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是一个外来词汇，指由居民参与的，通过对社区空间和生活共同体的再造与重塑，实现社区复兴的社会治理实践^①。它始于英国，兴于日本，光大于我国台湾地区，2010年后被引入中国大陆。社区营造的特点在于有效推进了多元主体以共建共享的治理方式来共同创造美好社区生活，这恰好与党的十九大的社会建设蓝图不谋而合。因而，社区营造成为新时期社区建设的热点。

① 参考日本学者西村幸夫（2007）、中国台湾学者曾正旭（2007）和中国大陆学者罗家德（2013）等人的定义综合提炼。

一、社区营造之研究

由于近年来社区营造主要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盛，所以关于两地的研究较多。日本社区营造是基于对城市化问题的反思，由专家与居民结合，以自发性营造为主，恢复了许多城乡历史景观与自然生态环境，还原了邻里熟悉的街区，留住了“乡愁”、复兴了社区^[1-2]。日本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后传入我国台湾地区，改称“社区总体营造”，它结合“人、文、地、景、产”五大社区发展方向，来推进社区设计和营造行动，并提出居民参与的社区自治是社区营造的核心^[3-5]。

我国最早可见“社区营造”一词的研究是1995年一篇关于城市园林规划的文献。2000年以前每年刊出的社区营造文章不超过10篇，以生态环境、建筑等空间营造为主。2010年以后社区营造的成果缓慢增加，以推介境外经验为主，研究内容从对社区空间的关注开始扩展到对“社区人”的关注。2016年，社区营造的研究第一次达到百篇，有关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的各类研究占据小半壁江山。2018年社区营造的研究论文超过140篇，先行性的中国经验总结开始出现。近年来，涉足社区营造的学科从生态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等扩展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①

①以上文献分析通过中国知网CNKI搜索分析得出。

不同学科对社区营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研究：一是公共空间营造与空间正义^[6-9]，他们均认为社区营造在以居民为本的公共空间的再造上具有重要价值并能彰显空间正义；二是城乡社区文化、社区生态与社区认同^[10-13]，他们均认为注重本土化，在地性的社区营造模式对社区历史文化保育、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开发以及形成社区文化认同上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居民参与和社会治理^[14-17]，他们从不同的案例出发总结出社区营造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实践途径。

综观不同学科的社区营造研究，存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即这个跨学科的实践领域缺乏真正的跨学科视角的研究。不同学科对社区营造的理解截然不同，自然科学偏向“空间”建设，而人文社会科学偏向“人”的社区性塑造，缺乏综合性地解析何为社区营造、如何进行社区营造。然而社区营造是一种具有极强在地性差异的社区实践活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区营造的研究应该回归其营造活动本身，在对实践的深入调查中去梳理社区营造的逻辑，并从中发现基于实践逻辑的综合性分析视角与理论总结。

广东是中国社区营造的先行之地，在对广东省多个成功的案例点进行深入调查后认为，社区营造的出发点是社区本身的性质。社区首先是一个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社区空间的意识，就不会形成空间内生活共同体的意识。自2000年以来由国家主导的以行政区划为主的社区建设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场声势浩大的社区建设运动对全国城乡社区的重新划分整合中，恰恰忽视了社区空间有其自身生成的规律。社区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社会空间，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社会结构形塑的产物。社区的重新划分使原有的社区共同体瓦解或削弱，加上高速的人口流动，新的社区生活共同体难以重建。一方面，没有社区集体观念中的空间容器，社群行动的场域则不在，习惯、风俗、文化无以安放，社区生活共同体无以形成；另一方面，没有较为紧密的社会网络和较稳固的社会结构，社区空间只是有名无实。简而言之，如果没有意识到容纳“我们”的空间，又如何产生“我们”的感受，更无从投身建设“我们”的生活。事实上，社区空间是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基础，社区人是社区复兴的主体。社区空间的营造与社区人的营造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就是以改造社区空间的方式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建构。所以，社区营造关注空间，在社区空间的再生产实践中，通过营造了“我们”，形成“我们的社区”，从而促进中国社区的全面复兴。

