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综观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思想的演进，我们发现任何有普遍影响的语言学理论的提出，都不能是语言学家个人的闭门造车，而是必须植根于当时整个科学大背景之下。只有这样的理论才会有生命力，方能影响久远，从而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20世纪初，索绪尔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这种语言学理论的核心是：语言是个系统，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这与当时的科学界大背景密切相关，那时物理、化学等经典科学日臻完善，使得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物质结构和运行规律有了清晰认识，人们认识到自然界不是杂乱无章现象的堆砌，是由少数基本元素靠规则组成的一个系统，整个自然界是由规律支配的有序系统。

20世纪中叶，乔姆斯基又提出了形式主义语言学，他认为语法是一个独立于意义的抽象形式系统，句子是靠一定的规则而生成的，这些规则生成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而排除掉所有不合语法的句子。乔氏这一思想直接源于20世纪30年代数学界的一场形式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期，数学陷入了一场危机，数学家们发现传统的数学概念不完善，公理和定理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了一个方案，把数学概念抽象成没有意义的符号，根据所设立有限的规则，推演出所有的定律公式，而且排除所有的矛盾。后来哥德尔提出并论证不完备定理，证明希尔伯特方案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该方案对数学发展乃至整个科学思想界的影响仍然极为深远。

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兴起，其基本思想是语言能力为人类认知能力之一种，人们开始探讨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语言学思想的提出也不是偶然的，也是由当时科学的大背景决定的。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70年代，认知心理学发展成熟，科学界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人类心智，开始出现了一门新学科——认知科学。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语言有了新认识，从而带来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也就是说，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建设是以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

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ity system theory)方兴未艾，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本文探讨这种新兴的科学思想会对语言学的未来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二、不同复杂系统的共同特征

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处处都存在着复杂系统，它们之间纵横交叉，相互影响，互为依存，形成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系统。各种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一个复杂系统，数学是研究数量和图形，物理是研究运动变化，化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心理学是研究人类心智，如此等等。自然界的不同领域也各自构成一个复杂系统，诸如气候、沙漠、河流、山脉等都是如此，而且不同的物种自身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诸如人类、蚂蚁、蜜蜂等无不如此。人类社会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构成的，比如交通、商品、通讯等都是这样。

复杂系统理论旨在研究各种各样复杂系统的共同特征，探讨它们所遵循的共同规律。根据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任何复杂系统都具有三个主要特征，或者说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否则该系统就会失去功能而死亡。所以，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任何复杂系统所必须遵循的三个规律。

第一，新陈代谢。一个具有功能的活的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必须与外部其他系统之间进行信息或者能量交换。就拿人类来说吧，自身的生命体必须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既要摄取营养，又要排除粪便，还要呼吸氧气，否则就无法维持生命。

第二，规律支配。任何复杂系统都是由各种层级且大小不同的构件组成的，这些构件的运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否则整个系统就会陷入无序而导致最后崩溃。还拿人类为例，人类的血液循环、呼吸系统、神经网络、体温变化等是遵照一定的规则，一旦失序生命就难以维系。

第三，不对称性。任何复杂系统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必须存在不对称性，唯如此系统才能运作，从而保持活力和生命力。一旦某个系统内部的各个部分达到了完全对称或者平衡的状态，该系统就会失去生命机制。以人类的血液循环为例，如果心脏和全身的血管都充满着血液，那么心脏就无法把血液送入动脉，静脉也无法把血液送回心脏，结果就会导致生命无法延续。血管里的血液流量必须存在不对称，这样才能保证身体血液循环。

当然，复杂系统的特征数目不限于以上三种，它们只是最主要的那几种。我们从这三个特征出发，来探讨语言系统的性质。

三、语言系统的新陈代谢及其原因

人类语言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每一种语言始终处于演化过程之中，没有一种语言是一成不变的。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词汇，都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演进。^[1]语言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不断淘汰旧现象，另一方面不断产生新现象。

词汇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旧事物消失了，表达相关概念的词汇也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事物出现了，表达相关概念的词汇就会进入语言中来。还有些概念的变化是语言内部的事情，与社会发展无关，它们往往是变成了相关的概念。比如，古代汉语“走”是“跑”的意思，现在变成了“行走”；古代汉语的“去”是“离开某地”，现在变成了“到达某地”；古代汉语的“眼”指“眼球”，现在则指整个视觉器官。有些是概念意义一直都存在，只是改变的词汇形式，比如疑问代词“何”变成了“什么”，“唤”变成了“叫”，“食”变成了“吃”等。导致词汇变化的因素很多，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古今语音的变化也是很大的，包括声调的调值和调类、声母系统、韵母系统、音节结构等。从词汇的语音表现形式来看，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为主，现代汉语则是以双音节为主。消失的语音特征有浊辅音，即声带振动的辅音，获得的语音特征有送气音、儿化韵等。

