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其代表性著作《社会学主要思潮》中，将19世纪法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并列为现代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奠基者。阿隆认为，他们都非常自觉地、有意识地且十分自我陶醉地以各自特有的“气质、道德标准体系和认识问题的方法”^[1]288致力于分析和研究当时那个正不可阻挡地到来和显现的、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阿隆同时指出，对现代社会这一共同现象或对象进行解释是他们三人的共同之处，但与孔德将其定义为工业社会、马克思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托克维尔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民主社会，即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胜利，从而将人类带入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便成为人类重新组织生活的依据和命运得以安放的场所。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对他所认定的这个还不十分完整的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作了相当深刻和丰富地描绘，并对民主社会里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包括政治后果一一作了揭露和分析。对于后一点，托克维尔本人自不必待言，其思想的研究者们对此也进行了非常清楚地说明。如阿隆说，“他先确定了一种理想类型即民主社会的类型，然后用比较的方法试图从各种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最一般的原因到最特殊的原因中把结果分离出来”^[1]217。但这个民主社会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者们一直没有作出系统明白地解答。托克维尔说过，民主社会是由民主的革命创造的，若要更加深入和具体地分析，说明是由哪些因素和条件促成了民主的革命的发生和成功，即民主的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则依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论述。那么是托克维尔本人有意忽略掉了吗？他在批评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时指出，他们“不以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却“喜欢叫人知道事件将来会如何发展”^[2]688。由此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并不会也不可能这么做；那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即推动创造了民主社会的民主的革命动力是什么，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在重点探讨托克维尔关于推动民主的革命进程的各种动力之前，首先需要分析民主的革命的具体内涵。因为过去许多学者都特别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十分的丰富但是模糊，他用“民主”一词同时指称多种不同的含义，这就为精确地界定民主的革命带来不小的困难。所以，让我们先从准确地理解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谈起。

过去的研究者们大都指出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十分模糊，认为他没有对其进行严格地定义，但他们还是较为一致地将其理解为与“专制”相对的，以定期公开选举、政党政治和代议制等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即我们今天在现代政治学教科书中较为熟悉的民主制度。然而，随着“二战”后托克维尔思想被“重新发现”^①，以及21世纪初古典思想研究的复兴，特别是近年来托克维尔研究“热”在我国的高涨，促使人们转换视角重新研究其“民主”的内涵，而且挖掘得更加深入，也更加符合托克维尔的初衷。雷蒙·阿隆就曾指出，托克维尔“常常用这个词来指某种社会类型多于指某种政权形式”^[1]204，“他最常用民主指一种社会状态而非一种统治方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1]602。这里，我们发现阿隆提出了“社会状态”和“政治制度”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政权形式”或“统治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政治制度的意涵。但阿隆认为，托克维尔没有用原本传统上是政治术语的“民主”一词来着重分析现代的政治制度，而是将其主要用来指称现代社会，即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民主社会。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的思想意识中，“社会”这个范畴和存在在他所处的时代大变格局中更为凸显和重要，政治制度也只是在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社会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因而首先要将注意力转向社会。这就符合前文所述的阿隆将其列为现代社会学主要奠基者的做法。但阿隆同时指出，托克维尔并没有与传统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用法决裂，民主的社会中能够也必须要建立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的人人平等享有主权和参与国家事务治理的民主制度。由此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其实在“社会”和“政治”两个方面丰富并扩展了民主的内涵。他告诉人们，要描述和理解真正的民主，“只能将社会的与政治的因素结合起来谈，而不是将它们分开”^[3]62。同时，他用政治术语来界定现代社会，表明“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属于政治秩序，总之是属于政治语言”^[4]。这也是他区别于孔德和马克思这类强调经济、社会、精神等非政治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家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托克维尔依然遵循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政治当作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和目的，强调政治的重要性，他如此开创性地应用民主的内涵，根本的任务在于“追溯社会的状况，以弄清政治机构的状况”^[1]207。但无论如何，托克维尔首要和主要地将民主置于社会而非制度的层面来理解，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① 这一功劳应归功于雷蒙·阿隆。参见《重新发现托克维尔》，载于(法)阿隆，(美)贝尔等所著《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陆象淦，金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那么，托克维尔为何要首先地和主要地从“社会状况”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考察和理解民主呢？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国史的学者倪玉珍指出，他主要是从基佐那里获得这一重要启发的。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中叶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注意到，法国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发生演变，但是“法国的社会却持续地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处于社会结构上层的贵族阶级不断衰落，处于社会结构下层的第三等级不断崛起，法国社会呈现出各阶级‘夷平’并相互融合的趋势”^[5]。当他再考察5—18世纪以来整个欧洲的社会情况时，发现了类似的“文明”进程。对这一现象的体认使得基佐认为“社会状况”比“政治制度”更为重要，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前者产生和决定了后者，其次才是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和影响；他因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社会，认为这是应当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基佐这一独特思路极大地拓展了托克维尔的认识视野。倪玉珍还指出，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社会状况不仅界定了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社会的本质，而且还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的类型，即民主的人。这种类型的新人与“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完全不同，在于民主的社会状况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对其思想、情感和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说，作为社会状况的民主不仅是对社会表层现象的物质描述，更是对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民情这类精神事务的重塑。对此，另一位研究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学者段德敏也直接指出，托克维尔从社会状况的视角理解的民主“不是指向现代意义上的‘薄’的制度的概念，而是指向古典意义上的‘厚’的概念”^[6]。它非常类似于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的“政制”(regime)概念。这是一种“整全”意义上的宏大政体观，它“不仅包括政府的形式、执政者的权限、执政的方式，还包括城邦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的情感和观念”^[6]。可见，政制的“整全”性就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今天人们已经严格作了区分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这些秩序与灵魂秩序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

