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08年至今，电商空前活跃，网上购物潮流迅猛发酵。淘宝商城“双11”购物狂欢节的开启更是推动了国内B2C市场的全面爆发。根据阿里巴巴最新公布的实时数据，截至2016年11月11日24时，“双11”全球狂欢节总交易额超1 207亿元，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其中，网民在鞋包服饰上的消费金额占比28.5%，居于所有商品类别之首，女性群体作为消费的主力军功不可没。^[1]

电商行业的高歌猛进对实体经济冲击巨大，制鞋业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使得大量制鞋厂由原本大规模聘用稳定的廉价外来务工人员，逐渐向雇佣小批量、不定期的本地农村劳动力转变。也就是说，雇佣者从固定的规模式雇佣转向临时的小批量雇佣，从而实现灵活资本积累的目的，而劳动者也从以往被无限压榨“剩余价值”到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的灵活就业形式转变。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良性的发展趋势，然而，新经济形势中的电子商务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新的资本积累形式是否会导致被雇佣者的“贫困积累”？

笔者于2016年12月、2017年1—3月份对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时尚女鞋生产基地”进行调研，对鞋厂老板、工人进行了访谈，并亲自参与到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环节。本文将采取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方式，以广东省惠东县大岭镇的3家鞋厂为案例，并参考相关文献，呈现电商时代下实体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模式和劳动雇佣模式，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逻辑。

一、电子商务影响下劳动力流动的新特征

制鞋业流传“世界上80%的女鞋来自中国制造，而中国80%的女鞋产自广东惠东”的说法，可见惠东女鞋制造业之盛。

1981年，惠东创办第一家制鞋企业。2006年被国家评为“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的惠东县生产的女鞋与温州男装皮鞋、泉州运动鞋并驾齐驱。2013年，惠东县6 293家鞋厂产鞋9.2亿双，总产值达278亿元，鞋业税收1.9亿元。^[2]2016年，惠东产鞋达9亿多双，产值达300多亿元。数据显示，全县鞋业从业人员达23万人，占县非农从业人员的48%。^[3]惠东县目前共有鞋厂6 000多家，有447家制鞋厂家实行机械化流水线生产。近年来不少鞋厂从出口导向型转入内销市场，瞄准了电商销售渠道。截至目前，惠东有4 000多家鞋厂采用了电子商务营销，而且该县电商在阿里巴巴、淘宝、京东等平台注册网店达5 000多户。^[4]

惠东县的制鞋业主要集中在大岭、黄埠、吉隆3个镇。鞋厂主要以中小私企为主，投资规模一般在10万~100万元之间，员工数量为5~200人不等。销售市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针对出口订单，称为外销鞋厂；另一种则是面对国内市场，包括线下订单与电商订单，称为内销鞋厂。生产方式主要分为机械化流水线生产与家庭作坊式生产，两者都有细致的劳动分工和机械与手工的混合。而工人主要以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农民工为主。

我们调研的地点在惠东县大岭镇，其辖区总面积176.36平方公里，下辖12个村委会和2个社区居委会。全镇户籍人口达6.28万人，外来人口近14万人。^[5]2017年3月，我们走进大岭镇的一家时尚女鞋生产厂。3月份的工厂正值年后旺季，然而衣车、折面机前的工人却寥寥无几，只有几部衣车在不停地转动。老板是本地人，以前是鞋厂里的板房师傅，后来筹措小额资金创业，从刚开始的三五个工人，发展到现如今一个小具规模的百人厂。厂里主要以女鞋贴牌经营为主，是名副其实的“代工厂”。

现在鞋厂很难做，尤其是我们这种做外单的，不仅失去了劳动力与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也受到内销市场的强烈冲击。现在资金不是问题，工人流动性太大导致工人紧缺才是最大的问题，只要有工人，我就能赚钱。今年元宵过了都没见外省人过来，以往大街上随处可见背着包裹的外地人。而且，现在物价高了，本地人嫌工资低，根本招不到工人。以前厂子里每天都有百来个工人，现在就三四十个工人，我的订单都排到五月份了，就是没工人来。(2017年3月1日对某外销鞋厂老板的访谈)

有订单而招不到工人，缘由何在？

笔者实地走访了数十家境况各异的鞋厂，选出三家典型作为研究对象。三家厂商皆为女鞋生产商，分别以A、B、C鞋厂代称^①，其中A厂为外销鞋厂，B厂为内销鞋厂(电商为主)，C厂为外销鞋厂(已引进机器人智造)。下表 1是三鞋厂之间工人流动率的对比，表 2是三厂之间劳动力价值的对比，两表的数据来源于三鞋厂老板与工人的口述估值以及实际报表。

