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的经济日益成为相互影响的共同体，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把全球各国容纳到同一个进程中来。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我国的工业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得到与其规模相匹配的较高认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但国际上常常出现对中国产品的制裁案，虽然其中有他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对中国的成见，但我国也有确实存在部分产品质量尚未达到世界标准认可的问题。当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发展局势正处于低迷和恢复、重整的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参与世界经济事务，更应该注重推动本国企业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培育具有优质质量文化的企业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影响，塑造国家工业新形象。

质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是产业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是产业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1]。质量文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从隐形到显形的漫长过程，主要以各国研究日本质量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国民价值观以及责任感为标志。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和金融经济之间的互补与交汇越来越强，我国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国际行业竞争的挑战。企业是参与经济活动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主体，质量则是企业的生命力和持久竞争力之根本所在，因而质量文化对于新时代我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塑造和长远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质量文化不仅是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企业精神在哲学层面的最高体现。概括来说，质量文化是企业主体和社会群体以及政府力量在长期相互作用下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于产品好坏和产品服务的普遍认知、态度、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的总构成。从中观的企业主体来看，它主要分为企业主体在抽象层面上的质量意识、质量精神、思维模式和质量价值及具体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质量行为、规章制度和质量形象。质量文化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但与各国各地区的民族性和社会性紧密相连，体现出独有的特性。

首先，质量文化与一定社会时期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紧密相关。质量文化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充，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下，不同历史时期的质量文化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容特征。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农业文明时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人们对产品的追求主要停留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层面，对“质量文化”没有明确界定和严格要求。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消费者和社会大众对于产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增多，在消费产品方面，给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动力，尤其是面临竞争的压力，企业为了争取客户和市场，处于有利竞争地位，不断采取措施，提升产品质量和改进经营管理的策略，以赢得消费者的认可，逐渐形成了质量文化体系。同时，社会大众对个人权益的追求和重视，更加催生了消费时代下的质量文化意识。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和大数据时代，人们对消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产品的功能属性层面的消费，更注重产品背后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和精神价值。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着不同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质量文化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企业主体只有不断建立和更新符合不同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质量文化，才能推进自身发展和社会产品质量总体水平的不断进步。

其次，质量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质量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特殊子文化，从根本上离不开国别和地区的民族性和国民性。在长期的社会生产活动中，不同国度的民族由于文化心理、宗教信仰以及教育理念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常常会在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上体现为不同的人化。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体现一种思辨、理性的科学精神，在近代更是革新了对于人的认识，推崇契约精神和注重人本思想，因而在企业活动中产生了科学系统的质量管理的思维和方法。最典型的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他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近代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亲和性以及生成发育关系，指出近代西方社会培养的那种“理性、系统且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2]对于西方社会培育注重科学、理性的质量文化的关键作用。而深受儒家文化忠君、群聚、好学入世以及受地理环境而深具危机感的日本民族文化，则进化演绎出一种全民参与、精湛细致的工艺式的质量文化。而我国在长期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下，则形成了一种以中庸、勤劳并强调等级观念的价值取向，产生了一种由官方政府主导、对社会行业具有影响的质量文化。例如，在传统的工艺制作上，政府监办的生产经营往往优于零星不成规模的民间作坊。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市民社会和各行业的繁荣虽然有利于培育新时期的质量文化，但培育现代化的质量文化必须在本国国情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文化特点，吸收西方先进的质量理念和管理方法，因事因地制宜，在内化再创新的基础上不断丰富。

从世界范围看，基于经济水平的差距，各国质量文化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高层次的以美国、日本及欧洲为代表，“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则代表着建设追赶和转型期的水平。质量文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革新的结果，历经了从“注重质量”到“制度推广”再到“行为外化”的主要发展过程。

首先，以质量文化发展成熟的美、日两国为例。“二战”前，日本的“价廉质劣”制造品曾“流行”于欧美贫民窟，在“二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改变产品质量低劣的形象，1957年日本展开了全民族范围内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并邀请“第三波工业革命之父”美国管理大师戴明(日本人称为“质量之神”)讲学，在企业管理中全面推广质量管理和统计计量控制。基于国外竞争和本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事实，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复兴新的质量文化，许多企业家认识到必须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强质量建设与科学管理。彼时，美国商业部长马尔科姆·波多里奇亲自草拟了《质量改进法》，将质量纳入国家的重点工作；1987年里根总统还签发《公共法100—107》专门设立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奖励优质企业持续改进经营管理，唤起人们对质量的重视与承诺，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竞争力。

