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养老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尤为突出。目前,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是同期人口增速的五倍多。^[1]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2 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1%，相较于2014年增长4.51%，其中65岁及其以上人口为14 386万人，占比10.5%，相较于2014年增长4.59%。^[2]而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以及机构养老的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2.94亿人，流动人口2.47亿人；与此同时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显示, 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10人/户，小户家庭^①户数占比高达64.85%。对比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以后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即“先富后老”，我国在经济总体水平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 使得“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矛盾凸显。2015年我国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176.5万个，养老服务床位数仅672.7万张，相较于我国22 200万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可以说杯水车薪，我国每千个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仅为30.30张。^[2]38-39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机构养老不足的背景下, “社区养老”成为有效应对“银发浪潮”的现实方案。

① 小户家庭户数指独居、两人户及三人户数的总和。

根据国家民政部的界定:“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可见，“社区”主要指地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是作为“人群聚居地”的社区，会因聚居的人不同而产生特定特征。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2015年我国事业法人单位数823 615个，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由“单位养老”转向“社区养老”, 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而事业单位中为数不少的单位因为创办历史及规模等因素，依托办公场所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职工生活小区，这其中又以历史较为悠久的公办大学和科研院所最为典型。如大学的教工生活小区，一方面居住人群以在职或退休教工及家属为主，居民的同质化程度高、相互关系较为紧密；另一方面教工生活小区与学校密不可分甚至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大学围墙里的社区”。这类社区环境中的地域性因素较弱而单位因素较强，生活其中的退休人员与单位仍旧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本研究把焦点放在这些依托事业单位而形成的较为特殊的社区及生活其中的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上，意图更为精准地从需求侧面研究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本文尝试提出“关系紧密型社区”来概括这类社区，此类社区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其居住人群的相似度高，其中大部分属于“知识型、科技型、自我实现型”^[3]人员，经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自主性强；二是其社区环境特殊，社区与单位关系紧密，退休人员之间及其与单位之间均关系紧密。考虑到样本选取的可行性，本文选取地属华南地区教育部直属H大学的退休教工作为调查对象。H大学建校65年，占地面积294多万平方米，校园分为老校区和大学城校区。教工生活区集中于老校区，围绕老校区中心校园在学校的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形成了教工宿舍区。而考虑到中国公办大学及科研单位的体制，与H大学教工社区具有相似性的教、科类事业单位生活社区相当普遍，尽管中国居民收入以及退休人员的社保福利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因为体制的相似性，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所享有的退休待遇在其所在地区的相对水平也大致相似。因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对H大学退休教工的调研，来探究类似这样依托事业单位而形成的“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更好地实现从“单位制”养老到“社区”养老的转变提供一个样本和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我国关于养老服务的研究相对西方国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零星出现一些研究，2000年后围绕养老服务相关问题的研究开始逐年增长，近年来伴随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关于养老服务的研究更是大量增长。根据需求侧面的研究意图，笔者下面主要对养老服务需求以及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两个主题进行文献回顾，为研究假设寻求依据。

(一) 养老服务需求

中国的养老问题面临着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日渐弱化而机构养老又严重不足的困难，因此“社区养老”成为实践领域积极探索的热点。关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是学界关注重点，尽管“关于老年人需求内容的划分仍未达成一致”^[4]，但大部分学者主要还是从经济状况、日常生活照料状况、精神支持状况、医疗保健状况以及社会参与状况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4-8]按照这种内容划分，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各类养老服务需要的比例，并对老年人最需要的养老服务进行排序。^[9-12]例如田北海、王彩云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老有所医”“老有所伴”“老有所依(即生活照料)”“老有所乐”“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为”服务的需求水平呈现出渐次降低的态势，其对医疗护理与精神慰藉服务的需求相对强烈。^[9]宋宝安则提出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需求大多集中在供应饮食、医疗保健、体育健身活动、老年心理咨询等，其中医疗护理是最为迫切的需求，应根据需求顺序适当做出安排调整，向老年人提供最为急迫的需求。^[10]马润生、焦丽娟的研究结论是：医疗护理是老年人的最主要养老服务；除了共有的养老服务需求外，老年人对其他养老服务也有需求等。^[11]这类研究为了解一定区域内总体养老服务需求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这种划分较适合一般对象，比如某省、某市、某区镇退休人员普遍性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针对特定人群的研究则有不足；有学者在进行文献综述后总结出已有研究存在“社区养老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忽视老年人的异质性”等问题。^[13]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作为享有相对优越退休保障的群体，尤其是其中大多是“知识型、科技型、自我实现型”的退休人员，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这类人群在其生活的地区均属于收入相对较高群体, 因而他们对养老服务需求的选择自主权更大。同时他们文化素质较高，自主性能力强，社会化程度高，思想观念上更为开放，其退休生活状态及养老服务需求必然显现出该群体的特征。学者穆光宗就曾提出：老年人的需求扩张存在着一种“同心圈效应”:需求结构的流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从内隐到外显、自低级而高级、从物质到精神、自家庭而社会这样的一种扩张路线。穆光宗构建的老年需求结构理论假说认为，在老年人的需求结构中, 存在着5类13种需求，即生存需求，感情需求, 发展需求, 价值需求和归宿需求。^[3]而我国与养老服务相关的法规和政府文件，对养老服务内容的划分逻辑与穆光宗需求结构同属“需求层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法》)第四条规定: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各项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本文认为“五个老有”可以更好地体现养老服务需求层级，因此，借用这五个现成概念来表达养老服务需求的层级。

