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发展，其年度流量规模从2005年的12701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7622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38.7%。在此十年中，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年度流量从2005年的638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262.7亿美元，十年间接近翻了一番；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流量规模也由2007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456.7亿美元，八年间共增长了450%，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0.7%，并于2015年成为资本净流出国与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与此同时，我国学界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十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前沿动向。例如程新章(2006)从产业国际价值链治理角度出发，根据21世纪国际生产体系的变迁现实，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内部化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发展进行了再解读^[1]。唐心智、刘晓燕(2007)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交互关系进行了综述^[2]；杨杰、祝波(2007)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非主流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3]；胡义(2008)在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二战”后每十年发展的进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新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应用研究局限性进行了阐述，并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前沿发展作了展望^[4]。朱巧玲、董莉军(2011)对经典与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按照演进方式进行了归纳与评价^[5]；高宇(2011)立足于加入了经典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视角的跨国公司理论与新新贸易理论之上，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梳理^[6]。俞萍萍、张为付(2015)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尤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兴起的相关理论解释，进行了梳理与评述^[7]。聂名华、徐英杰(2016)着重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协同演化路径的角度出发，从全球价值链理论角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评述，并反过来对全球价值链理论升级进行了展望^[8]。吴先明、向媛媛(2017)在针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综述研究中，总结出该领域存在“对传统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和“聚焦于从新视角构建理论基础”两大阵营与方向^[9]。毛凯丰(2017)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周期理论，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资源基础条件、动因与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10]。于璐瑶(2017)从经济转型期特有角度出发，对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进行了讨论^[11]。齐晓飞、关鑫(2017)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构建了OLI-S模型，对解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12]。

但是既往文献仍然大多是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的罗列汇总性阐述，或者简单地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分为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期与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时期分开进行阐述，难以从中看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历程的内在逻辑框架，似乎前后两个时期是一个断代的跃迁。事实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体的，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类似，对应地我们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三个时期，两者的共同基础在于经历了“国家生产与企业生产同质化假设”—“国家生产异质化与企业生产同质化假设”—“国家生产与企业生产异质化假设”的发展历程。

事实上如果换一种视角，在任何时代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都是企业，理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等同于去理解企业“是否及为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动因)，“去哪里投资(区位选择)”及“采取何种模式开展投资与投资什么环节”(投资模式)等一系列企业行为问题。本文将立足于企业行为视角，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贯穿起来，并着重阐述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前沿进展。而从企业行为的视角出发，我们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内涵兼容并包的演进过程。

二、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

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回答了“企业为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问题。但由于在古典与新古典时期，企业均具有同质化假设，因此回答的是企业总体为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问题。而在新新时期，企业具有了异质化假设，因此回答的是哪些企业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

(一) 古典与新古典时期

在既往大部分文献中，都将Stephen H. Hymer(1960)关于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以获取垄断优势的博士论文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起点^[13]。然而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讨论从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开始时就已经触及，而其中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的讨论也从20世纪初就有所涉及，直到Dunning(1994)将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归纳起来^[14]，并最终成为新古典理论体系中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四个动因假说(Dunning，2012)^[15]，即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获取型(Buckley，Cross and Tan，2008)^[16]、效率获取型(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战略性资产获取型(Huang and Wang，2013)^[17](技术与先进经验获取)。

1. 市场寻求型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或对外直接投资实现。Samuelson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将其扩张为H-O-S模型，通过证明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指出商品贸易可以完全替代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Berger and Westermann，2001)^[18]。换言之，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商品贸易来实现海外市场寻求，而不需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此基础上，Mundell(1957)通过考察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指出任何影响国际贸易的非市场交易成本都会促使企业前往东道国开展国际直接投资^[19]，即与Samuelson的结论相反，要素流动替代了商品流动。而Goldberg and Klein(1999)基于拉丁美洲的贸易与国际投资数据^[20]以及Swenson(2004)基于美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数据^[21]开展了实证研究，都符合Mundell的结论，佐证了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市场寻求动机的假说。