其次，两国都建立起较为健全的法律法规，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对质量生产与管理进行引导与监督，促使质量文化在市场中得以制度化。例如，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以司法方式要求企业依法办事，对质量差和有危险的产品的公司实行重罚”^[3]，其中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最为集中地规定了从生产到使用过程中的质量索赔范围；而日本政府则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产业合理化运动”自觉建立起了系统的质量法规，在全民族范围之内形成了认知与遵守质量法规的共识。

最后，美、日两国企业在质量文化的推进过程中都坚持了持续改进的管理方式，促进质量文化的行为外化。受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企业在质量管理中采取全体员工长期共同参与、集体研究和解决的方式，以规避产品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缺陷与纰漏；而美国企业则以创新、变革作为质量文化持续外化的秘诀，强调并鼓励企业员工在变化中追求和把握机遇。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各国各地区的质量文化已经开始相互融合。例如，日本开始注重质量文化建设中的创新与灵活，美国则开始注重团队协作。由于“公共产品”和税收意识的深入人心，质量文化的“质量”范围也不仅仅只停留在产品以及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更是拓宽到了政府以及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社会领域。另外，随着全球大都市居民的现代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公民顾客意识成为质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特点和趋势，现代公民在财产收入增加的同时，他们不仅对于质量产生了新的需要和鉴别能力，也更加重视自身作为合法权益者和质量提供者的社会角色。

文化产生于一定社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它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大众的精神道德塑造、社会生产实践具有强烈的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天然包含了人们在消费时对产品质量的更高追求，而质量文化在提升制造业品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等方面，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快质量文化发展不仅是我国推进社会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题中之义，更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府、中观层面的企业主体及微观层面上的社会大众消费者来说，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引导作用。

首先，质量文化能够为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提供强大的软实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较低迷的状态，然而，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经受住了金融风暴的考验，而且在过去几年成功实现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的目标^[4]。2017年，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经济持续扩张，通胀总体温和，中国应更加主动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国际层面上来说，建设质量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更是主动参与、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变革的需要，不仅能树立起中国日益良好的正面经济形象，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还能促进中国更好地提升参与国际宏观经济对话的广度和深度，拓展中国经济国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讲好中国产品质量故事，传播中国产品质量文化，展示大国工业产品新形象。

其次，质量文化是企业主体主动响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向集约型生产方式和创造更大市场利润空间转变的必由之路。近些年来，“我国的许多产品档次低，质量差，国际竞争力不强；假冒伪劣屡禁不止；重大质量事故频频发生；事关民生的食品、药品、农、副产品等重大质量问题十分突出。毒奶粉、地沟油、‘楼歪歪’、‘桥脆脆’等等，成为人们担心和取笑的对象。”^[5]因此，质量文化的培育是企业主体转变生产经营方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提供高质量可靠产品以及服务的重要路径，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再次，质量文化是社会大众消费者间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渠道。质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世界上的成功企业有良好的市场信誉，无一不是因为建立起了独一无二的优秀的质量文化。因此，在以平等竞争为市场准则的环境下，质量文化的培育对于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追逐资本利润的过程中，为了争夺短期的市场和经济效益，日益出现诸多产品质量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即出现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外部负效应。立足这一现实，培育质量文化不仅能够促进企业与大众消费者的权益形成互动和共鸣，还能在社会环境中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形成一种无形的舆论监督，对社会公众督促企业重视质量文化建设、提高产品质量起到间接的参与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加快，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对于国际标准的推陈出新，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市场的融合和竞争学习过程中，也开始不断注重质量文化的建设与管理，逐步向国际标准靠近。当前，我国制造业不仅在世界市场上成为“廉价制造”的代名词，并且在国内市场上也呈现出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政府必须发挥“看得见的手”自上而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拓型企业质量文化”^[6]。因此，在质量文化的培育过程中需要政府积极作为。

首先，我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过程，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企业质量文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我国的工业化起步晚，以往那种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重速度而轻质量的生产方式，未能在市场环境以及行业工会中形成有效的质量文化以及标准管理共识，因此需要政府根据国情，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倡导优质的质量文化，缩短质量文化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次，现今质量文化的内涵以及外延都在往大质量文化的方向发展，“质量的观念从过去传统的与产品生产制造直接相关的小质量概念已推广到大质量概念的范畴, 企业不仅仅关注与产品市场调研、开发、设计、生产、检验、营销、服务等所有过程相关的质量，更要关注每一环节直接顾客的满意度”^[6], 部分企业由于局限在生产链条中的产品与服务范围内，缺少大质量文化转变意识，需要政府对企业培育质量文化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最后，在质量文化的培育过程中，企业角色与市场环境不可替代，鉴于以往发达国家的政府作为，当下中国也必须要积极推动“培育具有全球化和价值化新概念的质量文化”^[7]，发挥政府力量制定法律和行业管理标准的作用，推动企业重视建设质量文化，增强社会公众的质量意识。