综合以上研究，同时考虑到“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职业属性，针对该退休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特征，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层级较高。

H2: “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较少偏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

H3：“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较为倚重原单位提供养老服务。

(二) 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

学者们较多通过实证研究针对一定范围或一定群体对象，来发现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王晓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研究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宏观方面主要指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两个因素，微观方面包括老年人家庭和自身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因素。^[14]吕津的研究表明，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其中人口因素包括年龄、学历、性别、健康状况；经济因素包括退休金收入、子女的供养、社会救济、再工作收入、投资收益；社会因素包括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社区环境；政策因素包括政府的激励政策、政府对养老服务的投入。^[15]但多数学者对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个体特征变量、家庭变量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关于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Stoddart，Whitley, Harvey I和Sharp对英国2 000名老年人做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在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家庭养老盛行的两大背景下，年龄的增长、丧偶、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与是否选择更多的居家养老服务相关，健康状况是否良好及行动是否方便等因素都是老年人选择哪种类型养老服务的决定性因素。^[16]Kinney、Morgan、Dooghe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7-19]贾云竹根据北京市老龄问题研究中心1999年进行的“北京居民生活状况研究”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教育程度、居住类型、性别和月收入等老年人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因素对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影响。^[20]田北海和王彩云则基于2013年湖北省3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从身体机能、家庭结构、经济社会地位和当前养老方式等因素入手研究发现：身体机能是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硬约束条件；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嵌入于其家庭结构情境之中，家庭人口越多、儿子数越少及已丧偶或无配偶的老年人，其家庭养老的条件越不充分，其社会养老需求的总体水平越高。^[9]宋宝安^[10]、陈志科等^[21]、王艳芳^[22]以及初炜等^[23]也得出了类似的实证结果。而关于社会特征变量，李东阳等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角度进行了定性探究，其认为“社区养老服务质量”以及“社区养老便捷程度”影响了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并进一步指出“目前多数社区服务设施陈旧、落后，养老服务人员专业性不强，养老服务质量达不到老年人心目中的标准，造成了老年群体对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不高的假象”。^[24]此外，王琼^[6]、龙书芹等^[25]、刘艺容等^[26]也注意到了“观念因素”对老年人如何选择养老服务产生的影响。

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考虑将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社区支持变量、文化因素视为关键变量，并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 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假设。本研究用性别、年龄、身体机能、月收入4个指标反映个体特征变量，以居住类型、配偶情况、子女数量、代际关系4个指标反映家庭特征变量，研究假设为：

H4: “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仍然受到性别、年龄、身体机能、月收入等个体特征因素以及有否配偶、子女数、居住类型、代际关系等家庭因素影响。

(2) 社区支持变量假设。本研究用为老服务及设施供给情况、为老服务供给质量两个指标来反映社区支持变量。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提出了“需求弹性”概念。他指出，个体消费欲望的边际递减速度与消费需求弹性有关，而潜在需求实现的可能性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老服务和设施供给情况、相关服务质量及专业性作为用户是否购买相关服务的重要参考标准，是影响用户体验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为老服务及其设施供给情况、为老服务供给质量等社区支持变量对“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

