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域性格是唐孝祥先生于2002年在其博士论文《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首次提出的概念，是从美学角度对地域建筑文化的高度概括，旨在诠释建筑审美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三个维度的综合内涵。^[1]16

惠州位置独特，早有“岭东雄郡”之美誉，自隋以来就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时期作为东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作用明显加强，商贸地位突出、华侨力量凸显，城市格局、建筑类型、外观造型、建筑布局、建筑材料与技术等方面因此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地域性格。对民国时期惠州城市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分析可以丰富建筑文化与美学的研究内容，也呼应了国务院同意将惠州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批复函中关于“深入研究发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的要求。

一、 地域技术特征

地域条件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建筑地域技术特征则是建筑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内核在于因地制宜，亦即建筑对于地形地貌、自然气候、生产技术等的适应，在规划选址、空间组织、建筑材料和生产工艺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特征。

(一) 地理适应性

因地制宜、顺应自然是传统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原则。惠州城选址于东江中游，位于东江与其最大支流西枝江的“丫”字形交叉点上，便于实现军事资源运输及东江流域交通控制，成为省府广州的东部屏障，其交通和军事重要性不言而喻。惠州城适应自然地理地貌逐渐形成“城湖江岭相融共生”的城址环境以及独具特色的“一街挑两城”古城格局。城指的是惠州府城、归善县城，湖指的是西湖，江指的是东江、西枝江，岭指的是城内孤山、梌山、白鹤峰及城外西山、螺山、紫薇山等。惠州府城四周水系相互贯通，归善县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均属易守难攻的不规则城池，城市功能结构简单，道路、街巷依顺自然地形走向呈自由式，两城间通过东新桥与水东街相连。

民国时期改良或新兴的城市建设依然充分利用地形地势，依托东江航运码头而建的水东街即是典范。民国以后东江航运日益繁忙，地处东新桥以东、归善县城西门以西的水东街，沿江呈狭长地带，由于没有城墙限制，大量商人来此建码头、堆栈、茶楼、酒馆和民宅等，方便来往商旅和物资储运中转，水东街商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1928 年，水东街改良，拆去两旁店铺，修筑骑楼，中间路面扩宽至七米，道路走向顺应地形、平行于自西向东的东江水岸线，东西走向的设置不仅便于沿江顺河取水、航运、周转货物，同时又能使骑楼建筑呈南北坐向，前后容易形成穿堂风，为商业发展提供更大空间。与水东街同样兴盛发展的是其南面上塘街，为当时大户人家的居住之地，亦因形就势保持与水东街大体平行，东西走向，南边再分叉上塘一巷、上塘二巷等巷道。但与水东街日渐兴盛发展相反的是其东侧惠新街。惠新街位于归善县衙前面，至清中期成为归善县城政治、文化、商业中心，但是，民国时期随着商贸活动不断向西边水东街迁移，惠新街的商贸活动日渐衰落。

城市核心区域的地理位置重要性在民国时期也得以强化。惠州府城是惠州历代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其中又以梌山和十字街口为核心。梌山自隋代起为历代府治所在地直至清朝末期府衙被毁，民国以后开辟为惠州第一公园，自此打开了现代文明之窗，成之为社会交往场所。同时，公园还担负着教化民众的功能，因此，政府充分利用这一开放性公共空间加强民族文化宣传。1924年望野亭由陈炯明部下叶举在梌山城墙边临江重建，寓意“仰望野吏”。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惠州城后在望野亭前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和追悼攻惠阵亡烈士大会。1925年11月为表彰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国民政府在此为其立碑。1928年为缅怀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将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后于1937年建中山纪念堂。诸多反映国民政府政治与文化导向的事件足见梌山地理位置之重要性。梌山南面的十字街口在民国时期的商业地位也加以巩固。1928年街道改良时，将四牌楼、万石坊、打石街、横廊下进行拓宽，地面改为灰砂或青砖地面，同时新筑大东路，自此十字街口成为府城的商业中心。1933年为缅怀孙中山而更名，将四牌楼更名为中山北路，万石坊更名为中山南路，打石街、横廊下更名为中山西路，大东路更名为中山东路，名称的变更说明了十字街口商业地位的认可，直至今天各大城市的“中山路”俨然成为繁盛商贸街道的代名词。