2. 自然资源获取型

对于资源类行业企业而言，自然资源的占有与配置优化至关重要，这使得存在两方面原因可以促使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其一，国际商品生产的最优化安排。在Samuelson的基础上，Rybczynski(1955)进一步提出了雷布津斯基定理，认为由于各国要素禀赋存在结构性差异，国际间商品生产最优必须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22]。或者说国际商品生产只要存在进一步有利可图的优化空间，就会促使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其二，资源密集行业企业寻求规模经济优势。对于所属资源密集行业，尤其是不可流动的资源，比如耕地或水域等，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来扩大对上游资源的所有权益以提高规模经济优势。

3. 效率获取型

效率获取(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也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而通常企业可以凭借对外直接投资在三个方面来实现效率获取。其一，Stephen H. Hymer在关于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可以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形成垄断优势，进而获取超额利润提高经营效率。其二，Buckley and Casson(1976)延续了Ronald H. Coase(1937)基于市场交易成本的企业成因理论^[24]，认为当国际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建立跨国公司可以将部分交易成本内部化，获得内部化优势，进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25]。其三，Raymood Vernon(1966)通过考察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特征，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由于工艺和技术已经较为成熟，生产成本相比研发环境更为重要，企业会将生产逐渐迁移至成本更低的国家以提高经济效率^[25]。而Kiyoshi Kojima(1978)通过考察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出了边际产业迁移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从该国生产成本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而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率^[26]。

4. 战略性资产获取型

Dunning(2012)提出了企业资产可以分为普通要素资产与战略性资产两个方面。战略性资产主要是基于知识的资产，包括企业的销售网络、管理经验、技术实力、品牌价值、公司信誉等，而战略性资产获取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朝着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意义。黄益平和王碧珺基于浙江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小企业调研样本，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事实，即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以战略性资产获取为主。这对于理解中国企业近十年中在并不具备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仍然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展跨国并购很有意义。

(二) 新新时期

在Krugman(1979)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当时仍然属于新古典时期，因此并没有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无法解释哪些企业会进行国际化经营活动^[27]。Melitz(200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对国际贸易的分析，从而得出了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会对外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会服务本国市场的结论^[28]。沿着这一思路，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将企业异质性纳入Markusen(1984)提出的“临近-集中权衡”(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框架中^[29]，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考察了企业在出口与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抉择，并通过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HMY假说，发现尽管国际直接投资相比贸易会获得更多的边际利润，但其所需的固定成本高于出口的贸易成本，因此同一行业内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服务国外市场以获得产业内最高经营效率；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在国内生产和销售产品以获得产业内最低经营效率；生产率居中的企业会选择出口方式^[30]。由此，企业的异质性被加入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新古典理论的动因解释上，进一步阐明了具体哪些企业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而其动因本质仍然是企业寻求产业内的效率优势地位，实现方式可能是新古典理论中所述的四种形式中的任何组合。近十年来，HMY假说已经被许多基于不同国家数据样本的实证研究所证实。

在国外，Girma(2005)等人通过1990—1996年间英国制造业企业国际经营活动，基于非参数KS方法证实了HMY的理论预期^[31]。Kimura and Kiyota(2006)基于1994—2000年间日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数据，基于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同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生产率次之的企业单纯开展国际直接投资，而再次者单纯开展出口或国内贸易^[32]。Castellani and Zanfei(2007)基于1994—1996年间意大利制造业企业数据，利用非参数KS方法证实了HMY的理论预期^[33]。Yeaple(2009)基于1994年美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样本，证实了HMY的理论预期^[34]。Wakasugi and Tanaka(2009)基于2001—2005年日本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发现开展海外投资的企业相比未开展海外投资的企业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溢价^[35]。Arnold and Hussinger(2010)基于1996—2002年间德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利用非参数KS方法证实了HMY的理论预期^[36]。Chen and Moore(2010)基于1993—2001年间法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利用Logit回归分析证实了HMY的理论预期，并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在条件更差的东道国开展投资以获取更高的风险利润^[37]。Kox and Romagosa(2010)基于1997—2005年间的荷兰服务业企业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溢价显著高于出口贸易企业^[38]。Hagemejer and Kolasa(2011)基于1996—2005年间波兰所有产业的企业数据发现，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比未开展国际化经营企业的生产率显著要高，而其中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率最高^[39]。Federico and Tosti(2016)基于2008—2009年间意大利服务业企业数据，发现在控制了除生产率之外的企业固定效应后，HMY的理论预期成立^[40]。