语法标记和语法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明显。下面分别举例说明秦汉之前存在后来消失的语法现象，以及宋元以后出现的新语法现象。

(一) 秦汉之前存在后来消失的语法现象^[2]76，^[3]464

(a) 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例如：“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b) “也”字判断格式。例如：“彼，虎狼也。”(《左传·哀公六年》)

(c) “于”字被动结构。例如：“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d) “唯”字强调格式。例如：“唯酒食是议。”(《诗经·小雅》)

(e) “之”字的结构助词用法。例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左传·僖公四年》)

(二) 宋元以后出现的新的语法现象^[2]262，^[3]347

(a) 动补结构的建立。例如：“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西厢记》)

(b) “把”字处置式的出现。例如：“我们且把这车子上包裹打开。”(《水浒传》五回)

(c) 体标记“了”“着”“过”的产生。例如：“南朝已应付了三处。”(《乙卯入国奏请》)

(d) 量词系统的最后形成。例如：“如一条死蛇，弄叫他活。”(《朱子语类·训门人》)

(e) 动词拷贝结构的产生。例如：“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红楼梦》四十四回)

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是，语言必须在使用中发展，一旦一个语言被中止使用，它也就死掉了。语言演化的必然性既来自于语言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来自于语言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已有专文全面论证了语言系统与哪些系统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①。下面只是简述我们的核心观点：

① 石毓智.语言研究的系统观[J].待发。

第一，语音、词汇和语法各自是个系统，三者共同构成一个语言系统。

第二，共同语言与方言构成一个系统，共时与历时构成一个系统，每个具体的语言构成人类语言系统。

第三，语言能力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诸如符号表证能力、联想记忆能力、空间辨识能力等，一起构成人类的认知系统。

第四，语言与社会文化历史传统构成一个系统。

第五，语言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构成一个系统。

这里只简单谈一下语言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之间的互动，从而导致语言的新陈代谢。语言必须在使用中发展，而语言使用必然受到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最常见的一种认知能力就是识解(construal)，指对于同样一种事物现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或者认识的步骤顺序不一样，就会导致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差异。古今汉语的被动形式经过多次的变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古今人们对被动事件的识解角度不同。

一个被动事件必然涉及三种元素：施事、受事和行为，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识解被动事件。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被动事件的识解角度不同，从而促使了被动标记的演化。^[4]347首先，在一个被动事件里，施事和受事一般都处于同一地点位置，上古汉语里从空间关系来识解，结果地点介词“于”被用来标记被动句中的施事，这一用法在汉魏以后就消失了。其次，在被动事件中，受事也可以被看作“遭受”某种不幸的事件，因此原来表示遭受义的动词“被”语法化为被动标记。“被”是汉语历史上使用最久的被动格式，先秦开始萌芽，唐宋才发展完善，直到现代汉语才逐渐被新兴的其他标记替代而主要用于书面语。此外，在被动事件中，受事可以理解为“任凭”“听任”事件发生，结果表示“任凭”意义的动词“叫”“让”等在元明以后发展成了被动标记，是现代汉语口语中最重要的被动标记。总之，导致被动标记演化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被动事件的识解角度不同。

四、语言规律的不同形态

语言的设计原理是，设立有限的基本单位，按照一定的规则，生成无穷的表达形式。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它们都受这一原理的支配。语言交际的本质是创新，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们可以说出此前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句子，二是人们可以听懂此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句子。交际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其背后就是规律的支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归纳的语法规律的四种形态。^[5]539

(一) 演绎规律

演绎规律是代数、几何、经典物理等学科最常见的一种规律形态。根据普遍的逻辑规则，严格遵循一定的推理规则，最后得出命题为真的结论。演绎规律具有逻辑严谨性和结论必然性，不允许有例外发生。一旦发现例外，规则就会被推翻。其局限性是无法保证其前提的真假，其前提的正确性需要归纳、类比、甚至想象推测等思维活动才能确立，因此演绎方法并不是自足的。