(二) 气候适应性

对于气候的适应是建筑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惠州近代以来在建筑类型、建筑造型、围护结构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主要是适应气候条件的结果。

惠州地处亚热带，潮湿多雨、炎热高温、台风季节长，隔热通风一直是惠州传统建筑主要要解决的问题。而骑楼自有政策指引、制度推广之后就因其“暑行不汗身、雨行不濡屐”的优点在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盛行开来，尤其是商业发达地。骑楼“作为一种城市制度，建构了岭南近代城市以旧城为中心的基本骨架，并衍生了岭南最具特色的‘骑楼街’和‘骑楼城市’”。^[2]86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惠州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商业贸易中心地位更为突出，骑楼所具有的遮骄阳、避雷雨的良好步行购物环境，以及上宅下店或后宅前店商、住兼顾模式，使其在民国时期很快成为惠州城市商业区域的主要形式。1928年，《惠阳呈报改良惠城建筑章程案》获批，成立了惠阳(今惠州)改良街道委员会，对县城水东街和府城十字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改良，兴建骑楼。其中，水东街的改良方案拟定马路扩宽至30英尺，两旁人行道及骑楼各8英尺；檐口高度从地面至骑楼底以15英尺为限，只许增高，不许减低。上居下铺、前铺后居的水东骑楼街很快成为惠州工商业集中地，极为兴旺。

如果说骑楼是异于传统的新建筑类型，那么异于传统最显著的新造型则是外廊样式。外廊样式建筑是指带有外廊的建筑，这种“属于殖民地特有的建筑样式始于印度，经东南亚传到广州”^[3]17，并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在中国沿海和沿江开辟的租界中广泛使用，被学者称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4]但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租界区外廊样式受到欧洲本土风格直接影响并被逐渐取代”^[5]，而与此同时，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的民间相继出现外廊样式建筑。惠州也在民国时期迎来了建设外廊建筑的高潮，外廊建筑不仅是商住楼即骑楼建造时的首选，而且成为民居、学校等建筑类型建造的首选。外廊在惠州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外廊灰空间适于亚热带湿、热气候特点。

民国时期，通过增设门洞、窗洞、阳台等手法来解决通风、采光问题。出于安全防范以及减少东西方向太阳直晒等原因，岭南传统建筑尤其是民居的两侧外墙基本不开窗，主要光源来自小面积天井，厅堂采光尚可，卧室采光差，民间有“亮厅暗房”之说法。民国以后兴建房屋时开始注意弥补这一不足，除背立面墙体一般不开门、窗外，两侧外墙或正面墙体增设门洞或窗洞，二层或更高层还加设阳台这一传统建筑中所没有的空间，极大地改善了采光、通风条件，扩大了公共活动区域，丰富了景观视野。

(三) 新材料新结构的使用

惠州民国城市建筑另一个明显的地域技术特征就是新建筑材料、新建筑结构的尝试性使用。1909年建成投产的广东河南(今广州海珠区)士敏土厂(水泥厂)及被视为岭南近代建材工业的源起，充足的新材料为民用建筑发展带来大变化，从而引发了新结构的使用。

县城上塘街70号的三层平屋顶洋房是采用新材料、新结构的居住建筑典范。该房为惠州商会会长翟雨亭于1930年代所建，是惠州最早的西式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承受竖向荷载的结构墙采用青砖砌筑，柱、梁、楼板、屋面板、基础等采用钢筋混凝土构筑。与传统砖木混合机构相比，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保留了砖墙承重的特点，并以强度更高、更耐用的钢筋混凝土代替木制梁板，在防白蚁、防火灾等方面优势明显。

