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ethnic groups)一般被看成是民族(nation)中的各次族群单位，是有着共同文化特征和文化认同的人群体。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体，或者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祖源历史，或者为享有、使用、维护共同的资源而自愿结成一个共同体，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这个人群体就有可能构成一个族群。前者构成族群界定中的根基论(primordialist)观点，后者构成族群界定中的工具论(instnumentalist)观点。台湾著名学者王明珂则倾向于将根基论与工具论综合来看待族群，强调“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将族群视作由家庭、亲族发展而来的亲属体系的延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族群能凝聚人群的基本力量所在，这也是族群的根基性的由来。在另一方面，以血缘或假血缘关系凝聚的基本人群，其维持、延续与发展都必须借着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族群的现实性或工具性。”^[1]30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客家，就不会囿于客家研究先驱罗香林所放大的客家源流的根基性认知，将客家看成是中原正宗汉族血统的承袭，同时，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在一个更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来认知客家，扩展客家的文化空间和发展空间。

作为形成于闽粤边地山区的客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步一步由边缘而走向中心，其生存空间不断扩展，最终完成由边缘族群向国际族群的华丽转身，成为汉族中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的族群。纵观客家发展史，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不在于其源流，而在于多族群互动的环境中，客家人为生存发展，为扩展其生存空间而进行的身份建构与观念建构。有学者说客家是建构的，其实不应说客家是建构的，而应说客家观念是建构的。通过建构预设的客家观念，从而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国际族群--客家。

探讨客家观念的建构，对于厘清近二百年来客家的发展壮大，有决定性意义。

客家形成于闽粤边地山区。闽粤边地山区主要指闽西山区和粤东北山区，属于武夷山、戴云山、博平岭等山系交汇区域。闽西被称为“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于福建为绝区”。^[2]粤东北则被称为“僻阻海滨，南距吴，北距燕，不啻数千里，而遥称为天末日出之区”。^[3]根据美国学者施雅坚的区域划分，清代疆域分为九个区域，闽粤边地山区分属于东南沿海和岭南两大区域，除闽西北部县属闽江流域子区域外，闽西中部、南部及粤东北，均属于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子区域和岭南区域，处于区域边缘的位置。从自然地理而言，这一区域为典型的山区，且处于三省交界之地，自然是边缘区域；从社会空间布局而言，这一区域远离社会政治经济中心，依然处于边缘地位。学者鲁西奇称为内地的边缘，即“处于中华帝国疆域内部，但并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在内地的边缘区域，国家权利相对缺失，地方社会秩序之建立多有赖于各种地方势力，遂形成政治控制方式多元化；其耕地资源相对匮乏，山林、矿产资源丰富，民俗生计方式多种多样；人口来源复杂多样，多为社会体制之外的‘边缘人群’，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强烈的边缘性；在文化方面，异端信仰、民间秘密宗教等非正统意识形态有较大影响。”^[4]16宋代的闽粤赣交界区域，是一个多族群聚集的山区。生活于这一区域的，除了早期文献中记载的山都木客外，还有因“开梅山”事件迁入的五溪蛮猺。南宋时，人们根据其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称其为“畲”。宋人刘克庄的《漳州谕畲》，可谓畲族群的最早的文献记载：“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5]汀赣贼也是这一时期活动频仍的人群。刘克庄言汀赣贼与畲人互动，教他们作战技能，并将畲人区域作为反抗官军的据点，显然，这里的汀赣贼，是与溪峒种类有别的，但他们又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省民”--他们与“省民”同类，却处在一种对立状态。谢重光索性将汀赣贼称为“居住或主要活动于汀赣地区，富于反抗精神，经常起来对抗官府的百姓”“‘汀赣贼’活动是客家民系的催化剂，‘汀赣贼’本身是客家人的先驱。”^[6]115-116“汀赣贼”与户籍隶于州县而由中书省总领的“省民”，其实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在不同时期迁徙而至的汉人，并且以中原人为主体，正是这类人带来了“风声习气颇类中州”的气象。^[2]3788这种多族群互动环境，使客家族群的孕育成为可能。著名学者梁肇庭也认为这个时期是客家孕育的关键时期，他说：“客家腹地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宋朝末年至宋朝灭亡后的一段时期。”^[7]16

但客家作为族群获得认可和形成普遍的认同感，则应该是在明代。

宋末元初，闽粤边地山区，由于盗贼横行和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各种不同种类人群间的资源竞争削弱，族群间的边界处在相对模糊状态。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大力“召集流亡，劝课农桑”，大量来自北方的流民由北而南，先至闽西，再由闽西迁徙至粤东北，然后再迁徙至赣南。到了明代中叶，由于人口增加，资源竞争激烈，人地矛盾突出起来。研究明清时期闽粤边社会经济变迁的学者周雪香说：“嘉靖元年(1522)，汀州府人均田地山塘约5.6亩，且不说其中山和塘并不是全部都可耕作的，就算这些都是可耕作之地，也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全国和福建省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粤东北地区随着元明以来汉人的不断迁入，人口逐渐增多，由南宋时期的‘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变为‘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乙表《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田地数》所作的统计，明弘治、万历二朝，全国每人平均田地数为7.86和11.55亩，同一时期福建省人均田地数为6.42亩和7.72亩，均高于汀州府的人均田地数。^[8]107-108人口增多，强化了区域的族群互动，并导致大量人群向外迁徙。这种有规模的人群迁徙，使族群间的边界明晰起来。由此，在宋代开始孕育的客家人，在明代激烈的资源竞争关系中形成了。

