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匮乏，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及其利用率至关重要。^[2]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需求迅速膨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其中，跨省流动占38.9%，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珠三角、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北京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否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能否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如果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 文献综述

劳动力流动很早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大量文献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讨了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如Schultz^[1]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能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中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引起人力资本的区域集中，通过“干中学”形成明显的“外溢效应”，能促进流入地人力资本的形成。^{[3, 4]}而对流出地人力资本的影响，学者们存在分歧，Shioji^[5]、Ritsila^[6]、Toya^[7]等人认为，劳动力流出使流出地无法收回其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其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但相反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劳动力会产生“教育激励”效用，当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机会，并获取更高的收益率时，劳动力流动会激励流出地的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8]然而，国外学者很少从宏观层面研究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问题，这可能与其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有关，当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时，劳动力流动本质上就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另外，学者们关注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效应，主要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寻找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各自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而不是对流出地和流入地整体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及其水平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国内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样本调查数据，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结构、动因及其内在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极化效应明显，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地区集中^[9]，至于其内在机制，黄翔、敖荣军^[10]基于劳动力的异质性提出，客观存在的技能互补性导致了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之间存在内生性的累积循环。王金营、贾少萌^[11]则从区域工资水平差距、资本密度、空间距离和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区域人力资本集聚的机制。劳动力流动导致人力资本的地区集中，能否提升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大部分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徐桂鹏、郑传芳^[12]认为，我国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低，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了劳动力的危机感，一方面能挖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潜能，提高人力资本含量，另一方面能促使劳动力更加重视自身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但是，现阶段我国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消极作用也是存在的。曾宪荣、黄理^[2]从人力资本配置方式的角度指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市场机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配置的结果，导致人力资本配置严重失当。王彦军^[13]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指出在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可见，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并不单一，虽然大部分学者肯定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但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有多大？在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答案。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文献要么研究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的关系，要么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而没有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事实上，当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地区集中、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时，这种流动就会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反，如果劳动力流动引起人力资本地区集中，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那么必然会阻碍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因此，只有将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文献侧重理论上的分析，实证研究很少。黄翔、敖荣军^[10]采用了回归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其研究的重点是劳动力省际流动对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影响，没有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本文试图弥补现有文献的以上不足，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以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为基础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利用帕累托标准衡量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揭示出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第二，利用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分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分离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及其贡献。第三，定量测算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大小及其变化趋势。

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实证分析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 理论分析

本文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首先分析劳动力流动决策，把握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的变化，然后判断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一) 劳动力流动决策分析

区域收入差距是引起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14]根据Todaro^[15]的预期收入模型，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取决于预期的而不是实际的收入差异。用L_ij(t)表示时期t从区域i流到区域j的劳动力数量，G_ij ^e(t)表示区域i和j预期的收入差异，则有

${{L}_{ij}}\left( t \right)=F{{G}^{e}}_{ij}\left( t \right)$

(1)

由于劳动力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因此，$\frac{d{{L}_{ij}}}{d{{G}^{e}}_{ij}}>0$。预期的收入差异取决于区域j的就业概率p_j(t)、预期的工资水平w_j ^e(t)以及区域i的实际工资水平w_i(t)。即：

${{G}^{e}}_{ij}\left( t \right)={{w}^{e}}_{j}\left( t \right){{p}_{j}}\left( t \right)-{{w}_{i}}\left( t \right)$

(2)

考虑到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区域j的平均水平r_j相比所具有的优势Δr(Δr＞0)与劳动力在区域j的就业概率正相关；而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其经济增长也会较快，劳动力就业的概率也会越大，因此，就业概率可以表述为：

${{p}_{j}}\left( t \right)={{p}_{j}}\Delta r\left( t \right),{{r}_{j}}\left( t \right)$

(3)

由此，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为：

${{L}_{ij}}\left( t \right)=F\left\{ {{w}^{e}}_{j}\left( t \right){{p}_{j}}\left[ \Delta r\left( t \right),{{r}_{j}}\left( t \right) \right]-{{w}_{i}}\left( t \right) \right\}$

(4)

有两方面的因素会促使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一是根据要素边际报酬规律，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会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积聚，并促使该区域预期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11]，与其他区域间的工资水平拉大；二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劳动力就业的概率较大。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劳动力相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流入地的就业概率相对较高，从而，他们面对的区域间的预期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大，因此，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是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不断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

(二) 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是指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主要是物质资本)更为有效的组合，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3]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是不是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是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本文用帕累托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

根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生产函数：

$Y=A{{K}^{\alpha }}{{R}^{\beta }}{{r}^{\gamma }}$

(5)

其中，K、R、r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α、β、γ分别为其产出弹性。

K和R的边际产量分别为：

$M{{P}_{K}}=\alpha A{{K}^{\alpha -1}}{{R}^{\beta }}{{r}^{\gamma }},M{{P}_{R}}=\beta A{{K}^{\alpha }}{{R}^{\beta -1}}{{r}^{\gamma }}$