总体而言，现存使用新材料、新结构的民国时期建造的建筑数量不多，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此阶段惠州战火不断，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四次践踏惠州城，大量房屋被炸毁，保留下来的建筑不多，战后重建就地取材的砖木传统材料的建造显然更为便利与迅速。

二、 文化时代精神

建筑作为文化现象，是特定时代军事、社会等文化背景的外化或缩影，文化的更新促就了新的建筑。惠州因其独特的革命背景而产生了新的革命建筑类型，华侨反哺乡梓的热情促使新材料新技术在建筑上的推广，多元文化交融形成包容四海的心理使得不同信仰的建筑得以共同繁荣。

(一) 跌宕起伏的革命背景

惠州扼东江水陆要冲，依山阻海、地势险要，自古有 “天堑汤池”之称，民国以来，尚武重义的民风孕育了惠州在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等阶段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或主要战场之一。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反清武装起义中三洲田和七汝湖起义在惠州。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惠州是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主战场。抗日战争时期惠州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南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成为华南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十五个抗日根据地和三大敌后战场之一。

独特的革命历史背景造就了大量革命建筑，其中为纪念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专人或专事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是革命建筑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封建时期，对于为国家、为民族牺牲或作出贡献、为后人所歌颂之人，传统方式是建庙、立祠、树牌坊等，以此表达对先人的纪念、追崇，譬如孔庙、岳飞庙等。但民国时期，旧有的建筑类型被认为是封建礼教而为主流所摒弃，在当时看来代表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文化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物质载体如纪念堂、纪念碑、新式墓葬等寄托凭吊、瞻仰、纪念的直观表达方式很快就取代了原有建筑类型。

第一，纪念堂。在诸多类型的纪念性建筑中，纪念堂以其“堂”之规模、纪念人物之伟大而处居首要位置，比如中山纪念堂。1937年中山纪念堂的建造使之成为中山公园的核心建筑，强化了中山公园意识形态的空间特质。惠州中山纪念堂始建之时恰逢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到民族复兴的高峰时期，因此整体上尽力保持中国古典建筑的体量权衡和整体轮廓，保持台基、屋身、屋顶三分构成，保持着开间形象和比例关系，整个建筑没有超越古典建筑的基本体型，保持着整套传统造型要素和装饰细部，以此追求风格上庄严宏大，从而张扬“民族精神”。

第二，纪念碑。唤醒民众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以及文化、政治重建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而纪念碑篆刻于石、公之于众、立于人流旺盛之地，表达了国家对于为民族牺牲将士的抚恤、褒扬、追认态度，最广泛、深入地唤醒民众，激励了将士和民众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热情，在突出其纪念与宣教功能的同时宣扬国家意志。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1931年为纪念1925年东征军攻克惠州城战斗中牺牲的241名官兵而建，选址于该战斗主要战场拱北桥西侧、府城朝京门附近，形制为须弥式碑座、方尖碑碑身，造型简洁，碑体除铭文外无任何装饰。对于为国民政府作出巨大贡献的个人还为其专祀，设立单独纪念碑，比如廖仲恺先生。廖仲恺1925年遇刺身亡，国民政府分别在惠州第一公园和其家乡惠州陈江鸭仔步村建立了“廖仲恺先生之碑”，两座纪念碑均采用座钟造型，在表彰其革命精神的同时唤醒民众。

第三，新式墓葬。名人墓地能够引发的不只是对于个人的追思，更是群体的记忆及对于某一段历史的集体思考。陈炯明(1878—1933)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也是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人物，1933年在香港去世，次年墓葬迁至西湖鳄湖畔紫薇山腰。整座墓园由墓冢、墓亭、祭台、守墓室(今已无存)等组成。没有广阔的占地和为数不寡的附属建筑，在形制上取消了祭堂，连放置贡品的祭案或祭台都未能发现，从而凸显了墓冢、墓亭的视觉重要性。这一变化说明，墓地设计中“祭祀”功能正让位于教育观者的“纪念”功能。陈墓不只是对陈炯明一生功过的纪念，更是对于与之相关的近代史的回顾。附近还有陈炯明得力干将杨坤如之墓，原由坟墓和墓亭组成，现存墓亭为钢筋混凝土四角攒尖亭。