二、何为社区营造

以社区营造实现社区空间再造与社区共同体的再造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实践体系。综合各类社区营造话语，我们可以梳理总结出社区营造的主体、内容、主要议题(发展方向)和目标。

(一) 社区营造的主体：居民(村民)、专家、政府、民间非营利组织、市场组织

社区营造的主体包括社区居民(村民)、专家、政府、民间非营利组织、市场组织。社区居民(村民)是社区营造的核心主体，这是社区营造的基本原则，也是社区空间正义的主要体现。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专家群体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社区教育、社区营造设计建议、协助的重要功能。专家可能受聘于政府、民间非营利组织、市场组织甚至居民，或者以志愿者身份直接参与，他们是社区营造水平与质量的重要影响者。政府在社区营造中发挥着引导和监督的作用，并为多数社区营造行动提供财政支持、项目支撑。具体包括制定社区营造鼓励政策、社区营造规范体系建设、社区营造评估标准发布、社区营造项目指引与项目发放等。综观各国社区营造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我国目前已经开展的大型社区营造项目也主要靠政府财政资金扶持。民间非营利组织作为社区营造中第三部门的力量，具有社会性、公益性、专业服务性，组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是社区营造中的生力军。许多社区营造项目由民间非营利组织来运营，由它们负责招募、组织居民，进行居民组织孵化和开展具体的营造活动。市场组织是随市场经济席卷社区后进入社区营造的活力分子，在符合社会性、公益性的原则下市场组织的加入能促进社区经济生活发展、便利民生。

(二) 社区营造的内容：社区设计和社区行动，空间再造和关系再造

社区营造的内容包含社区设计和社区行动两个方面。社区设计是社区营造的构想层面，以整合“人、文、地、景、产”五大社区发展要素为提案方式，强调居民(村民)的参与设计，具体在不同的社区空间因地制宜组合不同、偏向各异。社区行动是社区营造的实施层面，是对社区设计的实践，也必须是以居民(村民)为主体的实践，它注重过程目标胜于结果目标，注重价值理性胜于工具理性，即更注重居民(村民)参与的过程和过程中的自我赋权、价值提升以及由居民(村民)互动建构起的社区性。但不论是社区整体营造规划设计，还是实践设计的具体行动，都是通过空间再造实现社会关系的再造，是空间与人互动的过程。

(三) 社区营造的主要议题/发展方向：人、文、地、产、景

社区营造的主要议题或称发展方向，着重解决的是着手于从哪种空间再造以培育共同体之“共同感”。在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中被提炼出以下五个。

(1) 人。以“人”为重点的营造是指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保持公共产品的供给，打造和谐邻里关系，建构社会支持网络，鼓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实现社区自治。居民是社区营造的核心主体，必须了解居民的社区需求，将居民组织起来开展营造活动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将居民形塑成真正的“社区人”，即具备社区意识、清晰社区权责，能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区共同体建构。因而，人的营造是社区营造的核心议题，无论从五个议题的哪一个出发，都必须回归人的营造才能实现共同体的再造。

(2) 文。以“文”为重点的营造侧重于社区历史文化保育、社区文化创建、社区教育。“文化是一个在特定历史空间里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18]，社区文化营造是五个发展方向中最重要的突破点，它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现有社区历史遗迹的保护与保育。老楼、老街、老牌坊……它们是社区空间的灵魂，是地方群体生活的记忆。保护历史遗迹不仅是保护文物，更是在唤起地方集体记忆中重建生活共同体。197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委员会通过了《巴瑞章程》(Burra Charter)。该章程的基本主张是强调古迹遗址的价值不仅包括其物质形式本身，而且包括其内容和对社区的意义^[19]。这一章程体现出文化遗产必须在社区中才能得以鲜活地传承，否则只是博物馆里的死物。所有的文化遗迹都是人类生活文明的留存，既然每一个时期的社区生活也终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那么时间的印记也应该在社区空间里得以保护与传承。社区不仅是人类的现实家园也是精神家园，可以“回得去”的社区空间和空间里穿越时间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安抚浮躁重塑共同体感的支撑。

