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深刻变化,人才水平和教育质量尚未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加强行业紧缺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将产业链-学科链-人才链无缝衔接已是当务之急。“2011计划”背景下的高校协同创新,以提升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为核心任务,深化高校机制体制改革,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1],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从而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广东已成为全国改革“先试先行”的示范区,“先行先试”亦是推动广东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广东高校坚定不移地推进协同创新战略,优化自身资源,积极探索协同创新机制体制改革措施,更好地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加速其转型升级。为准确把握高校协同创新改革发展的现实脉络,及时研究高校协同创新改革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广东省32所高校《协同机制改革与协同创新年度报告》的四个部分为对象进行文本分析:学校协同机制改革创新工作实施方案的主要亮点、学校在实际工作中开展协同机制改革创新的情况、学校有关改革措施及配套政策落实到位及运转情况、协同机制改革创新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发展。32所高校中包括了13所含博士点高校(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以及19所普通高校(东莞理工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财经大学等)。并尝试通过文本分析描述高校协同创新报告中的规律性现象及特点,比较含博士点高校与普通高校在为“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及八项体制机制改革上的差异,以期为我国高校协同创新提供政策依据和策略。
二、关键词提取与规范化 (一) 关键词提取用中科院计算所研发的NLPIR分词系统(也称ICTCLAS分词接口)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并从中提取关键词。
(二) 无效关键词剔除首先要过滤词性,只保留词语属性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词语,对于提取主题词的贡献度不大的特殊词,如数词、量词、代词、方位词、叹词等进行删除处理。然后利用停用词表过滤停用词[2],过滤常见的无意义词,以及一些标点符号、数字等特殊符号,剔除“为了”“关于”等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关键词。并将词语进行合并,继而得到我们需要的关键词。
(三) 相似关键词合并相似关键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含义近似,如“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均用“管理机制”代替;二是顺序相反,如“提升能力”“能力提升”均用“能力提升”代替。把所有关键词中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进行合并去重。
三、数据分析 (一) 词频分析含博士点高校共得到259个关键词,普通高校共得出334个关键词。含博士点高校,频次超过8的关键词共计74个,出现总频次2 201次,占关键词总出现频次的75.13%。对于普通高校,频次超过9的关键词共计85个,出现总频次3 170次,占关键词总出现频次的75.05%。两类高校高频关键词的频次均高于75%,基本代表了两类高校协同创新机制改革现状。本研究分别选取含博士点高校报告的前74个关键词,普通高校报告的前85个关键词作为研究分析对象。如表 1和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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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含博士点高校协同创新报告中高频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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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普通高校协同创新报告中高频关键词 |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一项核心任务是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长期以来高校各创新要素发展缺乏有效结合,管理分散,高校间同质化趋势明显,综合性、多功能的优势没有体现。“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个泛指的要求,人才是指优秀人才的集聚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学科是指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的学科集群能力,科研是指发现并解决重大问题的组织管理与协同研究的能力。人才是根本,学科是基础,科研是支撑。基于此,本文首先划分高频关键词在“三位一体”(人才、学科、科研)三个领域的分布,并对含博士点高校与普通高校“三位一体”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含博士点高校的74个高频关键词在人才、学科、科研三个领域分布如图 1a、图 2a和图 3a所示。可以看出,在“人才”领域居首位的关键词是“人才培养”,频数合计为227,显著高于该领域其余关键词(频数均低于50)。在“学科”领域,高频关键词频数介于8 ~ 76,差异不显著。在“科研”领域居首位的关键词是“协同创新”,频数合计为362,居次位的关键词为“机制改革”,频数合计为258,这两个关键词显著高于该领域其余关键词(频数均低于68)。普通高校的85个高频关键词在人才、学科、科研三个领域分布如图 1b、图 2b和图 3b所示。在“人才”领域居首位的关键词是“人才培养”,与含博士点高校相同,频数合计为224,显著高于该领域其余关键词(频数最高为84)。在“学科”领域居首位关键词不同于含博士点高校的“学科建设”,而是“资源共享”,频数为121,且关键词之间数量差异也高于含博士点高校。在“科研”领域居首位的关键词是“协同创新”,频数合计为464,居次位的关键词为“机制改革”,频数合计为263,这两个关键词显著高于该领域其余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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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类高校“人才”领域高频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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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校“学科”领域高频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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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类高校“科研”领域高频关键词 |
从整体上来看,含博士点和普通这两类高校,“科研”领域均包含最多高频关键词,分别为35个和41个。在“人才”和“学科”这两个领域,则呈现出不同的分布情况,含博士点高校在这两个领域关键词数量基本持平,而普通高校“学科”领域的关键词数量(27个)明显高于“人才”领域关键词数量(17个),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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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两类高校高频关键词数量分布 |
