正在由传统经济时期的公共性、全民性、狂欢性样态转变为私人化、小众化和日常化样态，这种变化不利于更加完善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在经济分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分层带来了公共文化呈现圈层发展，农村社区出现价值异化和底层闲暇个性化特征^[2]，这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需求侧增添了发展动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文化生活的空间，具有本土性、主动性、参与性、聚集性等特点^[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才能让乡村文化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地方戏种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通过将民间礼俗嵌入地方戏曲，将乡村文化与村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强化居民的参与热情，居民参与程度是衡量村民获得感和文化权益保障程度的重要测度指标^[4]。广为村民喜欢的地方戏是大众化的文化资源，可以在乡村地区形成强大的文化磁场^[5]。有些地方虽然出现了乡村文化凋敝的问题，但富有朝气的地方戏却日渐繁荣，这与其展演方式以及小众化、常态化的乡村欣赏氛围紧密相关，这可为乡村文化发展创造更加广泛的空间。地方曲艺戏种将文化内容与村民日常生活紧密整合在一起，使得乡村文化具有了肥厚的土壤。研究认为，乡村居民的准熟人社会、居民关系疏离化以及居民生存状态原子化等问题对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负面影响^[6]，乡村文化发展空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挤压。乡土社会是一个多元公共空间的集合体，除了地方戏外还有诸如神山、祭祀、锅庄、聚餐等多种乡村文化形式，其间通过善意讽刺、暗喻、揭短等方式揭露不良行为，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达到扬正气、抑邪气的作用^[7]。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需要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出发组建村民自治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的重心下沉到村一级组织进行乡村文化生活重构^[8]。政府、村委会以及乡村的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总量短缺、结构失衡、供需错位、内容匮乏等问题^[10]。诸多研究表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正在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11]。因此，以乡村文化空间的建构为切入点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多向度考察，探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摆脱困境的措施就显得非常重要。

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是维系乡村正常发展秩序的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式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该论题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国家干预、市场机制以及乡村精英三种力量相互交融，共同影响着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历史脉络中，政府力量逐渐退出，市场机制和乡村精英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进程中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认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群体中的个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在乡村场域内新的社会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时，既有的价值观念正在趋向碎片化以及既有场域内的人群正在趋向异质化的过程中，年轻一代因为新的价值体系仍未形成，从而不具可以效仿的楷模以及没有可以遵循的规则导致变得非常茫然，于是在新旧价值观念较量的过程中就会存在长时期的纠缠，乡村场域内文化空间建构的这种样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乡村公共文化的高质量发展^[12]20-21。在时代变迁中，现代化通信手段在乡村场域的广泛应用逐渐溶解了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随着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解决以及乡村振兴等强农惠农政策的出台，政府力量的回归以及乡村精英力量不断增强，正在改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局面。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放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居民在支配休闲时间方面具有了更多自主权，这时期政府力量主导下的指向乡村的文化供给与乡村文化资源极度匮乏状态下乡村居民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强烈需求高效对接，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拓展了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了乡村文化氛围。但是随着城乡二元经济被打破、农村居民流动性增加以及乡村场域社会主体结构改变，乡村居民日益丰富的文化自主空间逐渐为碎片化了的私人空间所取代，乡村场域公共文化空间式微，趋于原子化的乡村居民群体开始被利益分解，乡村社会中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发展目标遇到阻力，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撕碎，传统经济状态下乡村居民基于地缘网络、趣缘网络、血缘网络而形成的对群体的情感依赖正在受到挑战，而这会严重影响乡村场域公共文化体系的建构，进而遏制村民间的社会关系建构和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从历史角度考察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能够为拓展乡村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有力注解，并能够清晰地思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从哪里来”“到了哪里”以及“到哪里去”等问题。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一方面需要以物理空间为载体，另一方面需要打通不同物理空间间的阻隔，为村民创造享受公共文化的氛围。小众化、家庭化、私人化的乡村文化状态说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传统发展格局正在面临挑战。讨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将文化需求主体放在相应的场域内进行思考，公共文化的供给侧需要将文化的需求场、空间场和关系场等充分整合，为乡村居民创造消费文化的公共场域，在该场域内完成传递信息、沟通情感、消费文化、制订决策等事宜。但是乡村居民文化需求微分化、文化空间隔离化和村民关系疏离化正在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场域困境。