不同语言学派的学者对演绎规律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乔姆斯基学派认为，自然语言类似于数学系统，可以靠简单的几条句法规则，推出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然而排除所有不合法的句子。他们推崇甚至迷信演绎规则，不相信语言还有其他规则存在。认知功能语言学则认为，语法结构的建立本质上词汇的出现是一样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现象，使用的频率高了，就会形成语法格式。不同语法格式之间没有推演的关系，整个语法系统不是一个演绎系统，例外或者不规则现象在所难免。

然而，自然语言存在着各种规则形态，演绎规则只是其中之一。比如，所有英语由限定动词构成的句子都必须有主语，这一规则是没有例外的。由此可以导出适用于任何句子的结论：这个句子的谓语动词是限定形式，所以它必须有主语，否则将是不合语法的。再看一个汉语的演绎规则，所有汉语中能够为程度词序列“有点儿—很—最”分别修饰的形容词都能够被“不”否定。这一规则也是没有例外的，因此可以导出一个永真的命题：这个形容词可以被程度词修饰，所以它一定可以被“不”否定。同时不能受程度词修饰的形容词也都不能被“不”否定。例如：

大：有点儿大  很大  最大  不大

中：*有点儿中  *很中  *最中  *不中

小：有点儿小  很小  最小  不小

上述现象不是偶然的，能否为程度词修饰与能否被否定词否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与数学或者逻辑学的否定规则不同，自然语言的否定实际上是一种级差否定，“不”否定形容词的实际含义是“达不到某种程度”或者“比某个程度低一个量级”。比如“这瓶墨水不黑”是指黑的程度不高，而颜色仍然是黑的。那么就自然要求，凡是能够被“不”否定的形容词必须能够分出大小不同的量级。

(二) 概率规律

概率规律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常见的规律形态之一，研究这种规律的学科——概率论被认为是所有科学的语言。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科学领域的规律多属于概率规律。然而，一般人对这种规律缺乏认识，往往以直觉上的危险性来替代统计上的规律性。我们曾经针对很多人做过一个试验，是问对下面一则天气预报的反应：

明天有可能下雨，也有可能不下雨，下雨和不下雨的概率各占50%。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天气预报等于没说，什么信息都没有告诉我们。其实上段话传递了重要的信息。我们换一个内容就明白了：

到泰国旅游，看到河边竖着这样一块木牌，上面写道：“到这条河里游泳者，有50%的人可能被鳄鱼吃掉，有50%的人可能活着回来。”问你敢不敢下河游泳？

能说这块牌子没有告诉你任何信息而跳下河游泳吗？同样的概率而内容不同，被测试者的感受截然不同，他们感到具有重大的信息，无一人敢冒险尝试。不要说有50%被鳄鱼吃掉的概率，就是有1%遭遇鳄鱼的概率，也无人敢尝试。对于同样的概率规律，内容不同，为什么人们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思维中，不自觉会把危险性代替概率规律性。下雨不涉及人身安全，所以一般人会觉得下不下雨无所谓，而遭遇鳄鱼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人们对这种信息则高度警觉。

语言中也存在着概率性的规律，指的是一种倾向性的规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偏差，不排斥个别例外现象。这是客观存在着的语言现象，概率论为揭示这种现象提供了精确的科学手段。比如“介意”“记得”“铭记”这三个动词，它们都是与记忆有关的行为，然而它们的使用特点差别悬殊。我们又对大量的反映口语的材料作了调查，99%的“介意”例子都是否定或者疑问，“记得”则是中性的，可以自由出现于否定或者疑问两种句式，“铭记”则是100%用于肯定句式的。其他语言也都存在类似于汉语这种现象。

(三) 功能规律

生物学领域的规律多属于功能规律。所有的语言形式，不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都具有一定的交际功能。就语法来说，一种语言设立哪些语法范畴，往往不是随机的，而是与该语言的整体语法性质相关的。就拿主语和宾语的标记来说，人类语言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凡是句子基本语序为SOV的语言具有宾格或者主格标记。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主语和宾语都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它们通常是名词，加上省略、话题化等语用因素会影响到对它们语法地位的判断，因而容易引起歧义。相反，凡是句子基本语序为SVO的语言，一般都没有主格或者宾格标记，因为主语在谓语之前，宾语在谓语之后，它们出现的位置已经清楚显示它们的身份，不再需要其他多余的形式标记。