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这种新内涵其实是符合他本人的思想的。当他惊叹于在美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民主时，他说，民主的社会情况“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7]4，而且，它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它对政府的钳制作用绝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7]4。在另一处，他又说道：“社会情况一般说来是事实的产物，有时也是法律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两者联合的产物。但是，社会情况一旦确立，它又可以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凡非它所产生的，它都要加以改变。”^[7]58托克维尔的这些经典论述表明，民主的社会情况是根本性、决定性的原因，其他一切物质性及精神性事物的出现乃是结果，正是它决定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品质、精神追求、法律精神、思想观念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诸多方面。20世纪最为重要的古典派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解释古典政治哲学的指导性主题即政体问题时，认为“政制是秩序、形式，它赋予社会其特性。因此，政制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8]25，它“同时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生活风格、道德品味、社会形式、国家形式、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精神”^[8]25。而法律是一种派生的产物，不是法律决定政体，而是政体决定法律，因为“法律的起因是政制”^[8]25。可见，施特劳斯所阐释的古典政体观指明了社会和政治秩序与人的灵魂秩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它是一种社会得以存在和显现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性质所在。而托克维尔从社会状况的视角理解的民主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施特劳斯所阐发的古典政体观，并分享了政治秩序与灵魂秩序密切对应的古典观念。

综上所述，随着对托克维尔思想的不断挖掘，关于其民主的内涵目前至少可以确定两点：第一，它虽然与制度有关系，但仅从狭隘的制度角度还不能完全和充分地理解，它首要、主要地指一种社会状况和形式，而不是简单的制度；第二，这种从社会形式的视角理解的民主也不单纯是对社会表层现象的描述，而是非常接近于古典思想中的“整全”政体观，即它还包括对人们的社会关系、思想情感和观念这类灵魂事务的重塑。

