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日，第三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城市观察》杂志社联合承办，会议以“粤港澳大湾区时代的广州(南沙)愿景与战略”为主题。会议伊始，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陶韶菁代表主办方致辞，指出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地区。全球最发达的城市大都位于湾区中，排名前50名的特大城市中，港口城市占90%以上^[1]，因此，人类近500年的发展历史是“向海而兴”的过程，比邻海边是发展的核心增长极。2200多年以来，广州与国家的命运交融交织。现在广州已经成为国家级创新中心城市，目标是成为国际创新枢纽城市。南沙更是集国家、省、市多种战略机遇的重合，是城市的副中心、自贸试验区、国家级新区，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2]。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前进，广州如何进一步发展，南沙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是本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的核心讨论话题。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格局 (一) 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挑战

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宇星教授认为，自然成长出来的湾区需要具备三个基础特征，即合适的湾区空间尺度、统一的湾区行政管辖以及强烈的湾区心理认同。三个特征的产生往往不是通过规划得出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性。目前世界上主流的三大湾区对应的是大都市圈或者都市区的概念，而中国的三大湾区对应的是三角洲或沿海城市群的概念，两者在结构上有本质区别。例如，旧金山湾、东京湾、纽约湾是属于大都市区的概念，具有行政统一管辖的内在属性。相比之下，城市群的概念则是多个联系紧密的都市区连接而成的。城市群的概念范畴包含都市区，而都市区的概念则无法包含城市群。从这个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本质上还是一个三角洲城市群，其空间尺度大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但并未形成统一管辖的行政属性。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同属粤文化圈，但其内部包含两个特别行政区、两个经济特区、三个自贸区等亚区域，在复杂的地域复杂性影响下，较难产生湾区心理认同感。

(二) 国际一流湾区与世界级城市群

张宇星教授提出，湾区应是一种环形协同的空间结构，表现为“1+X”模式，即由一个中心和若干个组团构成。其中，湾区由于内在存在基本的空间联系，并且具有基本的行政法律、行政管辖、心理认同基础，因此在湾区内部形成一种协作共同体。相比之下，城市群的三角形竞争结构与湾区的环形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城市群的“ABC”结构中，中心城市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城市竞争，虽然这种竞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形成共同体，但是与湾区协作共同体有所差异。其中，湾区协作共同体是纯粹的协作关系，而城市群则是基于竞争关系的共同体。在竞争关系的“ABC”结构中，三个中心城市的高端功能不断持续升级，伴随着低端功能的不断外溢，呈现从中心向四周的波浪延续的过程。同时，在城市群的“ABC”结构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边缘城市。由于中心城市越来越趋向高端化，而将低端产业排斥到周边的边缘城市，因此导致中心城市越来越“空心化”，即不断吸附高端的生产服务业、高端的生活服务业。以深圳为例，深圳早期是一个边缘城市，位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在早期主要承接了大量来自香港的实体经济。如今，深圳开始产生外迁功能，例如相对概念较虚的高端研发产业，而更加倾向实体经济的产业正扩散到相邻的东莞、中山、惠州等地。

(三) 粤港澳大湾区的南沙“留白”

在珠三角大城市群中，南沙处于一个共同的“断裂点”位置。虽然从行政角度来看南沙属于广州管辖，但实际上南沙可以看作是一块巨型“飞地”。此“飞地”并不具有贬义，不是“三不管”地区，而是指全球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功能载体，即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的节点功能。南沙并非强行规划产生的湾区中心，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对整个珠三角城市群具有内在的吸收作用。但是，因为目前的南沙内在发展内容尚未被填充，南沙的内在吸收作用仍未发挥出来，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值得期待。南沙是珠三角城市群的一个共同推斥中心，换句话说，三个中心城市都需要把部分外延产业往外迁移，南沙就成为三个城市产业外迁的目的地，因此，实际上南沙体现出来的并非共同凝聚中心，而是反引力中心。共同凝聚中心指周边城市都将最好的东西放到这个地方，但南沙恰恰相反。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与《南沙2035+战略咨询规划》提出了众多概念，但其中的主要功能都是深圳、广州、香港自己最注重并最想留住的内容。南沙是否有这个能量把这些核心功能全部搬过来是南沙发展的主要问题。在这方面，深圳曾经试图与香港的现代服务业进行合作，但是成效不大。从南沙的角度来看，由于南沙处于珠三角大城市群的断裂点当中，那么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珠海这些大城市会将这些最具有创新能量的，甚至是目前最为核心的功能转移至南沙吗？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愿景 (一) 城市竞争背景下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