汉语和英语提供了典型的例证。古今汉语的典型语序都是SVO，句子成分靠语序决定，所以一直没有主格和宾格标记。而中古英语则是SOV语序，那时则有主格和宾格标记。后来英语基本语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SOV变成了SVO，其宾格和主格标记随之消失。由此可见，标记和语序之间存在着规律性对应，它们都受表达功能的制约。

任何语法结构或者标记都有它的表达功能，也都有它的使用规律，语言中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语法手段。比如汉语的指人复数标记“们”，似乎名词有它没它没什么关系，都可以表示复数。然而“们”真正的功能是表示特定范围内的全部成员，而且所组成的名词短语如果没有其他限定成分时，只能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前。这说明“们”不光有意义，而且还有特殊的语法功能。比如可以说“老师们大家都通知到了”，但是不能说“*我们都通知到了老师们”。

(四) 发生规律

生命科学就是专门研究生命体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生规律。有别于动物世界的任何声音交际，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始终处在演化的过程中，新的语言现象不断产生，旧的语言现象不断被淘汰，语言总是在新陈代谢过程之中。新的语法现象不断产生，其产生过程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诸如当时整体语言特征，词汇的语义基础，词汇或者语用构造的使用频率等。

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用法最复杂的语法标记是结构助词“的”。可是在唐代以前没有这个助词，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3]715“的”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逐渐发展出一个新的词类——量词，这一变化使得数量名词短语结构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数+名”构式变成“数+量+名”构式，即在数词和名词之间出现了一个语法标记。因为数量表达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形式，在这种新格式类推力量的影响下，非数量修饰语和名词中心语之间也要求出现一个语法标记，原来为指代词的“的”应运而生，从而发展成结构助词。指代词向结构助词发展是人类语言的一条普遍规律，比如类似于汉语结构助词的英语关系从句标记that、which等也是来自指代词。也就是说，指代词具有发展成为结构助词的适宜语义基础。尽管如此，在一个具体语言内部，这种语法发展的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受该语言的整体特性制约。一个新的语法标记产生以后，还有一个从少到多、从单一功能到多种功能的成长过程，即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语法功能逐渐复杂化。“的”在产生初期的语法功能非常单一，修饰语只限于动词性的，中心语只限于名词性的，后来逐步扩大，修饰语可以是形容词性的、名词性的等，中心语则可以是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等。而且“的”还发展出表示强调(例如：他一定会过问的)，表示过去时态(例如：他是去年结的婚)，如此等等。一个语法标记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五、语言系统的不对成性

语言系统的不对称性存在于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6, 7]}，我们这里只就语言演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如一种语言在创立之初，所有的语法形式应有尽有，那么就没有给语言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语法系统也就不可能发生演化了。语法系统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表达同一语法范畴的手段的多样性

古今汉语都有被动这一语法范畴，然而表达被动的语法手段则是多种多样的。虽然不能说被动手段是无穷多的，但是也很难确切知道其所有可能手段的数目。汉语史上出现的被动标记就有“见”“于”“被”“为…所”“叫”“让”“给”等，格式也有几十种之多。^[8]6假如上古汉语里所有这些被动格式都已经具备，那么汉语的被动格式就不会随时间而发展了。

(二) 语法范畴的消失与出现

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拥有所有可能的语法范畴。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没有一种语法范畴是必须有的，因此有些语法范畴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消失；二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语法范畴。如前文所述，动补结构、把字结构、体标记系统、量词系统等都是后来才产生的，秦汉之前没有这种现象。假如上古汉语都已具备了所有这些语法范畴，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

六、语言系统的复杂性

语言系统的复杂性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语法标记的多功能性

语言中极少有像数学符号那种意义和形式单一对应的情况，同一语法标记往往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把”既可以表示处置(例如：他把椅子搬走了)，也可以表示使成(例如：他把嗓子喊哑了)，还可以表示称谓(例如：山西人把土豆叫山药蛋)等。又如“拿”既可以引进工具(例如：他拿毛笔写字)，又可以表示对待(例如：他拿小王开玩笑)等。

反过来看，同一语法功能往往可以用不同的语法标记来表示。还拿被动格式为例，在现代汉语中就有“被”“叫”“让”“给”四个，方言中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处置式的格式也有“将”“把”“拿”“给”等四个，它们的语体色彩不同，使用范围各异，出现频率有别，从而为处置表达提供了丰富的手段。