质量文化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6]，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自发性，但同时在软实力建设中相对也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在质量文化培育和建设中，必须要运用辩证思维正确认识政府和企业主体的关系，有效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坚持政府和市场相互促进、各就其位、协调互补”^[8]。

由于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未经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质量文化发展缺乏历史底蕴。改革开放前，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行业的发展缺少市场竞争氛围，质量文化建设没有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应有重视和共同参与。尽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大众对于商品的需求更多停留在使用价值层面上，对于商品的衍生价值、附加价值和符号价值追求不够，从而间接影响了质量文化的生成。质量文化的形成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政府在质量文化的形成上起着支持、引导的独特作用。但当前我国政府质量文化培育的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质量文化的培育和践行虽然以企业为主体，但是也离不开政府、行业协会及消费者的参与。当前我国的质量文化建设发展处于初始阶段，政府的质量文化建设意识虽然日益浓厚，但在质量文化培育方面的职能没有充分实现，缺少针对性措施，尤其是缺少合理有效的质量文化培育顶层设计。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过程中，虽然中国企业凭借良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市场效应，推动中国产品不断走向世界，但在国际经济竞争程度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要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培育质量文化的顶层设计，促使质量文化在全国范围的落地生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制度和发展目标因素，国际经济环境的空间限制是发展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因此，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中心，实行计划经济是当时必然的选择。因此，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管理的模式为主导，企业对质量文化意识淡薄，企业文化中那种追求数量而轻质量、追求速度而轻效益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良性循环发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虽然部分企业日益重视质量文化，但总体来看，全社会重视质量文化意识还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倡导质量文化的氛围不浓厚，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缺乏合理有效的顶层设计。

质量文化勃兴于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其形成的原始动力是市场，由企业主体的供给和消费者的需求共同决定。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化的知识浪潮与数据信息浪潮下，不断走向成熟，质量文化的标准由原来的“符合生产目的”转变为“满足客户个性需求”，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越来越多，行业的发展和扩张呈现出来的多样性越来越丰富，但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质量文化培育的角色定位却稍显迟滞。从监管方式看，政府在事前的行政许可和审查花费过多财政资源，对事前制定质量安全标准和事后处理劣质企业的投入力度有限。从公共服务的角度看，在市场变革、产业以及技术多样化的新环境下，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供给主体角色到由市场、社会、政府多元供给角色转变缓慢，职能转变不够，对企业经营干涉过多，导致质量文化形成的滞后。究其根本，在于长期以政府为主导力量建设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在质量文化培育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凸显，社会参与质量文化建设程度不高。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应转变职能发挥国家强制力主动制定宏观质量管理的通用标准，而在具体产业和技术领域中则应鼓励企业主体发挥市场活力创新质量标准，建设先进的质量文化。

质量文化的培育应由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规划设计，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离不开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参与，需要健全的质量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的质量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完全理顺，质量决策与执行和监督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忽视个人创造和个人利益需求，不利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影响了政府质量管理的统一性、及时性和协调性。同时，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建立起专业性的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机制，缺少对质量管理的信息化管控，在质量监督方面缺少科学合理的第三方评估，质量评估体系不完善，导致质量文化建设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而在质量监督方面，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缺少有效的制度保证，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难以真正参与到质量监督过程中，大多数消费者常作为质量问题的权益受损者出现在市场纠纷中，质量文化建设缺乏强大的外在推动力。

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阶段，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从社会环境来看，我国政府虽然在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起了应有的主导作用，但在管理过程中存在较多缺陷，表现为相关法制建设滞后，法律惩罚不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虽然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产品质量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的建立没有完全覆盖市场经济活动的各领域，同时这些有限的法律法规未能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对质量问题违法主体惩罚不严。在缺少法治精神传统的背景下，政府对诸多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常常是事后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在事前做好监督管控，且事后惩罚不严，人情干扰因素过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企业轻视质量文化的行为，影响了质量文化的形成，导致在部分企业管理层的思维之中质量文化未形成一种常规性的社会文化。另外，质量问题的法律惩罚应和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但在质量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对相关宣传教育重视不够，与德国、日本等具有高质量文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对高质量的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不够，尚未完全扭转社会对于职业技术人才普遍歧视的观念，质量文化形成的社会氛围淡薄。此外，国民教育中的质量意识并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普遍提高，企业缺少对于自身质量管理的规范性活动，质量意识和质量文化的培育在政府的理论教育中相当不足，还尚未进入到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当前我国质量文化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呈现出起步晚、不成熟的特征，直接影响了我国企业在全球化的时代“走出去”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步伐。培育质量文化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良方之一，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重要作用。质量文化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内涵的丰富性、时间的长远性需要政府创新思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强整合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力量，有效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职能作用。