1.需求场域困境：乡村公共文化需求微分化

乡村居民在公共文化层面的需求组合构成乡村文化发展的需求场域，表现为以文化基础设施为物理载体的文化需求氛围。乡村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通过日常沟通、宗教信仰、锻炼身体、公共娱乐、知识汲取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日常沟通主要是谈天说地、聚众聊天；宗教信仰主要是祭神祈福、庙会节场；锻炼身体主要是踢毽、摔跤、空竹、秋千、跳绳等各种民间体育项目；公共娱乐是指说书、唱戏、唱歌等各种民间娱乐活动；知识汲取主要指通过公共图书馆^[13]、文化站、博物馆等文化载体吸收新知识和新信息。除了以上各种形式的乡村文化，与村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就是各种民俗，这是乡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生活、生产紧密相关的各种习俗文化，包括农事文化、利益文化、乡规村治、民间手艺、餐饮文化、民族风情等。这些习俗文化是乡村居民需要共同遵守的风化礼制。乡村并不缺乏公共文化资源，缺乏的是使乡村公共文化得以建构和发展的机制。乡村因地域空间差别以及村民的生活状态差别而划分出乡村文化子空间，这些子空间相互联系并形成不同类型的场域，不同文化场域内的相应文化主体在享受和创造文化资源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但不同文化主体依据其占有的文化资本数量差异而有不同程度的话语权，不同文化符号在争夺话语权过程中会存在竞争。因此在乡村场域内构建文化发展空间过程中，需要在文化形式、文化内容等方面进行筛选，相互关联的文化形式间通过揉搓得以充分融合，为村民表达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展示社会责任感、道德感搭建更大的平台，减少文化形式间的恶性竞争。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关注的是文化释放的有效空间，由于乡村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有效场域仍然需要扩展，有限的乡村文化场域及文化生产场域对教育系统存在严重依赖，这种有限的文化市场也是高度专门化的市场，文化生产场域内的大量受众作为建构文化空间的参与者通过其行为方式、行为趋向为构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做贡献。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存在诸多扰动因素，民间文化力量对传统经济背景下行政力量单向植入的替代，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格局，乡村文化的大众化、全民化发展空间正在被微分化，村民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分类分群并参与到不同的文化形式当中，这就是前文论及的乡村文化的小众化、家庭化发展空间，这些成为在乡村场域内构建整合度高的大众化、全民性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不利因素，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第一道障碍。这种发展状况需要行政力量介入，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过程中求出最大公约数，从而激发村民融入乡村公共文化的积极性，从乡村文化发展的观众转变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演员，使得村民能够静下心来品味文化和创造文化，让快节奏背景下的村民享受慢生活。

2.空间场域困境：乡村公共空间隔离化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需要依托物理空间，即地理空间得以发展，这是乡村共同体长期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促成居民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的物质化场域或者虚拟化场域，前者指乡村居民生活的物理空间，后者指乡村居民的精神归属空间，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物质化空间和虚拟化空间的复合体。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公共空间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连接地带，民众可在该空间内自由发表意见和平等对话，民众在公共空间内自由发表意见具有公开性、理性批判和公益性特点^[14]35。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空间，也包括了无形的精神文化空间，后者依托前者存在并得以发展，精神文化空间是基于人际交往形成的具有特定社会结构的社会关联。在城乡二元经济被打破后，乡村富余劳动力因谋求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提升而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造成乡村人口空心化问题，乡村公共空间呈现萎缩趋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行政干预主导下的嵌入型乡村公共空间呈现萎缩趋势的同时，基于乡村场域的内生型乡村公共空间开始发展^[15]。以祠堂为例，新中国成立前宗祠一直是维系宗族共同体的中心，规范着乡村居民的道德秩序和人文教化，进而在乡村社会共同体的整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物理的乡村公共空间对乡村居民间的关系塑造、价值观养成以及风俗教化传承等具有形塑作用，村民依托该物理平台通过集会以及对重大事件进行表决，将村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物理空间从而也就成了精神的宿主，乡村公共文化从而呈现为显性的物化文化和隐性的精神文化两种样态，后者较前者具有更强的辐射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以脱离物理的文化空间而在村民间传承。仍以祠堂为例，祠堂是祭祀祖先、传承祖训、教育子弟和决策要事的场所，因此祠堂自然就成为族人的权力象征，成为乡村中具有较强的文化承载力的族人活动的公共空间。祠堂已经成为集宗法、礼仪、习俗、教化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村民以祠堂为空间载体进行信息交换、意愿表达、融通情感，在思想碰撞中形成一致性的观点并塑造村民共同遵守的一般规制。祠堂作为物理空间为村民思想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从不同方面规范着思想空间的边界、空间内容的丰富程度及其空间结构的变迁。随着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包括祠堂在内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物质载体逐渐被边缘化，小众化、家庭化的文化发展模式将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空间碎片化、异质化和格子化，大众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场域面临解构困境，乡村公共空间隔离化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第二道障碍。

