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人类思想共识的客观生成规律，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简称为“共同价值观”)的重要观点。共同价值观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新表征，反映了各民族普遍追求的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客观实践的统一，对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实践具有反作用。当前，关于共同价值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但对其生成逻辑的研究较为鲜见。事实上，共同价值观生成逻辑的研究关系到其本身“为何来”理论与实践因素的阐释以及“如何来”历史与发展因素的解说的根本问题，是对共同价值观从认知问题到认同问题的深化，也是完善共同价值观内容体系的科学依据。因此，从科学经典的理论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挖掘共同价值观生成的“活水源头”，并从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及国际关系中探寻共同价值观生成的生发力量，使共同价值观的生成过程在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实践逻辑和国际交往逻辑中得到理论把握和实践论证，是研究和完善共同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共同价值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共同价值观的理论生成逻辑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从共同价值观的理论根源和含义界定的理论演绎中析出的生成逻辑；从共同价值观的理论生成本质来看，厘清共同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论的根本区别，是生成共同价值观必须应对的考验和肩负的使命。实际上，由共同价值观本质内容导出的理论逻辑是批判“普世价值”论的思想武器。

首先，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思想基础。从共同价值观生成的理论根源上来看，它的生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和凝练，若没有科学经典的理论为依据，共同价值观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实质就是共同价值观缺失相应的理论支撑系统。共同价值观的理论支撑系统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理论、哲学理论等。从共同价值观的含义界定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意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意识必须有人这个主体，如果不注意主体的层次，意识就容易被曲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其内容的主体是“全人类”，这是人类社会最高层次的主体。由此，共同价值观是全人类这个主体对人类社会客体的能动反映，表达的是全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心理诉求。也就是说，共同价值观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政党或者说某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是凝聚全人类的思想共识，“共同”表示的是属于大家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类存在物”^[2]42，表明人是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类”群体，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环境里，而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独立的密闭空间里，在这种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存在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406价值的本质是主体需求与客体属性之间的满足程度，它是一种关系范畴。这种衡量主客体关系的范畴，不仅是物质层面界定主客体之间关系的标尺，也是人们精神层面满足程度的衡量标准。价值关系范畴里还包含一种价值规范，也就是引导、规范人们行为的原则、规矩。基于上述认识，共同价值观生成的理论逻辑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人性论和实践论。它是全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需要与共同规范的有机融合，不仅是推进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解决共同问题的价值导向，也是维护人类社会共同秩序，判定矛盾、是非、利益关系的重要价值标准。共同价值观具有厚实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它生成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石。

其次，瓦解和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论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重要使命。一些人以“普世价值”论来消解共同价值观，认为共同价值观是东方文明的同化政策，是中国的文化霸权主义，甚至认为共同价值观是西方“普世价值”论的中国版，严重混淆了共同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4]925要求我们要透过现象认清事物的本质。“普世价值”论涵盖三个重要的层面：“这种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普适性), 即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不变性)，它不是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是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是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普遍必然判断)来表述的。”^[5]简单来说，“普世价值”具有永恒性、超越性、绝对性、抽象性。应在厘清“普世价值”的基本特点时，揭开“普世价值”论戴着的虚伪面具，揭露“普世价值”论的虚假本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主体的需要对客体属性的满足程度。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都是衡量价值的重要因素，价值主体是多元存在的，既可以是整个人类、国家、民族和个人，也可以是历史的主体、现实的主体或未来的主体；客体的属性也是多样的，可以是物质存在，也可以是精神存在。“价值既来源于客体本身的结构，又取决于主体的活动”^[6]96，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满足程度，属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范畴，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相对性的特点，这就揭示了“普世价值”论永恒性、超越性的悖论。同时，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性关系的总和。”^[7]139具体而言，人不是个体的抽象物，而是具体现实的人，现实的人都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活在一定区域、国家和民族结构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统一整体的阶段、区域、国家和民族之中。每一时代、每一国家的生产方式、历史文化、社会制度都对人的意识和社会价值理念产生重要影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2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国家、民族、区域的思想价值观念都不一样，社会意识的发展性、开放性、实践性，揭露了“普世价值”论有其自身的虚伪性、封闭性、狭隘性。共同价值观的理论演绎逻辑是批判“普世价值”论的重要思想武器。

文化逻辑意味着共同价值观的生成与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凝练与升华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丰富营养，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共同价值观具有内逻辑的契合性。中国优秀文化中就蕴藏着丰富的“以人为本”“和为贵”“和谐共生”思想，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与开新是提炼共同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必然推动着文化的更新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共同价值观的生成与提炼是一个动态发展和不断融合的过程。遵循世界文明朝着多元多样方向发展的基本规律，引导多元文化共存发展和避免文明霸权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现实需求。