黄慧明总规划师指出，1933年时广州是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和南方商贸中心，其工厂数量在全国位列第四，资本位列全国第二。1978年，广州GDP跌至全国第八，低于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1991年，广州又重新回到GDP全国第三，并一直延续到2017年。在这近30年当中，广州的城市发展一直是延续着逐渐提升的态势。近年来，由于各种城市排名的出现，例如阿尔法+、阿尔法-的城市排名，“北上广深”的概念，大家开始热衷于对城市区位进行争论^[3]。这个争论是源于GDP考核机制的核心作用，所有城市最后的考核基本点是GDP。虽然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弱化GDP考核，但实际上这种效果最后还是没有减少。自从10年前广州将天津设想为一个预设目标的时候，注重GDP考核的状况就一直存在于广州的城市发展中。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在2/3财税要上交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将近30年的提升式发展态势，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成就。由于资本导向往往倾向于新兴产业，而广州实际上在这一领域的沉淀相对不足。但广州仍在这一方向上持续加强，例如2018年第一季度广州GDP增长4.6%，而广州工业固定资产投入、财政收入和相应科技比例投入在持续增加，增加至10%以上。

关于广州愿景的讨论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资本，在未来这一核心功能将会面临什么挑战？从数据来看，广州的城市发展已产生相对较优的成果。例如，从去年社会消费品额和相应的会展展览面积来看，广州均居于全国前列。同时，虽然广州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从37位上升到32位，但是其金融业对于贸易业的支持仍然有限。另外，广州跨境电商数量上升比较快，但整体仍落后于杭州，这些是由转型带来的阵痛。

从广深数据的对比来看，深圳位于继北京与上海之后的第三位，而广州2016年进出口总额只有深圳的1/3不到，其中出口额也只是深圳的1/3。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时代下决定进出口贡献的主要依靠高科技产品附加值。例如深圳出口一台华为或中兴手机，可以胜过广州出口一箱散货。因此去年广州的散货量上升很快，港口吞吐量已接近6亿吨，但是整个价值量仍然较低。由于手机等高科技产品依赖集装箱运输，而广州集装箱占比较低，6亿吨货物总运量中广州只有2000万标箱。

黄慧明总规划师指出，通过对全球的商贸城市进行排序并运用各种指数分析后显示，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数是进出口在3000亿美元以上。只有四个全球城市和部分全球二线城市达到这一指标，属于全球性的国际商贸中心。在这些全球城市中，商品额、会展量、国际会展面积都远远超过广州。例如，纽约在实体贸易方面发展较快，广州的批发零售货物总量与纽约相差接近一倍，广州是1200亿美元，纽约是2000亿美元。在其他服务贸易方面，广州与纽约差别更大，纽约商品交易所2016年第四季度的交易额就已达到1.2万亿美元。这种交易活动带来的生活方式可以在芝加哥生动体现出来，即芝加哥下午的交通高峰期不是6点钟，而是4点钟，因为这一时刻是美国期货市场的闭门时间。新型的贸易服务形式对现代城市影响巨大，例如在早期靠转口贸易发展起来的香港，在2000年后，由于新兴贸易形式的发展，离岸贸易一举超过转口贸易成为香港最主要的贸易类型。到2015年，香港离岸贸易达到4.3万亿港币，远远超过转口贸易。这种新的港口形式不再是以货物简单的运输和增值服务为主体，而是在多元金融支持体系下的服务港口。