从两类高校的关键词频数占比分布情况(如图 5a、图 5b所示)可以看出,两类高校关键词频数分布最多的亦是“科研”领域,占比分别为57.25%、55.77%,说明两类高校在进行“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均更加侧重科研能力。对于含博士点高校,其关键词频数在“人才”领域的占比(26.12%)高于其在“学科”领域的占比(16.63%),而普通高校分布情况正好相反,其关键词频数在“人才”领域的占比(21.80%)低于其在“学科”领域的占比(22.43%),可以看出两类高校在人才培养能力提升、学科建设能力提升这两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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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类高校高频关键词频数占比分布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含博士点高校和普通高校在“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关键词分布情况上有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两类高校在“三位一体”创新能力发展上的差异性上寻求问题根源。
第一,在“人才”领域,高校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高校分类办学、错位发展。在广东省协同机制创新改革的推动下,两类高校在“人才”领域的共同点是通过育人平台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使得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企业需求更好衔接。其差异体现在含博士点高校重在通过培养平台和育人平台加大国际化人才培养。在师资建设中重视人才引进力度,引进和培育有重要影响的高层次领军人才(院士、首席科学家、千人计划等);而普通高校意在通过育人平台以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为主,实行特殊教育。重视培育师资队伍和优秀青年教师的培养支持。
第二,在“学科”领域,含博士点高校高频关键词为“学科建设”(频数为76),重视“学科交叉融合”(频数为13)。而“资源共享”频数为仅34,资源共享是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基础和保障[3],而含博士点高校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的原因在于:一是由于我国的学科划分体系比较完备,院系设置是以学科为基础来划分,院系既是教学单位,同时又是行政单位,相应地,资源分配机制固化到院系单位中,形成资源的独占性,从组织结构上强化了学科壁垒,阻碍资源共享机制的形成;二是含博士点高校具有优势学科和优势专业,更容易获取到稀缺教育资源,会使学科保护主义倾向更为严重,排斥和其他学科的资源共享。相反,普通高校“资源共享”(频数为121)远远高于含博士点高校,围绕“资源共享”和“学科建设”(频数为77)两个抓手。以资源共享机制为学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学科布局改革,加强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学科专业建设。如构建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基础平台、网络课程建设以及校企“共管”的实训基地建设等,将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联系起来,使得学生在“基地+平台”的模式下,有目的的将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干中学”使学生在科研实践中加强学科理解,保证了学生学科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通高校的“学科”领域高频关键词较零散,多为专业型院校学科建设举措,不够深入和系统,可借鉴性需要进一步总结。
第三,在“科研”领域,“2011计划”启动实施后,协同创新已然成为高校探索科技创新的新范式。协同创新的本质属性是协同单位内部的体制机制创新[4]。含博士点高校和普通高校以“协同创新”“机制改革”“中心建设”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窗口,坚持以“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等为牵引,推进科研领域政策落实到位和正常运转。另外,两类高校积极响应和实施广东省高校创新强校工程,促进和规范高等教育特色发展。“创新强校工程”关键词频数普通高校(频数为41)略高于含博士点高校(频数为32)。长期以来,高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在协同机制创新改革的推动下,各高校重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相比较而言,普通高校更加重视校企合作(普通高校“校企合作”的关键词数量67个,明显高于含博士点高校“校企合作”关键词数量12个),建构了“基地+平台”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两类高校关键词频数分布最多的均为“科研”领域,两类高校均存在重科研现象。重科研、轻学科现象在含博士点高校中表现尤为突出,科研与学科地位不对等,易导致科研和学科之间两张皮困境。并且普通高校在科研领域的重视程度已然远超过对人才、学科的重视程度。学校类型差异、办学层次差异在“科研”领域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完全侧重于科研领域偏离了高校发展正轨。协同创新不仅仅是科研计划,高校更要追求人才培养;高校不能只注重眼前,还需要考虑未来人才的培养。总而言之,高校需明确发展定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应实行差别化定位,始终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在协同创新模式下推动人才培养,支持重点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将人才培养贯穿在高校工作的每个环节。
(三) 八项体制机制改革分布情况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提升以机制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3]。机制体制改革重点推进组织管理、人事制度、人才培养、人员考评、科研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国际合作、创新文化建设八个方面。八项体制机制改革为高校协同创新提供政策性服务,保障建立长效的机制。
对比图 6a、图 6b可以得出,含博士点高校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模式、资源配置方式这四个方面的关键词占比为89.09%,普通高校在这四个方面的占比为77.60%,说明两类高校均相对更加重视这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其次,两类高校在协同创新计划框架下均缺乏对国际合作和创新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视,含博士点高校在“国际合作”关键词频数分布上略高于普通高校。针对两类高校在八项体制机制改革分布中展现出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分析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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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两类高校体制机制改革分布 |
