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辚辚车马出城东，揽辔欣逢二老同。

               万里奔驰筋力在，一生精洁鬼神通。

               灶出拨卤当秋日，渔艇牵篷向晚风。

               回首长歌无尽兴，天高海阔月明中。

            ——《驻节南头，喜乡耆吴瑗、郑志锐画攻屯门彝之策，赋之》汪(明)

这首诗，描写的是明代兵部尚书汪率南头(深圳) 军民反侵略、抗击葡萄牙殖民者的情景。汪在广东为官逾十年，为驱逐佛郎机(葡萄牙) 外侵，驻节南头，停留了数月，给南头的百姓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从明代开始，深圳就已经是海防重镇。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不仅是友好往来、协同发展的经济之路，也是星光闪耀的国民相亲、文明交织的文化之路。“我们今天关注‘丝绸之路’，主要是关注东西文化的交流，‘丝绸’在这里成了文化载体的代表”。^[1]1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自汉唐到明清，深圳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无论是生产、贸易还是文化，深圳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我们今天研究深圳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不仅仅从单一文化的角度，更应从地理、贸易、军事、文化^[2]19等多个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研究深圳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具有的特点和内涵。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人文合作、民心相通是其中重要的建设内容，在新的历史节点，我们应思考，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如何在已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发挥拥有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先发优势、区位优势、开放优势等，赋予丝路文化更多的时代特点和丰富内涵。

新的丝绸之路承载了互信、互鉴、互利的丝路精神，是融合之路，是人与人交往的结晶。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交融而丰富。

二、 深圳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深圳地处南粤珠江口，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宋朝时期，深圳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枢纽，盛产香料、食盐；到元朝，又产珍珠出名。有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是晚清之前深港澳地区的政治中心。在明朝洪武27年，在深圳境内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因此，深圳在历史上就属于战略要地，具有重要的贸易、军事职能，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文化。

(一) 地理位置

深圳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东临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南与香港新界接壤，北靠东莞、惠州两市，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主要进出口口岸之一。

《广东通志》记载曰：“而南头澳在虎头门之东，为省会门户。”^①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载道，“海在府南百里，而所属之新宁、新会、香山、东莞、新安五县，尤为滨海要冲。……又东南为新安县南〔海自县之西北绕而东南，番舶往来，皆出于此〕”。^②深圳(南头、新安) 为省会广州的门户，是广东重要的出海口，往来的外国商船均要经过。

① 阮元.广东通志.卷一百二十三.清道光二年刻本。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九.川渎六.光绪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根据《广州府志》的描述，“今外夷入贡及使岛夷者皆取道于此，山在海中接新安县界邑，西南滨大洋，天生诸山为门户”。^③

③ 史澄撰.广州府志.卷十一.舆地略三.山川二.光绪五年刊本。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到，深圳(古新安县、南头城) 处在珠江口的东边，国外往来的船只，均需要经过新安等地。南头城则为省会的门户，以南山为据，西南面海，自古以来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

(二) 贸易往来

历史上，水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而深圳地处珠江口，也承担了重要的贸易功能。

唐代以广州为始发港的南海航线，在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有详细记载。它记录了我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阿拉伯地区全程3个月的航线，南头城是当时重要的站点。元、明、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元代在广州设立市舶司。造船工业的发展，为我国丝绸等外传提供了更大规模的运输工具。

明儒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载道，“广州舶船徃诸畨，出虎头门，始入大洋，分东西二路。东洋差近，周岁即回舶，有寉顶亀筒玳瑁等物。西洋差远，两岁一回舶，有象牙犀角珍珠胡椒等物。宋于中路置廵海水师营垒，在海东西二口，阔二百八十丈至屯门山二百里，治舠鱼入海战舰，其地南至大海四十里，东至恵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今为东莞县南头城。”^④

④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千八百一十二册.上海芬楼影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到，广州古时贸易船只从虎门入海后，分为东西两条线路，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都经过南头城。东线通往粤东、闽浙，至朝鲜半岛和日本。西线出南头城后，经过海南，进入南海，至东南亚、印度洋诸国。东线一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往返，而西线行程较远，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往返。东线返回时带回鹤顶、玳瑁等商品，西线返回时带回象牙、犀牛角、珍珠、胡椒等商品。