在这种背景下，广州的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不应再依赖于建设若干个批发市场或成交多少交易，而是应该更多利用新的政策与金融手段来实现国际贸易的再次腾飞。南沙的国际自由贸易港是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再次焕发新机的重要起点。

(二) 存量规划语境下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的矛盾

清华大学田莉教授对广州的城市更新历程进行系统总结与归纳得出两个特征。第一，广州城市更新呈现出以国有工业用地改造为主的房地产开发导向的特征。在广州目前171个更新项目里，只有一例是集体旧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集体旧厂权属较为清晰，而集体建设用地先天具有土地产权模糊的特点。第二，集体建设用地更新呈现缓慢前行的趋势。由于集体土地产权是非常模糊的，其背后拥有众多复杂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减少社会矛盾，广州三旧改造相关规定提出，需90%以上的业主同意才可以进行规划编制与审批。但是，在旧村内部往往缺少有效的协商机制。首先，村民之间通常形成众多小组，这些小组所持有的土地及其所在的区位价值均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小组集体中很难就改造模式达成共识。例如，广州市番禺区在三旧改造政策支持下启动11个村的项目，但事实上这些项目均推进缓慢，各方难以达成共识。其次，集体建设用地的症结在于“吃租经济”，在某些情况下，土地用来租给香港的制造业进而形成土地股份合作制，村经济较为依赖于土地和厂房出租，具有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前景并不是特别的明朗，很难激发村集体的改造意愿。

在2009—2016年，广州的三旧改造呈现三个80%的特点：第一，80%左右的项目改造后以商业办公为主，属于趋向价值更高的土地使用类型的开发；第二，80%左右的项目是旧厂改造，其余大多是旧村改造，只有一例是旧城改造；第三，80%左右的项目改造方式是拆除重建而非综合整治，即把原来破旧低矮的城中村，改造成高容积率的现代小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用地没有进行新的扩张，但是立体空间出现很多增量。这种模式也导致了一定的问题，即改造过高的容积率。在深圳，单个地块甚至有超过20%的容积率。在广州，相似高容积率案例也已出现，例如猎德村改造完的容积率接近6.0。总体来看，这种过高容积率的改造对交通、教育设施等城市公共设施的配套压力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三)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粤文化枢纽

华南理工大学王世福教授认为，大湾区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即如何推动港澳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在具体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必然是一个空间共同体，但它不是一个发展最好的空间共同体，所以产生大量话题需要讨论。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空间必然值得展望，对于香港特区能不能向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拓展，全世界都有一种预期，但仍有待讨论。其次，从内部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开展跨境、跨制度的合作。如果粤港澳大湾区不是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湾区，什么东西可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更高的一体化？应综合考虑粤文化与全球华人的要素。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提出千年大计——粤港澳大湾区，带有提振空间想象力的意义。在中国彰显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南沙应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4]。

黄慧明总规划师认为，在文化交往层面，广州具有丰富的资源：在3000万海外华人中，粤语系占了一半，而粤语的故乡在广州。无论是全球地域还是一二线城市，都是文化交往的主要中心，伦敦的城市复兴就是以文化为先导进行的。广州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在全国排在11位。广州是一个体育城市，三次体育盛会促进三个城区的发展。

三、粤港澳大湾区的南沙战略 (一) 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超级港

南沙建成超级港口是未来南沙最大的可能性，泛珠三角城市群是一个结构性推力造成的自然结果。但是，南沙超级港口与传统意义上的港口不一样，首先南沙是整个城市群共享的港口，是给深圳、广州、香港、澳门、珠海共用的港口。这样的港口，它的结构跟传统单一城市的港口完全不一样，包括在结构上、管理上、网络上都具有差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城市群共享港口，它还是有局限的。基于传统城市群推斥作用下聚合而成的传统港口，只是南沙的1.0版本。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认同把珠三角合并起来，将南沙打造成一个超级港口，但是这样的港口实质上还是传统港口，还不能代表真正的南沙，那么真正的南沙未来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仍有待回答。