① 应鞋厂主的保密要求，笔者以A、B、C厂代称。

(一)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21世纪以来，大岭镇制鞋业劳动力流动不仅发生了量变，而且发生了质变。量变体现在“民工荒”现象的不断升级。质变则体现在两点上，其一，企业用工上外地劳动力减少而本地劳动力增加；其二，劳动力流向由外销厂转向内销厂。表 1为A、B、C鞋厂的本地与外地劳动力流动情况比较。

从表 1可以看出，其一，2005—2017年间，外销厂工人总数先增加后减少，而内销工人数量有增无减。其二，三鞋厂本地工人数量增加，外地工人数量减少。其三，尤为突出的是，2010—2017年以来，内销厂商从无到有，其雇佣的本地工人数量呈直线增长。最后，也是最显著的变化，外地工人数量从2010年后急剧下降，甚至在C厂出现招不到外地工人的窘境。

以前广东这边工资高，我们都愿意来这边打工。现在这边物价太高了，日常消费高，更别说买房子了。而且我们家乡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一个月也有两三千块钱工资，而且老人小孩都在家乡读书生活，所以很多老乡这两年都不过来了。(2017年3月2日对一外地工人的访谈)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企业间乃至工作间的转移。“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6]218，是市场经济活跃发展的体现。刘易斯(Lewis, 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和托达罗(Todaro, 1969)的乡—城人口流动模型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欠发达地区大规模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事实。

从乡—城人口流动模型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更偏向于“非货币化”原因，如为下一代的教育、发展空间考虑等。

以前在乡下务农，现在大家都出来县城里找工作，我也来这厂子两三年了。现在九年义务教育，孩子读书不要钱，我们肯定得让孩子在县城里上好学校。所以在大岭买了套小产权房，全家老小都过来了，我老公也在别的鞋厂打工。(2017年3月3日对一本地女工的访谈)

随着“用工荒”的加剧，即使提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工人的情况层出不穷。上述两个劳动力流动模型似乎已经不足以解释劳动力流动的新现象与新特点。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是什么原因使得鞋厂劳动力出现剧烈的流动？

(二) 劳动过程的灵活性

鞋厂的工资形式主要以计件工资为主，一般来说，内销鞋厂工人的计件工资高于外销鞋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我国的标准工时为每天8小时，平均每周工时不多于40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鞋厂日均工作13.5小时的标准早已超出国家标准，但鞋厂主却没有给予工人任何加班时间的劳动补贴。同时，工人似乎对此毫无怨言甚至主动要求“加班”，以获得更高的“计件”报酬。表 2是三鞋厂的具体工作时间与工资对比情况。

从表 2可以看出，鞋厂内外销最大的差别在于工人工资水平与工作日长短。外销厂的计件价格约为内销厂的1/2，但其有效工作日却是内销厂的2倍。我们假定每个工人的生产能力相同(按年计算)，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工人的全年工资数量=日计件工资数量×工作日，那么内销与外销厂工人年工资总数似乎处于同一水平。

现在工人不知道怎么想的，我们外单厂子货源稳定，计件工资，一些工人宁愿游走一天不工作，去找3块钱的内单，也不愿来我们这种全年工作的外单，其实算起来全年平均工资是一样的。一天不做，就少了两百块。现在的工人都很懒，不像以前，有些工人做到凌晨两三点，现在工人多做一点就嫌辛苦，复杂一点就要求提价。尤其是过年前那段时间，我都出价到两块钱了，都招不到工人。(2017年3月4号对A鞋厂老板的访谈)

通常而言，计件工资是根据一定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数量来计算的。“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态，也就是日工资。”^[7]594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换一样。”^[7]603在雇主对资本积累的无限欲望和劳动者对经济报酬的渴求下，劳资双方对劳动时间延长的希冀只会是有增无减。

在计件工资的条件下，假定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从日劳动力价值看，内销工人只需完成外销工人一半数量的货物，就可以获得相等的工资；从年劳动力价值看，内销工人工作半年即可得到与外销等价的工资。这么看来，内销工人的“劳动时间”是外销工人的1/2，“自由时间”则是其2倍。结合表 1的结论，我们可以知道本地劳动力更趋向于内销厂所提供的“劳动时间”减少、计件工资上升的工作。这似乎与工人希望延长“劳动时间”判断不符。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劳动者更愿意接受“劳动时间”减少、“计件工资”增加的体现灵活性劳动过程的工作？