(3) 文化因素假设。目前对于文化因素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龙书芹、风笑天指出观念因素对老年人如何选择养老服务产生影响^[25]；刘艺容、彭宇也指出：“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庭养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现有养老方式的选择”。^[26]而王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崇尚节俭和为子女着想等传统文化因素确实抑制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6]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通过消费观念来反映文化因素影响，即退休人员的个人退休金或其它收入的主要用途是根据自己的消费需要自由支配还是尽可能多地储蓄亦或支助子女的结婚、购房或其它需要。

H6：消费观念等文化因素对“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影响。

(三) “五个老有”的测量操作化

虽然“五个老有”已经是政府相关文件的通俗表达，已有研究对“五个老有”也有所阐述，但对于“五个老有”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对于“五个老有”内涵的界定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尝试对“五个老有”的进行定量测量。

“老有所养”，是指老年人的赡养，其赡养责任人不单指老年人的子女，国家也有责任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其赡养的具体内容，笔者参考《老年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第十八条：“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由此，本文将从“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3个维度测量老年人的“老有所养”服务需求。在参考相关文献基础上，关于经济需求，笔者认为，经济方面的需求源于消费主体的需求度和相应的满足度，因而并不可以以绝对数量来判断，而应根据退休人员对收入状况自评判定。本文假设：退休人员自评收入足够，则退休人员在经济上的需求越弱，反之，退休人员自评收入不足，则其在经济上的需求越强。以足够性来判断，1=是(表示足够)，0=否(表示不够)。关于日常照料需求：以退休人员的身体机能来测量，身体状况越好的退休人员需要日常照料的需求越低，相反，身体状况越差的日常需要他人照料的可能性越高。通过WHO提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进行评定。ADL量表分为基本日常生活活动量表(basic ADL，B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instrumental ADL，IADL)。在调查中，主要询问包括吃饭、穿衣、上厕所、上下床、洗澡、在室内走动、扫地、日常购物、做饭、洗衣、管理个人财务、步行3~4里路、上下楼梯、使用电话、乘坐公交车等15项活动。老年人被询问做每一项活动的困难程度，只要有任何一项活动退休人员不能自己完成均意味着需要依赖他人的照料。设定1=至少有一项做不了(表示有日常照料需求)，0=不费力或有些困难但仍可以独立完成(表示无日常照料需求)。关于精神慰藉需求：根据退休人员是否感到孤独来判定，1=感到孤独(表示有精神慰藉需求)，0=没有或很少(表示无精神慰藉需求)。

“老有所医”，事关老年人的看病就医问题，“看得起病，吃得起药”是人们对于医疗保障的一般要求和具体感受。而关于“老有所医”需求的测量，笔者主要参照《老年法》第十五条：“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据此标准通过直接提问“当您患病时，是否能得到及时周到的治疗和护理”来测量。定义：1=是(表示能够)，0=否(表示不能够)。

“老有所为”，是指老年人退出原有工作岗位后，愿意用自己长年积累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继续在不同的领域或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余热。而关于“老有所为”需求的测量，笔者主要参照《老年法》第六十五条：“国家和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第六十八条：“国家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从事下列活动：(一)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教育；(二)传授文化和科技知识；(三)提供咨询服务；(四)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五)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六)参加志愿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七)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协助调解民间纠纷；(八)参加其他社会活动。”考虑调查对象的职业特点，笔者主要选取：(1)继续教学、科研活动；(2)其它有偿工作或再就业；(3)从事公益慈善工作；(4)著书立说；(5)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科普活动以及参与青少年校外活动等5个维度反映其“老有所学”需求，以退休人员的期望度来测量。假设：如果退休人员表示至少有一项活动希望继续参与，表示其存在“老有所为”服务需求，反之，则无。因此，设定1=至少希望参与一项活动(表示有需求)，0=都不希望参加(表示无需求)。

“老有所学”，是指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的建设，通过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陶冶情操，让老年人从中获得乐趣、生活更加充实。《老年法》第七十条就此规定：“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发展老年教育，把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鼓励社会办好各类老年学校”。而关于“老有所学”需求的测量，本文通过设问“是否希望，继续学习新知识以充实自我”来测量。选取：(1)读老年大学；(2)学习新的语言(英语、日语等)；(3)琴棋书画摄影等技艺；(4)学习互联网工具(比如微信、支付宝等)；(5)某专业领域的学习研读等5个维度反映其“老有所学”需求。通过直接询问的方式，定义1=是(表示有需求)，0=否(表示无需求)。