传统港口是在现有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流通消费模型下，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空间节点。目前所有的港口都是集装箱、散货，前提都是基于现有的大批量标准化输出。中国制造输出，外国制造输入，它是基于现有生产流通消费模型框架，这种框架目前正在发生改变，在当前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提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也会发生改变。南沙作为一个定义中的超级港口，注定也会很快转型升级。首先，南沙需要发展成为超级港口的1.0版本，如果连这个1.0版本都没有，那么2.0版本不会产生。2.0版本的南沙是一个未来港口，需要超前谋划这种未来的趋势，并为之留白。第一，功能不能偏离，不能过度谋划。第二，战略定制清晰，实施起来避免简单粗放式，不能为了发展超级港口将现有土地资源全部占据，而需要为未来的转型留下“空白”，即未来发展的余地。

未来港口是一个将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连接起来的空间节点，是以全新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方式为基础的港口。虚拟世界是无限大的世界，是一个新世界，甚至超越全球地理世界的地域界限。但传统的物质世界是基于现有全球化的理论体系下，以国家为载体的物理空间，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未来新的生产、消费、流通方式，是定制生产、定制消费、定制体验，是基于工业4.0的一种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4.0核心是虚拟世界向物质世界直接投射的结果。目前互联网手机的真正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仍是基于人跟人之间交往联系的作用，其生产性价值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整个虚拟世界，我们刚刚才到口岸边上，还没有进到大陆里面。未来南沙2.0应朝着未来港口的方向进行开发建设，即作为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连接的港口，可看作是将定制生产、定制消费、定制体验整合在一起的窗口，由此可以实现虚拟和现实的相互穿梭。

未来南沙2.0是一个港口，但不再是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型下的落日夕阳，而是面向新生产、新消费的远航起点。其中，新生产区包括定制生产实验区、定制生产展示区、定制生产接待区、定制3D打印中心、工业4.0研发中心等；新消费区包括定制产品交易区、定制产品展示区、定制产品配送区、定制集成中心、新购物中心等；新体验区包括定制VR游戏区、定制混合现实区、定制AI体验区、定制区块链公社、科幻者乐园等。

(二) 南沙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试验区

在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之间存在差别。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角度来说，南沙并非位于广州的城市空间结构内。因此，在谈及南沙的战略发展时应当将其放在区域空间结构尺度下讨论，也就是说，南沙是广州的南沙，但并非广州空间结构内的南沙，而是区域空间结构内的南沙。南沙从广州的边缘城区发展到现在，未来一定是湾区的区域中心。在这样的认知上面，未来的南沙定位，不再是广州总体规划提出的副中心概念，应该将其提升一个档次。一方面副中心的定位已经较高，在早期规划中南沙是作为一个新城区，只是一个功能分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新城概念。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里面，如何引入多元的主体，不仅仅是广州主体，而是更加多元的主体，共同聚焦在南沙，把南沙提升到更高的定位档次里面。

从粤港澳区域背景里看南沙的发展，按照传统意义的珠三角，它是自下而上的。对于南沙而言，政府是不是可以做政策红利，比如说深圳有特殊政策红利，别的城市不能做的事情，在深圳可以做，那么南沙是否也有可能获得此政策红利？这个问题在谈及南沙战略时应予以考虑。

从城市历史发展规律来讲，香港、上海与深圳等城市的发展与崛起，对于南沙战略具有借鉴意义。在深圳，大量企业是根植于本地逐渐成长，依赖深圳包容的创新创业政策，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创客群体。南沙应包容性地把创新人才和产业集中在一起，需要政策创新与科技包容。在中国传统的治理架构里面，往往是不大可能整体由政府引导转型，但是在局部往往可以进行先行试验。例如，在粤港澳湾区可以把南沙作为创新区，作为一个试验的场所。在深圳与东莞，目前已经没有试验的可能性，特别是深圳的产业、体量、社会结构已经没有试验空间。广州是宜居花城、全球活力城市，是新时代改革的试验区，意味着南沙的活力可能使南沙形成与老城区不一样的氛围，诸如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落地的机会，但南沙或许能够提供一个机会。