3.情感场域困境：乡村场域内的村民关系疏离化

情感场域是基于村民情感关系建立起来的互信、互依、互助、互勉的交往关系场，该场域需要奠基在村民频繁沟通并据此形成一致性的价值观念基础上，但是伴随乡村空心化，村民也在向原子化方向发展，乡村情感场域逐渐被撕碎，村民关系疏离化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第三道障碍。乡土社会的村民关系退缩为两种联系纽带：其一是利益纽带，其二是血缘纽带。狭窄的纽带联系使得村民间的交往关系简单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日渐式微。村民间的关系链条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重交往、重友情转变为重利益、重回报。村民间基于道义的互帮互助的淳朴情怀正在淡出。传统乡土社会背景下的类似婚庆仪典等表征乡土文化的符号都被掺杂了世俗成分，各种小众化的具有浓重乡土文化气息的文化元素被同化为经济行为，进而成为彰显经济实力以及人脉网络的象征，乡村居民据此进行分层画圈。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正在依据血缘网络、经济纽带等联系方式而被撕碎。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分户经营的农业作业方式使得乡村文化的主体首先从集体作业的物理空间中隔离。随后随着村民择业方式多元化，村民聚集在一起的机会逐渐减少，传统的乡情对村民的凝聚力逐渐减弱。传统经济背景下村民集会、议事的公共空间也逐渐被严重挤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缺失了必要的文化载体。传统经济条件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是在行政控制下通过政府行为植入乡村社会，在乡村文化资源匮乏和居民生活方式选择空间狭窄的情况下，乡村文化虽然单调但对村民构成了较强的吸引力，村民在丰富乡村文化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参与热情。低生产力水平以及村民近乎复制的生活方式，使得乡村居民文化生活空间近乎静止，村民的交往方式也是基于传统伦理。基于诚信和互助的频繁交往不断积累着乡村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村民的行为方式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村民流动性的增加疏远了彼此之间的物理距离，公共活动的物理空间被撕碎的同时精神文化空间也呈现碎片化、异质化趋势。村民交往的交易费用提升，圈子化、小众化的交往方式降低了社会的凝聚力。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需要进行多向度考察，其中观念表达、力量支撑和功能承载三个向度需要放在突出位置：观念表达向度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地方文化塑造与居民价值观表达方面进行考察，力量支撑向度从行政干预与民间基础交互作用方面进行考察，功能承载向度从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方面进行考察。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村民集体行为得以展露，与村民的生活空间结合在一起，在地方文化塑造与居民价值观表达方面形成整合力。不同的乡村场域会结合本地实际以富有特色的乡村文化形式塑造地方文化和表达村民价值观以及展露村民的生活态度。地方戏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公共性，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该成为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节点。传统经济条件下行政力量在农村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主角，文化内容也是以说教为主。地方文艺的发展空间在被挤压的同时也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被打破后，乡村居民具有了更多的择业权，乡村文化形式也逐渐增多，但地方曲艺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未削弱，成为家庭伦理等传统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地方戏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以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通过戏曲形式进行展演，凡逢婚庆、乔迁、寿辰等都不能缺少具有欢庆气氛的地方戏的身影。地方戏已经成为乡村居民表达心情、赞扬生活、传承价值观的重要方式，这种文化仪典可以融入村民日常生活细节。建筑落成、孩子满月、灾后重生、喜获丰收、岁时节庆、金榜高中等村民生活中发生的日常事情都可以有地方戏助阵，村民借以表达心情和渲染气氛。地方戏一方面展示了村民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正在成为村民经济实力的测度指标：地方戏的规模、级别、演出人员的层次、演出场次、观众数量等都与出资者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地方戏正在从传统经济时期政治行为主导下的全民性文化形式转型为家庭化、小众化的文化形式，这是以家庭经济能力为支撑的反映出资者人际交往圈子规模的文化形式，充分表达民间底层生活态度、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该种文化形式成为村民之间、村民生活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对话形式，以地方戏为依托在乡村场域内塑造了村民与社会、村民与国家之间的对话语境。多个出资人共同聘请的演出开始时，节目主持人都会报出出资人名单，该环节从而具有了广告效应和凝聚人脉的可能，能够彰显出资者的经济实力，进而在个人事业的发展层面能够放大循环累积效应。地方戏展演现场可以通报村政事宜，将村政与乡村文化发展融在一起。看戏、评戏、学戏、唱戏成为村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村民间沟通的重要通道。