明朝自正统以后，国势衰落，朝贡贸易萎缩，非法的私商贸易不断增加，南头成为西方商人在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区域之一。商舶贸易取代朝贡贸易，逐渐取得合法的主导地位，南头成为私商贸易聚集的地方，形成与广州相配合的运作机制，称之为“南头体制”。

清代闭关锁国之后，广州作为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承担了清朝主要的对外买贸易的职能。商品产地呈现多元化与国际化特色。有本地生产的，也有外地生产的，还有外国生产的，从而使南头呈现出“中国商品集散地”与国际商埠特色。

(三) 军事功能

从唐代开始，国家就在深圳(南头寨) 设防，后分设大鹏所，隶属南海卫。随着海洋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海防的加强，到明代时南头成为广东海防的门户与中枢。明代巡察海道副使，原驻广州，后移驻南头。广东海道以朝廷监察系统“外台”命官身份，一般驻扎在南头，处理沿海地方海防等事务。

深圳地处珠江口，自古以来都是军事重镇。《读史方舆纪要》又载，“而南头澳在虎头门之东，为省会门户。海寇往往窥伺于此，为阑入之途，则东莞大鹏之戍守宜切也。”^①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九·川渎六. 光绪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广东是明代全国海防重点设防区域，分东、中、西三路，深圳处于中路，尤为重要。《广东海倭论》曰，“海寇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春末夏初，风迅之时，督发兵船出海防御，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②

② 严从简撰.殊域周咨录·卷三·东夷.明万历刻本。

而深圳的海防，明朝早期是抵御海盗为主。当时的海盗，多来自日本，沿东南海岸线南下。《海防纂要》记载，“三四月东南风汛，日本诸岛入寇，多自闽趋广，柘林为东路第一关锁，使先会兵守此，则可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越于中路之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虎头门等澳，而南头为甚，或泊以寄潮，或据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东莞大鹏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必不敢以泊此矣。”^③

③ 王在晋撰.海防纂要·卷一.明万历刻本。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到，广东海盗频发。香港及周边荒岛，位于珠江三角洲口岸外，为来往广州必经之海道咽喉；珠江口附近岛屿，星罗棋布，是海盗作为巢穴的理想地点。^[3]海盗多来自日本诸岛，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自福建沿岸来犯广东。深圳是海盗的重要据点，也是海军和海盗争夺的焦点。

为做好深圳的海防，历朝在武官的级别到部署的兵力上，都予以重视。明嘉靖四十五年，置南头海防参将一员。嘉靖末年，广东还在沿海设置水寨，加强要害地区的兵力部署。南头水寨是中路海防重点，辖汛地六处，包括佛堂门、龙船湾、洛格、大澳、浪涛湾、浪白。《广州府志》又曰：“南头寨在新安县南，东至大星，西至广海，本屯门镇故址。唐书地理志言，广州有屯门镇，宋时亦置营垒，曰屯门砦，明洪武三年并入固戌砦，后改南头寨，以省城门户，设参将镇守，国朝因之。原置寨船六十只，东为大鹏所城，南面大海，东至海岸一里，顺治十三年设守备驻防新邑，西至茅洲碧头，南由屯门，东抵大鹏。凡险要处额，设台寨一十二座，每座屯兵三十五名更番防守。”^④

④ 史澄撰.广州府志·卷十一·舆地略三·山川二. 光绪五年刊本。

《东莞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七年置东莞守御千户所、大鹏守御千户所并隶南海卫。”^⑤《古今图书集成》也说到，“大鹏守御千户所城池，在新安县东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二十七年始置。”^⑥