珠三角的发展是有波纹递推效应的，一开始是深圳。香港将自身难以扩展的制造业与工厂等搬到深圳蛇口，而深圳又将自身不愿意做的制造业迁到东莞、惠州、中山等地。虽然现在对于南沙来讲不太可能做这些产业，或者是不太可能做其他城市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南沙还有其他的新兴产业可以去做实验，比如说无人机、无人驾驶等创新活动。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产生了一个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概念，在城市建设与技术创新方面，传统治理手段可能会碰到政策壁垒，也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若放在南沙则也许有落地的可能性。对于南沙来讲应该采取一种比较包容性的态度，作为创新发展试验的区域，在其他地方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错误，但是南沙在一定程度上可允许试错，有助于推动实际的创新发展。

四、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规划建议 (一) 坚持南拓战略，发挥广州在大湾区城市群中承东启西的核心城市作用

张宇星教授与袁奇峰教授一致认为，广州要坚持南拓战略，通过南沙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针对深中通道建成后所形成的东西岸快速联动与广州城市腹地化现象，南沙是突显广州作为大湾区核心增长极的主要空间载体。广州未来在大湾区发展中应该把目标瞄准“西南三角”，果敢实施“西岸战略”，不要把中山甚至西岸“拱手相让”深圳。因为深圳已经雄心勃勃制定了“声东击西(岸)”“指南打北”的“攻城掠寨”战略，应该引起广州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东强西弱的格局中，南沙不仅是推动粤港开放互动的抓手，还是争取珠江西岸资源和腹地的前线“阵地”。以南沙为创新核心与文化枢纽，广州应系统整合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战略资源，为打造珠江西岸产业战略平台提供支持。

赵渺希教授认为，广州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建设宜居花城、全球活力城市的定位。既然是活力城市，就应该允许试错。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国家疆域尺度和人口规模决定了制度创新往往以点状布局的方式先行先试，无论是广州的一口通商，还是1950年之后的香港，均是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一种特定制度安排。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广州应增加包容度，可以将南沙打造为大湾区的“试错特区”，积极承担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并以此吸引广大创新人才聚集于南沙(硅谷的技术创新品牌内涵也意味着包容、试错，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进步也是得益于城市的开放包容)。南沙可以提供丰富的城市创新活动，为探索性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制度支撑事实上，2018年7月高达50万产能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落户上海临港。就交通区位而言，浦东的临港同样处于城市发展的末端，也是以大小洋山港口为依托，与南沙新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尽管这一中国最大的外资项目与南沙看似关联不大，但新兴产业的注入对新时期城市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实现产业方面的活力城市愿景。

赵渺希还认为，南沙不仅仅是广州的副中心，更是大湾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性支点。在城市的发展潜力方面，深圳自身的腹地较小，既有空间资源难以承载大型项目，香港的产业发展路径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在此背景下，广州的战略应与香港、深圳形成互补性的协同关系，主动承担可能的重点项目。在地理区位上，南沙位于深圳、香港、广州主城区的几何中心附近，并将与三地之间进一步形成相对便捷的交通联系，因此南沙的定位不仅仅是广州主城区之外的一个副中心，更是粤港澳三地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支点。

(二) 深化广佛同城，打造粤文化核心枢纽，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

王世福教授指出，应积极以粤文化为粘贴剂，将广州打造成为世界粤文化核心枢纽，孕育发展粤文化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活方式，强化其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的地位^[4]。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互利合作，政策创新需要积极展望如何在大湾区内借鉴和推广香港成功的一些制度经验; 如何深化粤港澳跨境跨城合作，以“大广州”与香港为主体共同形成一种基于粤文化(Cantonese)的湾区文化合力，从而实现跨制度的资源整合，强化文化自信的全球华人共鸣效应。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是建立跨制度的空间共同体，首先应该具有高效率的粤港澳跨境跨城共享服务以及资源调配能力，其次应该具有高能量的协同创新能力和全球领导力，最后，应该具有最高品质的湾区一体化生活空间，这是粤文化再次走向全球高点的重大机遇，非常前瞻和值得期待^[5]。