(6)

从而，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为：

$MRT{{S}_{KR}}=\frac{\Delta R}{\Delta K}=\frac{M{{P}_{K}}}{M{{P}_{R}}}=\frac{\alpha A{{K}^{\alpha -1}}{{R}^{\beta }}{{r}^{\gamma }}}{\beta A{{K}^{\alpha }}{{R}^{\beta -1}}{{r}^{\gamma }}}=\frac{\alpha R}{\beta K}$

(7)

假设将全国分为两个区域，区域i和区域j分别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和较高的区域，由于区域j往往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及较高的收入水平，劳动力及物质资本在逐利的驱动下从区域i流向区域j，从而，区域i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更加稀缺。但相比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区域i的物质资本相对于区域j更为稀缺，理由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往往也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区域。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在1978—1994年为45.3%，2005—2009年提高到64.7%，到2010—2015年会进一步提高到65.9%^[16]，从这点来看，人力资本较低的区域之所以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资本劳动比相对较低。因此，区域i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_KRⁱ要大于区域j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_KR^j。

图 1显示了物质资本K和人力资本R在区域i和区域j的分配，I₁、I₂、I₃为区域i的等产量线(I₁＜I₂＜I₃)，J₁、J₂、J₃为区域j的等产量线(J₁＜J₂＜J₃)。因为J₂上经过A₁的切线的斜率的绝对值小于I₁上经过A₁的切线的斜率的绝对值，因此，A₁点符合MRTS_KRⁱ＞MRTS_KR^j，然而，A₁并不是区域i和区域j等产量线的切点，即A₁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从A₁移到A₂，区域i的产出不变，区域j的产出增加，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从A₁移到A₃，区域j的产出不变，区域i的产出增加，同样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A₂A₃上的任一点，两个区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配置都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无论是从A₁移到A₂或是A₃，都表现为人力资本越来越向区域j集中。因此，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本质上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加快经济增长，而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17]

由此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否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当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时，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当非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并使得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时，会降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三、 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1990—2010年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该方法最初由Daniel和Creamer相继提出，主要用于分解区域经济变量，从多个层面解释变量的变化及各因素对变量变化的贡献，近年来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吴继英用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分析了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来源，段春锦、范爱军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边界地区的就业增长。^[18]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将其应用于人力资本增长的研究。本文尝试利用Esteban模型的思路对人力资本增长进行分解。

全国人力资本水平^①可以定义为人力资本总量R与就业人员数N之比，为了考察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将进一步分解为各省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加权平均：

① 本文主要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因此，文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指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

$\bar{r}=\frac{R}{N}=\sum\limits_{i=1}^{31}{\frac{{{R}_{i}}}{{{N}_{i}}}}\cdot \frac{{{N}_{i}}}{N}=\sum\limits_{i=1}^{31}{{{r}_{i}}{{n}_{i}}}$

(8)

其中，R_i、N_i、r_i分别代表各省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就业人口数、人力资本水平，n_i是各省区的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

从时期t₁到t₂，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为：

$\Delta \bar{r}={{\bar{r}}^{{{t}_{2}}}}-{{\bar{r}}^{{{t}_{1}}}}=\sum\limits_{i=1}^{31}{{{r}^{{{t}_{2}}}}_{i}{{n}^{{{t}_{2}}}}_{i}}-\sum\limits_{i=1}^{31}{{{r}^{{{t}_{1}}}}_{i}{{n}^{{{t}_{1}}}}_{i}}$

(9)

上式可变形为：

$\Delta \bar{r}=\sum\limits_{i=1}^{31}{({{r}^{{{t}_{2}}}}_{i}-{{r}^{{{t}_{1}}}}_{i})}{{n}^{{{t}_{1}}}}_{i}+\sum\limits_{i=1}^{31}{({{n}^{{{t}_{2}}}}_{i}-{{n}^{{{t}_{1}}}}_{i})}{{r}^{{{t}_{1}}}}_{i}+\sum\limits_{i=1}^{31}{({{r}^{{{t}_{2}}}}_{i}-{{r}^{{{t}_{1}}}}_{i})}({{n}^{t2}}_{i}-{{n}^{{{t}_{1}}}}_{i})$

(10)

由此，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率$\dot{\bar{r}}$可以分解为三部分：