⑤ 陈伯陶纂修.东莞县志·卷三十一·前事略三.宣统辛亥年广东省东莞县养和印务局印本。

⑥ 陈梦雷，蒋廷锡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第二十三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16世纪，西欧部分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海外扩张与掠夺。深圳的海防功能，从抵御海盗逐渐转到抵御外敌入侵。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马六甲总督安特拉德率舰队从马六甲出发前往中国，葡萄牙使团特使皮雷斯随行。在屯门(今深圳南头到香港的陆地) 强行登陆，并盘踞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配备火药枪炮，修筑成一座堡垒，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肆进行抢劫和海盗行为，贩卖当地儿童到海外为奴。当地盛传佛郎机(葡萄牙) 人会生吃小孩。明嘉靖元年，广东根据朝廷旨意，命令葡萄牙人离开屯门，并与展开海战，重创葡船。

明人陈文辅在《都宪汪公遗爱祠记》中说，“武宗正德元年，佛郎机人占据屯门海澳(新安志) 屯门澳口为东莞濒海关隘。成化三十三年，占城古来来奔番船相继扰攘，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杂屯门葵浦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民甚苦之。”^①

① 陈伯陶纂修.东莞县志·卷三十一·前事略三.宣统辛亥年广东省东莞县养和印务局印本。

因此，不管明朝早期打击海盗，还是之后抵御入侵，都与广州作为一国对外的贸易门户有关，而深圳以其处于珠江口的地理位置和所拥有的地形条件，承担重要的军事功能，镇守武官的级别高，兵力的部署也是不断强化，保障了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四) 文化遗产

明代新安县万历五年贡生王士龙曾赋诗《赤湾》一首，“海上群山控海门，古祠钟鼓自晨昏。诸彝贡篚南溟阔，万国舆图北极尊。日照琼珠明岛外，风生麟角起云根。胜游此地心逾壮，漫倚青萍看斗文。”描写了深圳天后宫的险要位置和庙宇盛况、满载贡品的船只从广阔的南海川流不息来朝贡的壮阔场面。

深圳在历史记载中都是有福之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载道，“南海，龙之都会……新安有龙穴洲，每风雨即有龙起，去地不数丈。”^②龙穴洲是一个海岛，在珠江口的蕉门、虎门水道出口交界处，与深圳沙井隔海相望。岛上有60多米高的龙穴山，岛上有古井8口，井水清绿甘甜，苦旱之年不干，大潮上涌不咸。龙穴洲前扼大洋，以控海门，东北与虎门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旧东莞县志称，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龙穴岛有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国外的商船返航，都要在龙穴岛补给泉水。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龙.清康熙刻本。

明永乐元年，钦差太监郑和等南下暹逻国，船至广州大星洋(现赤湾附近海域) 遇到台风，所乘舟船即将倾覆。舟工请郑和祈祷于天妃。在郑和祈祷之后，突然听到喧然鼓吹声，一阵香风飒飒飘来，宛若神妃立于桅端。自此风平浪静，往返无虞。郑和归朝复命，向皇上请奏，奉旨遣官整理祖庙。

天妃即妈祖，是历代航海船工、海员、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天妃宫即天后宫。深圳有多处天后宫的遗址。《新安县志》云，“天后庙，一在南山赤湾……一在西门外厂前岭南重镇坊左……一在城外南山乡。”^③在深圳赤湾天后宫的石碑上刻有《重修赤湾天后庙记》(蔡学元进士邑人) 载道，“赤湾地滨大海，左控罗浮、梧桐之胜，右瞰虎门、龙穴之险。其地秀杰，其神灵异。凡出使外国与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诸国入贡，悉经于此……明永乐八年，中使张源出使暹罗，乃于此立庙，赤湾之有天后庙，自此始也。”

③ 舒懋官修，王崇熙等纂.新安县志.清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南城外南山乡的天后宫，又称南山天后新庙，创建于明代，为五开间三进深的建筑结构，主要殿祀天后，灵牌上书：“护国庇民天后元君之神位”，其对联为：“自宋迄今八百年来昭圣迹，由闽而粤三千里内着神灵”。在明清时期，香火非常旺盛，每年迎春时节春耕开始，新安知县均要亲自到天后新庙祭祀，举行“开耕鞭春”仪式，因此有“春牛堂”之称。

