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政治信任是新时代评价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履行社会职能的指南针和晴雨表，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一方面，政治信任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基础，与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有序良性运转休戚相关；另一方面，政治信任也是政府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强大支撑。在政治信任较高的国家，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与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有利于减少制度变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成本。

在中国的特殊情景下，众多学者发现，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呈现“差序性”的特征格局，也就是说，民众的政治信任随着政府层级的升高而增强，对上级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对下级政府的信任程度^[1-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信任的异质性除了体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外，还存在于差异化的社会群体内部。其中，年龄就是诸多分类条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4]。因为它具有超越生物学的意义，体现着宏观环境与微观个体联结对生命历程建构的过程^[5]。青年恰好处于角色转换的关键适应阶段，其价值观念、行为选择又嵌入更为庞大的社会结构中。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以及特定年龄特征的影响之下，青年的政治信任及其来源可能与其他群体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实践层面，青年是最有朝气、最富理想的新生力量，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建设者与开拓者。精确识别该群体的价值取向与心理认知，特别是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社会运行的发展状况，而且对未来研判政策优劣、稳定社会秩序以及维持政权合法性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目前对青年政治信任的探讨并不多见，尤其是农村青年。该群体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交织而成的场域内，既受到农村社会传统“乡土性”的影响，又较为容易适应与接受现代社会的制度环境与价值观念。因此，本研究以当前工作、生活在农村的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考察他们的基层政治信任特征及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根据经典的定义，政治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所产生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6]。基于概念内涵的多样性，政治信任的对象既可指国家层面的政治共同体，亦可指诸如民主、法治等政治制度，还可指包括议会、行政部门等不同类别与层级的政府机构，更可指诸如公务员等政治行动者^[7]。在政治信任来源方面，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视角可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制度视角，另一种是以社会资本、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视角。

制度视角将人们对政府绩效和政治制度的理性估计解释为政治信任产生的来源，认为民众的政治信任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政府行为的评价，良好的政府表现往往能促进民众政治信任的提高^[8-10]。通过文献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政府表现又可划分成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层面，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表现、民众对经济发展正面的评价都对政治信任的提升有积极的作用，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对立则会带来政府的信任危机^[11]41-49。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评价也与自身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较高的经济地位能增强他们对国家经济与政治能力的判断，因而形成正面的信任感知^[12]。与经济领域类似，如果政府在政治制度设计、政治事件处理等方面有较好的表现，那么民众的政治信任也会提升。然而，民众对政治机构及其人员的消极评价、政府危机事件的发生则与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13-14]。政治丑闻和政治腐败也将导致政治信任的瓦解与崩溃，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民生的不断改善都是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的重要来源^[15]。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变迁与政策革新重构着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必然导致民众的心理感知产生分化。征地拆迁、农民上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为导致民众政治信任下降的原因^[16]。

在众多社会焦点议题中，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话题最受青年群体的关注^[17]。想要实现向上流动和财富积累已经成为导致当代青年焦虑的共性因素^[18]，农村青年更是如此。他们刚进入劳动力市场，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诸多向往，同时，迫切改善生活困境的愿望，以及在该生命周期成家生子的需求，也构成他们压力的重要来源。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村青年有着更为强烈的经济诉求。因此，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制度绩效更有可能成为影响他们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在政治层面，相较于老一代农村居民而言，较高的教育程度与较强的分析能力，促使农村青年的个性的发展与权利意识的觉醒。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可能的渠道与机会，对公共事务与社会焦点议题的观察、思考与表达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制度绩效同样是影响农村青年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并提出：

假设1：经济层面的制度绩效与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假设2：政治层面的制度绩效与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文化视角将政治信任的来源归结为政治系统之外，认为政治信任受到社会化过程及文化规范的制约^[19]。大多数关于社会化过程的讨论聚焦于社会信任的主题上，认为信任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产生有利于形成政治信任的公民文化^[20]。因此，政治信任蕴含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信任的拓展，而不是政府治理绩效的结果^[21-22]。本研究认为，“政治信任是社会信任延伸”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农村青年群体，并提出：