那么，民主的社会状况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到，莫过于身份平等”“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7]4。在其著作的另一处，他接着说道，“美国人的社会情况是非常民主的”^[7]58。由此我们发现，托克维尔所谓民主的社会状况就是身份平等。在他看来，身份平等不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甚至根本特征，而是占支配性地位的原则或“源发性事实”，身份平等就是民主的社会状况，它在民主社会施加全面的影响，而其他所有的个别事物则由它产生。综观托克维尔的整个思想，我们知道这个身份平等使得社会中不存在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人与人之间也不存在高低贵贱的区分，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独立和相似的，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来行使领导和指挥权，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这个新社会的一般形象。与之相对的旧社会则是托克维尔所称的“贵族制”或“贵族社会”。虽然他没有直接指出贵族社会的核心特征，但在其整个论述中依然能够发现身份的不平等就是其根本事实。这就是说，在贵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身份和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社会阶梯的两端分别矗立着最高贵的贵族阶级和最低贱的平民阶级，而在这广阔的中间地带又分布着许多个地位不一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和平民阶级，每个人都被置于不同的阶级之中并受其影响。不同阶级间在权利义务、思想情感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贵族阶级享有众多特权，处于主人的地位；平民阶级则享有很少的权利，因而处于受支配和从属的地位，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紧密的依附或隶属关系。

在托克维尔的思想视域中，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阶段，前者代表旧社会，后者反映新社会。因此，从贵族社会逐渐演进到民主社会，从削弱和摧毁身份不平等到实现身份平等，即民主社会逐步形成的漫长过程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民主的革命”。他看到，这个革命在基督教世界过去的七百多年间持续不停地向前推进，而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至少还看不到尽头，它仍处在与各种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中，但它最终将成为全人类的历史命运。其实，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有两种革命，即“民主的革命”和“民主革命”，前者是一种“当时欧洲世界正在经历的从贵族时代和旧制度走向民主时代的历史巨变”^[9]93，后者则是一种“这一巨变过程中的‘剧变’，即政治和社会全面的、突然的、在暴力中完成的根本变化”^[9]93。这就是指，向身份平等不断过渡的“民主的革命”虽然是非常漫长、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但即便没有“民主革命”的催化和助力，它最终仍将统治全世界，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前者而非后者。正因为这样，托克维尔在分析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历史功绩时才如此评论：大革命只是以暴力手段非常突然地、血腥地“彻底摧毁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10]61。换言之，在他看来，即使没有发生迅猛和暴烈的大革命，贵族社会也将一点一滴地衰落下去，而身份的平等和等级的消失也必会同步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克维尔的“民主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缓慢的社会革命，是新旧两种不同的社会状况和形式之间的根本变迁。因此，它首先是一场从身份不平等逐渐过渡到平等之过程的革命；其次是一场背后隐含着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关于人的解放和思想观念变革的革命。关于人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了以身份不平等为基础的封建贵族社会中包括阶级、等级、家庭、传统和种族等在内的所有外在束缚；由此，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平等的个体。而这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即每个人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上都是自己的主人，大家在智力水平和判断力方面互相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应用或者滥用他们的个人理性。托克维尔认为，他所阐发的这种革命绝不会在贵族社会或民主社会中发生，革命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的过渡期间发生的。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民主的革命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变迁或政权更替，而是社会形式的根本转折。

所谓动力，就是指推动或促进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力量或因素，它是一种推动力或作用力。民主的革命的动力，就是推动或促进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演变和民主社会形成的各种力量。下文来着重分析这个力量主要有哪些。

得益于基佐的重要启发，以及托克维尔本人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分析，他发现法国社会从11世纪开始每隔50年都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7]7。这样的双重革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使得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距不断缩短而变得日益接近和平等。当他再将目光抛向法国之外的整个基督教世界时，也看到了同样的革命。这种看似发生巨变却又始终保持一致的重大现象促使托克维尔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历史的未来”^[7]8。他以为历史真正的主轴是，原来高高在上的朝下走，原来低低在下的人不断往上走，两边愈来愈接近，不久以后他们也就会合了。他还认为，这个历史的社会运动是任何人为和非人为的势力都不可阻挡的，一切敌对者都将在它面前退却和失败，因为阻止它阔步前进的努力都将是可笑的和徒劳的，民主的革命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的胜利。看到这样一个浩浩荡荡、无法抗拒的历史运动，托克维尔怀着一种宗教畏惧的心情宣称，民主的革命“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7]8，并且还具有“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7]8，它不但是无法抗拒的，也是符合神意的，因而企图阻止它就是违背和抗拒上帝的意志。