(二) 影响至深的侨乡文化

惠州是广东著名侨乡之一，华侨在清末到民国的众多社会变革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唐代，惠州就有居民开始向东南亚移民，如今惠州市籍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五大洲，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0万人。民国时期众多华侨回馈家乡的方式之一便是支持中国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三洲田、七汝湖等起义的经费和武器主要靠海外华侨接济，起义者大多为东南亚华侨。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成为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无数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物资、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水陆联运至惠州，然后溯东江而上支援抗战和解决民众生活所需。1938年惠州沦陷后，惠州籍华侨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十县)同侨救乡委员会”“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发起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抗战救亡活动。1939年，南洋惠州籍爱国青年逾千人回到东江地区参加曾生的抗日部队。

华侨还积极兴办教育，参加投资建设等活动，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的主要力量，在建筑文化上的影响体现为新功能建筑的出现、建筑样式的引进等方面。第一，新功能建筑的出现，如侨资汇兑行业建筑。早在1910年代惠州就有经营侨资汇兑行业，其选址多在地段好、人流大、顾客认知度高的地方，民国时极为兴旺的水东街成为首选之地，如水东西路的泰兴祥，水东东路的元章行、平安行等商号。第二，外廊等新建筑样式的引进与推广。“华侨是外廊建筑最有力的传播者，一方面华侨在侨居地接触外廊建筑，对其有一定了解，另一方面，华侨熟知侨乡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所以能够使外廊建筑很好地融合到侨乡好环境和气候中”^[6]，以显示出与传统建筑不同的时代意义。第三，大量侨汇为新型建筑的新材料、新技术的使用提供了物质保障，比如学校建筑、餐饮建筑等。1929年落成的鹿岗学校，西式风格，是立面三段式、中间凸出的塔楼形式。采用钢筋混泥土框架结构，使得单间教学空间比传统书室增大，面阔8.3米，进深6.7米。屋顶尽管采用双坡、琉璃瓦形制，但已非传统瓦面，而是钢筋混凝土板，避免了传统瓦面渗漏情况。

(三) 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

惠州位于广东三大民系交集处，多民系文化在此碰撞与交融；惠州南临南海，清末开埠后成为海外输出华工的重要基地，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在此碰撞与交融。千余年来，惠州一直保持着人竞交集、货畅其流的发展态势。独特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多元交融、包容四海的文化心理。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到惠州聚落建筑、宗教信仰等物质与非物质形态，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文化基因特征。

惠州是广东唯一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文化交融之地，中原文化同时又不断充实，从惠州县城地方大族来源可见一斑。县城铁炉湖陈氏为宋朝官至崇政殿说书、礼部员外郎后谪居惠州舍人巷的陈鹏飞的后裔，铁炉湖裘屋始祖裘时顺于清顺治年间从江西建昌府新城县移寓归善县城后所建，县城上塘街何氏于康乾年间从兴宁石马河罗裙布地迁来惠州。民国时期这些家族依旧是当地名门望族，他们在民国时修建的房屋成为当地争相模仿的样板。