假设3：社会信任与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从跨国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有学者指出，东亚文化的特殊性导致东亚民众的政治信任来源与西方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成逻辑。例如，马得勇认为，由于东亚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威权主义价值观成为影响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23]。杨国枢同样指出，儒家传统文化导致民众对权威形成依恋与崇拜，从而产生较高的政治信任^[24]21-25。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少学者发现，除了制度绩效以外，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还取决于公正、自由等政治诉求能否达成，呈现出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趋势^[25-26]。这种变化趋势被英格尔哈特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即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会促使其价值观由原来偏重经济、繁荣等物质诉求转向关注公民权利、公民自由等非物质层次的诉求^[27]66。本研究认为，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可能都是影响农村青年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他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其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或多或少都受“乡土性”的影响，特别是存在对“能人治国”的价值偏好和对政府权威的依赖。另一方面，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的发展轨迹，暗含着民众的价值观从“绝对价值”到“更理性、包容和信任”的转变^[27]。伴随着社会化进程以及中国的转型发展，除了经济诉求之外，平等、自由、公正等非物质层次的诉求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成为影响农村青年对政府信任程度的构成要素。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4：威权主义价值观对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假设5：民主价值观对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南开大学马得勇教授、王正绪研究员共同主持的“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简称CRDGS)^①。该调查以农村居民为对象，范围覆盖了全国10个省份(直辖市)24个乡镇。调查内容包括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政治信任、政治参与等议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转型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与治理现状。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青年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的定义，将样本年龄范围限制在15 ~ 34周岁。经过简单的数据筛选，最终获得容量为552的分析样本。

① 样本与调查详情参见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http://cnsda.org/index.php。

(二) 变量选取与操作化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一般情况下，基层政府是指乡镇层级。但乡镇一级没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缺乏完整的权力构成体系；薄弱的财政能力也决定着它需要依附县级相关部门^[28]。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本研究将基层政府限定为县级政府。具体运用“您对县级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这一问题来测量，回答选项为1=完全不信任，2=不太信任，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

本研究将制度视角的变量操作化成个人对自身经济状况评价、对国家经济状况评价、对国家政治状况评价、对官员腐败的感知度四个方面。个人对自身经济状况评价运用“您对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吗？”这一问题来测量；个人对国家经济状况评价运用“您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满意吗？”这一问题来测量；个人对国家政治状况评价运用“您对我国的政治现状满意吗？”这一问题来测量；个人对官员腐败的感知度运用被访者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腐败状况评价进行测量，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以便统计分析。

本研究将文化视角的变量操作化成社会信任、威权主义价值观、民主价值观三个方面。社会信任运用“您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这一问题来测量。威权主义价值观运用被访者对下列说法的同意程度来测量：“国家就像一台大机器，个人就像机器里的螺丝钉，没有独立性”“政府的领导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任何人都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我相信政府领导所作的决定总是正确的”“只要领导人的品德高尚，任何事情都可以交给他去做”。民主价值观运用被访者对下列说法的同意程度来测量：“我觉得我有能力参与政治和公共的事情”“不论教育水平和见识的高低，人人都应该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在工作与生活中，与他人合作非常重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民主价值观的公因子，纳入统计模型进行分析。

此外，个人的政治信任同样受到若干人口社会特征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和工作状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统计模型的分析中，以增强模型的稳定性。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所示。

①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衡量官员腐败的感知度、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各变量的共同度(communality)均不小于0.4，并提取各1个特征值(eigenvalue)大于1的公因子，累积方差分别为61.28%、47.80%和42.87%。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信息重叠程度，提取的公因子对各变量的解释能力均较强。

(三) 统计模型

本研究的因变量政治信任为四分定序变量，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将违反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和误差项ε的前提假设^[29]178-180，导致结果存在较大偏误。所以，本研究将因变量(政治信任)的回答选项合并为二分类别变量，赋值为1=信任，0=不信任，选择binary logit模型进行统计估计。方程表达式如下：

$ \log \left( {\frac{p}{{1 - p}}} \right) = \alpha + \beta X $

(1)