关于托克维尔上述的这些表述和判断有两点与民主的革命的动力有关。第一，他的这种判断有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意味。当然，托克维尔是不是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是历史决定论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这种判断的语调却告诉人们，民主的到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定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就是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也是历史的终结。换言之，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存在一个基本和根本的力量或因素，它直接将整个人类社会纳入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潮流中，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民主社会的到来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二，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全能的和公正的存在，一切人类事物都由他产生并从他那里汲取力量。既然民主的革命是符合神意的事物，那么人类就不能再心想旁骛，而应直接接受上帝安排的这一命运。这两个方面在托克维尔那里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似乎教导人们要明白这样的道理：这个世界在冥冥之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直接推动着民主的革命进程，因此构成了民主的革命的直接动力。

在旧的封建贵族制社会里，贵族阶级掌握着大量的政治权力，从而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但由于这个社会等级森严、上下分明，每个人都被永久地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而不能自由流动，人们的精神也被严重压制而无法产生新的想法，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社会表面上看似活着，但已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因此，社会本身完全无法为其他人的致富或晋升创造必要和额外的条件，人们甚至都没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望和想法。这样，由贵族阶级世代相传的政治权力唯一的重要社会来源和基础便是土地，而基于土地基础上的这个权力自然相当稳固和强大，并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它成为“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7]5。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欧洲进入中世纪末期时，托克维尔发现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要素，它们与土地一样都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这些新的要素包括基督教会的作用、工商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基督教最早产生并流行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广大贫困阶层人民中间，它继承了古典时代斯多葛派主张的人人平等原则，宣扬众生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后成为罗马的国教。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社会大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期，基督教成了饱受苦难折磨的人民的精神慰藉，教会也担当起组织人们生活的重要使命。遵循基督教的平等精神，教会对各阶级的成员一视同仁，进入教会变身为神职人员并不需要审查一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相同仪式的受洗而平等地进入天堂，从而获得拯救。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教会掌握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而变成一种社会政治组织。这样，一方面人人都可以进入教会，另一方面教会还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这就非常自然地为平民阶级的人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提供了机会，从而打破了贵族长期以来独自握有权力的格局，为平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说道：“通过教会的渠道，平等开始透入政治领域。原先身为农奴而要终生被奴役的人，现在可以以神甫的身份与贵族平起平坐，而且常为国王的座上客。”^[7]5

关于工商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托克维尔并没有追溯它们的根源，本文也无意进行重点分析，但它们与十四五世纪发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不无关系。这场运动打破了封建神学对精神的禁锢，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开始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考和判断。它不仅重新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激励许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们开始在文学和艺术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并感染和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也为随后发生的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人们的知识日益广泛和丰富；同时它还为工商业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条件。西欧社会很早就存在一批以工商业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城市，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海上贸易通道打开，人们尤其是大量平民可以通过经营工商业而富裕起来。在那个贪欲成风、腐化盛行的时代，这批人用经营工商业赚得的金钱大量购买贵族头衔，因而“金钱的影响开始见于国务。商业成为进入权力大门的新阶梯，金融家结成一个既被人蔑视又受人奉迎的政治权力集团”^[7]5。包括印刷术和邮政等在内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早已丰富的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有效手段，以前只被少数贵族成员掌握的知识资源现在可以非常便捷地被人们平等地享用。知识为人们的晋升和成功平等地提供帮助，因而民智逐渐开化，以前区别对待人的关于野蛮、粗野与开化、文明之间的对立的标准也失去了意义。而知识的这种广泛传播和普及又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它们同时又使得在工商业的进一步拓展所需的工艺方面的改进成为可能；相应地，工商业的进一步拓展所制造的新的思想、需求和满足新需求的想法又促使人们不断进行科学技术与知识水平方面的完善。由此，这三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削弱和瓦解了建基于土地和出身之上的贵族势力及其影响，从而将平等的范围不断扩大。