(二) 语法格式的多功能性

同一语法格式往往具有多种表达功能。比如汉语的双宾结构既可以表达“取得义”(例如：我买了他一本书)，又可以表达“给予义”(例如：我卖了他一本书)。类似的，汉语的存现句既可以表示“出现”(例如：他们来了一个客人)，又可以表示“消失”(例如：他们家走了一个客人)。

同一表达内容可以选择不同的语法结构。以“物体传递”的表达为例，既可以用双宾结构来表达(例如：我送了老王一本书)，又可以用处置式来表达(例如：我把书送给了老王)，还可以用话题结构(例如：书我送了老王)等。

(三) 语法系统内部的非均质性

笼统地说，语法是组词造句的规律，然而语法规律的能产性差别非常悬殊，而且它们的使用频率也非常不一样。可以从能产性的角度给语法规律划分出以下三大类型。

其一，高度能产的语法规律。在现代汉语中，所有能够为数词自由称数的单音节量词都可以重叠表示遍指，比如“个个”“张张”“条条”等。这是一个高度能产的语法规律，没有例外，人们一旦掌握了这条规律，遇到新量词就知道怎么使用，不需要一个一个来学习记忆。

其二，古汉语语法的化石。在现代汉语中，只有“人”和“事”这两个名词可以重叠成“人人”和“事事”表遍指，其他名词诸如“树”“狗”“书”等则不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汉语量词系统尚没有出现的时候(约1 500年之前)，那时汉语存在一条语法规律，单音节的普通名词可以重叠表示遍指。在量词系统建立之后，这条语法规律的作用对象由普通名词转移到量词上。然而因为“人”和“事”是两个高频率词，它们把古代的语法规律保留到今天^[9]92。我们把这种个别词汇保留古代语法规律的现象称作“语法化石”，完全丧失能产性，学习的时候要单独记忆，一般词典都会注明这种特殊用法。

其三，刚萌芽的语法现象。动补结构带宾语是有规律限制的，凡是补语的语义指向为施事主语者都不能带宾语，比如不能说“*她吃胖了北京烤鸭”“*她看病了武侠小说”等。然而在当代口语中出现了两个例外：“他吃饱了饭”和“他喝醉了酒”，这两例中的补语“饱”和“醉”都是描写施事“他”的状况的，然而却分别带上了宾语“饭”和“酒”。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吃饱”和“喝醉”高频率出现，以至于人们把它们看成一个复合动词那样的东西，结果就在其后带上了宾语。而且它们可带的宾语也不自由，比如“*吃饱法国西餐”“*喝醉日本清酒”等就听起来不自然甚至是不合语法的。任何新的语法现象产生初期都有这个特征，它们不仅使用频率很低，而且有很强的词汇限制，其能产性也是极低的(石毓智，2011)。

其四，语法格式的出现范围和使用频率的差异。“管”在表示称谓上与“把”功能相当，比如“山西人管土豆叫山药蛋”，也可以说成是“山西人把土豆叫山药蛋”，然而“把”字的其他用法都不能用“管”来替代。跟把字结构相比，管字结构的使用范围要小得多，使用频率也低得多。不难发现，动宾结构要比双宾结构的使用频率高很多。而有些语法结构则几乎没有能产性，比如表达朋友之间亲密无间的“咱俩谁跟谁”几乎每个成分都是由固定的词汇表达，这与上面谈到的语法化石和刚萌芽的语法现象类似。

七、理论意义

复杂系统科学的兴起给语言学研究带来很多启迪，既可以让我们反思当今各种语言学理论的得失，也可以启发我们发现新的研究课题。

首先，复杂系统的设计原理是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假设的一个直接挑战。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是由少数几条规则构成的一个封闭系统，它是人类生物进化的结果，与生俱来的，也是全人类共有的，而且是一成不变的。人们习得一种语言的过程就是把所谓的这个“普遍语法”代入具体语言的“参数”的过程。那么这个所谓的“普遍语法”显然不符合复杂系统的第一个特征，即它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与其他系统发生能量或者信息的互动，其内部成员也不存在着不对称性。按照乔姆斯基的理论，语言也就不可能发生演化。然而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表明，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乔姆斯基的假说难以成立。

其次，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语言是个开放的系统，不仅受人类其他认知能力的影响，还受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观点与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特征是相符的，然而认知语言学派则忽略了语言的规律性，特别是怀疑语言有严格的规律，这种观点也是有失偏颇。语言作为具有交际功能的复杂系统，必然受规律的支配。

本文的分析表明，语言不仅受规律支配，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且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对称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对语言有一个全面认识，也会有很多新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