$\dot{\bar{r}}=\frac{\Delta \bar{r}}{{{{\bar{r}}}^{{{t}_{1}}}}}=\frac{\sum\limits_{i=1}^{31}{({{r}^{{{t}_{2}}}}_{i}-{{r}^{{{t}_{1}}}}_{i})}{{n}^{{{t}_{1}}}}_{i}}{{{{\bar{r}}}^{{{t}_{1}}}}}+\frac{\sum\limits_{i=1}^{31}{({{n}^{{{t}_{2}}}}_{i}-{{n}^{{{t}_{1}}}}_{i})}{{r}^{{{t}_{1}}}}_{i}}{{{{\bar{r}}}^{{{t}_{1}}}}}+\frac{\sum\limits_{i=1}^{31}{({{r}^{{{t}_{2}}}}_{i}-{{r}^{{{t}_{1}}}}_{i})}({{n}^{{{t}_{2}}}}_{i}-{{n}^{{{t}_{1}}}}_{i})}{{{{\bar{r}}}^{{{t}_{1}}}}}$

(11)

令$\alpha =\frac{\sum\limits_{i=1}^{31}{({{r}^{{{t}_{2}}}}_{i}-{{r}^{{{t}_{1}}}}_{i})}{{n}^{{{t}_{1}}}}_{i}}{{{{\bar{r}}}^{{{t}_{1}}}}},\beta =\frac{\sum\limits_{i=1}^{31}{({{n}^{{{t}_{2}}}}_{i}-{{n}^{{{t}_{1}}}}_{i}){{r}^{{{t}_{1}}}}_{i}}}{{{{\bar{r}}}^{{{t}_{1}}}}},\delta =\frac{\sum\limits_{i=1}^{31}{({{r}^{{{t}_{2}}}}_{i}-{{r}^{{{t}_{1}}}}_{i})({{n}^{t2}}_{i}-{{n}^{{{t}_{1}}}}_{i})}}{{{{\bar{r}}}^{{{t}_{1}}}}}$

其中，α衡量了不存在劳动力流动^②即区域劳动力比重不变的情况下，区域内部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对全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贡献。β+δ则衡量了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应，β衡量在各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是否向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如果该项为正，说明劳动力流向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并促进了全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如果该项为负，说明劳动力流向了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降低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δ衡量劳动力是否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由于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往往是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因此，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也会促进全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② 本文采用区域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衡量劳动力的省际流动，忽略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人口自然增长的差异。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与人力资本变化情况

1990—2010年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膨胀，省际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主要的输出地和输入地集中，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倾向，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接受的省外流动人口最多，与此同时，省外流入出现“中部塌陷”现象，这一点在图 2a中表现得很明显。图 2—b显示，2010年我国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区域就业人口密度差异拉大，31省区的标准差从1990年的2.23增加到3.58，就业人口呈现出向东部三个集聚中心集聚的上升趋势。

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水平^① 不断提高，1990年为7.33年，2010年提高到9年，但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扩大，31省区的标准差从0.76上升到1.05。2010年，共有17个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广东、黑龙江、山西、河南、海南、江苏、内蒙古、陕西、湖北、河北、新疆、湖南。

①人力资本水平根据受教育程度计算得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分别按3、6、9、12、15、16、20年计算。

(二) 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分解

根据式(11)中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分解式对1990—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增长进行分解，为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在整个时期内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将整个时期分成了两个阶段，结果见表 1。

1990—2010年全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了22.66%，其中，97.94%是由于各区域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造成的，即主要是各省市的“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所做出的贡献为2.06%。其中，β为正值，说明总体上来说，劳动力从最初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省区流动到了最初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省区中，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为1.44%。δ为正值，说明劳动力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较慢的省市流动到了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较快的省市，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为0.62%。由此表明，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并提升了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分阶段的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并非总是起到了改善人力资本区域配置的作用，而是经历了由降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阻碍人力资本形成到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转变。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形成了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的“双轨”运行机制，1990—2000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负向作用，说明非市场力量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劳动力没有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流动，这一结论与曾宪荣^[2]的观点一致。这一时期，劳动力净流入的省份有16个，其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2，在此期间增长7.25%，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48，在此期间增长了7.52%。整体来看，流出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要快于流入地。当然，这一期间省际间的城乡流动大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其返回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劳动力流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提升产生积极作用。2000—2010年，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率为5.04%，其中，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的贡献率为4.51%，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的贡献率为0.53%。这一时期，劳动力净流入的省份增加到23个，其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99，在此期间增长14.4%，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62，在此期间增长了14.07%。整体来看，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要快于流出地，说明劳动力流动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五、 结论和启示

本文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揭示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离出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及其贡献，并定量测算了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大小及其变化趋势。主要结论及启示如下：

第一，劳动力流动对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当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时，劳动力会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这本质上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能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当非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并使得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时，会降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膨胀，但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还很小，其贡献仅占2.06%，人力资本的提升还主要依靠各省市的“内部增长效应”，这表明利用劳动力流动优化人力资本的配置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及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我国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发生了质的转变，1990—2000年的劳动力流动主要由非市场力量主导，导致劳动力没有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降低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阻碍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2000—2010年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贡献率上升到5.04%。

第二次东北振兴规划及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提出，势必引起新一轮的劳动力流动浪潮。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流动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让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