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成为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力量支撑组合。在乡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传统经济时期依托政府行政力量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方面的单向植入力量正在被弱化，与此同时民间力量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过程中的张力逐渐得到强化。因此在考察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力量支撑向度过程中，需要从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两方面进行思考，并据此理清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导力量的切入点。

1.两种力量的纠缠：行政力量淡出与民间力量介入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传统农耕文明中，村民在劳作时间之外几乎没有闲暇，因此节庆都与民俗连接在一起，庙会、社火以及地方戏等都成为一种全民化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地域划分而不是以职业划分，人们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其中，村民在愉悦的氛围中享受文化的充实感并暂时消除单调的田间劳作所造成的压抑。庙会、社火和地方戏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乡村文化仪典，在乡村居民价值观塑造、社会态度养成、村民互动关系的构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文化通过这种重要组织形式建构着村民生活，成为乡村变迁中对村民发挥凝心聚力作用的重要文化元素。而国家行政力量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渲染力度相对较弱，在行政化的文化宣传和项目制的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由于文化宣传和文化项目与村民生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于是在文化的供与需之间存在“名实分离”的问题，行政意义上的文化供给力度与村民在相应文化形式、内容上的需求强度之间形成强烈反差。而庙会、社火和地方戏则将意识层面强调的文化意愿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村民会“发于内、形于外”地接受这种文化形式并能够充分参与其中，行政力量可以通过这种乡村文化符号体现文化意志。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形式实际上是在两种力量的纠缠中发展：其一是国家行政力量，作为乡村文化符号的发展平台；其二是民间市场力量，反映底层民间意识而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两种力量中，过分强调前者就会造成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很强的行政味道，进而脱离底层民间的群众基础而不能得以广泛开展；过分强调后者就会使得乡村文化偏离国家意志表达轨道，进而乡村文化符号失去来自行政力量的支撑。因此庙会、社火、地方戏等富有村落区域文化色彩的乡村文化符号就需要在如上两种力量中搜索合适的契合点，成为代表村庄利益的公共活动^[16]。既要将国家意志体现在农村公共文化形式中，又要避免行政意义上的说教，因此产生种类繁多和形式多样的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迎合村民需求的文化形式就显得非常必要。

2.两种繁荣的模式：政府主导的依赖型繁荣与民间主导的市场型繁荣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对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实行包办方式，国家行政力量对公共文化发展的影响深入到乡村底层，乡村居民在公共文化消费层面不具选择权。样板戏和红色歌曲成为乡村的主要文化形式，巡回的农村放映队也成为村民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期盼，这时期的农村文化消费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特点。单调的文化形式严重挤压了村民的文化消费空间，乡村公共文化的行政供给方式也遏制了民间文艺团体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自由度。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参与度较低。前文论及，乡村公共文化是在行政供给和民间基础这两种力量的纠缠中发展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来自国家行政力量的文化供给占主导，乡村文化的消费方式需要以国家强制力持续跟进为前提，行政力量一旦削弱，乡村文化发展的民间力量就会扮演主导角色，乡村文化发展状态就会由政府主导下的依赖型繁荣转轨到民间力量主导下的市场型繁荣。改革开放后村民有了更多可资支配的时间，政府强势介入开始退出，继而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依托的农村大型公共文化活动也开始削弱，乡村居民在文化消费方面开始向小型化、家庭化方向发展，村民在文化消费层面的主体性得到强化。民间力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空间得到释放，乡村场域的公共文化消费开始了村民与乡村文化团体的直接对话。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照顾到了乡村居民多层次的文化需求，为小众化的乡村文化市场的发展开辟了空间。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村民交往搭建了平台，村民通过频繁互动形成了一致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行为方式上相互渲染，为村民传承文化、形成记忆和恪守规则营造了氛围。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需要对其功能向度进行考察，为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提供决策依据。