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上述这四个主要因素，促使人们意识到通向权力大门的新路不断增加和出现，而土地和基于土地资源的权力不再是获取力量和财富的唯一源泉。于是人们想要进入政界也不再重视家庭出身和贵族身份的作用，而且即使不从政也能通过各种途径发财致富过上与贵族一样体面和舒适的生活。在贵族社会中，贵族负责保护和照料他治下的平民，平民一旦离开贵族的秩序就无法生存；但现在平民们却可以坚决地撇开贵族秩序而独自生活了，并因此反而对贵族秩序产生的不便心生不满和厌恶，想要推翻它。因此，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瓦解了封建贵族的等级关系，平等则勇往直前地推进。难怪托克维尔说道：“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

托克维尔将民主的内涵主要赋予一种社会意义，认为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它是塑造这个新社会得以展现自身新特点并改变非它所产生的旧事物以符合新社会要求的“源发性事实”，也是民主的个人安排新生活的原因。但这个作为“源发性事实”和原因的社会在托克维尔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政治制度引起的，这个政治制度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托克维尔在分析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和历史功绩时指出，它的过程虽然非常激进，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但它的作为和效果却显得相当的平凡和有限。它不过是非常突然地、迅猛地、直接以暴力为手段摧毁了长期统治欧洲人民的贵族制，而代之以一种以人人身份和地位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因为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数个世纪里，民主的革命这一进程已经被旧制度完成了一大半，并且仍在持续地进行着，大革命前的法国和欧洲在社会状况、观念和民情等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民主，大革命只是在这场发生根本转变的进程中打上了血腥的标签。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不管有没有发生民主革命，民主的革命仍将不停地发展并最终获胜，只是其历程将更加漫长，道路也比较曲折而已。那么，完成了一大半民主的革命任务的这个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其根本特征就是绝对主义君主制。

旧社会是一种贵族社会，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十分复杂。从纵向来看，它呈“金字塔”形分布，在塔的最顶端站立着最大的贵族，即君主或国王，他享有最大的特权；在塔的最底层则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小贵族，他们拥有最小的特权，而位于这两者中间处于中等地位的则是为数也不少的高等和中等贵族。这些等级森严、界限严明的不同贵族之间根据双方都同意遵守的契约而互有保护与效忠的义务，即国王与大贵族之间、大贵族与中等贵族之间、中等贵族与小贵族之间都存在这种义务关系；但国王与中等贵族或小贵族、大贵族与小贵族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形成直接的隶属关系。作为较低地位的贵族，他的特权直接来源于比其高一等的贵族那里，而不是来自比他更高或最高的贵族那里，所以他就没有对其效忠的义务，而对方也无权要求他这样做。这就是封建贵族社会里所谓“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的内涵。

从横向来看，每一个地位不同、大小不等的贵族分别占领着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在这片领地上贵族是绝对的主人，他拥有支配其治下的大量平民的绝对权力，同时又担负着重大的义务，即保护平民的安全并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设置法庭审理各种案件，征收赋税用于领地的各项开支，组织民兵既反抗强权的压迫，又镇压当地的暴乱，同时救济领地上的穷人，等等。可以说，贵族既享有处理地方事务的政治领导权，又担负着维持地方安全与秩序的重大责任。贵族与平民之间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不平等关系促使两者结成非常紧密的保护与被保护的依附状况，平民离开了贵族的秩序就无法生活下去，因而贵族的领地俨然成为王国中的一个个小王国。长此以往，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人将世代成为主人，而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则永远成为仆从，他们分别形成一个团体，并构成不同的阶级。因此，贵族社会里的基本构成单位便是以阶级和家庭为基础的团体。放眼望去，每个人都被包围在各种不同的团体里，人们在社会中不是彼此独立地生活，每个人都被一条无形但强有力的纽带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又用同一张密网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因而只要知道了一个人的身份，就可以判明他的地位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利、思想和感情。

