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及其重要性。2014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首次将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与澳门大学师生座谈时又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再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1有鉴于文化自信如此重要，国内很多学者对文化自信的涵义、基本内容、核心、实质、必然性、意义等方面展开了研究，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文化自信，特别是对习近平的文化自信观的理解，我们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揭示文化自信内涵的辩证性、文化自信的唯物主义基础及其在新时代的动态发展。

一、文化自信内涵的辩证关系

人类发展到今天，文化的作用和力量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古今文化、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树立文化自信尤为重要。何为“文化自信”？学界对此多有说明。隗金成认为：“文化自信是指人们对某种文化能够持续传承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并且能够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始终保持自身的比较优势所持有的坚信不移的态度。”^[2]徐龙建认为：“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通过对象性的认知、思考、探究等系列过程，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理念、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坚定信心以及积极践行。”^[3]笔者认为，不能仅从文化自身看待文化自信，还应该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定生产关系和物质基础上的文化主体对自己的文化对象的一种认同和践行，既有心理层面的“信”，也有社会物质实践方面的“行”，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是多种辩证关系的统一。

(一) 文化自信的“自”与“他”的辩证关系

文化自信，就是对自己文化有信心。这里的“自”指的是自己对自己文化的相信。费孝通曾说过：“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4]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是从我立足、以我为本，把“自”我的文化主体性突显出来，把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突显出来，文化自信的“自”，还在于该文化具有自主性和自创生性。所谓文化的自主性，是指该文化最终依赖于自身，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是趋于封闭和自我决定的有机体。文化的自主性强调的是该文化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谓文化的自创生性，是指该文化依赖于自己的路线，独立于人的决定和外在力量而不断前进。

文化自信的“他”是相对应一定时期的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必然存在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关系的课题，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看，没有孤立的“自”，既然有“自”，必然存在“他”。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有时候过分依赖“他”而菲薄“自”；有时又会太囿于“自”中而不顾“他”，都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难言文化自信，也难以达到文化自信的状态。正如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5]150尽管文化首要之义是“自”，但是不能封闭在“自”中，要在与他人、社会和国际的交往中，获得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自”与“他”，重点强调的是“自”，“自”是主体和主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多有自信, 将文化视为立国之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容、文化心理和文化特征。尽管由于战乱、政治、多民族融合等因素，中华传统文化有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但始终是中华传统文化处于主导性地位，文化实力非常强大，谈不上文化自信不自信的问题，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意味。但是，近代工业化以后的西方，对比鸦片战争失利的中国，突出了作为曾经的大国发展严重落后和停滞不前，引发了各种救国图强的方案，最后追问到文化的不足，文化自身没有一种根本创新的动力因素，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各方面的发展。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有优势的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面前，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备受打击。

为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提中华文化的自信问题。“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1]5这里所阐明的文化是中华文化，而不是其他文化，中华文化不等于汉文化，也不等于儒家文化。“中华文化”一词，具有文化构成成分多、时间跨度长、涵盖地域广的特点。从文化构成来说，既有汉文化，也有少数民族的文化；从时间跨度来说，超越了朝代替换和政权的更迭，因为中华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从涵盖的地域来说，中华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境内，它随着华人走向国外而存续在中国境外，尤其是随着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的战略进一步实施，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域更加宽广。中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合，是新时代的文化。文化自信的“中华文化”是科学的、大众的、健康的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用词有“优秀”“革命”“先进”，这些词语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我们才有自信的底气，沐浴在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文化中，文化主体即人民群众才更有文化优势，更有文化创新能力，为世界和人类的文明做出卓越贡献，反过来促进更高层次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迈进了一个新时代。

(二) 文化自信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辩证关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3文化自信内涵中有几个指向性特征：第一，文化自信是更基本的力量，是指文化自信的基础性作用。相比较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更基本”。如金惠敏所说：“这倒不是说，文化就比道路、理论和制度方面的政治更其政治化，而是说在同为政治构件的前提下，文化这种政治还具有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即它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处在我们无意识的深处。”^[6]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并且涉及面非常广，文化社会化、社会文化过程非常复杂。第二，文化自信是更深沉的力量，是指文化自信的内容积淀深厚，深深地“嵌入”社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文化为里，社会为表；文化为里，行为为表等。文化具有类基因一样的作用，无法随意“置换、移植”。当然，不是指文化无法改变，是指由于文化的深层次特性而无法短时间内形成，也无法短时间内改变和消失。其内容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渐进式地发生悄然变化。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使得我们的文化更加有“深沉性”。第三，文化自信是更持久的力量，指的是时间上的指向性。据权威学者考证，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化没有中断过，这是文化自信的资本。当然，我们的文化自信不是对过去历史悠久的“自恋”或者“自满”。习近平要求文化自信走得更远，指向未来，因为文化自信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同理想的实现，关系到未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使文化自信“更持久”，不仅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不断进行文化创新，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如今中国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中国制造和产品远销海外，中国的高铁和修路架桥工程誉满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符号走向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越宽越高，文化自信的“持久性”就越有绵延的空间和时间。

