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是连接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的桥梁，他的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既有继承又有超越。正如西尔维亚·林德所说：“哈代作为一个作家对我们这一代人具有双重意义。他不仅应当被看作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应当被看作是划分十九世纪和我们时代文学的重要人物。在技巧方面，哈代是维多利亚作家，但在思想感情上，他是现代作家。他的生活观已广为人们认同，但当时却不为人们所接受。”^[1]vii然而，国外内评论界大多关注哈代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而对他与现代主义文学在思想方面的契合缺乏足够的重视。^①

①在20世纪30—50年代，哈代曾被认为是“非常平庸的传统小说家”，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哈代小说再次受到重视，在英美批评界出现了一股“哈代热”。在近30年的哈代研究中，批评家主要是运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来探讨哈代作品，如Rosemary Sumner的《托马斯·哈代：心理小说家》(1981)、Dolin,Tim和Peter Widdowson的《托马斯·哈代与当代文学研究》(2004)，但对哈代作品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契合缺乏足够的重视。2009年由Blackwell Publishing Ltd出版的A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其中一部分有3篇论文是探讨哈代小说现代性的，其中一篇是论述哈代小说《卡斯特桥市长》的现代主义特性的，可参看KEITH WILSON. A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M]. West Sussex: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9：433-439。这说明哈代小说的现代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国外哈代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参看Norman Page,ed.,Oxford Reader's Companion to Hard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69-80。国内有一些探讨哈代小说现代性的论文，从宏观上探索哈代与现代主义文学契合和与现实主义文学差异的论文并不多见，可参看刘茂生.近20年国内哈代小说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4(6)：147-151。

袁可嘉在总结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时指出：“现代主义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所表现的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深切的危机意识和紧迫的变革意识……但贯穿其中最根本的因素还要算它在人类四种基本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2]6-7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些思想特征在哈代悲剧小说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反映，因此可以说他的悲剧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一、 人与社会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哈代和现代主义作家都表现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在他们的笔下，社会是强大的异己力量，阻碍人的正常发展。社会为了维系自身的稳固，宣扬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如宗教教义、法律条文、伦理观念和婚姻道德。这些价值观念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总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稳固。这些由人制定的价值观念，这个由人创造的社会反过来变成了束缚人、压迫人的工具。人在社会中生存，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相冲突，其结果只能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经受着巨大的精神创痛。

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人与社会的冲突是局部的，非本质的，与其说人与社会相冲突，倒不如说人与某些社会现象相冲突，因此，人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体制，而是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虽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评不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超过了先前的文学，但是，这些批评并不动摇社会的基础，相反，还会促进社会的稳固。例如，在狄更斯的小说《奥利佛·退斯特》出版后，济贫院制度得以废止，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对促进寄宿学校条件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哈代小说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作为敏感的社会观察家，哈代透过貌似稳固的社会结构，洞察到深刻的社会危机。他在作品中坦诚真实地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反映了人在社会中的痛苦。在他的悲剧小说中，社会的邪恶并不具体地体现在某个人物身上，而是折射在人物的思想和言行上。社会的邪恶产生于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毒害。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虽然苔丝的悲剧与亚雷·德伯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传统的习俗道德才是苔丝悲剧的真正元凶。在苔丝遭受亚雷的奸污以后，在世俗的眼里，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是天真无邪的少女，而成了“礼法”的罪人。从此，她的种种不幸都与旧的习俗道德有关。具有自由思想，反抗传统习俗的安玑曾把苔丝看作“自然的女儿”、完美的化身，但是，当他得知苔丝不幸的过去以后，不但不同情苔丝的不幸，反而讥骂苔丝为“骗子”。在他的眼里，苔丝不再是“纯真”的少女，而是不道德的女人。女性的童贞成了他判定女性的唯一道德标准，这位曾对传统习俗深恶痛绝的安玑不知不觉地成了习俗的俘虏。传统习俗对人们思想的毒害在苔丝的身上也有明显的反映。苔丝虽然竭力反抗纯系人为，毫无自然基础的社会法律，却因自己有着不幸的过去，把自己看作是有道德污点的女人，不配作安玑的妻子，因此，她在同安玑的关系上表现出极度的恭谦和温顺，她甘愿做一个“卑微可怜的奴隶”，“绝对地服从”安玑，哪怕是他让她“舍身送命”。^[3]343正是传统的习俗道德把苔丝一步步地推向苦难的深渊。哈代通过对苔丝不幸命运的描写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向冷酷的荒诞社会发出了声声俱泪的控诉。