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是完全不平等的，不仅同样属于贵族阶级但处在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不平等，而且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的成员之间显然更为不平等；但另一方面，这个十分不平等的社会却有利于人类自由的保存和维护。因为虽然国王是最大的贵族，占有较大的领地，但整个王国被分割成为许多个小王国，而他们的权力大多不是直接来源于国王，因而国王一般不能对其施加有效的命令，他只能在属于他的极其有限的领域内活动。而且即使国王使用强制力量迫使地方贵族屈服，地方贵族也有力量和办法进行抵制，因为在他的周围依附着众多人民，他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以一个强大的、独立的集体在对抗。这就使王权受到极大的限制，保证了公民的自由和地方的独立。当然，这种自由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即贵族的自由，大部分平民仍然处于被奴役的境地。

但是，国王为了取得对国家的绝对统治权而不断打压贵族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欧洲愈演愈烈的宗教性国际战争与国内的农民反叛，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要求的稳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人们感到应该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而此时一些思想家也纷纷提出“国家主权学说”来论证这一做法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在这种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国王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们理想的那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代表，从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战胜对手而获得胜利。国王使教会屈服，并使教会成为依附于王权又论证王权正当性的机构；特别是他摧毁了贵族集团的政治权力，解除了他们对地方事务的领导权，代之以国王直接任免的官吏，贵族成为与人民大众相差无几的“第一公民”。从此，地方政权由各级行政官吏行使，行政官吏又直接对中央行政机构负责并由中央任命，而中央各机构又直接听命于国王。所以，各地方权力就完全由中央和国王统辖，国王的权力逐渐变得集中和强大，他最终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王国境内，人人平等，只有他一人高高在上，享有各种特权。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十七八世纪时达于顶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称的“朕即国家”即是典型反映。

因此，托克维尔指出，大革命前的法国和欧洲所建立的古老贵族制到处陷于崩溃，而随着它不断地衰落和腐朽，人民也越来越厌恶和仇恨它，并不再忍受它的存在。但托克维尔同时指出，虽然贵族制越来越没落，同时期的欧洲社会依然繁荣和蒸蒸日上，只是社会中这些“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都来自新的根源；这一根源岂止是新的，而且是对立的”^[10]58。他接着说：“这个根源便是王权，但与中世纪王权毫无共同之处，它拥有另一些特权，占有另一个地位，带有另一种精神，激发另一些感情。”^[10]58总而言之，造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托克维尔认为，它在权力行使的准则和方法方面造成的这种新变化是中世纪贵族社会的人们以前闻所未闻或拒绝接受的，因为这些变化“确实关系到中世纪人连想都想不到的某种社会状态”^[10]58。这里的“某种社会状态”指的就是与贵族社会相对的民主的社会状态。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托克维尔一个十分深刻的观察，那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不仅造就了民主社会，而且还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与民主社会共存。这一观察同时也触及了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即在民主的社会当中有可能建立起专制的政治统治。他认为平等在社会领域取得胜利之后势必也要占领政治领域，但是在政界建立平等只有两种方法：“不是把权赋予每一个公民，就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没有权”^[7]66。处于这种社会状况的民族“很难在人人有权和个人专权之间找到一种折中办法”^[7]67，而在像法国这种长期以来已丧失政治自由的国家里非常容易产生后一种后果。因此，托克维尔的这一核心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平等如何与自由兼容。当平等不能与自由兼容而很可能形成专制统治时，那是在于平等与专制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即人人要求平等的欲望和观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激情。因为对于专制统治者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相似有利于维持其统治。在贵族社会中，贵族集团作为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可以有效地实现对专制君主任意侵犯的抵制，但在人人都成为平等的个体而彼此孤立和软弱时，则很难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因此，专制统治者非常喜欢这一状况，当其不存在时，专制者也要想方设法使人与人变得平等。所以，托克维尔不无忧虑地说，“专制所造成的恶，也正是平等所助长的恶”^[2]687，这二者“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辅相成的”^[2]687。因此，在民主社会中要十分警惕统治者利用民主的自然倾向建立专制统治。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既推动了民主社会的形成，又很自然地与其共存，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可能会发生民主与专制的共谋。正因为这样，托克维尔非常特别地告诉世人，法国大革命在权力体制方面没有多少创新，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很自然地保留、继承并巩固了旧制度的政治体制在后革命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唯一部分，这就是中央集权制，“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10]75，因而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10]102。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本身并没有坚实的存在基础，它的出现具有过渡性和工具性，它只是充当了推动贵族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它之所以能够维持一个半世纪的黄金发展期，不过是贵族们被打败了，人民还没有站起来，以致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实力约束和控制君主的权力，君主专制“在贵族制和人民之间的社会空挡中获利，它才获得它自己的坚实存在”^[3]162。因而，当人民的力量逐渐强大并最终统治了社会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使命就将完成，而此时它也将寿终正寝。