第一,两类高校在“科研模式”的占比最高,且均高于“人才培养”,说明高校在协同创新机制体制改革中更加重视科研领域,削弱了高校的育人功能,这种现象易导致两类高校在科研、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出现条块分割问题。这与前文“三位一体”创新能力分布情况的分析是一致的。
第二,当前国家指导开放的协同创新建设工作,也就是以计划模式为主建立科技创新的体制。然而在一个计划的框架下,高校科研工作与管理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模式普遍较传统、单一,高校亦容易缺乏创新文化建设。在全球化趋势下,在协同创新推进过程中应着重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水平,使得教育资源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我们应该清晰地意识到国际合作和创新文化建设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有效路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含博士点高校和普通高校在八项体制机制改革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含博士点高校体制机制改革在科研模式(28.24%)、人才培养(18.67%)、组织管理(26.93%)、国际合作(2.30%)这四方面的占比高于普通高校(科研模式(25.30%)、人才培养(14.89%)、组织管理(21.30%)、国际合作(1.00%))。而普通高校体制机制改革在人员考评(5.51%)、人事制度(10.48%)这两方面明显高于含博士点高校(人员考评(1.58%)、人事制度(1.71%))。对此,我们分析归纳如下:
第一,鉴于含博士点高校在学科建设上的优势和教育资源分配上的“马太效应”,一般来讲,学科建设的内涵可包括特色方向、学科队伍、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学术成果、平台环境六个方面。人才培养尤其是高水平人才培养,是衡量一个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标志,含博士点高校的科研平台、人才、团队、成果等创新资源丰富。例如:丰富的科研创新信息对接平台、重视培养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多种形式的技术成果转移服务机构等。综合来看,其在科研模式、人才培养、组织管理及国际合作上的机制要远优于普通高校。因此,普通高校为了更好地提高科技创新、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水平,迫切需要打破博士点授权限制的束缚,甚至有些学科为更好地转型发展,需要以博士点培育为重要抓手。同时健全寓教于研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深入实施以基础学科培养和实践创新为主导,以协同育人为引领,全面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第二,当前广东省高校提出了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宏伟目标。如要将高校打造成“有特色”“综合性”“研究型”“高水平”和“国际化”的大学等。在新的、更高的教育部出发点上考虑人事制度改革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方向,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富有效率的现代人事管理制度,将激发高校人才队伍内生动力。普通高校体制机制改革在人员考评(5.51%)、人事制度(10.48%)这两方面明显高于含博士点高校。人员考评上的改革与人事制度上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人员考评对人事制度提供参考,根据人事制度对人员考评提出新的考评体系。这说明,普通高校以更多样的形式进行人事制度和人员考评的改革。从上文“人才”领域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含博士点高校重在引进和培育有重要影响的高层次领军人才,而普通高校则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以吸引、培养和造就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为目标,亦会完善用人制度、人事制度(下放岗位设置权、公开招聘权、职称评审权、薪酬分配权、人员调配权等),在引进条件和引进待遇上做出详细说明,例如:普通高校实行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允许其以兼职方式参与学校建设和发展;在国内外两头都保持工作的“哑铃方式”, 以及学科群横向与国内外单位进行学术科研合作的“球链方式”。我们了解到,众多高校高层次领军人才的管理及考核由校级管理部门负责,而青年人才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和考核。因此,普通高校更加积极探索在管理及人才考核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另外,普通高校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评价体系和程序,改革评价方式,激励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将竞争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以广东省高校协同创新报告为载体的文本分析,从含博士点和普通高校两类院校的规律性现象和差异化表现,我们总结如下:
(一) “三位一体”能力提升多关注科研能力,而学科建设重视不足广东省高校在协同创新机制改革中已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从顶层设计上构建人才培养方案,夯实学科建设体系,采取科研/创新活动提供理论结合实践科研平台,保障“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但是,从整体上看,人才培养职能在协同创新改革中要弱于科研职能,且学科建设未有显著起色。正如在2017年9月21日公布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所显示的,广东仅有5所高校18个学科入选名单。2017年12月28日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广东高校仅4个学科获“A+”。高水平大学的缺失也正是目前广东省所面临的高端创新资源及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广东高校大力推进新兴学科建设,但是由于学科基础薄弱,总体上新兴学科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有研究指出,科学发展的前沿和学科生长点大都处在学科交叉点上,研究生教育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来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含博士点高校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将严重阻碍的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生教育质量。学科设置是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中表现出的“短平快”“大而全”的发展定位导致高校专业设置雷同现象严重[5],学科门类的盲目扩大导致高校难以形成特色专业,人才培养同质化程度高,科研成果不显著,长此以往,我国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将陷入严重危机。