(三) 电子商务的催化

打开阿里巴巴网站，在这个全球领先的采购批发平台上，女鞋产品所在页面显示，热门产地中排在最前的是广东惠东。登录淘宝网搜索“女鞋”产品，商家地址最多的仍是惠东。电商是买方市场的典型代言人，其关注迅速变化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使得产品得以获得更短的消费周转时间与产品创新速度。

6年前我们老板是专门做外单的，可生意一直没起色。后来，他就开了这家阿里巴巴店，把厂里生产的鞋在网上销售，生意好得很。电商利润高，一双鞋子的利润是外单的好几倍。工人工资也是外单厂的两倍，我们这儿不缺工人，每天来应聘的工人络绎不绝。(2017年3月5日对B鞋厂会计的访谈)

“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似乎又开始流行。新形态的“前店后厂”是电商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此“前店”是由电子商务驱动的国内消费市场，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前店”不同。“后厂”(内销鞋厂)则不再是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厂。

只要我们能生产、销售一款“爆款”鞋子，我们就赚翻了，一两百万根本不是问题。我今年准备关掉工厂了，工厂又辛苦又不赚钱，阿里巴巴才赚钱。我们将订单专门外包、转包给一些工厂，我们负责中间销售。我们做电商的比较清闲，有淡季和旺季之分，旺季就是10月份开始，准备生产“双十一”和“春节”这两波购物高潮的货品就行了。到次年4月份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淡季。(2017年3月5日对B鞋厂老板的访谈)

在以往只有外单的情况下，鞋厂都是全年不休(除春节外)。一方面，老板为了获得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不断延长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工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主动增加劳动时间。所以，全年不休(除春节外)是鞋厂获得绝对剩余价值的必然之举。电商作为新的技术手段和市场形态，突出了买方市场的主导性，给原本全年运作的鞋厂带来了新气象—淡旺季的区分。

我们都是计件工资，谁做的多，工资就高，但实际上一个厂子里，大家的工资都相差不远。但我们比外销厂工资高了一倍，一个月工资有八九千呢，他们都想来我们这。但是我们只是旺季时在这里工作，淡季就没工作了。有些老员工淡季时有1 000元的保底工资，我们这些钟点工，淡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淡季我们也不在这儿干了，回家干农活或者找零工去。(2017年3月6日对B鞋厂本地女工的访谈)

内销鞋厂在淡季没有订单可生产，就会解雇一大批流水线上的员工，仅留下板房师傅和管工，并支付给他们保底工资。偶尔有订单，便临时聘请几个本地熟练工上岗。这种灵活的就业安排并没有引起工人的不满，相反，灵活性成为互利的基础。“临时契约”取代“长期雇佣”，雇主削减“非核心”工人的数量，日益依赖能够迅速在生产旺季时从劳动市场中雇佣得到，甚至在生产淡季时，同样可以以低成本解雇的“灵活的”劳动力。本地劳动者因此为内销厂所青睐，他们也获得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与外销鞋厂的长期固定雇佣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电商的冲击下，内销鞋厂蓬勃发展，一些外销厂商转型加入电商，另一些则被无情地淘汰。由于在生产淡季无事可做，也没有基本工资保障，外地工人多数选择离开。所以内销鞋厂很难吸引外地工人，只能进一步依赖本地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灵活可变，旺季做鞋，淡季务农。内销鞋厂生产旺季的高工资也吸引了那些原本在外销鞋厂上班的工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的工人。而那些外地工人一旦加入内销厂生产旺季的临时性招工，便无法回归外销厂，最后只能选择离开。

鞋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生存和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然而，在内销鞋厂弹性雇佣方式的冲击下，外销鞋厂工人数量急剧下降，发展举步维艰。无法保有生产所需的工人数量的外销鞋厂想要寻求突破，产业转型升级(机器人换人)就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

(四) 机器人换人

外来务工人员的减少，本地工人趋于去内销鞋厂，工人议价能力增加，直接结果就是外销鞋厂的“用工荒”。工业4.0时代的到来，为“用工荒”提供了“智能制造”^①的选择。这种机器人“智造”不是单纯形式上的自动化制造，而是能根据市场需求、消费者心理进行数据分析，设计并制造鞋品(如3D打印鞋品)。