一个事物在历史的进程中能够冲破重重阻碍而顽强地、持续不停地向前发展，其根本原因不能在这个事物之外和之上去寻找，而只能从其自身处着手。所以，推动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成功演进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民主社会本身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就是民主社会的正义性。正是民主社会的正义性才使得它被认为是好的、有价值的，因而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这个胜利不仅意味着民主制彻底摧毁了贵族制，而且还表明它被人们所普遍地接受和认可。试想，如果民主制在物质上击溃了贵族制，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个邪恶的事物，那么人民大众会乐意接受和认可吗？答案不言自明，此时人们不是重新回到贵族制就是默默地忍受它的暴虐，但这种忍受总有一天会爆发，人民最终会将其推翻。这样，我们就不能自信满满地宣称民主社会获得了胜利。

托克维尔将民主的正义性首先置于上帝意志的角度作了证明。正如前文所述，托克维尔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部分，把民主的胜利视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在该著作下卷的最后一章里，他告诫世人要相信，使上帝感到满意的“并不是个别人的高度荣华富贵，而是全体人的巨大幸福。因此，我认为是衰退的东西，在上帝看来都是进步的东西；我感到不快的事物，他却喜爱。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2]963。接着，托克维尔教导人们应该主要从上帝的这个观点去观察和判断事物。在笃信宗教的民族那里，上帝这个至高无上和全能的存在也是一个公正的存在，因而他的判断和看法具有绝对的权威。既然民主符合上帝的眼光，那它自然就是正义的。我们发现，托克维尔对民主符合上帝的意志因而具有正义的证明在其著作中处理得如此圆满，不得不让人重视。

但是，民主社会符合正义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这主要体现在正义性的四个方面，即民主符合人性对平等价值的自然追求；民主使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尊严和高贵；民主为大多数人谋利；民主创造中等的好和善^①。对普遍的平等和自我尊严这种普遍事物或观念的追求与捍卫出自人类的自然感情，贵族社会的习俗仅从个别阶级和人的特殊角度来审视和评价整个人类，从而将人的自然情感遮蔽，而民主社会重新唤起人类的自然激情。从习俗与自然相对立的角度来看，由于民主符合自然，因而是正当的。民主的法制来自人民之中的多数，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它的目的在于为多数的利益和幸福服务，因而就显得高尚和正义。对善好事物的追求是真正的政治目标，民主社会呈现出的中等的好和善虽然没有贵族社会那么耀眼和伟大，但它顺应民主时代的人的激情和利益，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此不难发现，民主社会体现其正义性的方式主要是从社会形式及其内含的思想观念与情感这一意义出发的，而不单纯是政治制度的角度。这就完全契合了前文所重点分析的民主的内涵。