为此,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需明确高校发展定位,含博士点高校和普通高校在“人才”“学科”“科研”三个领域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体现出高校错位发展的差异化,实行差别化竞争模式,不需要“大而全”,而需“专而精”。不同类型高校需要结合优势学科进行学科建设和培养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并将科研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有效融合在一起。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要以人才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立足于交叉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完善,探索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的资源共享机制。对政府而言,应明确不同类型高校政策支持的分类扶持思路和差别化扶持力度,同时建立有效的预测机制,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实现高校学科供需结构平衡。
(二) 值得关注却缺失的主题——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从协同创新报告文本分析中我们发现,两类高校“创新创业”高频关键词在“人才”“学科”“科研”三个领域均处于缺失状态。我国创新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在学科建设、师资力量上还没有系统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高校在创新创业方面需要培养的是创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和深厚的学科底蕴,缺失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载体,是突破传统教育模式的重要改革方向。此外,高校应该积极营造尊重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关于深化广东高校科研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允许在读大学生休学创业,将学校支持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情况作为考核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尤其是行业性大学应走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前列,起到示范性、引领性作用。在创新课程体系和创业课程体系的建构上实现交叉融合,实现学生创新思维到创业意识培育的有机过渡和衔接[6]。
(三) 八项体制机制改革任重道远学术界普遍认可体制机制改革是制约高校协同创新的根本性问题,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观层面的协同创新以及微观层面的创新主体要素协同等具有重要意义。从协同创新报告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类高校均重视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和创新文化建设方面的改革略显不足。对此,我们需要加以培育,并以其弥补政策方面的某些不足。在协同创新推进过程中着重提升国际科技合作水平,使得教育资源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如:鼓励高校与国际知名院校合作,引进更高端的教育资源,参加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重大科学工程和国际学术组织,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及培育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期刊等。另外,重视创新文化建设,创新文化是实现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将创新文化与高校协同创新能力提升有机结合在一起,营造自由开放、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来推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进程。
我们必须意识到,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管理机制问题是导致高校发展趋同的重要因素。“2011计划”的关键在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体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制约其科学发展的“短板”与“瓶颈”,充分发挥人才在协同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与优化配置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所在。协同创新资金投入要用在现有体制的投资不能解决的问题上,例如:如何通过协同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人才培养方式以及资源共享方式组建高层次科研队伍;如何进一步改革经费管理制度体现人才创新价值等。另外,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核心是人事制度改革[7],高校在建立科学的人员绩效考核制度上,迟迟没有具体可行和公认的评价机制,这势必影响高校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可否认,高校重科研、轻学科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科技评价体制的不完善,使得高校逐利性和科研功利化趋势严重。创新创业主题的缺失其根源也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与创新创业存在的冲突。“2011计划”给了高校极大的自主权,高校应抓住机会,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为协同创新提供政策性服务。加快破除束缚人才创新创业的落后观念和制度障碍,研究制定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和考核评价标准,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从根本上解决科技资源短板。
限于篇幅和人力,本文对于广东省高校协同创新分析的范围仅限于“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和八项体制机制改革,揭示出了广东省两类高校协同创新改革过程中的若干规律和存在的问题。另外,在体制机制改革上进一步挖掘和呈现其中的问题和规律是极其必要的,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1] | 教育部, 财政部.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12-05-04)[2016-07-2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kjs_2011jh/201205/t20120504_17276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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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赵哲. 地方高校科研管理机制的现实问题与改革对策——基于辽宁地方高校协同创新的视角[J]. 重庆高教研究, 2015(3): 46–50. |
[5] | 陈小娟, 陈武林. 对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思考——以广东省为例[J]. 教育发展研究, 2011(1): 56–61. |
[6] | 米银俊, 晋琳琳, 罗嘉文. 理工科大学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比较研究与实践[J]. 高教探索, 2017(2): 124–128. DOI: 10.3969/j.issn.1673-9760.2017.0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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