“老有所乐”，根据《老年法》第七十一条：“国家和社会采取措施，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主要指老年人能够参加适合他们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日常生活，从而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本文主要通过退休人员是否希望参与文体娱乐活动来反映其“老有所乐”服务需求，选取：(1)联谊活动、文艺汇演等；(2)外出参观、旅游；(3)朋友聚会；(4)打球、跳舞等运动健身；(5)棋牌、钓鱼等休闲活动等5个维度来反映其“老有所乐”需求，以期望度来测量。设问“是否希望参加各类文体娱乐或社交活动”，定义1=是(表示有需求)，0=否(表示无需求)。

三、数据、方法及实证结果

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3月笔者组织的针对H大学退休人员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所作的调查，调查对象为60周岁及以上的H大学退休人员。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说明填写的事项后，由被调查者当即填写交回，共回收有效问卷167份，问卷回收率达100%；调查采用的调查问卷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涉及影响养老服务需求的潜在变量；第二部分为调查问卷的主体部分，主要涉及养老服务需求的调查。就统计方法而言，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二元Logistic回归，并结合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分析；就数据有效性而言，问卷的设计经过文献查阅、专家讨论等过程反复修改与斟酌后定稿，同时又通过小样本前测的方式对问卷初稿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最终形成了本研究的全部变量测度指标(变量及定义见表 1)，调查问卷中所包含的各类问题的设问简洁明了，能够使受访者准确无误地理解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作答。

(一) 养老服务需求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为对H大学的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特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描述。H大学目前共有退休人员3 000多人，教工生活区集中于老校区，围绕中心校园在学校的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形成若干生活小区，这些小区住房绝大多数经房改为教职工私有产权住房。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中，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度指标包含两个级度，即“是”代表“有需求”，“否”代表“没有需求”，样本中男性占比44.3%，女性占55.7%；低龄退休人员(60~69岁)占50.9%，中龄退休人员(70~79岁)占36.5%，高龄退休人员(80岁及其以上)占12.6%；健康，完全自理人员占61.1%，身体机能一般人员占30.5%，身体机能较差的占6%，身体机能很差的占2.4%；月收入8 000以上的占44.9%，6 500~8 000的占28.7%，5 000~6 499元的占16.2%，4999以下的占10.2%；家庭特征变量方面，独居的占5.4%，与配偶居住的占67.1%，与子女同住的占27.5%；与子女关系中，关系亲密的占56.9%，关系良好的占21.6%，关系一般的占13.8%，关系疏远的占7.8%；有配偶的占90.4%，无配偶或丧偶的占9.6%；子女数量2个以下的占61.1%，2个及其以上的占38.9%。主要通过SPSS22.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同时运用频数分析、交叉列表进行描述性分析，具体结论如下：

1. “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层级较高

调查问卷中“请问您是否需要社区为您提供所需养老服务”，被认为是能体现其养老服务需求平均水平，其均值为0.51，标准偏差为0.501；整体而言，退休人员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水平并不高，这可能与样本中低龄退休人员的比例高有关(约为50.9%)；比较而言，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明显呈现层级式差异，其中“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需求水平呈渐次降低的态势。表 2是根据样本获取的H大学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类型的具体统计(其中“老有所养”服务需求主要包含经济需求、照料需求、精神慰藉需求3个维度)。如果单纯与养老服务需求均值对比，可以发现样本中“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需求均值显著低于总需求均值0.51的参考标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需求均值显著高于总需求均值；而“老有所为”的需求均值远高于“老有所养”以及“老有所医”的均值但略低于总需求均值。就频数分布而言，表达了“老有所为”需求的占比为44.9%，而表达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需求的占比更是高达80.2%和92.2%。这也突出地反映出“在讲究生活质量的现时代,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不会仅仅满足于吃饱和穿暖, 而是要求积极地参与一些健康有益的社会活动—经济的或文化的—来满足自己某些特定的精神需求”。^[3]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收入相对较高，社会为其提供的养老保障体系也相对完善，调查结果显示出的“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对“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这些基本保障层面的需求相对较低，可以说正是其享有相对优越退休保障的正常表现。换言之，“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在满足基本生活层面(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医)的养老保障基础上，则更加希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以及“老有所为”。而调查结果中对“老有所为”的需求又明显低于“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乐”。一方面根据马斯洛理论，“老有所为”可视为比“有乐”和“有学”更高层级的需求，因而对其需求相比不会存在更高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对于已经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来讲，想要继续为社会“发光发热”，除了个人意愿，更受制于社会客观条件和个人体能、精力等客观条件，是需要量力而为的需求，故而对“老有所为”的需求远低于“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实属正常。但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需求均值显著地高于总需求均值，并远高于“老有所养”以及“老有所医”的均值，由此假设H1：“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层级较高，可以得到验证。