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特点在建筑上的体现丰富多彩，宗教信仰建筑将此特征表现得意味深长。第一，儒释道。东汉末年僧人文简在惠州银岗岭筑台说法使之成为岭南历史最为久远的佛教场所之一。晋代单道开把佛教带进罗浮山，比葛洪首至罗浮山传道迟50年左右。自此，罗浮山佛教和道教同山发展、平分秋色。来自中原的命官和贬官，共同扮演着开启惠州儒学风气、教化庶民的重要角色。归善学宫、府城永福寺、元妙观是惠州城内赫赫有名的儒、佛、道代表建筑，在民国时依然兴旺。第二，地方神祗崇拜。由于惠州有着多种方言，不同的方言区域所崇拜的地方神祗有着较大区别，比如福佬方言区崇拜天后，所以大凡临海、面江、甚至面湖的地方都建造天后宫。惠州本地话区域视谭公为保护神，因而大大小小的谭公庙数不胜数。广府方言区则崇拜北帝，规模不一、名称不一的北帝庙分布颇广，几乎每个村都保留或曾经出现北帝庙。第三，外来宗教信仰。1847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韩明山、黎立基到归善县淡水传教，基督教自此传入惠州 。

三、 人文艺术品格

人文艺术品格是形成建筑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朴实大方的审美情趣、尝试性开放的文化心理是揭示民国时期惠州城市建筑类型丰富、建筑装饰大方但不大胆的深层文化内涵的钥匙。

(一) 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是岭南人的品格特点。民国时期，尽管惠州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战争状态，但整体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加之其交通枢纽、经济贸易等地位的提高，使得现实主义、从善如流的价值观深植于社会文化，一切有利东西皆可为我所用，这就是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经世致用在惠州城市建筑文化上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建筑类型的取舍，可以与时俱进地增加新的建筑类型，也可以大量增加当时需要的热门行当，完全属于市场调控。这点在服务建筑的丰富类型上表现尤为突出。

第一，平码行。平码行是代客买卖货物、收取佣金的经纪业，一般按商品销售额向买卖双方各收百分之二的手续费(中介费)，所以又叫“九八行”。平码行主要集中在县城水东街，因为靠近东新桥、包公巷等码头，有公和行、永丰行、南丰行等三十多家。

第三，旅店业。民国时期，旅店数量不断攀升，抗战时期旅店业畸形兴旺，十余户大富之家将自住宅改为旅店，总计数量达三十余家。府城旅店主要集中在中山东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平湖门、大东门、下米街等地，县城旅店主要在包公巷、水东东路等地。旅店等级也有高、中、低档之分，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水准。

第四，餐饮业。民国时期惠州城市餐饮业繁盛，有茶楼、菜馆、饭店、西湖菜艇、露天茶档、街边档口等高、中、低不同档次的餐饮店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抗战时期府、县两城仅茶楼就多达二十余家。

第五，娱乐业。1934年夏桥东东新南街(俗称咸鱼街)开办明智戏院，是惠州第一间电影院(无声)。在明智戏院1940年因火灾关闭前后，由军界谭天彝牵头，召集商人集资在上塘街口(今国立大厦)创办了“声华戏院”，后改称“东江电影院”。

(二) 朴实大方的审美情趣

惠州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建筑民国时代特征突出、西式建筑元素鲜明。常见形式如下：第一，仿古希腊山花形式。府城文兴街趣园在侧面山墙垂脊顶与两脊端之间的三角区作仿古希腊山花形式，垂脊脊尾立一根砖砌抹灰方柱，脊顶却是中国传统如意纹饰，甚是有趣。第二，仿罗马券廊形式。简化的罗马柱式、连续的巨石形拱廊、弧形变化的墙体，既是力量的象征，又使庞大的建筑体量显得开朗明快。县城上塘街3号，尽管面阔仅7米，但在立面上做成三开间，圆柱拱廊形式，心间是次间的1.7倍宽，而拱的矢高相同，所以心间拱成了扁圆拱。第三，仿哥特窗形式。哥特式建筑尖拱窗比圆拱更具有向上的方向感，更带有基督教语义。县城黄家塘教堂立面上已没有垂直挺拔的束柱、直指云霄的高塔等哥特式教堂的特征，但窗户采用尖拱窗楣形式表达建筑的宗教涵意。第四，仿巴洛克女儿墙形式。中间耸起，然后以优美的波形向两边降低。府城金带街44号民居立面女儿墙采用四柱三间形式，柱间以砖砌筑，心间耸起向此间呈波形降低。第五，仿南洋女儿墙形式。南洋地区独特的创造形式——在女儿墙上开出一个或多个圆形或其他形状的洞口，以减少台风对建筑物的风荷。^[7]52县城水东街158号女儿墙两柱相夹扁圆拱，拱间作扇形开口。