其中，方程中的p是指个体政治信任的概率；α是常数项；X代表影响政治信任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β是模型估计中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政治信任的描述分析

如图 1和图 2所示，在县级层面，76.10%的农村普通居民对政府表示信任，相比较而言，农村青年对县级政府表示信任的比例为67.93%，二者相差近10%。也就是说，在农村，青年群体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低于普通居民。这种趋势同样体现在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上。虽然从纵向比较的角度来看，青年群体与普通民众的政治信任都随着政府层级的升高而增强，呈现众多学者所说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1]。不少学者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治表现的差异、民众对二者主观评价的差异^[30-31]来解释，或立足于社会变迁角度从阶层利益分化、民众信任结构转变等方面加以解释^[32]。对于农村青年这一群体而言，本研究认为，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发展，农村居民逐渐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由于拥有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较强的接受能力，青年群体的个性意识和权利意识率先觉醒，并对政府的行为表现形成一套独立自主的判断标准，不像老一代农村居民盲目依赖与崇拜权威。另一方面，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青年群体日常接收信息的来源主要是互联网及新媒体，而不是传统的主流媒体。诸多基层政府贪污、腐败、徇私等不作为事件往往借助网络平台、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介得到迅速曝光与传播。因此，新兴信息技术媒介的发展可能强化青年群体对基层政府的负面印象，并导致他们的社会批判意识日渐显现^[33]。在价值观念重构以及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呈现低于农村普通居民政治信任的态势。

(二) 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描述与分析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特征后，本研究将制度视角与文化视角纳入模型分析，以农村普通居民为参考，考察影响农村青年基层政治信任的特殊因素。表 2为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其结果显示，“青年群体”模型和“普通居民”模型的pseudo R²均高于0.2，卡方值也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统计模型与调查数据的拟合结果较为理想，统计结果真实可靠。

在制度因素方面，影响农村青年与农村普通居民的基层政治信任因素基本相同。具体而言，从经济领域来看，被访者对自身经济评价与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以不满意为参照，对自身经济状况表示满意的民众对县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较高。然而，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评价却与政治信任没有显著的关系。研究结果部分验证与支持假设1。研究结果与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杨鸣宇^[34]的研究发现，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个体的心理感知距离有关。Liberman等^[35]研究发现，人们对远距离事件的感知通常依赖简单的非情景因素，结果导致它更具模糊性与抽象性，并弱化了个体对事件重要性与敏感性的认知。因此，相较于国家宏观的经济发展，个体经济状况评价是反映自身能否分享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特别对于农村青年而言，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权利问题；这些问题也更容易影响人们的心理体验与感受。

从政治领域来看，被访者对国家政治状况评价与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官员的腐败感知则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以不满意为参照，越对国家政治状况表示满意的居民，他们对县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较高。居民对官员腐败的感知度越高，他们对县级政府的信任程度就会越低。研究结果验证与支持假设2。这说明对政治发展现状的关注是影响农村青年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人们的物质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所以，他们逐渐摆脱单纯的“生存经济”诉求，转而关注平等、公正等非物质领域的诉求，结果导致政治绩效对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反而大于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见表 2)。

社会信任对农村青年和普通居民的基层政治信任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不信任为参照，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表示中立和信任的普通居民，其基层政治信任也比较高。在青年群体方面，这种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上大多数人表示信任的被访者。研究结果支持了“政治信任是社会信任的拓展与延伸”这一结论，居民的社会信任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态度与判断。研究结果验证与支持假设3。

在价值观方面，影响农村青年与农村普通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因素则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农村普通居民而言，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其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民主价值观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甚微。中国政府转型的实质为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完善。因此，在维持基本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普通居民的政治价值观体现出相当大程度的延续性，其特征仍然表现为偏好、信任并服从权威政府^[36]。所以，传统威权主义价值观对农村普通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如此深远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农村青年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无论是威权主义价值观还是民主价值观，它们对农村青年的基层政治信任并无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不能支持假设4和假设5。研究结果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结论。例如，吴心喆、余泓波^[37]认为，执政党的人格化权威和等级式的权威通过政治宣传作用于民众，并对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有积极作用。彭铭刚^[38]认为，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共产党的认同)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念处于转型重构的过程中。虽然他们自小生活在农村场域中，受制于“乡土性”的影响，其中传统文化的威权主义价值观便是文化层面上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青年因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在农村往往成为思想最为活跃的群体，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意识，这也导致他们不像农村普通居民那样盲目依赖与崇拜权威。在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交织影响下，他们的价值观仍处于转型重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也滞后于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因此，传统与现代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稀释了文化因素对农村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力。

