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兼具政治现象与精神存在的一般秉性。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与强大的文化传统参与个人品格、集体人格以及社会知觉的整体建构，其理念与秩序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为党内政治文化发展提供深刻的路径依赖。考察传统文化视阈下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命题。

一、理论逻辑：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务必观照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1]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政治运作的观念依托，关乎民族基因、关乎发展动力、关乎政治生态、关乎政党灵魂，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一以贯之的普遍精神，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历史注解。

(一)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汲取传统文化资源的理论依据

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文化属性，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二者的政治耦合与文化交叉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契点。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标识和血脉延续，以濡化与类推的力量作用于群体性及延续性的深层结构，在历史演进中塑造独有的社会知觉和集体特质。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不同的政党必然形成不同的党内政治文化，以强烈的政治倾向体现党际差异，是政党阶级性的文化表达。党内政治文化以文化形态影响政党共同体参与者的政治行为、政治选择和政治态度，是政党共同体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具有明确的文化属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内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先进性和纯洁性，捍卫阶级性与人民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内政治文化根植于中国土壤，必须从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里汲取优秀成分，以中国属性的文化特质契合国家心理环境，展现民族性，增强辨识度。党内政治文化既受中华文明积极精神的浸润，又不可避免地携带传统中国政治伦理与政治观念的因子，作为政党价值体系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外显，党内政治文化要提高匡扶效能，提升文化认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融于民族血脉和时代脉搏中，对内发挥凝聚与匡正力量，促进党员群体对政治文化的完整理解，强化归属感；对外平衡政治意志与社会需要，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共识，增强国家凝聚力，打造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精神标杆。因此，吸纳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既是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高政党辨识度与政治适应性的时代需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汲取传统文化资源的现实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前提。传统文化是民族意义上的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历史中形成的一切物质存在和思想形态，是坚守民族主体性、延续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连续性文明，携带着历史施加于现代的强大力量，为党内政治文化植入既有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以器物、制度、文献等客观物质形式存在；另一方面，经历五千年的弦歌不辍，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髓、知识范式、道德风尚、价值追求、行为习惯、审美情趣等以民族形式保存下来，在延传中嵌入社会日常生活各个领域，渐进式地固化为统一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沉淀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力量，成为当前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崇德修身、秉公用权。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持续发力纠正“四风”不止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率先提升自己的政治自觉与道德修养。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党内政治文化价值观中得到充分体现和长足发展。

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2]470-471共产党员是文化创造和文化受用的主体，就党员自身而言，个人成长过程不可能孤立于民族习俗、传统观念之外；就党组织而言，文化建设不可能剥离历史因素而独立发展。传统文化的渐进与连衍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务必要考量历史因素，这既是民族复兴的文化背景，也是国家发展的现实基础。传统文化已经融为新时代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从传统文化中借鉴民族形式、把握民族心理，提高党员的政治认同，强化国民的政党认同。就此而言，传统文化既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也是增强政治文化民族性、提高其辨识度的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匹配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秩序与理念的，但其演进、发展不可能摆脱传统文化这个历史前提与现实基础，在泥沙俱下的文化背景下，提取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现代意义，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的传统文化困境至关重要。

二、现实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传统文化困境

平德尔说过：“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3]4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中国历史社会化过程，是沉淀于国民心理层面的政治价值意识，以惯例和习俗的形式与党内政治文化融合，相互支撑又彼此限定，其中的消极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干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一) 差序格局观念消解党内价值诉求的崇高性，使党内文化面临庸俗化危险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4]5。从横向看，差序格局以社会关系网中的“己”为中心形成具有弹性的“差”；从纵向看，依据亲疏远近形成衡量社会关系等级的刚性的“序”，“差”和“序”共同完成传统中国社会对稀缺资源的原生态配置格局。从这个意义来看，差序结构以一种隐性的分配方式，依据血缘亲疏、地缘远近、业缘交错或学缘有无，将社会成员归类至不同的社会圈子。每个圈子中的自我与他者依据“差序”定义各自的“义”与“利”，人情和利益成为衡量自我和他者亲疏关系的重要尺度，也承担着维系差序格局的内在机制。尽管当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但社交观念对差序格局中的规则仍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演变为家族圈、战友圈、系统圈、同学圈、老乡圈等关系形态。融入圈子意味着“成为比自己更强大、更有力的权威的共生部分，从而找到了内在的安全”^[5]142。社会圈子混合了情感因素和工具理性，通过拉关系、攀交情、利益共享等私人化渠道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圈子内部公私界限模糊，又遵循独特的规则和伦理，形成以人身依附和利益输送为导向的“圈子文化”，成为团团伙伙、山头主义、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深层症结所在。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6]1005《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求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因此要求每一位党员要始终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而且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圈子文化只强调“圈内”利益，对内破坏组织原则、败坏党的作风。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实质，是不忠于组织、不忠于党而服务于个别人，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外损害党的执政基础，抹黑党的形象。公权力异化将解决圈内需求摆在第一位，降低人民对党的信任和认同。“朋党兴，政事乱。”圈子文化把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公私界限模糊一团，党内关系庸俗不堪。一个政党的腐朽始于党内政治文化的腐朽，庸俗化是腐朽的先兆，是吸噬理想信念的泥潭，不容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