① 智能制造：包括“机器人换人”和“互联网+”信息科技的运用，与以往机器大生产不同，如今的机器人生产更多地针对质而非量，不再是以前大规模同质化生产的代表，而是小批量多样性生产的典范。品质的多变性、优良性都需要依赖机器人(如3D打印、云制造等)。

去年，我们公司购进自动化设备推动“机器人换人”，1名工人操作电脑针机的效率相当于以前4名工人。机器日夜不停歇，工人不仅工作时间短、工作效率低而且工价太高，我们宁愿承受昂贵的机器价格，也不愿承担不可控的工人流失率。(2017年3月7日对C鞋厂老板的访谈)

以往的手工业鞋厂通过不断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牺牲其自由时间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但这并不是最高效的资本积累形式。现在，机器生产使得劳动力价值下降，促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自然是工厂主们优先的选择。

目前，惠东县大岭镇的“机器人换人”计划并没有大规模实施，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资金实力的厂家摸着石头过河。但就目前已经进入“机器人智造”阶段的厂家来看，其效果显著，工人需求量显著下降。

我们也要准备转型兼做淘宝了，机器大规模批量生产还是没有准确抓住市场需求，个性化消费、小批量高质量生产来钱快。旺季时，我们有了机器人，就能快速地生产个性化、高质量产品抢占国内线上线下市场；淡季时，我们依然可以大批量生产并对外销售。我们还想将新出现的3D打印技术、智能云制造、智能穿戴技术加入我们的鞋生产中，生产中国第一“智能鞋”。(2017年3月7日对C鞋厂老板的访谈)

由制鞋行业的“资本积累新体制”便可看出：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导致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过程流动性加剧，使得鞋厂主面临严峻的“用工荒”。为谋出路，鞋厂主致力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其一，通过进军电商获取更多的资本积累，间接反哺实体经济发展。其二，鞋厂直接加入“智能制造”行列，利用科技化数据库和高效的机器人进一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以分取实体经济中的一杯羹。其三，适应新出现的灵活积累体制并利用灵活雇佣，实现“互联网+实体经济”模式。

电商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重新塑造了鞋厂的实体经济形式？紧要的是，由其推动的“机器人换人”一旦在全行业甚至全社会普及，劳动者又该何去何从？

二、电子商务与时空压缩

世界贸易组织(WTO)将“电子商务”定义为：电子商务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货物和服务的生产、销售、买卖和传递。主动性、灵活性、空间中的短暂性和即刻的可传播性是电子商务的突出特点。

“时空压缩”则是在后现代条件下，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更新式体验，哈维将其称为新一轮“时空压缩”—这个词语标志着“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8]300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是时空压缩的本质表现。人们在生活步伐方面不断加速，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同时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空间收缩成了“地球村”。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时空压缩”的最强烈体验便是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是时空压缩的典型，电子商务的灵活易变推动了我们在时间上快速地穿越空间转移物品甚至是自我移动，加上在全球化尺度上流动的灵活资本，人们的社会生活时空被大大压缩，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时空压缩感。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产与流通实际上是同一过程，资本在生产中增殖，在流通中实现。因此，资本“要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少到最低程度”。^[9]33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主义赢利的关键之一，而资本增殖受制于周转时间。“周转时间—始终是资本主义赢利的关键之一—一直因发展各种新的生产技术(自动化、机器人)和新的组织形式(如‘及时的’存货流动传送体制，它彻底削减了所需的存货，以保持生产流动得以持续)而被引人注目地减少了。然而，加速生产的周转时间并无用处，除非消费周转的时间也被减少。”^[8]201而这种生产的周转时间与消费周转时间二者同时减少，是在信息时代，也就是在电子商务时代才同时实现。在机器化大生产时期，大规模的极速生产，加快了生产的周转时间，但是忽视了消费周转时间，从而导致供过于求，出现“滞胀”。“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机器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10]191数字化的生活日益脱离对固定时间和地点的依赖，增加了对短暂性时间和灵活性空间的诉求。

具体来说，电子商务一方面驱动了买方市场，调动了大众市场对时尚的追逐(购物节)，提供了加快消费速度的手段。另一方面，脱离单纯的商品消费，朝向服务消费转变。电子商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为服务业，因为它为厂商与消费者两者皆提供了服务平台(如售前、售后客服，资讯、数据服务等)。电子商务的易变性和短暂性也是时空压缩下，资本周转时间普遍加速的结果。“这意味着要么在市场变化的回应中要高度适应和快速变动，要么就策划短暂性。”^[8]358哈维认为，在短暂变化下，意味着建构新的符号及其系统、形象和意象。电子商务作为全新的广告和媒介形象，不再是一种广而告之的传统宣传，而是日益适合于通过各种快速变化的、个性化形象来操控商家与消费者的欲望和趣味，创造灵活的生产与消费周转资本，甚至助力于形成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审美文化。