而在国内，刘淑琳、黄静波(2011)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发现HMY假说对于中国企业成立，即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销售的企业，并且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学习效应^[41]。王方方、赵永亮(2012)基于广东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样本数据，支持了HMY的理论预期，并发现东道国位于亚洲地区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投资的东道国越多^[42]。田巍、余淼杰(2012)基于2006—2008年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利用固定效应Logit回归分析，证实了HMY的理论预期在中国企业间同样成立^[43]。肖慧敏、刘辉煌(2012)基于2000—2010年中国企业在118个国家建立的1051家子公司数据，在HMY假说的基础上，加入了与地理距离相关的中间投入品运输与增加的固定成本函数，支持了HMY的理论预期，并发现地理距离与企业生产率的门槛值正相关，并且存在随机的自我选择机制，使得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有可能投资距离较远、市场需求较小的东道国^[44]。陶攀、荆逢春(2013)把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相匹配，验证了HMY的理论预期，并发现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投资的东道国越多，而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贸易成本越高，前往投资的中国企业生产率阈值越低^[45]。严兵、张禹和韩剑(2014)基于2005—2007年间江苏省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验证了HMY的理论预期，并发现资本密集度与企业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的影响有显著正向调节影响，且生产率与资本密集度越大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越大^[46]。

三、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回答了“企业到哪里去投资”的问题。其中，古典时期的国际投资理论并未涉及这一问题。在新古典时期，以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周期理论为代表，回答了这一问题。而在新新时期，引力模型和发展中国家朝着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特征被引入以回答这一问题。

(一) 新古典时期

在新古典时期，通常认为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本质上仍然是由其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所决定的。比如对于那些想要获取成本优势的企业而言，就一定会不断朝着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进行迁移；而对于那些想要获取自然资源或战略性资产的企业而言，就会朝着那些拥有更丰富自然资源与战略性资产的经济体进行投资。Dunning(1977)在总结既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47]203-205，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决策至少应涉及三个方面：资产的所有权优势(ownership)、生产的区位优势(location)、企业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这三者合在一起被称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OLI要素假设。而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所能获得该三要素综合最佳的东道国即其最优区位选择。Dunning(1988)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周期理论(又称国际投资路径理论)，认为一国某产业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该国该产业或该企业在OLI三要素上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扩张过程^[48]，即能够使其不断扩大OLI要素优势的东道国即为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最优区位选择。

(二) 新新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入了新新国际投资理论时期，而引力模型和发展中国家朝着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特征也被纳入到国际投资理论区位选择思考中来。

1. 引力模型在解释国际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应用

引力模型是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为了解释与预期人类在地理空间上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相互影响，参考经典力学中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建立的一种理论假说。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应用首先是源于对国际贸易领域的观察与研究。Isard and Peck(1954)在其研究中均独立发现了地理位置上越相近的国家之间贸易流动规模越大^[49]。随后J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分别独立借鉴了引力模型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发现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50]。此后不断有学者对传统经典引力模型进行更新，以使其成为更为严谨的计量模型以及包含更为丰富的控制变量。

随后引力模型很快也被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中。Stone and Jeon(1999)将引力模型运用于分析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51]。Brenton(1999)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东欧州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52]。此后，Gopinath and Echeverria(2004)运用引力模型对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交互关系进行了研究^[53]。Blonigen(2005)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包括引力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行了系统性综述^[54]。Kleinert and Toubal(2010)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在国际直接投资实证领域应用引力模型的参考框架^[55]。Edwards and Romero(2016)针对心理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及影响因素的缓解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56]。