(二) 传统社会陋习冲击政治主体平等性，使党内文化面临官僚化危险

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决定其专制性与等级性，传达了君为权之本、民为权之未的特权等级思想。权威崇拜和权力依附心理无限扩大君主官僚的政治权力，直接分割社会资源操纵利益分配，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治决策系统之外，整个国家沉浸在支配和服从、主导和附庸的政治规范和意识形态中。受等级森严、权利本位的政治文化影响，封建社会崇圣、崇君、崇吏的风气被推向极致，人格的依附性投射到官场，演化为精于权术的政治文化现象。官僚文化生发于封建中国宗法制的悠久历史与权利本位的深厚土壤，在当代国民心理层面依然有迹可循，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部分地方、部门、单位，任人唯亲、卖官粥爵的现象，痛斥“举大旗、拉山头，选边站队，拉帮结派”的官僚主义作风^[7]52。当前官场术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少数官员支配权力的尺度与习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内政治文化是明确政治理想、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坚守政治规矩的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文化。党员作为党内政治文化主体受到行业、区域、岗位等自然因素差异的限制，虽政治角色各不相同，但政治地位完全平等，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被赋予的权利是一致的，故应当主动提升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格执行党内各项准则规定，忠实践行党的宗旨，自觉接受党纪党规的约束与监督。邓小平指出：“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8]331官僚化的政治文化是对封建时代权力结构的复制，严重污染忠诚老实、光明磊落的党性文化，降低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浓度，是诱导“新官堕落”的文化暗示，也是容忍“灰色心态”的温床。

(三) 传统政治哲学消解规范性，使党内文化面临潜规则化危险

传统中国政治哲学强调中庸、中道，即“义者宜也”，也就是遵循义的标准在社会普遍对立中力求不偏不倚，维持自己与他者间的平衡关系，以折中的处事态度期待和合共生。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明确透露出这种缄默、中庸的为官处世之道。《旧唐书·苏味道传》就教授人们“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的政治哲学。中庸作为一种根源深厚又有普遍性的处事法则，为非正式规则抗衡制度理性提供天然便利。一方面皇权的专制性与任意性造就“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等保身避祸思想；另一方面官僚制度的等级性形成“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的政治态度，修剪出屈卑恭顺、明哲处世的政治理念。儒家学说倡导“亲亲相隐”的规则秩序由于符合“孝”“慈”的伦理逻辑，作为一种文化主张被大传统承接并悄然包容，使得潜隐情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情感投资活动，并通过向制度的渗透和改造，弱化国家法治的规范性与权威性。中庸之道与“隐文化”相互刺激，衍生出欺上瞒下、互行方便的官场陋习，潜规则作为局内人的心理默契，最终成为权力腐败和制度失灵的重要文化诱因。

作为依附于权力的寻租行为，潜规则渗透、挤压正式的制度和规范，不但解构法制规章的权威性，造成制度的缺位和失灵，而且加重改革与发展的阻力，加大现代化的前进成本。受中庸之道的政治哲学掩护，潜规则的运作被视为“政治成熟”，旁观者往往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视而不见，甚至“好意”介入，扩大交情圈。因此，潜规则始终游离于制度之外，以一种隐匿的、非正式化的标准在少数领域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曾严厉批评：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悖情悖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7]60。权力运行与利益分配的支点是制度理性，潜规则疏于法理、有悖规章，诱导社会资源的切割与分配人情化、人治化。权力的异化与获利渠道的扭曲不但污染政治生态，干扰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影响的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

三、路径探析：利用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党内政治文化辨识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9]，“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0]164。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深入挖掘符合新时代民族国家价值系统的传统文化，打造党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文本，提高政党辨识度。

(一)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涉及到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是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过程中务必正视并解决。以儒学为尊的传统文化主张“礼治”，其保守主义立场与现代革命运动天然对立。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思想，要在儒学主导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传播，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价值系统、思维习惯等层层壁垒。在障碍面前，传统的羁绊往往被简单“否定”以消除“舶来”与“传统”间的张力。近代以来儒学总被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的势力所利用，因此早期共产党人秉持较激烈的反传统立场。抗日战争起，民族危机面前爱国主义的旗帜急需民族精神加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11]80传递出党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重要转变。延安时期党对传统文化开始采用较温和的评价标准，这种立场和态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台。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裹挟着西方价值观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交锋，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价值之源、民族之根，在文化冲撞中显露出唤醒集体意识的功能，为传统文化价值重估打开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常生活中兴起的“国学热”“孔子热”“汉服运动”“四书五经进校园”等文化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追逐和认同。