建设质量文化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培育质量文化，必须引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坚持、融入新发展理念，因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建设现代化的质量文化“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4]。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新时期的经济转型趋势要求“我国经济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4]，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全方位地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4]，建立起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激活企业主体的市场活力。振兴实体经济，既要避免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也要避免经济增长回到过去粗放增长的轨道，更要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是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

我国当前经济市场以及产品数量已经达到一定饱和度，人们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小康即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对产品消费提出了更高质量要求。从政府角度看，培育质量文化，应将产品质量提升到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层面，推进产品质量供给侧改革，按照国际市场认定的质量标准引导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4]。为此，必须积极完善质量生产体系，“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建成现代化经济中的制造强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系统规范、引导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迈向中高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4]。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核心关键在于科技；在培育质量文化过程中，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4]，建立建成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铸造质量强国。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考察河南时曾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4]

新时代国家最高层面对工匠精神的高度重视，正是全社会培育质量文化的良好契机。当前中国企业处于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更注重技术、质量以及创新品质的“智造业”转型升级期，因此，政府在培育质量文化时，应牢牢把握新常态经济环境下的转型期，在企业的质量理念和价值观以及生产经营策略中植入“工匠精神”，使得“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相融合，“工匠精神”在新时代得以落地生根而不流为一句空话。以“工匠精神”构筑质量文化，促进质量文化得以成为企业长远留存的基因和血液，要充分发挥社会各行业的知名企业家的社会效应，引领质量文化从精神到行为以及制度层面的贯彻和落实，实现“中国智造”的成功革命。

当前我国的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法律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产品的生产以及对消费者的权益之间的义务以及权益关系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二是产品质量的安全行为和质量责任履行不彻底；三是在消费者主动参与质量立法过程中，缺少有效的资源和渠道供给，在消费者主动参与质量立法过程中的资源以及渠道缺少有效供给。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以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发展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命题，因此，质量文化培育过程中必须发挥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做到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以及“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3]，全面加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质量综合监管体系的建立，积极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

为此，首先，要全面建立起质量综合监管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借鉴国际经验和推广国内先进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和模式，建成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标准和制度，通过奖惩机制落实规整制度，以重点解决当前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与产品质量脱节问题。其次，进一步深入落实企业质量生产的事前决策和过程监管，严格执行相关的质量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质量文化的培育虽然涉及的主体为政府以及企业，但离不开公众的参与，这就需要政府有效引导新闻媒介、大众媒体的参与，在全社会倡导先进的质量文化，促使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不断增强质量意识，共同建设质量文化。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的质量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被人们所关注的诸多质量问题、不法商家和企业侵害社会大众的违法经营行为大多先由新闻媒体传播，大众传媒发挥了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任何关于质量的意识、观念、态度等文化层面的要素的兴起和传播，都不可能从天而降，质量文化的真正培育和塑造，需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宣传引导作用。当前，我国不仅有着传递主流文化、时代正能量的官方媒体，同时还有许多自媒体，社会公众监督的参与渠道不断拓宽，参与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因此，政府在培育质量文化时，应该正确利用互联网时的新闻传媒力量实现质量文化的教化和塑形：一方面，整合新闻媒介、大众媒体的力量对社会成员、企业主体进行质量意识、观念、态度的教育和宣传；另一方面，通过对新闻媒介对优劣企业的产品的挖掘和解读，政府进行奖优罚劣，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教育目标，有效增强社会公众的质量文化意识，不断提高公众对企业建设质量文化的监督能力。

总之，质量文化的培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培育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质量文化，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要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主导作用：从宏观层面上，政府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综合顶层设计，有效整合政府、企业主体以及消费者的相互作用力，同时积极贯彻发展新理念，实现工业文明中的质量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性结合，弘扬工匠精神，改进原有的质量文化，建立健全质量安全法规，在全社会的公民教育中实现质量文化的道德教化，促使质量文化在新时代的中国全面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