另一方面是对当代社区文化的培育，它包含了社区文化的创建(如社区空间文化符号与生活文化符号的发掘、社区精神的提炼等)和社区教育的推广(如社区生活方式的倡导、公共精神培育等)。文化创建是现代居民精神风貌的表达与呈现，通过展示其生活状态与社区角色，让居民在社区空间获得生活尊严与价值感，从而能加强他们的社区认同。而与时俱进的社区教育提升不同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居民的生活乐趣与生活质量，更是社区社会资本建构的有效方式。

(3) 地。以“地”为重点的社区营造重在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发扬、本土化与自我认同边界的建构。“地”成为社区营造的重点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于资本城市化带来的物理空间开发，不仅社区空间常被挤压，生态环境也频遭破坏。要想有留得住青山绿水与乡愁的社区，居民需要对社区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二是，这种生态环境保育不是消极的不顾经济效益，而是强化本土化生态特点，并强调开发中的社区权益。生态保护也是自然空间环境与人互动的过程，从常见的社区卫生、绿化等活动，到听蛙、摘莲蓬、赏向日葵等生态社区的打造等。这种基于共同生态环境的社区营造活动，也是一种对地理空间中群己边界的标识与内群体利益的强化，能有效促进社区居民因“地”结“缘”，强化生活共同体。

(4) 产。以“产”为重点的社区营造注重社区土地开发、社区集体经济经营。发展社区产业是为社区进行经济赋权，是真正让社区具有独立意识和行为能力的最佳方式。它能繁荣社区经济、便利居民生活、解决社区就业、减少社区贫困、为社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还能促使因产业而结合的居民自组织的结构化与自治驱动力更强。例如组织农村社区留守妇女开设民宿、组织社区下岗女工兴办社区食堂等。以“产”为主的社区营造常见的有两种：一是以非营利性组织的项目推动和社区社会企业经营为主，与市场中营利性企业最大的不同是它追求有限利润的同时更强调社区性、对社区发展负有责任；另一种是我国许多地区的村集体经营，经营盈利在给村民带来收入与分红的同时投入乡村建设，也可以视为一种产业为主的社区营造模式。这种经济共同体带来的社区联结效果也是显著的，从那些集体经济兴旺的乡村举办的盆菜宴、乳猪祭祖等活动的热闹景象中，均显示出较强的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

(5) 景。以“景”为重点的社区营造力图进行社区空间的创造性建设。它更强调社区在生活美学上的意义，是居民精神生活享受的源泉。社区景观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居民精神上的群己边界符号，从“我们楼下的喷泉”“我们门口的牌楼”到“我们的广场花园”，我们能从居民对社区的描述中理解居民认知“我们的”社区往往会从社区的标志性景观开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创意文化产业逐步被引入社区景观营造。创意文化产业能为社区生活提供缤纷多彩的场景与体验，是中产阶层热衷追求的社区生活方式，例如许多地方出现的社区栈道、创意书屋、咖啡馆或墙面艺术涂鸦等。无论是想象的城市还是想象的乡村，创意文化产业都能把社区想象变成现实场景，从而丰富社区空间的意涵，并用空间意涵丰盈居民的社区认同感。

(四) 社区营造的目标：营造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党的根本奋斗目标是不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社区建设的好坏则是人民评价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标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作为我国未来几年社区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强调了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基础。而中国城乡社区建设中主要的治理困境是自下而上的动力不足，归根结底是社区共同体并未普遍形成。

社区营造成为近年来解决城乡社区建设困境的一种实务的尝试。从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过程。通过营造人、文、地、景、产的整合性社区复兴运动，既营造空间也营造社会关系，并致力于提升社区的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因此从实践层面而言，社区营造应该以社区美好生活的实现与否来作为目标，以突破现有的社区困境。

三、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

既然社区营造的目标直指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建设的蓝图，那么，社区营造如何打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实现美好生活呢？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了社区营造是以社区空间再造实现社区共同体再造。本文选取了调研中城乡两个案例来进行分析，这两个案例都是通过社区公共空间的改革引起了社区中社会关系的重塑，最终实现社区中居民自身的改变，清晰地体现了从空间到社会关系的实践逻辑。