与此同时，打着“复兴中华文化”名号的种种“主义”纷纷冒头，诸如“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心性儒学”等思想主张，从儒学中挖掘民主、法治等现代性概念资源，论证儒学纲常伦理框架的普适性与当代合理性，以期在国家制度架构与民间日常规范上产生实质性影响。从历史演进观之，彻底西化与彻底回归都不可能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之道。对民族国家而言，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必赘述，当前在传统文化的整理、评鉴、吸纳与转化中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提倡的儒学复归。儒学复归论并非从文化层面对当代社会发展提供精神路向，而是企图从政治层面取得论证政权合法性的正统地位，不仅散发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在市场运作的推波助澜下，直接或隐性地削弱公众对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正当性的认同，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权威性。

立足当下，多元价值观的剧烈分化与尖锐冲撞已经是新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样态。就党内现状来看，党员群体结构规模发生巨大变化，党内政治文化同样受到开放时代江河与泥沙的强烈冲刷。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党内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必须打造能够凝聚民族价值、具备独特民族标识的文化符号，对内规约党员行为，对外提升政党形象。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占据先天性的优势资源，二者无论是历史进程上的互融，还是理论维度的契合，都明确传递出互鉴互学的可能性与目标取向的一致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非意味着“儒学复归”，更不意味着要重构意识形态，而是运用传统文化的积极精神打造具有独特标识的党内政治文化，提高民族性和辨识度，在“批判地继承”这一导向下，致力于加快“创造性转化”。正如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子一样，对带有浓厚政治性色彩的思想主张不仅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更要警惕在“国学热”“读经热”的市场氛围下，政治性表现虽不明显却被各种“主义”操纵的灰色观点，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在不自知中走上“儒学复归”的道路。

(二) 加快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高党内政治文化辨识度

从政党文化语境加快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要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深入挖掘、阐发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精神，发挥文化“以文化人”的功效，使之成为党内日常生活的规范，以具有民族辨识度的党内政治文化带动文化凝聚和政治统一。

首先，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党内政治文化是集阶级性、人民性、时代性于一体的彰显党性的文化，具体体现在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组织性、严密的纪律性、始终忠于人民以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中。观照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不乏追求美好社会理想信念的传统意识：“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家国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风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理想，体现了优秀文化中融汇民族复兴伟大愿景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朴素情操。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还注重个体内心道德秩序的培育，与共产党人强调的作风建设隔空契合：“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形态，其中修身律己、诚信正义的道德取向体现了严守组织纪律的社会观念；“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崇尚爱众之德、民惟邦本的价值理念，描摹出传统中国对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探索，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强化宗旨意识添加历史注脚；“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因时而变、因事制宜的社会历史进化观，展现古人积极进取、与时俱进的治世理念，为党的建设形成富有时代性的文化观念提供民族智慧。“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2]352优秀传统文化是既深厚又具基础性的文化资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富矿，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丰厚滋养。

其次，加快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四种文化实体进行功能定位和调试，采用“脉-魂-例-本”四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模式，打造党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文化理论文本。第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脉”。“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13]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荣辱与共的精神命脉，吸纳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精神，唤醒民族深层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党内政治文化的感情认同，加深党内政治生活归属感。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兼具真理性与科学性，是引领党内政治文化发展走向的灵魂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创新理论文本，甄别传统文化继承中的吻合与分歧、偏重与预见，是确保传统文化正确解读与创新转化的总逻辑与大前提。第三，以革命文化为“例”。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从历史人物和民族智慧中汲取养分，以中国风格的革命话语破旧立新。革命文化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以及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忠诚，是我党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政治理念的生动范本。将红色资源纳入传统文化的转化范畴，突出党内政治文化本土性，强化党执政理念合法性。最后，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本”。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性，作为载体充分吸纳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成果，增添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性与人民性，确保创造性转化成果始终站稳党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方向。通过“脉-魂-例-本”四位一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四种文化实体互为依托、协同共建，融合出民族性、科学性、时代性相统一，特色鲜明的党性本位文化。对外以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体现党际差异，对内以强归属感的文化体验提高接受和认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核心文化理念与文化符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内政治文化是维系政治生活有序运行的“情感基座”，是克服政权流变的“生态屏障”，体现执政党从严治党的高度文化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掘传统文化中泽及后世的智慧因子，构建民族性与党性相统一的党内政治文化，是新时代政治建设的崭新课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语境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功效并不囿于党内范畴，政党文化承载着辐射、示范和引领社会文化的功能。打造强吸引力和高辨识度的党内政治文化，提升政党形象、吸纳社会精英、整合社会信仰、引领道德风尚，从这一层面而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更具普遍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