至此，电子商务的实质便显露无遗，它是在生产和消费中被迅速运用的一种全新的向灵活积累转变的“时空压缩”介质。也就是说，时空压缩是新的灵活积累体制的现实体验中介，电子商务是灵活雇佣的镜子并照射出其实质。

三、灵活积累与贫困积累

惠东县大岭镇正在兴起并壮大的“资本积累新体制”是一种灵活积累的生产方式，依靠“准确的和最新的市场信息、消费者时尚变化心理”确定灵活的、小批量生产模式，配合“灵活雇佣、临时契约、工资支付弹性化”等劳动力市场手段，以满足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

“‘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标志着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直接对抗，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其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8]191这就是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理解的因为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和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滞胀”危机而带来的变化和动荡。灵活积累体制的四大主要特征为“时空压缩”、弹性雇佣、买方市场和小批量生产。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对市场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即资本积累体制。“灵活积累在这里意味着适应，它是两种基本策略的简单再结合，马克思解释为为了获取利润(剩余价值)。第一种，被命名为‘绝对’剩余价值，要依赖于延长劳动日，这是相对于按既定生活标准为保证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的工资来说的……在第二种策略方面，被命名为‘相对’剩余价值，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变化开始为一些创新公司赢得暂时的利润和作为商品成本的更为普遍化的利润。劳动力生活标准被降低。”^[8]23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详细阐释了资本积累理论，描述了资本积累的过程，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实质和一般规律，并总结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认为，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资本积累，积累就是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原始的资本积累通过暴力方式完成，大量劳动者被迫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只能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生。此后，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两种剩余价值来进行资本积累，一边延长劳动时间用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另一边，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剥削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程度是取决于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等条件的变化。资本量的增加会导致劳动力需求量的增加和工资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又取决于劳动者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换句话说，劳动者是资本积累的核心，但却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

所谓“灵活积累体制”，是资本积累在后现代演变的结果，是生产方式和文化的一种转移，并不意味着全新社会的出现。这种灵活积累体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展现。这种新的积累模式虽然依靠弹性灵活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进行小批量生产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但仍是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体现，所以其中必定包含由其自身积累过程所产生的贫困积累。

“贫困积累”^①的概念源自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马克思所阐述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建立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新的技术与生产方法的应用，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11]742-743《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增长得快。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积累的提高，使得劳动者贫困积累增长更加迅速，导致社会总体性贫困，其对自身的否定在新的灵活积累体制下也普遍存在。

①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贫困理论，尤其体现在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者的批判中。

接下来，我们将从四个方面阐述“灵活积累”是如何导致劳动工人的“贫困积累”的。

(一) 弹性的贫困

内销鞋厂运用灵活雇佣手段，进行淡旺季招聘，仅给予极少数“核心”工人稳定的保底工资。电商发展促进计件工资上涨、劳动时间减少，于临时工人而言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但作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劳动密集型工人，时间就是金钱，劳动时间的减少意味着工资水平的下降。因而，外地务工人员因闲暇时间太多无法获得工资保障而离开，本地享有长期劳动合同的工人则形成新的临时劳动关系。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有利于本地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然而实际上，本地农民工的“弹性”正是他们的短板。作为灵活雇佣的短暂性工人，他们与固定雇佣的熟练工之间存在着技艺上的差别，是更容易失业的群体。因为没有稳定长期的技术训练，一旦生疏，他们在旺季也会成为贫困的无业游民。

(二) 转包的贫困

迅速崛起的电商曾一度令实体经济进退维谷，同时加快了劳动工人陷入贫困的步伐。一方面，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产业链下游是资本积累最密集的地方，电商正好处于这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越来越多上游制造厂商舍弃低增殖、低利润的生产端，转移目标，直指下游高增殖的销售端。另一方面，从电商本身的优势看，灵活积累体制下的电商不仅掌握消费市场的最新详细资讯，而且作为中间商，在厂商与消费者间建立起信任的桥梁，为二者提供资金安全保障。大量制鞋厂商从原来的生产端转到销售端，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电商层层转包订单至鞋厂，以层层取利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以复杂的资金链为借口，无限期拖欠工人工资甚至恶意卷款潜逃。