2. “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较少偏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如果您体能下降，生活需要人照料时，您会倾向于选择何种养老方式”，笔者认为能够体现出此类群体的养老意愿偏好。调查显示：7.8%的退休人员选择了“由子女养老”，51.5%的退休人员选择了“居住在家而由社区提供养老所需服务”，18.6%的退休人员选择了“养老机构养老”，22.1%的退休人员选择了“居住在家自助养老”。数量上，选择家庭养老的占比最低。考虑样本中低、中、高龄老年人比重并不均衡，故而再通过年龄与养老方式选择偏好的交叉列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即便是高龄退休人员(80岁及其以上)，其选择家庭养老的比例也仅为4.8%。再考虑代际关系对养老方式选择偏好可能的影响，交叉列表分析的结果显示：即使是与子女关系亲密的退休人员，其选择家庭养老的占比也只有9.5%。由此，假设H2：“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较少进行偏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得到验证。尝试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此类群体普遍文化素质较高、思想观念也更加开放，相较于一般老年群体其对社会化养老方式的接受程度要更高，同时在生活方式选择上也更希望独立自主的生活空间。在此项养老意愿的调查中，22.1%的退休人员选择了“居住在家自助养老”，51.5%的退休人员选择了“居住在家而由社区提供养老所需服务”，这可说是其生活独立性强、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相对淡化的一个反映。另一方面，随着生活发展、变迁，我国“空巢家庭”将不断增多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子女由于工作、生活等因素难以在身边给予及时的照料，也是老年父母不能不进行自我心理调整的问题；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中，父母为子女着想也是值得关注的文化因素，出于对现代社会中子女工作、生活压力的考虑，大多数退休人员并不想再为子女增加负担，尤其一些身体机能较好的退休人员更是如此。

3. “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具有独特的“单位情结”特征

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此类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结构特征，调查设问“您认为通过何种途径可以更好地满足您的养老服务需求”，结果显示：5.4%的人员选择了“由子女养老”，17.4%的人员选择了“通过市场自由选择”，25.1%的人员选择了“由所在社区提供”，52.1%的人员选择了“由原单位提供”。作为具备自由选择、择优选择能力的群体，其选择较少偏向市场化途径，却相对集中于单位和社区的选择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此类群体独特的“单位情结”特征。对于“关系紧密型社区”，单位不仅仅是退休人员曾经的工作场所，更是长期生活的场所，业已形成的工作、生活习惯乃至人际交流都与单位紧密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讲，单位承载着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是一种生活惯性，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单位产生了深厚的“单位情结”。访谈中有的退休人员表示：“学校的养老环境是外界无法比的”，也有的退休人员表示“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了，还是希望在熟悉的环境安享晚年”。由上述结果，假设H3：“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较为倚重原单位提供养老服务，得到验证。

4. “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被满足的程度较低

在针对退休人员养老意愿的调查中，51.5%的人员选择了“居住在家而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可见社区作为退休人员生活的集聚地在其晚年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历史悠久的高校，其教工生活社区设施往往陈旧、简陋，相关为老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就不尽如人意了。参考马歇尔“需求弹性”的思路，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作为一种消费性需求，在这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未满足的现实消费需求，即由于缺少购买者所需要的消费特性的商品或服务，而未得到满足的那部分实际存在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针对“请问您所在社区是否提供了满足您需求的养老服务及相关配套设施”调查中，56.3%的人员选择了“否”，而对社区已有为老设施及其服务的满意度只有47.3%。显然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难以在社区得到有效满足，高校社区作为“单位制”养老到“社区养老”转变的平台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其中既有社区规划不到位、社区建设不被重视等历史原因，也应有退休人员社区意识淡薄、缺乏对社区的认识等观念因素，这与调查结果所显示出的“单位情结”形成了对应。有学者在针对“如何理解社区”这一概念的实证调查中，研究发现在实际生活中被调查对象并没有感受到社区和传统意义上的街道居委会有多大的区别。^[7]