社会对人的压抑和人在社会中的痛苦是哈代另一部代表作《无名的裘德》的中心内容。裘德的爱情悲剧同样是社会价值观念造成的。传统的婚姻道德使裘德和淑这一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由于他们的爱情不为社会所容，他们经历了数次沉重的打击，最终痛苦地发现周围环境的可怕，他们“反抗人，反抗不合理的环境”^[4]444的种种努力终为徒劳。淑受不住社会环境的重压，在经历了天灾人祸之后，成了世俗的俘虏。正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压抑最终导致了裘德的死亡和淑的孤独。诚如D. H. 劳伦斯所说：“哈代的悲剧是这样一些人的悲剧：他们响应自然本能的召唤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遭受灭顶之灾。”^[5]16

显然，哈代和现代主义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同19世纪作家的社会批判有很大的不同。19世纪小说的社会批判有助于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因而为社会所接受，而哈代和现代主义作家对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因而势必受到社会卫道士的责难和攻击。但他们的批判导致了旧的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因而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二、 人与自然

在人与自然(包括人与大自然，人与本性和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上，现代主义作家表现出对自然的憎厌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们不再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热衷于歌颂大自然的瑰丽。在他们的笔下，曾经闪烁着理想之光的大自然变得丑陋不堪。在T. S. 艾略特的笔下，大自然成了人们精神荒原的客观对应物。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下，人的本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主义作家采用艺术夸张和变形的手法表现了人在物质世界中的异化。在弗朗兹·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葛里高利在物质世界的重压下丧失了人的本质，变成了甲虫；在尤奈斯科的笔下，象征着物质世界的椅子把人挤压得难以喘息。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人只不过是物质世界中苟延残喘的可怜虫。现代主义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人与大自然、人与其本性、人与物质世界的严重脱节以及人对大自然和对物质世界的仇视。

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们可以离开物质世界，回归大自然，沉浸于审美的享受，并从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大自然是人的自然本质理想化的外在形式。在现实主义作品中，人与物质世界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物质世界的丑陋是局部的，非本质的，并不构成人的对立面。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完善(如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人物)，通过克服人为的障碍(如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最终同物质世界相和谐。在现实主义作品里，人道主义是驱散物质世界阴霾的有力武器，是拯救物质世界的理想之光。

然而，在哈代悲剧小说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不像浪漫主义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和谐，人与物质世界也不像现实主义作品所反映的那样存在着调和的余地，而像现代主义作品所揭示的那样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人与大自然的对立在《还乡》中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代表大自然的爱敦荒原是人类悲剧的冷漠的观察者。它目睹了人类无数次的倾覆，无数次悲欢离合，然而却无动于衷，千百年来始终显现出“郁抑寡欢的面容，含着悲剧的种种可能”。^[6]7哈代对爱敦荒原的描写为他以后的悲剧小说定下了忧郁、哀愁的基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无法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生存，人们要么俯首听命，苟且偷生；要么奋力抗争，自取灭亡。因此，爱敦荒原象征着人类生存环境的险恶，也折射出人同大自然失去和谐关系后的生存的痛苦。

人与其本性的脱节在《无名的裘德》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小说主人公裘德的儿子“小时光老人”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十岁左右的儿童。这个艺术形象是哈代探索人的本性在物质世界中扭曲变形的产物。“小时光老人”生长在一种极不和谐，极为丑恶的环境中。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他感受了父亲生活的苦楚和精神的创伤，不忍心目睹父亲和淑的精神痛苦，也不愿看着自己和弟弟妹妹忍受生活的煎熬，于是他吊死弟弟妹妹，并自缢身亡。在“小时光老人”身上，人的本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孩童的天真被成年人的忧伤和绝望所取代。因而，“小时光老人”是一个象征。他象征着现代文明下人的本性的扭曲和沦丧。