(一) 仓东村：从空心化村落到共享社区 1. 基于祠堂再造的公共空间重构

祠堂是宗族祭祀、崇拜宗祖的场所，也是村落中最重要的社区公共空间。学者认为，祠堂具有两重性质，首先是宗教性，能产生社会整合作用；其次是集合性，是村落中族人交际的场所、宗族政治的舞台^[20]，因此祠堂在村落变迁中依旧保有重要位置。祠堂的修缮与更新是在地村民们的共同利益目标，也是社区各个主体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地，整个修缮过程能重新发掘社区的人脉、资源等，发扬本村落和本氏族的传统文化，凝聚社区共同体。仓东村正是以重修村落祠堂为契机实现了社区主体之间关系的改变。

仓东村位于广东省开平市塘口镇仓前村的东边部分，是谢姓族人迁入开平塘口镇的始居地。鸦片战争后，仓东村民开始外出谋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村闯荡的华侨陆续衣锦还乡，在村中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相继建成洋楼住宅、碉楼、祠堂，成为典型的华侨特色村落。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村民又开始外迁，如今村中的村民日益减少，空心化严重。村中现存建筑51座，居民50多人，多为老人。2010年，旅港的仓东村后代谢天佑博士计划出资修复村中两座祠堂，邀请了五邑大学建筑系的谭金花博士开展修复工程。作为开平本土知识精英的谭金花围绕祠堂修复这一契机，在2011年与村民共同设计了以“仓东计划”为名的总体社区营造蓝图。“仓东计划”是以世界文化遗产保育理念为发展依据，将遗产教育和深度文化体验融入社区建设，带动村民树立遗产保护的规范，并尝试建筑修复、文化保存、社区重塑等。2013年“仓东计划”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资助，以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开始打造仓东“共享社区”，经营以村落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教育基地。“仓东计划”让这个以留守老人为主的典型空心村成为吸引世界目光的共享社区，并在2015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奖。

2. 从空间变革到社区共同体重构

从修缮村祠堂到整个公共空间再造为主的“仓东计划”，在社区营造中如水面涟漪般圈圈层层凝聚着村落的共同体。它打造的共享社区其“共享”包含三个圈层：内圈是仓东村居民，“仓东计划”始终强调他们是社区营造的主体，初期他们只是跟着参与祠堂等主要物质文化遗产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施工，中期他们开始被带动围绕祠堂空间内的传统活动展开对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后期他们主动捐赠自己的财物投入营造并成为“仓东计划”真正的核心主体；中圈是从仓东走出去的海内外移民，从“仓东计划”的系列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中，他们的故土情怀被唤醒，主动加入社区营造中，例如每年祠堂举办的各种节庆通过互联网向全国全球的仓东人进行共享直播；外圈是海内外来仓东村的访客，他们在村落空间的生活和旅行中感受到当地的文化与价值，成为共同的“仓东人”。这三个圈层遵守三个共享原则，即物质空间及物质资源共享、发展目标共享、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共享。基于三个共享，社区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首先，仓东社区营造强化了村民对社区共同体身份的认同。随着“仓东计划”的展开，围绕村落重建和建筑物修复，不论是否居住在仓东村的村民，都积极参与到祠堂的重建当中来。凝结了每个人理念和汗水的修复成果又成为了仓东身份认同感的来源。营造中村民能发掘手艺潜能、建立了文化自豪感，自觉地参与保育工作，还能够自信地与来自各地的访客分享生活经验，不仅让本土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复兴，更让村民对乡村价值有了新的认知。重建工作唤起了大家对村落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和形成了凝聚社区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其次，仓东村的公共空间营造培育了村民的社区公共性。整个仓东计划始终坚持村民的参与设计和参与建设，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公共议题——社区建筑物修复和民俗恢复进行分工与合作，促进了社区公共性的产生。仓东村祠堂等公共空间的修复花了大量的时间转变村民的意识，让村民从一开始“我们村花钱雇佣你们来维修”，到认识到需要自己去回忆、记录仓东生活史，跟专家和志愿者一起商议、合作来恢复重建我们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栋半年就可以修复的老楼仓东村就花了三年，但是三年时间让仓东村村民的公共性与历史遗产一起复苏。原本落寞的空心村里留守的老弱妇孺们开始热情地投入民俗的恢复，自己捐赠建起村落博物馆并自己管理，自己接待全世界的访客。在基层党政组织、“仓东计划”运营团队和志愿者的支持下，仓东村村民习惯了平等协商自主自立地解决自己的社区问题。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公共领域内，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表达观点、意见、建议与批判，通过沟通协商从而形成共识性的公众舆论与价值规范，不断生产出社会公共性^[21]，而公共性进一步促进了仓东村的社区整合和共同体形成。