文化自信的“三个更”中的“更基本、更深沉”主要是指空间的维度。因为它是“基本”的，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具有空间上的弥散性。而“更持久”主要是指文化自信的时间维度。这两个维度形成了一个辩证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文化自信越有文化深度作为基础，文化自信持续的时间就越长，文化的影响力也就越久。正如儒家文化因为博大精深，才可以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如果文化自信的时间越久，那么文化自信的深度越深，越成为“更基本的文化”和“更深沉的文化”。

(三)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辩证关系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7]文化自觉有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批判和超越的意思，只有不断文化自觉，才能促进文化发展。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有特定历史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危机的诉求。而本文论及的文化自觉是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尽管我们的文化有一定的自信了，但是仍然要有文化自觉力。一个民族和执政党的文化自觉力，直接影响到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理论深度，影响到民族振兴和国家命运。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一。文化自觉，重点在“觉”，能敏锐地觉察到本民族在一定时期的文化状况、文化实力、文化地位等。只有觉察到自己文化的所有“存量”和“变量”，我们才有所为，有所不为，才可以不断增强文化的实力，提升文化的地位，才可以真正做到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不断的文化自觉，才能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提升文化实力，才有文化自信的基础。而文化自信又能促进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觉能力。文化自信侧重指意识层面的东西，而文化自觉更侧重于指物质层面的东西，两者互相促进，在动态中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文化自信首先是中华文化的自我相信、自我创生和自我完善，同时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理性相信自己的文化不仅能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创新高”，而且能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走向，让人类的文化走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二、文化自信的唯物论分析

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而进一步树立和增强文化自信，需要对文化自信作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基本观点。用唯物史观分析当前的文化自信，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当前我国的文化自信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当前谈文化自信，不是抽象地谈论文化自信，而必须具体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特定背景下来谈论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开创了社会历史观的新篇章，认为历史活动背后藏着类似自然规律一样可以比较准确观察和把握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历史发展和各种弊病，得出了必须打破这个制度才可以让人类社会制度获得更高更美的发展，即指向共产主义。而今天中国所做的事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同时也为整个人类的美好制度提供一个更佳方案和选择，这个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理论武器，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我们的文化就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所以，在今天新时代讲文化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有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始终闪耀着理论的光芒，指引着人类不断前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最为根本的在于其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因为它的创立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不是天马行空想象的理论，也不是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形式逻辑理论。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莫过于唯物史观，解决了重大而艰巨的理论问题，为整个人类的解放找到了现实力量即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其科学性还在于它的创立不断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作论证，如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量等等。细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会发现大量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作为其论证的有力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在于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创立的理论从不自封为永恒真理。他们认为，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充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376”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自信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有文化自信的底气。很多革命团体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革命无法取得预期成功，文化自信只是文化自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是科学的理论，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起现代化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做了真正主人；在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人民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不断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这是实践，而不是形式逻辑的方式证明。在这样强大的理论指导下，在我国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景下，人民没有理由不自信自己的道路和理论制度，这种自信必然内化为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这个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开始强起来了。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1这里有个“高度”一词，与“根基”相呼应。文化自信的“根基”越扎实，我们文化自信的高度就越“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我们文化自信必然更有“高度”，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兴盛。