尽管如此，惠州却没有一座是完整的某种西式风格的建筑，西式元素的运用一般都是局部的，如女儿墙、山花、栏杆等。惠州民国城市建筑中所出现的西方古代建筑风格，说到底是舶来品。对于舶来品的采纳，惠州人是大方的，正因为如此，在建造时可以加以较大变化，从而产生新意，呈现与西式建筑不一样的风格；但又是有度的，由于在细部上无法达到西式工艺，因而尽量在构图、比例上保持一点原意，让观者能明了建造者之初衷，显得朴实无华。

(三) 尝试开放的社会心理

开放性是侨乡文化的主要特征。惠州民国城市建筑所体现的开放特征与邻近省城广州租界建筑的发展有所不同，租界建筑是以强行推进、直接输入的方式被开放，而惠州近代建筑的开放性主要是由海外华侨引起的，是主动开放。侨乡人民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表达出希翼民族独立自强的开放心态，体现出华侨文化恋祖爱乡、实业兴国、敢为人先的特质。在建筑上体现为使用钢筋混凝土、铁枝花、水泥等新式材料，引进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等新的建筑技术，采纳外廊、大阳台、多厅堂、平屋顶等建筑布局，吸收券柱、百叶窗等建筑元素。

但是，这种开放只是一种“尝试性开放”，是一种表面上的开放，惠州人并没有大范围、深层次地改变他们的居住方式、审美情趣。在同一街巷上，传统建筑与中西合璧式建筑共生共荣、相映成趣，比如水东街骑楼，既有传统木窗立面，也有西式立面。同一栋建筑上，中国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元素相映生辉。比如府城文兴街趣园，不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结构，抑或室内陈设等都是本土传统选择，三开间、坡屋顶、瓦屋面、砖木结构、中式家具，但在立面上彰显着南洋华侨身份。正立面檐口上砌一道女儿墙，女儿墙次间做成花瓶栏杆造型，心间则立四根砖砌抹灰方柱，中间二根高，外侧二根低，中间二方柱间墙体开一扇形口，典型南洋建筑风格。因此民国时期中西风格的选择全凭兴趣，没有人会因为选择西式风格而被谩骂为丢弃老祖宗、崇洋媚外，也没有人因为选择中式传统而被笑话为老古董、跟不上潮流，只要喜欢，就可以选择。

尝试性的开放说明惠州近代化进程是小心的、谨慎的。面对中外建筑文化的交流碰撞，尚处于艰难的理性抉择阶段，尚未达到实质性的融会创新，更多地表现为在沿袭传统建筑文化之时试探性地借鉴外国建筑符号和建筑技术。其中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惠州虽然有外国传教士来此传教、有

南洋华侨回乡建设，但远没租借地的影响那么直接与深远，也有更为主要的主观原因，惠州是多元文化交织碰撞之地，在包容他人的同时也培养了谨言慎行、不伤害他人的为人处世作风。

结 语

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是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三个维度，三者是互为补充、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地域技术特征属物质层面，民国时期惠州城市规划建设、建筑类型、建筑材料与技术的推陈出新即是这一特征的突出表现；文化时代精神属社会层面，民国时期惠州的军事、社会、华侨等时代背景对于城市建筑的影响即是此特性的体现；人文艺术品格属精神层面，城市建筑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与心理等方面展露充分。文化地域性格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对此展开研究既有助于地域建筑研究范围的补充，也有益于审美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