3. 仓东村社区的营造逻辑

仓东村的社区营造围绕社区文化传承而起，是以“文”为主的社区营造，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对社区建筑物及景观的改造，扩展到“景”“地”，并形成了特色的文化教育基地，成为促进本地经济的“产”，并最终影响到“人”的营造，重新唤起了空心村落的活力。这种行为的驱动力来自村民之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强烈的情感。在村落保护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村民及其后裔以各种形式加入了公共事务之中，加强了对本村本氏族的认同；另一方面，外来工作人员、志愿者甚至访客也积极参与到村落重建和文化传承之中来，成为村落共同体的一部分，弥补了空心村因村民流失而导致的共同体溃散、失序的问题。仓东村的实践有助于我们思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振兴之路该如何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重建村落共同体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二) 新河浦：从“罚单”社区到自治社区 1. 基于停车空间重新划分的利益空间重构

社区秩序形成离不开社区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社区各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各主体的行动能力便构成社区秩序的社会基础。城市社区中，不同利益主体在社区中以各自的利益作为其行动的基础，而各方利益的交集之一是社区中的可支配空间。各个主体通过对社区中空间的占用及支配，构成了社区的基本秩序，决定了社区居民们的利益分配。而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形成，正是需要打破原有的空间格局，各个主体在协商与共同治理的基础上，形成可共享的社区利益。广州市新河浦社区正是在改变社区公共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各个群体的利益，尝试构建社区居民的共同体。

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社区位于东山街的西南部，附近有中共三大纪念馆、东山湖公园、百年历史的华侨洋房等，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历史风貌建筑博物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社区环境，新河浦社区面临着居民数量多、外来游客多、社区车辆多，而道路面积窄、车辆停放乱等“三多一窄一乱”问题。由于传统街坊社区没有规划停车场，只能停在市政道路上，因而停车难、交通乱问题更是老城区尤为突出的社区问题。

为解决社区停车困境，新河浦社区居民开始尝试自治解决社区问题。2015年2月，30多位居民自愿成立了居民停车自治管理小组；2016年3月，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路段居民互助会正式登记成立。新河浦居民路段互助会是广东省第一家由本社区路段的居民自主组成的民间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目前，互助会有17个理事会成员，256位车主会员，100名以上的志愿者，组织了新河浦社区近20%的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来。

2. 从利益重构到共同体重建

首先，新河浦社区通过寻找居民利益共同点的方式，团结居民，共同协商社区问题。停车位的划分与管理涉及所有居民的共同利益，因而受到居民的集体关注。新河浦社区居民通过召开居民大会等动员方式，发动了新河浦路段近9成居民参与到协商解决问题的行动中，最终居民代表商议决定以居民重新划分公共空间并自管的方式解决社区停车问题。目前新河浦社区居民们自治管理的路段总长1 600多米，同时组织社区中1 500多户居民加入到社区中8个微信群，并在微信群里实时了解社区的交通状况，并聘请了12名居民住户担任停车管理有偿志愿者，管理停车工作。经过这一系列措施，新河浦社区的交通与治安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治安问题而导致的报警数逐年减少，由2016年的35宗报警，下降到2018年的13宗。