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所城内的天后宫，始建于明永乐年，门联为：“万国仰神灵波平粤海，千秋绵俎豆泽溯蒲田”。每隔五年举办一次隆重的“打醮”活动。传说清代名将刘起龙、赖恩爵以及大鹏营的参将、守备、千总等军官常到天后宫拜祭。

后海天后古庙创建于明代，为面宽五间两进深的建筑结构，里面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蒙杨大老爷示禁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邑候吴老太爷示禁并合乡置业入庙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天后宫碑记》等石碑。

深圳还有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塘下涌的天后宫、沙井天后庙、西乡黄田村妈祖庙、罗湖区罗湖村天后庙、新安古城等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遗址。

三、 深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点 (一) 深圳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点

根据深圳历史上的地理位置、贸易往来、军事功能、文化遗产等资料，深圳在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拥有重要的的地理位置，不管是打击海盗，还是抵御外敌，深圳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在对外贸易中，深圳的官方贸易和民间海商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伴随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交流，也汇集了多元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融合互鉴、追求美好的典型丝绸之路文化。我们可以归纳出深圳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点和内涵。

1. 流通性

成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区域) 的三个关键因素包括：造船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和货物集散能力。广东历史上既有内河运输，也有海上运输，珠江流域及官道的建设为货物的集散提供了基础条件。从唐代开始就能建造“俞大娘”“苍舶” 等载六七百人或万石货物的船只，具备当时领先的造船技术。

从唐代设立市舶使开始，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从政治上的扩大影响，实现“敦睦邦交”，发展到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除了官方的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的海外丝绸贸易也蓬勃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逐渐从华中一带南移到东南沿海一带，因此，广东的徐闻、番禺都曾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也都成了中华文明向海上丝绸之路区域传播的发源地，促进了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2. 融合性

深圳地处珠江口，处于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是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不断丰富和美化了沿线人民的生活。我国文献记载东南亚、南亚各国人民“以帛缠首”，阿拉伯人民“白色帛缠首”，至今东南亚、南亚人民均喜欢穿中国丝绸制作的纱笼(筒裙)。在唐朝，广州就出现了外侨聚集区——蕃坊，并有“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等诗句来形容当时中外融合的景象。

海上丝绸之路也有效地促进了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唐代的义净于咸亨二年(671年) 由广州取道海路至印度，学习取经，历经24年游历30余国后，携梵本经论约400部回国，然后历时12年，译出56部，共230卷。义净借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深圳赤湾一带有关龙的传说更是显示出深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深圳多处建有天后宫，表明当地参与海洋贸易的人数众多，为保平安才设立了众多的天后宫。同时，遗留下来的“开耕鞭春”仪式、“打醮”活动等，寄托了深圳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对共同理想的美好追求是一致的。

3. 战略性

深圳地处珠江口，背靠南山，无论是前期防御海盗还是后期抵御外侵，均属战略重镇。无论是配备武官的级别，还是士兵军备的装备，均显示出当时朝廷对深圳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视，也体现了深圳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责任和担当。在贸易中，深圳发挥了对外的桥头堡的作用。历史上以广州为重要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都经过南头城。在贸易体制上，建立了“南头体制”，具有国际商埠的特色，成为当时进出口货物集散地。

4. 开放性

在历史上，水路运输是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最主要的方式。广东处于中国的南部，深圳地处珠江口，具有内外辐射的功能。对内可将湖南、广西、江西等地作为其经济腹地，对外可辐射东南亚、南亚、东亚等区域。到清代闭关锁国之后，广州作为唯一对外的口岸，史称“一口通商”，深圳的贸易运输功能更加凸现，也具有对外开放的历史基因。

从历史上的深圳可以看出，深圳的地域文化具有开放、向上、共融等特点，更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二) 深圳的特区文化特质

1979年3月，深圳改县为市，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深圳逐步形成了“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特区精神。

深圳处于南海之滨，与香港相邻；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吸引了全国大量的建设者来此，成为一个移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因此，深圳的市民既有沿海人民开放、求新、宽容^[4]等特点，也具有北方人民豪放、开朗、健谈等特点，深圳的文化逐步形成具有移民、青春、示范、现代等特色。