对于广州而言，亟待识别“大广州”的实际协同与辐射范围，积极担当作为粤文化枢纽的区域战略角色。刘玉亭教授认为，“大广州”是一个区域，而不单纯是一个城市。“大广州”应前瞻为老广州与新广州的交相辉映，要进一步强化广佛同城的“老广州”中心城区，做实“大广州”的核心区。广州的都市区可以视为“大广州”中心，应考虑与佛山中心城区的对接，强化“广佛核心都市区”，引领广佛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的作用。

田莉教授建议通过城市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来提升广州旧城的粤文化内核。改革开放使得广东有较多的制度红利，其中“三旧”改造具有非常大的制度意义。广州应进一步创新“三旧”改造模式，一方面强化市场机制，加快构筑多方互动的“合作型”治理模式，提升旧城区发展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对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的微更新，挖掘粤文化底蕴，凝聚粤文化内核，展示广州作为千年古城的文化自信。

(三) 明确南沙“湾区中心”定位，强化穗港深度合作，建设未来超级港

刘玉亭教授认为，南沙行政上隶属广州，现在是广州的边缘城市，但未来一定要发展为湾区的区域中心。未来南沙的定位，需要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中，多思考如何利用和引入多元主体和多重力量共同参与，实现南沙的共建共治共享^[6]。但在现行城市总体规划框架下，在给出南沙的区域定位后，再回到广州行政域内治理和规划思维，弱化了区域分析的重要性。

袁奇峰教授赞同这个观点，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最终会发展为广佛都市圈和环伶仃洋湾区都市圈。当前，环伶仃洋湾区都市圈的前海、横琴在金融、财税政策等方面皆比广州(南沙)有优势。深圳的前海、会展中心、海洋新城的建设等将把前海打造成环湾区经济圈的CBD。南沙的未来将会是环湾区的第二CBD还是大湾区的副中心，值得深思。

张宇星教授也认为，南沙是珠三角中心城市相互竞争而形成的中间地区和“巨型飞地”。南沙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超级港，可以主动承接沿岸线中心城市港口功能外溢，成为“城市群共享之港”。对标雄安新区，南沙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行政辖区形态，即“国家直辖区”，进一步体现出南沙成为将中国与“新世界”连接起来的“虚实枢纽”之终极价值。

黄慧明总规划师强调，南沙争取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的意义尤为重要，这是强化南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门户的关键，也是广州这个千年商都再次焕发活力的关键。他提出两点对策：一是将南沙从区位中心提升至大湾区的交通中心，强化与港澳的快速直达和大湾区东西岸的交通衔接，同时加快推进南沙枢纽站规划建设，全面对接中心城区；二是承担大湾区核心职能，建立大湾区综合服务功能核心区，构建产城融合的南沙副中心，逐步集聚人口，建设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7]。

(四) 寻求制度创新，促进“湾民”身份认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作为行走粤、港、澳的“湾民”，刘玉亭教授认为深圳市城市建设和治理都在学习香港，但现在的重心依然关注量的扩张而不是质的提升。香港在城市服务和治理等许多方面值得内地城市认真学习。邓昭华教授进一步从工作、居住、投资、服务等要素考虑，提出大湾区“湾民”两种创新管理模式。其一，大湾区可以面对民生有统一的ID管理，使得“湾民”或者外来人口可以接受当地的福利；其二，以“服务湾民”为原则，在大湾区范围内统筹服务设施，与地方财政挂钩，实现“湾民”的生活服务质量的提升。黄鼎曦秘书长表示，大湾区融合的时代已经来临，“湾民”的身份认同亟须同步建构。随着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年内广州与香港之间的通行时长将缩短至一小时内，便利的交通将极大促进城市间的联系。同时，跨境往返机制的运行效率逐步提高，城市协作在政策层面也得到了一些完善，而各城市的市民对于“湾民”的身份认同也需要提上政策议程。

本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最终指出，广州(南沙)的战略与愿景可总结为：重塑全球城市，走向世界名城！

(致谢: 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黄幸博士、魏宗财博士、赵楠楠与梁潇亓等人在该文前期组织整理资料与文字校正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