① 对托克维尔有关民主正义性四个主要方面的具体论述可参见拙作《论托克维尔的民主正义思想》，载《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本文在此处只概括性地提出和加以补充，不再多做赘述。

文章的最后，简要分析一下推动民主的革命进程的各种动力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推动民主的革命进程的各种主要动力中，民主体现的正义性所代表的根本动力是最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一进程最坚实的支点。如果没有这个支点，民主的革命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不会走向根本胜利。其次，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动力则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客观事实，它们的出现是具体的、客观的历史现象，在推动民主的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履行了历史赋予它们的使命。但与根本动力相比，它们仍然处于次要地位，当历史的条件发生变化时，作为社会和政治动力方面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也可能发生变化。它们或者是被其他的形式和内容所取代，或者是向它们的相反方向转化，从而在民主的革命进程中发挥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它们形成并出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大程度上受历史本身的限制较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社会和政治动力的具体形式与内容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在根本动力支撑下的民主的革命进程，它们只是在加速或阻碍这一进程方面发挥影响。最后，作为直接动力所体现的神秘主义力量在马克斯·韦伯所称的“魅力型”社会即宗教神权社会中，既可以是推动民主的革命进程的直接因素，也可以是正义性的唯一来源，这不会产生什么疑问，但在“祛魅”的现代世俗社会中让人们毫无疑问地予以接受，则有无法避免的困难。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个直接动力呢？在此，本文引入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解释范畴。

“托克维尔是一个一面写作一面不停作出判断的社会学家。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属于不作评论就无法分析各种制度的古典政治哲学家传统。”^[1]219换言之，不同于大多数现代的社会科学家，托克维尔既对事实进行描述，同时又对事实作出价值判断，即事实本身在价值上是不是好的或应该的。与本文有关的问题是，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民主社会可能是好的或应该可以接受的事实吗？他在最大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即有关贵族制与民主制哪种更好的问题上看似退却了，认为贵族制国家与民主制国家“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样，各有自己的特殊优点和缺点，各有自己固有的善和恶”^[1]219，因此，不能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进行对比，否则是不公正的。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他出于自己的贵族家庭出身而表现出来的犹豫，因为贵族社会依据高贵和伟大的观念进行思考与行动，但这个看法严重低估了托克维尔思想家的身份和尊严。作为一个分析现代民主的伟大思想家，托克维尔有条件地接受了民主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在民主社会中建立与民主条件相适应的高贵和伟大。如他所说：“正是因为我不反对民主，我才想认真地对待民主。”^[2]564这就是说，在托克维尔那里，与贵族社会相比，民主社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它在价值上仍然是好的和可以接受的，而作出这一价值判断的依据就是民主的正义性，民主的正义才使得它显得高贵和美丽，并因此具有正面的价值。其实，作为生活在19世纪的思想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的革命在欧洲大地已经推进了七八个世纪，到他那个时代还在进行，而且民主革命在欧洲许多国家也轰轰烈烈地爆发了，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也就是说民主的历史发展只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既定事实。对此，本文现在可以作出这样一种解释，正是民主社会的正义性价值才推动其保持历史性地向前发展这样一个事实，才使得这样一种不可阻挡的前进运动具有了在宗教权威中代表最高意志的表达。而托克维尔所使用的如“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神启”等词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目的在于提高表达民主全面前进和胜利画面的效果。因此，托克维尔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保留了认识、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所应具备的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哲学家态度与素质。

民主的革命在各种主要动力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发展，它最终创造了民主社会这个托克维尔所定义的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因为民主社会在政治领域既可以建立民主的自由，也可能产生民主的专制，因而人类的未来命运依然存在重大威胁和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在民主的社会保存并维护自由则是托克维尔继续留给当代人思考的重要政治命题，它不仅突出了政治思考的广阔空间和必要性，也使得托克维尔的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