(三) 基层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分析

近年来，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异常活跃，涌现出成都新都、浙江温岭、云南红河等诸多典型案例与做法。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基层民主制度的试点对于影响农村居民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观念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公推直选”的试验地区中，民众对政治民主的支持度要高于其他非试验地区^[39]。所以，本研究将样本划分成“有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和“没有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两个地区^①，进一步考察影响农村青年政治信任的因素是否存在地区差异。

① 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将有参与咸安雅安政改、民主恳谈、宿迁改革与公推直选的地区，划分成“有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地区，其他地区则划分成“没有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地区。

表 3为农村青年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模型。其结果表明，在没有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地区，自身经济状况评价对农村青年的基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国家政治状况评价的影响效应则十分微弱。以不满意为参照，对自身经济状况表示满意的青年群体对县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也较高；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地区，情况则正好相反。国家政治状况评价与青年群体的基层政治信任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自身经济状况评价则对政治信任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有助于提高青年群体对政治发展的关注度，因为它不仅使活跃的青年群体耳濡目染，逐渐接触与认识到民主的内涵，而且使部分青年人通过政治参与，从实践层面提升政治认识和政治效能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价值观念的塑造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所以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对提高青年群体的态度认知的影响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并未对其民主政治观念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统计模型结果也显示，即便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地区，民主价值观对青年群体政治信任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以农村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基于制度视角与文化视角，考察农村青年基层政治信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具体研究结果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多数农村青年对不同层级政府有较高的信任程度，但整体信任水平略低于农村普通居民。虽然从纵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随着政府层级的升高而增强，呈现“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但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且青年人处于价值观形塑的重要阶段，导致农村青年逐渐形成相对独立自主的政治态度，并对政府的行为与表现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因此，他们的政治信任略低于农村普通居民。

第二，制度绩效是农村青年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政治绩效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绩效。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经济诉求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后，民众不仅关注单纯的物质诉求，同时也会转向关注平等、公正、政治等其他非经济层面的诉求。而且，青年人因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以及较强的接受能力，在农村中往往是思想最为活跃、具有超前意识的群体，对政治事务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因此，相较于经济绩效，政治绩效对其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更为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绩效方面，由于个体经济状况评价是反映自身能否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与个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它比对国家经济状况评价更容易左右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

第三，文化因素对农村青年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十分有限，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民主价值观均对政治信任无显著影响。本研究认为，这可能源于农村青年的价值观念处于转型重构的漫长过程中。他们既受到自小生活的农村场域的传统文化影响，同时也经历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主政治观念的革新。传统与现代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稀释了文化因素对农村青年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导致两种价值观均对政治信任无显著影响。

第四，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有助于提高农村青年居民的政治觉悟，并提升政治绩效对基层政治信任的积极影响力。然而，由于价值观的形塑一般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并滞后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所以当前的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试点对提高农村青年的政治态度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影响效应主要集中在提升青年人对政治事务的关注度方面，并未对民主价值观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地区，政治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值得民众信任的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可知，农村青年的基层政治信任因快速的社会变迁及特殊的生命历程阶段显得颇具复杂性，从中折射出青年群体对经济和政治的多元诉求。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下政策层面加以改进。在经济层面，需着眼于职业发展与自我实现，关注农村青年的经济诉求，优化就业创业的制度供给，使农村青年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增加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政治层面，通过严惩腐败官员和杜绝腐败行为，以形塑自身清廉、正直的积极形象，提升农村青年的政治信任水平。在基层民主改革进行创新探索，鼓励农村青年参与政治公共事务的管理，强化他们的民主政治理念，提高其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效能感，从而促进政治信任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