第二，文化自信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而强大的经济实力又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在经济落后的时期，文化主体也有文化自信，甚至有些学者提倡文化信仰和文化坚守应该建立在节衣缩食的基础上，如中国早期的道家思想和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但是马克思主义主张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丰裕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共产主义目标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最高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思想的相关内容是习近平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其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来自于现实的生产生活和坚强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9]2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2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自信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树立起来的。从最初的开始有文化自信到文化自信的逐步增强，再到今天文化自信强化。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空前增强，并成为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中国的近代史由鸦片战争爆发，领土和主权惨遭外敌侵犯开始，在逐渐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当中，国民经济频繁遭受战争的重创，老百姓的生活惨遭统治者和外敌的剥削。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旧中国，统治者不单连自身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都维护不了，更无法保障百姓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开始重建文化自信，中国人民再也不受外国人欺凌，再也不受到国内剥削阶级的欺压，在此基础上，充满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自信，因为这些文化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当时的文化自信主要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与今天中国经济强起来之后带来的文化自信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49年工业总产值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钢产量减少80%，煤产量减少48%。农田受灾面积达1.2亿亩，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灾民达4 000万。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铁路、公路、桥梁、机场、码头以及各种运输工具都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和对外贸易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市场萧条，物资奇缺，投机猖獗，通货膨胀。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失业人群急待救济和安置。”^[10]那时候，人民刚刚得到解放，尽管革命热情最为高涨，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基础匮乏，人民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保障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这无疑会对文化自信产生影响，因为经济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文化自信最根本的基石。为了解决人民的物质基础问题，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国家建设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后，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 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经济快速发展，为人民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人民的文化自信逐步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国经济稳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八十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创新型科技成果丰硕，科技实力，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两弹一星”到实现新的飞跃，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科技成果产生重大影响，高铁、高速公路、华为手机、大江无人机等重要的科技和工程亮点闪耀全球。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提高，提供给中国的不单是物质基础所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样也增加了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底气。不难发现，中国人民逐渐自信起来，逐渐从文化大国朝着文化强国前进，这都得益于物质基础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自信不仅有其物质基础，也有其精神来源。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虽反映经济基础，但也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正如古希腊的奴隶社会可以孕育出艺术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可以树立强大的文化自信。这都是文化自信来自多因素作用的结果。

三、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动态发展

文化在不断发展，文化自信也会不断发展。如今中国的文化自信在不断提升之中，这个提升的过程蕴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23这个论断不仅阐述了我们应该提倡、坚持、创新怎么样的文化，也指出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必须在各个要素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动态发展，这对以后如何发展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包含了“三个文化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动态的时间角度来看，有“三个来”，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构成了不断自我创新的进程。这种结构从系统论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根本，构成中华文化系统的主要部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这“三个文化部分”与“三个来”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的动态发展。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丰富而庞杂，有精华也有糟粕。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源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精神所在、气魄所在，是体现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表现为：第一，追求“万物一体”的仁爱境界。明代大理学家张载就把儒家“仁爱”精神概括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八个字。习近平曾在浙江主政时就引用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来表达这种仁爱思想。第二，重视民生的民本精神。荀子在《荀子·王制》提到：“水可载舟，亦能覆舟”。执政者必须首先将人民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曾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事关群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12]109第三，崇尚和合的中正精神。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以“执中为用”“不偏不倚”“和而不同”作为处世的基本原则。特别注重以“和合”来调解处理社会矛盾。习近平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引用古诗“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强调人类文明需要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他在中欧友谊合作论坛上引用古文“智者求同，愚者求异”，以追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共享发展理念。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所谓天下大同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社会形态。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习近平把“求大同”作为施政方略。如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12]10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本，它对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民族品格具有重大价值。

(二) 革命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革命是先进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的社会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非常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活动中，生成了中国革命文化。关于革命文化的内涵与本质，李康平指出：“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政治观、革命观、价值观和群众观在中国革命文化中内在的本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的特有的革命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文化成果，这是中国革命文化的内涵属性与本质特征。”^[13]革命伟大成功不但孕育了革命文化，也让革命文化成为一种自信。在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这些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精神品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文化仍然发挥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稳居第二，科技文化实力不断提高，但还存在不少困难，需要发扬革命文化的作用，攻克深化改革开放遇到的各项困难。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15尽管革命不完全等同伟大的斗争，但是伟大的斗争需要革命文化。正因为有了革命文化，我们才有攻克各种难题的自信。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主体部分

“社会主义”一词作为人们对美好社会向往的象征出现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一百多年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扬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影响地域非常广泛，影响时间已经100多年了，并仍然散发真理的耀眼光芒。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有自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在新时代又焕发出强大的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20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构架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坚持的前提。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文化上的先进性，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天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14]855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19历史证明，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精神就是国家精神和历史精神。服务于人民正是先进文化的本质诉求。第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吸收外来的、科学的、优秀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固步自封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开始，就主张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

中华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文化部分”组成的，它们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统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实践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矛盾运动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过程。新时代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文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添加新的元素，丰富其内涵，同时，实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

在笔者看来，“三个文化部分”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三个来”相互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断创造的动态文化，表现为三种形式——“中学本新，外学辩证，马学指引”。“中学本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不忘本来”相结合，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本，但仍然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强调:“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5] “外学辩证”就是指对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等)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吸收其精华，去除糟粕，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马学指引”指的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中，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就会失去发展的方向，走向歧路。

基于“中学本新，外学辩证，马学指引”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纠错能力，这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在辩证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借鉴其成功经验，达到“洋为中用”，不断推陈出新，去伪存真，中西互鉴、融会贯通，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中华文明，这必然塑造中华文化更加自信，并且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