人与物质世界的对立是哈代悲剧小说的重要内容，物质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对立面和压迫者。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生活在其中的玛丽格伦死气沉沉、庸俗不堪。俗不可耐的艾拉白拉以及她所从事的行当足以说明为什么裘德要背井离乡，到基督寺去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在《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德曾是物质世界的胜利者。他靠着自己的努力登上了卡斯特桥市长的宝座，却最终成了物质世界的失败者，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最终对这个物质世界彻底地失望了。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也是这个物质世界的牺牲品。由于家庭低下的经济状况，她不得不为家庭的生计奔波。她在亚雷那里，在家乡，在棱窟槐等地方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无不与物质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在棱窟槐，苔丝不仅忍受着非人的待遇，而且还受到来自物质世界的压迫。机器的使用使农场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并使大部分工人失业。

显然，哈代的悲剧小说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与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不同，而与现代主义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哈代的悲剧小说在反映人与自然冲突方面更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三、 人与人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主义作家热衷于反映冷漠的人际关系。在他们的笔下，人与人根本无法沟通思想感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和谐的，息息相通的，而是对立的，含有敌意的。存在主义者在分析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与人沟通思想感情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宇宙和人生的中心，离开了它，宇宙和人生便没有意义；而意识必须具有对象，别人和你接近，势必要把你作为他的意识对象，而你又必然要反抗他这种意图，要求他成为你的意识对象，由此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2]9因此，在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经常出现极端冷漠、残酷、人与人无法沟通思想感情的可怕图景。在尤金·奥尼尔的《毛猿》中，扬克在获得自我意识之后，时时寻求得到他人的理解，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敌意。然而，他的一切努力终为徒劳。他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找不到可以理解他的人。他痛苦地发现，他人就是地狱。最终，他走进动物园，自以为找到了可以理解他的毛猿，然而却被毛猿扼死。

这种可怕的、人与人难以沟通的可怕图景在哈代的作品中也屡次出现。在《无名的裘德》中，男女主人公难以相互理解是他们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在裘德的心目中，淑是有自由思想，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淑帮助他认识到，他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并不是因为他奢欲太多，而是因为他低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淑的自由思想像一阵清风使裘德幡然醒悟。他开始感到自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开始追求新的生活，追求与淑的爱情。在他看来，深受过古希腊罗马多元宗教影响、用享乐主义来反抗死板的婚姻道德的淑，一定会和他一起反抗传统的婚姻道德，但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淑的自由思想在邪恶的社会的侵蚀下逐渐消失。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淑甘愿做传统习俗的俘虏，来惩罚她的灵魂和肉体。淑同样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裘德不能把他们之间的爱情完全建立在雪莱式的心心相印的基础之上。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解，他们难以继续反抗令人窒息的环境。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安玑是个立志摆脱世俗偏见，试图过新生活的人。他不顾父母和兄长的反对，放弃了作牧师的安排，而到塔布篱做自食其力的挤奶工，去过“简朴、有意义的生活”。在劳动中，他和苔丝建立了恋爱关系。在他的眼里，苔丝是没有受过文明濡染的自然之子：“她不是一个挤牛奶的女工了，而是一片空幻玲珑的女性精华。”^[3]199他不顾世俗的门第观念，决意娶这个普通的农村女子为妻。然而，在得知苔丝过去不幸的经历后，他怎么也不能把他心目中纯洁的自然之子同曾经受过玷污的苔丝联系在一起。他把苔丝看作是失去灵魂的躯壳，所以，传统的习俗道德使他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不知道，苔丝“对他的爱，究竟有多深，有多专，有多柔驯；不知道，她都怎样为他忍受痛苦，为他赴汤蹈火，她都怎样矢志靡它，至死不渝”。^[3]320苔丝对安玑也缺乏真正的理解。她为安玑的自由思想和不受习俗束缚的品质所吸引，然而，苔丝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反世俗偏见的安玑在关键时刻退回到世俗偏见之中，她也没有想到“他外面那样温柔，骨子里那么坚定”。^[3]360由于难以沟通思想感情，他们之间“隔得像南北极那么远”。^[3]374苔丝的悲剧与这种可怕的人与人难以沟通思想感情的人际关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不和谐的人际关系给哈代的悲剧主人公带来多少“悔恨和愁烦、讪笑和灾难”。^[4]原序1