而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程惠芳、阮翔(2004)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32个国家(地区)为样本，通过将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与地理距离纳入引力模型发现，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两国经济规模与经济水平相似度正相关，与两国地理距离负相关^[57]。高国伟(2009)基于跨国公司行为与中间品贸易的影响，通过规范分析，建立了一个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58]。蒋殿春、张庆昌(2011)使用美国跨国公司全球经营规模数据，通过引力模型发现并解释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与理论估计水平存在差距及原因^[59]。蒋冠宏、蒋殿春(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国对95个国家的ODI数据，采取引力模型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DI具有市场和资源动机，而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仅具有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而且地理距离有负面影响^[60]。

由上可见，引力模型的引入，从一个新角度补充了对于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解。随着引力模型中不断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以及模型结构本身日益完善，立足于地理角度的解释能力也正在不断变强。尤其Dunning的新古典理论假说无法解释的边境效应(Anderson and Van，2003)^[61]，在引力模型中加入文化和心理距离因素(Johanson and Vahlne，1977)^[62]后就可以有效地解释这一普遍现象。

2.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

Lucas(1990)通过比较美国与印度的资本报酬率，发现印度作为资本边际产出高出美国近60倍且具有显著资本边际产出的比较优势，资本却反而源源不断流向美国，这与新古典增长与贸易理论得出的资本流向假设不相符，称为卢卡斯悖论^[63]。发展中国家朝着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由于不具备比较优势，并不符合Dunning的新古典OLI要素假说。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年间长期作为资本输出国，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讨论的一个长期热门谜题(何帆，2013)^[64]。对此，通常从制度差异、战略资产获取以及新的理论模型三种角度进行解释。

其一，发展中国家政策不确定性比发达国家更高，对产权及技术创新保护力度较差，市场体制不健全及外国投资者保护措施少导致代理成本较高，这些都使得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具有资本吸引力，进而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Gourinchas and Jeanne，2013)^[65]。

其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发起逆向投资，大多具有战略性资产获取动机，即通过技术逆向溢出与学习效应来提升自身在战略性资产，如技术或管理经验层面的积累(白洁，2009)^[66]，这一点也已经被一些实证研究证实(刘宏、张蕾，2012)^[67]。例如肖慧敏、刘辉煌(2014)把2005—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相匹配，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学习效应，且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比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效率改进收益更高，而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68]。袁其刚、樊娜娜(2016)把2005—2011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相匹配，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二阶差分模型，发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其中企业第一次海外投资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相比东道国为发达国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更大；第二次海外投资东道国为发达国家相比为发展中国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更大；总体来看企业海外投资东道国由第一次为发展中国家转向第二次为发达国家时，企业生产率提升最为显著^[69]。刘再起、王阳(2016)基于2003—2012年间中国对欧盟27个国家与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发现，资源寻求与战略资产寻求是导致中国企业在欧盟地区开展逆向投资的主要动因，并且欧盟的商业与贸易自由度等制度建设对这一逆向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0]。这都为近十年中我国企业在自身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市场投资规模飞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区位选择解释。

其三，Moon and Roehl(2001)从Dunning的OLI要素假说出发，创造性地将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所有权劣势结合起来看待其国际扩张行为，相对于新古典理论从所有权优势角度解释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从所有权劣势角度解释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行为，并将其总结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失衡理论”(imbalance theory of FDI)^[71]。Moon(2004)进一步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的范式分析，对失衡理论的本质进行了诠释，即当企业最优要素比例下的最优产出与实际产出有差异时，企业就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行为，只是会因为造成产出差异的不同资源配置失衡，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向^[72]。李鑫(2016)在失衡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非对称性(asymmetry)来构建对双向投资的通用解释理论框架，认为跨国企业在选择进入外国市场模式时有三个判断阶段：动机不对称、资源不对称和控制不对称，并基于此种理解提出了能力不对称-资源价值-交易成本理论框架(an asymmetric power-resource value-transaction cost framework，ART)，可以同时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73]。

综合以上三点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的思考，有力地补充了新古典国际投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部分区位选择现象。