其次，在利益重构的基础上，社区自组织扩大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范围，进一步强化社区共同体。占用了社区公共空间停车位的居民们主动提出要回馈社区，互助会通过组织多种志愿者活动来回报社区，让社区中其他群体也得到实惠，打造社区邻里的共同体。如组建社区能人服务队，义务为社区有需要的人士服务；着眼保护、继承和发扬东山文化，每年开展老街坊午餐会，开展“东山口述历史”项目，组织社区居民进行历史回顾，抢救社区历史记忆，建立社区新旧居民们对社区的了解和认同，增强社区的归属感。

3. 新河浦社区的营造逻辑

新河浦社区的营造是围绕社区停车难问题开展公共空间的重构以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逐渐形成了本社区的社区自治组织，并以“人”的营造为切入点。同时，通过营造邻里互助的社区文化，以“文”促“人”，通过社区之间的居民互助协商，打造社区共同体。其行为的驱动力来自于社区居民之间的共同利益，通过对社区内停车空间的再造，重新分割社区内居民的利益，达到居民之间利益的一致。在重构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居民由于得到了实惠，进而愿意反哺社区，通过对社区景观的保护、社区文化的传承等方式，唤起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对新河浦社区的认同，建立起邻里间的互信互助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共同体。

(三) 从社区空间再造到社区人再造的实践逻辑

从仓东村社区和新河浦社区以及其他成功社区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个基本逻辑是社区通过空间的再造形成了社区共同体的再造。一方面，空间的再造是社区关系再造的出发点。社区中的权力分布往往是通过空间来表现的，通过尝试改变空间，社区中的人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议题和目标，如仓东村社区修缮村落建筑和道路、新河浦社区重新划定停车位，围绕着这个议题和目标，社区中的不同群体和各个人员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情感进行协商，引起社区内的互动，最终达成协商结果，这是从空间改变到社区关系改变的实践逻辑。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内不同群体和各个人员之间的互动，社区中权力的重新分配得以实现，由此将形成新的社区结构，外显在社区空间上，并内在结成社区共同体。不论是从“人”的营造出发，还是最终回到“人”的营造。社区营造中的核心主体居民(村民)并不只是简单地参与社区事务，而是基于对本社区强烈的情感，成为社区利益的共享者、社区景观的打造者、社区文化的传承者等，通过个人的行为和决策反哺促进社区的生态发展、文化发展等，进入人地和谐一体的理想境界。

四、社区营造何以可为

从调研中可以发现社区营造的实践逻辑就包含在同时关注空间与居民的整合性总体营造之中。来自实践总结的人、文、地、景、产五大社区营造议题，全面地概括了社区驱动力的来源。最后还需要解析的一个问题是，为何从人文地景产等议题出发，能够在空间再造中再造共同体(见图 1)。

任何理性人参与行动的驱动力往往都是来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即利益和情感。利益与情感可单独作用，合力则更强。在五大议题中，人是社区行动的主体，重要的是如何在“社区人”不成熟的情况下，将他们动员起来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这也是一开始我们论述过的社区建设瓶颈。我们把与“人”同在整合议题中的文、地、景、产拆开来看，就可以发现社区“文”“景”的营造其实是从精神生活层面不断唤醒居民的社区意识，打造情感共同体。而社区“地”“产”的开发与经营其实是赋予居民共同的利益目标，打造经济共同体，即空间的再造实质是形成社区议题的基础。而这个基础能产生因情感和利益的共同驱动。而社区营造中的人、文、地、景、产并非孤立地存在，它们在社区内的发展中是相互依存与促进的。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何社区营造应是整合人、文、地、景、产五大社区发展方向的总体营造。尽管因地制宜其发起偏好有所不同，但整合性发展是社区营造成功的关键。在社区的总体性营造中，人们在不断地营造行动中主动地凝聚，建立起邻里亲密关系并逐渐形成社区信任，社区共同体得以再造。归根结底，社区营造是通过营造“我们”的空间，重新凝聚真正的“我们”，并携手致力于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建设。“社区人”在社区议题的实践中逐渐成熟，在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不断推进中，美好生活便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