(三) 被替代的贫困

新技术、新科技带来的替代效应会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愈演愈烈，体力劳动者的饭碗日渐不保。“强大的发明潮流，集中聚焦在加快周转时间上。决策的时间范域缩短了(现在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是分秒必争), 而且生活方式的风尚变换迅速。”^[12]392智能化机器人的出现挤压了劳动工人的生存空间。机器人实际上是一种弹性劳动的体现，在生产旺季，利用其灵活变通性，针对市场个性化、科技化需求，快速生产买方市场所需要的“私人定制”产品(仅需工作人员设计程序即可生产)。反观应变速度慢、学习经历少的劳动工人，只能生产以一致性、标准化为特征的已过时的刻板技术产品。“机器人换人”，使得工厂主以此为砝码，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导致贫困的积累。

(四) 全行业的贫困

生产厂商为了创造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必须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以增加剩余价值。电商主导的内销鞋厂如火如荼，外销厂主当然不甘落后，纷纷转向内销以求获利。与日俱增的内销电商资本投资者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会不断降低产品价格。这种价格压力不仅转移到自己所雇佣的劳动力上，而且还转嫁到同行竞争对象所雇佣的劳动力上，导致全行业的劳动力工资下降，陷入贫困窘境。

或许会有人反驳道，马克思认为，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而以可支配自由时间为尺度的财富，才是真正的富裕。劳动工人计件工资数量上升，劳动时间减少，不是意味着“可支配自由”增加吗？

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劳动工人并没有认识到问题就在于，“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3]222被劳动工人奉为工资摇钱树的“劳动时间”正是马克思笔下的贫困基础，而被忽略的“自由时间”是财富的源泉。灵活积累体制下的电商发展、弹性雇佣带来劳动工人可支配自由时间的增加，这似乎是可喜的事情。但这对于仅能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工人来说，挑战大于机遇。

我是农民，闲暇时间一般都是回老家干农活。(2017年3月9日对某女工人的访谈)

我淡季时候一般都去塑料厂帮忙做假花，赚点外快补贴家用。(2017年3月9日对某女工人的访谈)

我闲下来肯定休息呀，打打麻将、找上三五好友喝酒唱歌，多开心。(2017年3月9日对某男工人的访谈)

一方面，临时雇佣形式下的劳动者主体，大都以剩余劳动力为主。非正式就业的家庭妇女是不二人选，在闲暇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里，她们几乎都充分利用自由时间，将其转化为新的劳动时间，积累金钱而非财富。另一方面，限于劳动工人文化水平较低，“浪费”可支配自由时间现象极为普遍。受到电子商务挤兑的劳动工人，沉浸在计件工资提高、劳动时间减少的泡沫幻影式的喜悦之中，“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708灵活积累背景下的劳动工人，其贫困积累势所难免。

四、结语

由电子商务催生的时空压缩背景下的灵活积累，是新自由主义的映射。“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14]3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为核心，代替凯恩斯主义成为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15]哈维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核解决当下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带来的问题，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灵活积累模式是运用其时空压缩特性将财富从劳苦大众转移到少数富人，从穷国转移到富国的剥夺积累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背后深植的危机。

电商作为时空压缩的表现，其灵活的时间节点性催生并加剧了厂商生产淡旺季特点，从而使得资方不得不用临时劳动关系代替正式劳动契约，用弹性雇用方式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以灵活雇佣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于劳资双方看似是互惠互利模式，即旺季入厂淡季返家，但事实上这些改变都是受到灵活积累体制下的电商与工厂主的资本积累的驱使而被迫做出的劳动力流动。与此同时，资本积累体制与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并不会就此止步，电商与厂商为生产只能进一步压低产品价格或者转型升级，这无疑将资本压力转移到劳动者身上，最终致使无资本、无技术，仅有简单劳动力的工人并未在就业过程中获得就业竞争力，而无法逃脱“贫困积累”的牢笼。

马克思一直强调人的因素是社会生产的主导因素，人的价值高于资本价值，生产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劳动者的发展不仅关乎其自身生存状态，同时与社会进步不无关联。本文致力于从哲学角度分析电商背景下，以鞋业生产厂为实例，其所隐藏的资本积累与劳动力价值理论的哲学逻辑。但有关具体如何促进劳动工人、工厂主、电商甚至是其他社会生产关系的共同发展、实现共赢，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