5. “关系紧密型社区”家庭“空巢化”现象严重

在针对退休人员居住类型的调查中，独居及只与配偶居住的累计百分比高达72.5%，这突出地反映出此类社区家庭“空巢化”现象比较严重。可能的原因来讲：一方面，与此类群体独立自主意识强、生活自主能力高相关；另一方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四二一”家庭结构逐渐形成，样本中子女数量在2个及其以下的占比61.1%，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家庭成员职业化倾向、劳动力流动性增强、家庭亲属联系弱化等因素，以及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快速的生活节奏都可能导致传统的家庭结构在发生深刻变化；除此之外，退休人员的子女外地求学、就业，甚至移民海外等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

(二) 回归结果与讨论

本文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定义为退休人员是否需要社区养老服务，这是二元选择变量, 对该项服务有需求取值为1，否则为0, 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假设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请问您是否需要社区为您提供所需养老服务”，“是”定义为“Y=1”，“否”定义为“Y=0”，影响Y的m个自变量记为X_i(i=1, 2，…，m)。

记事件发生的条件概率为P(y = 1|x_i)=p_i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表达形式如下:

$ {p_i} = \frac{1}{{1 + {{\rm{e}}^{-(\alpha + \sum\nolimits_{i = 1}^m {{\beta _i}{x_i}} )}}}} = \frac{{{{\rm{e}}^{\alpha + \sum\nolimits_{i = 1}^m {{\beta _i}{x_i}} }}}}{{1 + {{\rm{e}}^{\alpha + \sum\nolimits_{i = 1}^m {{\beta _i}{x_i}} }}}} $

(1)

$ 1-{p_i} = 1-\frac{{{{\rm{e}}^{\alpha + \sum\nolimits_{i = 1}^m {{\beta _i}{x_i}} }}}}{{1 + {{\rm{e}}^{\alpha + \sum\nolimits_{i = 1}^m {{\beta _i}{x_i}} }}}} = \frac{1}{{1 + {{\rm{e}}^{\alpha + \sum\nolimits_{i = 1}^m {{\beta _i}{x_i}} }}}} $

(2)

$ {\rm{ln}}\left( {\frac{{{p_i}}}{{1-{p_i}}}} \right) = \alpha + \sum\limits_{i = 1}^m {{\beta _i}{x_i}} $

(3)

其中p_i代表被调查者需要社区为其提供服务; p_i/(1-p_i)为事件的发生比，其值为正(因为0＜p_i＜1)，对它做对数变换，就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线性模式，如式(3)所示。其中β_i表示因素的回归系数，α表示回归截距。接下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社区支持变量以及文化因素等(因其为定类或定序变量层次，已设置哑变量)对退休人员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强度及其相对作用方向，从而找出与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相关的重要影响因素。结果和分析如表 3所示。

从表 3中的模型A1可以看到，性别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就回归系数而言，性别的回归系数为负，表示与女性相比，男性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相对较小；就发生比而言，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看某一自变量单独作用的情况下，男性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女性的0.340(exp(-1.080))倍。年龄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回归系数而言，年龄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与60~69岁低龄退休教工相比，70~79岁以及80岁及其以上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较高；就发生比而言，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看某一自变量单独作用的情况下，70~79岁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是60~69岁人员的2.255倍(exp(0.813))；80岁及其以上退休人员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是60~69岁人员的2.770倍(exp(1.019))。月收入在6 500~8 000元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就回归系数而言，其值为正，表示在月收入为4 999元以下的群体的对比之下，月收入更高的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更高；就发生比而言，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看某一自变量单独作用的情况下，月收入6 500~8 000的退休人员是月收入4 999元以下人员的2.951倍(exp(1.082))，身体机能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从表 3中的模型A2可以看出，代际关系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回归系数而言，代际关系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在与子女关系亲密的退休人员相比，与子女关系疏远的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较高；就发生比而言，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看某一自变量单独作用的情况下，关系良好的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是关系亲密退休人员的2.337倍(exp(0.849))；关系一般的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是关系亲密退休人员的4.375倍(exp(1.476))；关系疏远的退休人员养老服务需求是关系亲密退休人员的8.585倍(exp(2.150))。居住类型、配偶情况以及子女数量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假设H4得到部分验证。