四、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

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回答了“企业采取何种模式开展投资”与“投资什么环节”两个问题。由于新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依赖于企业同质性假设，因此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考虑到企业存在的异质性以及异质性对其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模式的影响，因此均属于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范畴，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重要前沿进展，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一)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 1.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的模式选择

自从HMY假说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框架中，Nocke and Yeaple(2007)在其基础上，通过加入企业异质性来考察其国际直接投资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选择。其进一步将从事国际生产活动的企业异质性本质定义为企业核心能力的跨境流动性，分为跨境流动能力较强的企业核心能力，比如技术与生产流程管理经验等，与跨境流动能力较弱的企业核心能力，比如市场营销经验与社会关系等。进而据此分别定义了对跨境流动能力需求较高的行业与企业与对跨境流动能力要求较低的行业与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参考“临近-集中权衡”框架建立了一个子博弈精炼均衡，对其求解得到了关于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来理解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结论：在对核心能力跨境流动性要求较高的行业中，表现最好的企业将采取绿地投资模式，其次选择出口，最后才是跨境并购；而在对核心能力跨境流动性要求较低的行业中，表现最好的企业将选择跨境并购，其次选择绿地投资，最后才是出口；总体而言，企业异质性在国际生产组织中具有显著的影响^[74]。

事实上，Nocke和Yeaple的结论具有显著的现实直觉。企业在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时必须同时考虑成本和风险，因而在选择国际直接投资模式时必须要在“远期发展和短期利润”之间作出权衡。那些对跨境能力流动性要求较高(比如技术研发与管理体系优势)以作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其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以更好地保持其技术优势(Stiebale and Trax，2011)^[75]，而生产率较差的企业将倾向于选择跨境并购来通过技术逆向溢出或学习效应获得技术竞争力层面的补足，尽管这样相比绿地投资要付出更多的资金成本与承担并购带来的更多经营管理风险(Schiffbauer and Siedschlag，2017)^[76]。而那些对跨境能力流动性要求较低(比如本地化、营销和社会关系等)以作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中的企业，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将选择跨境并购，从而更快地获得通过绿地投资所不能获得的本土化优势，而那些生产率较差的企业没有机会与能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等待着被其他生产率更高的本土企业或外资企业并购(Nocke and Yeaple，2008)^[77]。

此外，通过Nocke和Yeaple的结论，可以进一步推论出由于不同行业属性和国家特征存在对企业核心能力跨境流动性的约束，应当能够在现实市场中不同行业与国家中看到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存在显著的偏峰分布。而这一推论被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Griffith(2004)等基于1998—2001年间英国服务业外资企业数据，发现采取跨境并购模式的外资企业生产率显著高于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外资企业^[78]。Spearot(2012)基于1998—2004年间美国农业和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形式^[79]。Engel、Procher and Schmidt(2010)基于2002—2005年间法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利用非参数KS方法，发现市场寻求型动因的跨国企业生产率要高于资源寻求型动因的跨国企业^[80]。周茂、陆毅和陈丽丽(2015)把2002—2012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进行匹配，验证生产率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关系，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而企业的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对生产率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且企业管理能力越强就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81]。

2. 其他视角下的模式选择

除了沿着Nocke和Yeaple的思路，还有许多文献针对其他因素对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Hijzen、Tomohiko and Yasuyuki(2006)基于1990—2001年间OECD国家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空间距离和关税壁垒对跨境并购具有负向影响^①。Kim(2009)通过基于古诺寡头垄断模式加入东道国福利政策的影响，发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东道国的贸易优惠措施会使得跨国企业从绿地投资偏好向跨国并购偏好迁移^[82]。Raff、Ryan and Stahler(2009)基于风险偏好对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模式进行了讨论，发现在边际收益期望与风险相当的情况下，企业仍然会为了减少固定成本投入保留流动性而偏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83]。这些新的研究都从更丰富的企业行为视角提供了对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解。Kalkbrenner(2010)基于2003—2004年间的美国和欧洲企业数据，发现更高质量的东道国制度体系会促使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境并购模式^②。Ayca(2012)基于1987—1998年间瑞典制造业企业数据，在Nocke和Yeaple的博弈模型基础上加入了国家特征，发现东道国腐败程度对绿地投资具有负面影响^[84]。Park、Byun and Lee(2012)基于1990—2009年间40个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产业跨国企业数据，发现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性对于跨国并购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③。Slangen(2013)提出了绿地投资相比跨国并购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从而可以在政策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更好地管控风险，即随着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将更多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模式，其对荷兰172个外资公司的观察验证了这一假设^[85]。Chung(2016)等基于中国企业594个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样本，发现政府带来的体制压力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那些对政府资源依赖越少的企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越弱，那些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相对于未改制的企业受到影响相对更小^[86]。Huang et al.(2017)等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会损害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市场导向国际扩张的意愿，并基于507家中国上市国有企业在2007—2013年间的样本数据，发现国有股份的比例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87]。