首先，返本与开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根”与“魂”。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共同价值观，自古以来，“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思想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669赓续优秀传统文化的经脉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主要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阐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将“大道”等同于“共同价值”，将“为公”等同于“全人类”，充分反映了共同价值观的本质特点。“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力、有吸引力，不是靠穷兵黩武和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9]181分析和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现，追求和谐、公正、民主、自由、仁爱的理想王国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望。在和平维度上，以“和为贵”的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在发展维度上，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也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在民主的维度上，民主与“以民为本”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义，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夫民者，诸侯之本也”等，集中反映了民主及民本思想长久以来都是我们稳固政权的首要前提。在自由的维度上，春秋战国时代，有关自由的思想和精神就比较丰富了，如老子倡导“无为政治”的政治自由，庄子追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生活自由。儒家“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在自由，“有教无类”的教育自由等。在公平与正义维度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公平与正义思想，且通常用公正表示公平与正义的含义。如“政者，正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举公义，辟私怨”等。共同价值观虽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并非只是对固定词义的照搬硬套，而是依据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和时代需求，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性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创造性转化。以“和平”的词义为例，中华传统文化主要表达是国内各民族之间没有战争、冲突的和谐状态，较少强调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共同价值观的“和平”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待。由此，可知共同价值观的生成，既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立足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其次，引导和推动多元文化共存发展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现实需求。在共同价值观生成的文化逻辑中，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立足本来，延续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对中华优秀文化再追寻、再确认；也在吸收外来，汲取各个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对各国优秀文化再凝练、再升华；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厚植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践，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信息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信息交流、文化传播愈加迅速，各国都面临文化多样、价值多元、意识形态竞争激烈的复杂社会图景。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文明开放的全球化旗号，凭借其经济实力、科技优势及网络的主导地位，利用网络信息传播与交流的超越空间、超越边界的特点，向世界推广传播那些裹挟着意识形态冲突的文化价值观，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侵略，推进西方文明扩张，极力宣扬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附带政治性特点的世俗文化，并且千方百计地对其他各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否定，不断实行其文化霸权主义策略。所以，有学者指出“今天人类的全球化只不过是人类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制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趋同，这种趋同不是不同文明的殊途同归，而是某种强势文明即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的全球化”^[10]。另一方面，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文化多元共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样态。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有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政治制度的权力。在人类彼此高度联系、唇齿与共的世界里，每一种文明存在和发展都会对世界文明产生重要的影响，只有“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指出，“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11]文明的交流沟通需要理解与尊重，也需要超越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误解，更需要一种价值理念来应对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文明隔阂。共同价值观是世界人民对全球多元文化存在、发展、交融的实践的反映，始终遵循文化多样性的统一，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勾画了各民族多元文化建设的新蓝图，引导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和共生，并朝着多元、多彩、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推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实践运行中提炼出了生成逻辑，而且满足了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现实需求。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12]18⁷但这不是“细小的利益”，也不是“不变的利己的利益”，而是相互交融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化的国际市场上，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共同价值观最根本的生成动因。共同价值观的主体说到底就是人类这个群体，也是利益与需求的主体。人类主体对共同利益的需求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生发力量，也是共同价值观实践运行的根本动因。在全球化生产发展的时代，满足全球化共同发展的需求，推进人类共同发展，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真正形成起来的。”^[13]544与此同时，促进全球利益融合，调整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实践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内在价值。

首先，顺应全球化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根本动力。共同价值观是全球化生产实践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恩格斯说：“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4]1002世界经济全球化有效促进了国际生产发展与合作，加速了生产要素和资本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一方面，国际社会处在信息技术生产大发展时期，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全球化生产发展的需求促使任何国家的生产发展进步都要与其他国家相联系，而不能闭关自守；各国生产发展的联系促进各国之间利益的融合，任何国家要想可持续发展都应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利益诉求，共同利益是驱动各国共同发展的根本因素，谋求人类的共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加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15]因此，满足共同需求、追求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的客观生产实践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根本动力，也是其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是资本无限增值和扩张本性，资本存在的本质冲动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拥有经济、技术和管理优势，而且掌控国际经济组织、主导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使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当前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结构调整依旧面临不少困难，各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陷入低迷，整体复苏艰难曲折。但是,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自身的主导优势，不断设置各种形式的保护壁垒，强国更强，弱国更弱，国家间贸易、竞争、利益分配等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7]147可见，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全球化并不能持续推进全球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旧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不能反映当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要求。这就使代表全人类共同愿望、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必然产生于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实践需求。