虽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反映了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但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全面的精神隔膜。作家在抨击不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同时，着力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纯真友谊，人间自有真情在，温暖融化冰雪寒。

四、 人与自我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主义作家擅长描写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变态心理。人由于失去了与社会、与自然以及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而不得不退缩到自我之中。然而，生存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其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和谐的。人与自我之间存在着理性与本能的冲突。现代主义作家在现代心理学关于潜意识或下意识理论的启发下，关注人的意识乃至无意识领域，旨在揭示自我的内在性和真实性。他们认为，由于自我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人们寻找自我的努力往往是以失败告终。因此，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寻求自我的失败和丧失自我的悲哀。这一主题突出地表现在人失去了人的本性而异化成非人。在尤金·尤奈斯科的《秃头歌女》中，马丁夫妇由于彼此难以确定对方的身份，最终连自己本人的身份也难以确定。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主义作家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自我是什么？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通过表现人的理性与直觉，意识与无意识，意志与本能的尖锐矛盾冲突，现代主义作家揭示了社会的荒诞性，表现了社会对人的直觉和本能的压抑。

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也是哈代悲剧小说的重要内容。哈代的悲剧主人公为了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来设计自己的生活，为了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而与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想过的理想生活与他们注定要过得丑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7]102，因此根本不能奢望实现自我。在这场“灵与肉”的搏斗中，他们只能是失败者。内森·泰费尔在他为《无名的裘德》撰写的引言中指出了哈代的主人公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契合之处：“他总是失败者，是盲目机缘的牺牲品，是自己不能掌握，也无力改变的社会和经济势力的猎物。他总是从外向内看，结果一头撞在永远不会打开的门上。他的姿态和动作，随着他的荒废感和失落感的加深而变得越来越怪诞。最后，他退缩到自我的坟墓，然而那个自我已支离破碎，不复存在”。^[8]7

在《无名的裘德》中，这种人与自我的脱节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部作品中，哈代刻意表现淑丧失自我的过程。淑曾是一个有自由思想，不甘忍受传统习俗和婚姻道德束缚的女子。然而，她的自由思想与她的生存环境格格不入。她以古希腊人所崇尚的人的自然本性来与社会所宣扬基督教的道德规范相对抗。她购买维纳斯和阿波罗的塑像，这既表明她重视人的感情生活，追求自由和生活之美，又表明她正常的精神世界。然而，在荒诞的、压抑人性的环境中，她正常的自然本性被视为邪恶。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事件之后，她渐渐地感到自己无力去反抗社会习俗。她哀叹道：“我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一点敢做敢为的勇气都没有了，我打败！打败了”^[4]444，“我现在成了可怜虫了——叫内心的矛盾弄得不能支持了”。^[4]454在社会习俗道德的压力下，淑丧失了自我，逐渐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她鄙视人的自然本性，认为男女之间的肉体的结合是邪恶的。淑的自我的丧失不仅使她成了世俗的牺牲品，而且给裘德带来了无限的悔恨、惆怅和痛苦，并最终导致他的幻灭和死亡。

在哈代的作品中，主人公由于与社会对立，与自然脱节，与人难以沟通，与自我相冲突，最终丧失自我，因此，哈代的小说往往有着悲剧性结局。而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作家大多注重表现广阔的社会图景，反映社会现实，因此很少描写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的自我的丧失。

综上所述，哈代的悲剧小说虽然创作于19世纪，但在思想特征方面同现实主义文学有很大区别，却与现代主义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9]434在表现人类生存的四种基本矛盾冲突方面，哈代的悲剧小说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难怪有些批评家在评论哈代的悲剧小说时称哈代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