① HIJZEN A, TOMOHIKO I, YASUYUKI T. The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on Domest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Discussion Papers, 2006.

② KALKBRENNER E. Acquired Versus Non-acquired Subsidiaries-Which Entry Mode do Parent Firms Prefer. NRN Working Paper No.1022, NRN: The Austrian Center for Labor Economic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2010.

③ PARK C Y, BYUN H S, LEE H H. Assessing Factors Affecting M&As Versus Greenfield FDI in Emerging Countries.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Series263, 2012.

(二) 垂直型、水平型与复杂型

通常基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投资到平行还是上下游环节，我们可以将跨国公司分为垂直型与水平型，对应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的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Vertical FDI，VFDI)与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Horizontal FDI，HFDI)。

1. 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

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部分环节放置于不同的经济体内，垂直一体化是同时朝着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环节进行扩张性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来讲，垂直型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合理配置不同经济体的要素禀赋与各个生产经营环节，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实现生产经营的最优化。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成型以Helpman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研究为代表，类似Markusen的“临近-集中权衡”。Helpman(1984)认为跨国公司面临着“分割生产经营各环节—更佳的要素禀赋与环节匹配”的权衡^[88]，即尽管在不同的经济体内配置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可以带来总体的最优化，但是分割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需要支付更多的分割成本以及由于增加公司内部商品与要素流动引起的经营成本，只有在分割收益大于分割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VFDI。Helpman基于完全竞争市场与规模报酬不变为假设前提，将对外直接投资加入经典的H-O-S模型，同时考察中间产品贸易与最终产品贸易成本，得出当两种贸易成本都很低时企业就会选择VFDI。尽管由于该结论依赖于完全竞争市场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仅仅是一种局部分析的结果，但是在21世纪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贸易成本不断降低，在现实市场中依然能观察到这种现象。Helpman and Krugman(1985)进一步将此分析范式推广至一般均衡分析中，得出还需要不同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存在足够显著差异的前提下，企业才会选择VFDI^[89]。

2. 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

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企业同时进入多个跨境市场，并将同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配置于多国经济体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形成关于HFDI的理论预期，其原因在于关于国际直接投资扩张模式的研究仍然停留在H-O-S模型的基础上，而H-O-S模型严重依赖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在这一假设基础上通过“各国要素禀赋与生产环节匹配最优化”的VFDI就可以实现全局生产最优格局，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存在HFDI的必要。然而这种假设与现实中国际市场并不相符，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随着Dixit and Stiglitz(1977)与Krugman(1980)分别将规模效益递增^[90]与不完全竞争市场^[91]引入新国际贸易理论，HFDI才得到了一些从理论预期上的支持。