从表 3中的模型A3可以发现，社区供给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就回归系数而言，社区供给的回归系数为负，表示与体验到较好社区供给的退休人员相比，体验到较差社区供给的退休人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较高；就发生比而言，在控制其它自变量看某一自变量单独作用的情况下，这些人员的养老需求是体验到较好社区供给人员养老需求的0.290(exp(-1.238))倍，社区供给质量的满意度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H5得到部分验证。

此外，从表 3的模型A4可以发现，消费观念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H6并未得到验证。这可能与本次调查的样本量有关，也可能是由于此类群体普遍收入较高，思想观念相对于一般的老人更加开放，相对而言传统的“勤俭持家”“为子女着想”的观念可能更加淡薄。

四、研究发现与不足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选取H大学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抽样调查，以期对特定类型的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状况有所发现，并着重分析其养老服务需求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的6个假设中有3个假设得到完全验证，2个得到部分验证，1个未得到验证。总结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养老服务的总体需求水平并不高，相对而言，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则呈现出需求层级高的鲜明特征。“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水平按照“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呈渐次降低的状态，他们对养老服务的需求相对集中于“老有所为”“老有所学”以及“老有所乐”。

第二，“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较少偏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但却较为倚重原单位提供养老服务，表现出特别的“单位情结”。

第三，在社区支持变量以及消费观念方面，养老服务和相关为老设施的供给是影响养老服务需求的硬性约束，总体上“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被满足的程度比较低；相对而言，社区供给体验越差的人员养老服务需求越高。

第四，在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仍然受到性别、年龄、月收入等个体特征因素以及代际关系等家庭因素影响。相对而言，女性退休人员相比男性呈现出更高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水平，这或许与中国女性多数承担家务较多，在家庭中更多扮演“照顾者”角色，因而她们更需要社会化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年龄越大的退休人员，由于患病的概率增大、身体机能的下降，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大。与此同时，代际关系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回归系数而言，代际关系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在与子女关系亲密的退休人员相比，与子女关系越疏远的退休人员由于从子女那里获得养老支持资源的可能性比较低，导致其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大。

通过以上分析，对于根据“关系紧密型社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社区养老服务、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以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为导向是提高养老服务供给及质量的前提。一方面，要充分了解退休人员的养老意愿，同时重点关注退休人员对“所为”“所学”“所乐”的需求，让退休人员的生活更为健康和充实。首先，“关系紧密型社区”公共设施大多简陋、陈旧，需加强资金投入力度，改善社区硬件设施的建设，增设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着力提高为老设施使用的便捷性，改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质量；同时，针对“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较高层级的养老服务需求，应尤其加大有助于老年人学习交流、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有必要建构立体化的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支持体系，在充分发挥社区助老功能的同时，积极引进市场化运作的养老服务组织，规范服务标准，同时组建专业化的社区服务队伍，提高社区养老专业服务水准，以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养老服务。

第二，鉴于社区与单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退休人员特有的“单位情结”，社区所依托的事业单位应重视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提高单位关怀。首先，由于社区与单位密不可分，退休人员大多延续着对单位公共资源的使用惯性，因此统筹好单位公共资源，回应退休人员的需求，应该是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路径，在调研中退休教工也较多地提出期望修建老年食堂等要求。

第三，“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与子女同住的比例较低，也就是说，社区退休人员“空巢化”现象比较严重，社区服务需要关注到“空巢”家庭的特殊性。一方面，“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文化素质高，掌握、运用科技手段的能力强，因此可充分利用现成的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网实现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也有助于退休人员继续保持较高社会化状态，提升他们退休生活的质量；另一方面，类似H大学，社区与大学存在着紧密联系，大学可成为社区服务建设的重要资源，学生们相关的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均有较好条件与社区养老服务相联系，调研中退休教工也反映了希望学生志愿者活动能有效落到实处的意见。

本文从需求侧面力图更为精准地呈现特定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在以H大学退休人员为调查对象的基础上，发现“关系紧密型社区”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需求的确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需要更多来自需求侧面的研究，就此而言本文可以说是进行了一个研究尝试。当然，仅以H大学小样本的调研来寻求一个退休人员群体养老服务需求，在材料的充足性上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关于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假设及其验证，一方面有待纳入多方面的考量因素，另一方面调查样本数量和质量也可能影响了假设的验证，这些都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就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更在意提出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