1.居民意愿的表达载体：村民展示个人魅力的公共文化空间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既包括了物质空间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空间，成为乡村居民表达意愿和进行信息交流的平台，村戏和地方节庆都是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平台。村戏是以乡村居民兴趣小组为单位聚合在一起的村落文化形式，相对于电视或者网络媒体呈现的文艺形式，乡村居民能够参与其中，并且在参与过程中与其他村民进行情感沟通，这种大型公共文化活动为展示村民个人魅力进而扩展影响力提供了公共空间，村民通过参与活动感受文化并成为文化的渲染者。村戏的组织规模、后续影响力也成为体现乡村品牌含金量的重要影响元素。村戏能够强化村集体的凝聚力，从而在形成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一致性的生活态度和形成共同追求的生活秩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村戏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能够整合多种资源展示乡村文化魅力。地方节庆与村戏相比较，在创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节庆具有全民参与性，通过熟人间进行传统文化交流，完成乡村公共文化在传统价值观念维护和乡村道德秩序建构方面的任务。乡村是基于血缘建立起来，成员相对固定的具有一致性价值观念的熟人社会，因此在维护乡村良好的道德秩序过程中不易采取生硬刻板的行政方式，乡俗节庆风趣幽默地将村民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反映出来，对村民的日常行为能够产生教育点化作用，发自内心的自律较外在的行政强制更能发挥较好的规范作用，在乡村场域内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因此，地方节庆在建构乡村道德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服装、美食、歌舞、礼仪等乡村文化形式中承载了村民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理想信念、邻里情感，通过恰当的形式将讽刺伪善、弘扬正义、颂扬美德的民间底层愿望与国家的政治意志紧密结合在一起，助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村民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受到感染，按照民众共同遵守的规范来实践自己的行为，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增加，基于互通、互信基础上的村民交往的交易费用降低，村民个体都在内敛行为过程中增加外部经济效应，从而推进帕累托改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放大使村民具有更多的获得感，从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抚慰心灵和社会控制功能。在抚慰心灵方面，地方节庆在民众参与过程中强化了仪式参与者对规则的敬畏感，在严守规则和遵守禁忌方面产生了教化作用，增加人们交往过程中的信任感，消除恐惧和猜忌；在社会控制方面，地方节庆虽然是以幽默风趣方式呈现，表演项目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或虚或实，但都在暗示民众的底线思维意识，乡村公共文化能够让民众充分表达意见并对乡村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从而使基层管理者做到廉洁自律，使普通民众恪守公共规制而免于犯错，这种自律的控制较行政强制下的他律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存在方式以及建构格局在乡村走向乡村善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集体记忆的承接载体：文化传承与规则恪守的公共文化空间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集体共同记忆的载体，也是乡村集体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17]。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聚集议事、发表意见和评论时政的场所，维系着乡村制度规范并建构着乡村道德体系。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乡村规制的载体在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廊桥、碑亭、祠堂、神庙等传统文化空间都可以成为规范村民行为的物质场域，家庭纠纷或者邻里纠纷等都可以在这些物理场域中亮相，让公众作为是非曲直的裁判员，而公众都会按照乡村的一般规制思考问题并得出正确结论。乡村社会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与具有异质性和碎片化特点的城市社区存在较大差别。在世代繁衍生息的乡村社会中，村民通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捆绑在一起，形成同质性的集体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态度，村民在互动中监视和纠正彼此的行为，每个人都成了乡村文化的建构者。具有规范乡村居民行为功能的物理空间可以成为承载歌功颂德、彰显才艺、积德向善等文化导向的载体。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既是居民传统文化的记忆载体，也是规范、激励、震慑、疏导后人行为的方向指引，乡村文化发展的物质空间成为精神文化空间的宿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过修复、建构乡村文化，使得乡村居民做到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保证了乡村环境美。该环境既包括了居民生存的物理环境，也包括了指导行为发生的心灵环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过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互动实现了村民与祖先、后代之间的“对话”，在文化软环境建设过程中对人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形成了文化传承的脉络。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内以文字、图画方式传承下来的故事、美德、善举、规制等都成为村民恪守的准则，错的行为会受到惩罚，好的行为会受到褒扬和激励。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使得村民形成对社会规制的敬畏感，不需要过多的政治宣传，在村民心底能够形成持续的“讲规则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的文化软实力。