如上所述，Markusen将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公司总部特定活动(或称为总部活动，比如研发、人力、财务等)与子公司与工厂特定活动(比如生产、运输、销售等)。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通常会将公司总部特定活动集中到一起进行，以获得更高的协作效率，而将子公司与工厂特定活动分别配置到不同的经济体中，以获得更优的内部资源配置与接近消费市场。然而当在某产业内存在垄断企业时，相比较高的贸易成本与子公司和工厂的规模效应，将企业所有生产活动迁移至其他经济体中取得的规模收益更高时，该企业就会开展HFDI。沿着这种思路，Markusen and Venables(1998)在20世纪末通过加入市场结构内生性的一般均衡，发现在公司总体规模效应大于子公司与工厂规模效应且贸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HFDI^[92]，并且这种倾向随着各经济体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减小而增大。Carr、Markusen and Maskus(200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识-资本”模型，认为一般劳动密集产业在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前提下采取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生产，从而更倾向于选择VFDI，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符合古诺均衡前提下采取规模递增技术生产，从而更倾向于选择HFDI^[93]。事实上，换一种角度，Markusen等人对水平型和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的解释，从经济学直觉上与Nocke与Yeaple的分析范式具有相似性，其一是因为Nocke与Yeaple的子博弈均衡模式是建立在Markusen的“临近-集中权衡”基础上，其二是因为通常来说技术知识性劳动并不容易具有跨境流动性，而一般性劳动容易具有跨境流动性，这样也就可以把两种划分投资模式的不同维度联系起来。

最终在以上基础上，Helpman(2014)将企业基于进入产业环节的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归纳为：水平型(主要目标是拓展东道国市场)、垂直型(主要目标是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与复杂型(同时分割生产价值链并将在东道国所生产的产品销往除东道国和母国外的其他国家)三种模式^[94]，其中复杂型为水平型和垂直型的混合模式。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我们从企业行为视角出发，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前沿进展进行了综述，分别对应回答了企业在开展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三个关键行为问题：“为何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投资的动因)，“去哪里投资”(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采取何种模式开展投资与投资什么环节”(投资模式)。立足于企业行为统一视角，可以发现从新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到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兼容并包、一脉相承的演进过程。并且，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三方面行为是相互联系与影响的。例如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往往受到其投资动因的影响，而投资模式的选择往往也同时受到投资动因和区位的影响。

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目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前沿进展存在两种研究方向：一种是试图构建全新通用的一般理论框架，一次性将所有既往相关理论作为特例归纳入新的框架，从而达到以一个理论解释所有企业国际化生产经营行为的目的；另一种是，从新的基础假设与理解出发，主要是针对新古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一些特定企业国际化行为，进行补充解释。第一种尝试由于难以建立起严谨的数理逻辑而较少被经济学界所接受，而第二种尝试却由于难以兼容并包地同时审视诸多类型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较少被管理学界所接受。随着从跨国企业行为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解不断深入，既可以从更加深层次的动因上解释一系列国际直接投资现象，也提供了可以从微观基础上建模所依赖的有效假设，从而使得这两种方向正朝着融合的趋势发展。

事实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过程，本质上就是对企业开展国际生产经营活动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而近十年来企业的国际生产经营活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对新古典与新新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均带来了挑战。20世纪跨国企业通常同时采用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两种模式来获取规模经济优势与内部化收益，而近十年中跨国企业却大幅度削减在产业链中的环节，放弃规模经济优势和内部化收益，将生产经营活动收缩到产业价值链中某几个特定环节(Chen, Ishikawa and Yu，2004)^[95]，战略外包业务逐渐兴起(Ornelas and Turner，2008)^[96]。而从全球产业供应链结构(Itoh and Nakajima，2016)^①或价值链动态变化的角度(Antràs and Chor，2013)^[97]，可以为解释这些似乎反常的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一些思路。例如苹果公司将其所有生产销售环节均外包出去，集中经营产品研发设计与品牌管理，这是由于在该产业价值链中产品研发设计与品牌管理具有最高附加值，苹果公司集中资源以力图在该环节获取垄断收益，要比单纯扩张性国际直接投资获取的规模经济与内部化收益更有利可图。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价值链分析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生产结构的内生化与动态化也会被进一步纳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但正如本文通过综述所发现的启示一样，无论如何发展，跨国企业国际组织生产结构的变化本质仍然是企业面临多种约束权衡时的自利选择，立足于企业行为视角可以不断推进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未来发展脉络的预期和认识。

① ITOH R, NAKAJIMA K. Impact of Supply Chain Network Structure on FDI: Theory and Evidence. HIT-REFINED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