深圳作为我国的经济特区，承担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的功能。深圳更注重经济方面的发展，大众更具有创新能力，逐步凝聚了“创新求异、务实致用、宽容大度、兼收并蓄、大众为先”等精神特质。

深圳也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型文化，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市场导向的开放型文化，通常以大众的、活泼的、多样的、个性化为其特点，形成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使深圳的文化具有创新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等特点。

(三) 深圳作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文化优势

国家提倡建设“一带一路”，沿海的福建、浙江、上海、广东等多个地方积极响应，争取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突破了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范畴，始发港不再只有一个，而是沿海的港口均可参与。深圳在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区域——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在地理位置上拥有地缘优势，在经济贸易上有先发优势，在政策沟通上有开放优势，在民心相通上有包容优势。深圳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

深圳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既可输出“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特区精神和“创新求异、务实致用、宽容大度、兼收并蓄、大众为先”等精神特质，也可吸纳来自海丝路区域多样性的文化，凝聚“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合作共识。

四、 深圳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沿海和港澳台地区……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之一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是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深圳历史上形成的交流、共享、包容的文化内核，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特区精神，均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期望一致，也符合“一带一路”区域人民的文化特质和心理需求。

(一) 丝绸之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深圳具有继承和发展丝绸之路文化的地缘优势、文化基础和发展预期。历史上的深圳，据有珠江口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在国家防御和对外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深圳成为我国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田。2004年11月，深圳举办了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2005年，深圳将把文化产业作为第四大支柱产业来发展。在2015年结束的深圳第六次党代会上提到，“充分发挥深圳地缘、商缘、人缘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以交通互联、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为重点，着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桥头堡，努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战略枢纽作用。”深圳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底蕴，所具有的创新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等特点，将为国家战略的实施起到重要作用。

特区文化与深圳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一脉相承，并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凝聚共识的核心。深圳历史上就具有开放的基因，作为主要的通商区域，在与国外贸易中逐步形成了交流、共享、包容的文化内核和开放性、多样性的文化特点。在特区改革开放中，凝聚了“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特区精神，形成了“创新求异、务实致用、宽容大度、兼收并蓄、大众为先”等精神特质。在面向“一带一路”建设中，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成了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追求。可以看出，特区文化与深圳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符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需要的。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深圳的发展定位是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成为服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国际运输枢纽、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和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平台。^[5]伴随深圳发展定位的实现，深圳的文化也将不断辐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实现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深圳的文化将是联系沿线发展区域的纽带，深圳历史上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交流、共享、包容”观念，将成为沿线发展区域共同的价值观之一。

(二) 丝路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中国人民用智慧、勇气和汗水开拓了联系亚非欧大陆多样文明的人文、贸易交流通道，与沿线各族人民一同创造了辉煌的古代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和沿线各族人民的灵魂和血液中，丝路精神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中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深圳历史上形成的交流、共享、包容的文化内核和开放性、多样性的文化特点，对于深圳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的深圳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深圳将成为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战略枢纽。历史上深圳形成的共享的发展理念，将促使深圳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国家和地区分享发展机遇，打造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历史上深圳形成的包容的文化特点，促使深圳今天与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区和城市一起，成为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华南板块，共同服务东南亚、南亚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域。

深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代表了深圳的创新基因，开拓创新已成为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开拓创新也将给丝路精神增添新的内涵。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创新将是重要的动力源泉和发展途径。通过开拓创新，促进产业的国际转移和国内转移，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通过开拓创新，开创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国际舆论、地缘政治等领域的新格局。深圳的创新文化，将为深圳的优势产业转移提供精神动力，深圳也将成为开拓区域和次区域市场合作的先锋。深圳的特区精神，将成为新的丝路精神的重要组成。

风起扬帆正当时，四海同心逐新梦。深圳是古代“一带一路”的重镇，深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对发展的责任与担当构成了古代深圳文化的内核。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础上，深圳将传承与发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将深圳的历史文化和特区精神融合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与沿线国家一道，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再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荣耀与辉煌，共同铸就团结、发展、繁荣、文明的希望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