根据前文，乡村文化得以附着的载体即物理空间被碎片化，已经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严重瓶颈。神社、庙会、祠堂等虽然在承载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具复制的可能性。乡村居民居住分散，并非所有乡村都有标志性的文化资源。因此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以镇为行政单位对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以其为节点带动腹地内邻近村的发展。地方戏、传说、民俗、手艺、花会的各种文化形式通过优中选精、以一带多，强化乡村文化渲染力。“整合”并非单纯意味着将摊子铺大，而是通过合并同类项扩大乡村文化精品的张力，打造精品和扶植创新。乡村“空心化”、乡村居民生活方式多元化以及乡村文化物理空间的碎片化等问题既然已经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严重瓶颈，说明行政手段切入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式需要尽快得到改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实际上就是要构建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文化共同体，这需要村民具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因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需要与村民的生活空间整合在一起，让乡村文化服务于村民日常生活。乡村文化原本是从村民生活中产生并在形成抑恶扬善、美化生活、传承美德、教化子孙、恪守规制的文化氛围中发挥作用。因此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单纯的行政植入，会使乡村文化发展项目化、命令化，由于缺乏村民参与而失去了民众土壤。整合文化资源能够让乡村精品文化先发展起来，政府拉动与村民推动形成的合力有助于乡村公共文化的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同向发展，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需要尽量降低乡村居民参与的交通成本。公共基础设施需要集中建设，这与乡村居民分散居住的空间格局相悖，因此需要依托地理空间打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打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过程中，在考虑人群分布的集中程度的同时也要将时间成本考虑在内，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最佳辐射半径应该控制在20分钟路程以内，该时间是以步行为标准。随着乡村交通工具升级，较高级别的公共文化设施的辐射空间可以继续向外拓展，依托核心设施打造“十里文化圈”。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需要划等分级，不同辐射半径内的公共文化设施可以分别满足日常活动、小众活动和定期的大众活动需求。村民可以根据其喜好以及支付交通成本的能力选择不同辐射半径的服务产品。地理空间成为村民广域活动的限制性条件，也会影响村民间的对话质量，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需要突破基于地理元素的物理条件的限制，提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效率。乡村社会是基于血缘网络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村民的交往限于以村为单元的地域空间，公共文化空间也是基于熟人社会得以建构，因此“地理空间+熟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拓展。突破乡村行政界线构建镇域范围内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在行政力量引导下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构建起熟人网络，才能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构建起软环境。变行政向度下的公共文化植入模式为村民需求向度下的公共文化成长模式，通过村民个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强化村民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促进村民获得感的循环累积效应，就成为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方向。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以趣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文化资本划分出来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生活情趣，生活方式是阶层关系的符号表达^[18]186-187，居民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如果沿着相似的轴线分布，这说明居民的生活场域与生活方式存在着结构同源性，这种文化发展样态才有利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拓展。具有不同文化资本的社会阶层对文化的解码能力存在较大差别，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需要在乡村居民对文化的解码能力的提升方面做文章，注重村民的文化解码能力培养以及对传统文化习得能力的强化。

公共精神是一种氛围，村民是这种氛围的受益者也是创造者，这需要通过基于规则制度的外在约束，整合多种元素形成基于内在修养提升的行为自律，认识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问题，不仅要从历史维度审视，也要从当前存在的发展困境角度进行审视^[19]。公共精神是乡村文化振兴进而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建设的内在推动力，这种精神是村民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基于奉献精神、关心情怀而具有的公共价值理念。从经济学角度看，公共精神就是经济人在行为自己时进行自我收敛，通过进行自我调整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形成外部经济效应的行为理念、价值观念，在此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村民的社会感和道德感。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培育公共精神仍然存在一定难度，主要表现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村民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私人关系的叠加建立起来的，思考问题的前提是个人效用最大化，通过抑制个人目标培养公共精神的通道非常狭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分户经营以及农村空心化，村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和机会有限，村民过分看重经济利益，私利为主的思考前提弱化了村民的公众意识，这种局面的转变需要较大的时间成本；差序格局下的村民分层以及村民原子化状态增加了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的难度。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打破如上论及的发展瓶颈，通过再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过程提升村民内在素养，使其具有依托乡村社会形成的集体价值观念行为自己的内在约束，通过行为内敛增加村民间的互信程度而降低交往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增加村民间互助合作的愿望，在村民间形成文化共同体。因此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以提升村民的合作愿望为前提，使村民在合作中享受获得感并不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依托物质载体即公共文化发展的物质空间，为村民创造更多的见面机会。村“两委”^①是培养乡村公共精神的建构者、指挥者，提升村“两委”的管理能力，在乡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合理方式打造村民的精神文化家园就显得非常必要。

①村“两委”是指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