其次，推进全球化生产实践的客观发展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内在价值。“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实践诞生伟大的理论。”^[16]6当前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7]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具有实践性的关系范畴，既顺应时代生产发展的实践需求而生，又是引导和推进全球化生产力发展的实践结果，并在这一实践运行中厚实其生成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共同价值观为解决全球化生产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指引了方向，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共同推进、协调发展提供了价值引导，也为国际社会的共商共建共享提供了指导思路，在其本质内容中涵盖了全球化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要求。如，共同价值观主张“公平”来引导各国之间能够公正处理发展关系和平等商议发展战略，推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主张“民主”来认可各国的发展权利，维护各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尊重各国人民的发展要求，让各国能够共享发展权利。共同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达成的价值共识，能够促使各国齐心协力，推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另一方面，共同价值观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了实质性引导。在共同价值观的引导下，各国能够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去思考自身的发展要求，预测自身的发展前景，帮助其解决国内的相应问题。具体来说，能够使各国各民族认识到各国发展的差异性，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国民要求、生产力水平等不同，其发展模式的选择也存在很大差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否定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复制别国的发展模式，而是要依据自身的基本国情选择合适的生产发展模式。恩格斯就明确地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4]470共同价值观是回应和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关键钥匙，它鲜明地回答了新的发展时代，需要一种反映新的生产发展关系的价值引导，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价值观的实践逻辑在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繁荣的具体实践中论证了共同价值观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并随着生产实践厚植了共同价值观的社会基础。

共同价值观存在于国际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伴随国际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沟通、交流变得愈加紧密和频繁，并在不断的交流与联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普遍认同的思想共识。由此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协商、相互沟通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交流与联系中，各国普遍认同的思想共识是各国能够共存、共生和相互沟通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形成普遍追求和普遍认同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追求，人类就没有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判断标准，也就没有公平、正义、合理的衡量标尺。共同价值观是制约和规范各国发展行为的“制度准则”，重塑国际新秩序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是其生成的主体内容。

首先，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重要方式。“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18]，人类社会每一个体、群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每一个体、群体的活动，特别是国家这一特殊群体的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与其他个体、群体之间发生关系，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并在联系、交流、作用等相互交织的过程中，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由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可知，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联系和沟通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争夺更多的战略利益或者战略资源，使各国各民族之间容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相互争斗、相互伤害、战争冲突等。这就要求各国各民族之间需要不断地沟通、交流、商议来化解危机，避免国际社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各国各民族在共同的讨论、交流、商议的过程中，达成了思想共识；也在国与国的关系演变中，逐渐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这些共识和原则都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基本遵循。特别是在国际交往和生存发展联系愈加紧密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面临着各国各民族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的现实境遇，这使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便利，但同时造成的全球性问题也愈加增多，如国际恐怖主义、环境危机、难民危机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更大范围的混乱和更大程度的灾难。因此，确立和制定出全人类普遍认同和普遍遵循的“制度规范”变得愈加重要。如果国际社会关系中，缺少相应的共同价值引导，就容易陷入频繁冲突的普遍战争状态，人类社会迟早会在世界性战争、重大传染性疾病以及破坏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走向毁灭。共同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维护国际社会生存发展关系的重要价值导向。在国际社会交流交往的发展历程中，生成普遍认可和普遍遵循的共同价值观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

其次，重塑国际新秩序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是共同价值观生成的主体内容。“‘共同价值思想’是习近平审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结合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治理的新趋势，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生发出的新理论。”^[19]共同价值观凝聚了全人类的思想共识，是推进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今国际社会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各种风险日益增多、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旧的世界秩序和价值遵循已经失去了实践的意义，全球治理机制方式、价值理念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重塑新的世界秩序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20]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重塑国际新秩序的时代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1]共同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价值观的生成内容，共同价值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旗帜和价值引领。从内容本质来看，共同价值观最大限度地覆盖了各国的社会实际、各民族的文明特点和社会各层次的意见要求，这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价值目标来看，共同价值观的目标导向就是服务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它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四个层面表达了思想内容的主体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是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是公平与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条件是民主与自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普惠与美好。这四个层次的内容相互促进、辩证发展，为各国走向共生共建共荣的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引导和规范。由此，推进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可以使新的国际秩序深入到国际治理中，有效地改变传统国际秩序的“无序”状态，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使各国各民族能够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国际治理中，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价值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新秩序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其自身也在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中厚植了其生成和发展的价值基础。

共同价值观具有科学经典的理论生成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化生成来源，具有强大的生成动力，多元的生成方式和重大的生成价值。它的生成和发展科学地把握了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全球治理现代化奉献智慧和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核心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相统一的价值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制约和规范各国发展行为的“制度准则”，是重塑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概括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的共同价值观，是影响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各国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美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