16世纪开始，华南经济处于上升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促进了闽粤边地山区人群的外迁，生活于闽西的人群主要向闽东迁移，与福佬人互动，小部分向浙南和闽东北山区迁徙；生活于梅江流域的人群主要向韩江下游流域和粤东南迁徙，与潮州人、广府人互动。这种人群流动，是从内地边缘向区域中心的流动。施雅坚说：“客家人移民的最突出特点是：他们的目的地是那些靠近商业中心、有通航河流经过的丘陵地带。客家人这样的定居策略已经出现于明代末期的移民当中。”^[7]14正是在与福佬人、潮州人、广府人的族群互动中，客家人获得了自己的族群边界。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形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作为归属与排外的群体来定义的时候，族群单位延续的性质是清晰的：它依赖于边界的维持。标志着边界的文化特征可以变化，族群成员的文化特征同样可以迁移。事实上，甚至群体的组织形式也可以变化--然而族群成员与外来者之间持续的二元性事实让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明延续的性质，并且可以调查到不断变化的文化形式和内涵。”^[9]6由边缘向中心的迁移，不但改变了客家人的生计方式--客家人不再是一个纯粹坚守农耕生计方式的山地族群，不再是简单地恪守在一至两种生态位上谋生存，而是更多地显示出生计模式上的多样性--向中心地带迁移的客家人，更多地以佃种田地、承包山场、经商、贩运、采伐木材、开办手工作坊、开采矿产、种植经济作物等为生计方式，而这些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带有竞争性的生计方式，不但改变了客家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加速了客家人与其他族群间的生态竞争和经济竞争。这种为占有更多生态位和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资源竞争，显然会加速族群间的矛盾，族群边界自然就变得明晰起来。可以说，客家人的族群边界，是在由内地边缘向区域中心迁移中获得和建立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学术界对先驱罗香林关于客家称谓来源于五代时期的“给客制度”给予否定。^[10]深圳大学学者刘丽川写过一篇《“客家”称谓年代考》的论文，认为：“‘客家’称谓出现的原因，即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发的垦民潮；最先出现的地域是广州府、肇庆府、惠州府的沿海地区，而且主要是广、肇二府；是当地操粤语的原住民对来自赣、闽、潮、嘉、惠等地客属移民的总称呼。因此，‘客家’称谓是出现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时期，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为颁布‘复界令’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11]这时期的客家称谓，是与原住民“土著”相对应的一种人群划分，与血统和文化无关，但在整个迁海复界进程中，由于生态资源的竞争，“土”与“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形成了。也正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主要是客家人--的涌入，加剧了这一区域的“土”“客”矛盾。李恭忠说：“客民努力改变劣势地位，争取更多的机会，而土民则努力维护既有的相对优势地位，由此加剧了土客之间的纷争。”^[12]终于，在19世纪50年代，一场旷日持久的席卷华南的土客大械斗爆发了。福建学者谢重光对于客家称谓的追溯则更早。认为客家称谓最早获得是在闽西，是客家人与福佬人互动交融的结果。明代，汀、漳、潮得到开发，闽西的客家人向东拓展，越过博平岭，居住在泉、漳、潮一带的福佬人向西拓展，也越过博平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杂居错处格局。相对于以山地农耕为生计，并与畲族群混居的客家人，泉、漳、潮一带的福佬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教上，都较客家发达，一直视客家为异类别种，将客家与畲、猺、獠、贼并举，称客家为带“犭”的“客”“客贼”。谢重光说：“畲民在宋代就有‘畲客’之称，‘畲客’又作‘山客’、‘山野子’，元代则以‘畲民’统称避居赣闽粤山区的游手失业之人，椎埋顽狠之徒，其间有后来被确认为‘畲族’的族群，也有被称谓‘客家’的族群，两者相邻而居，并且主要是以耕山为活，在其他生活形态方面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在带有偏见的福佬人或广府人眼中，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可能的。联系到四会、恩平等县方志把客家人称为‘犵狫’、‘犵家’，可知客家族群之被福佬人和广府人称为‘揢’、‘客仔’、‘客家’，其所谓‘客’，的确不是‘土’、‘客’对称意义上的‘客’，而是与畲民混为一谈之‘山客’，民族岐视的意味是很明显的。”^[5]189无论是刘丽川的观点，还是谢重光的观点，透露出共同的信息：一是客家称谓的获得是族群互动的结果，在确定客家边界之后，客家称谓就渐渐由他称成为自称，为客家人所接受了，这是作为弱者和被动者的无奈又无助的选择；二是客家称谓的获得，显示客家在由区域边缘向区域中心的空间扩展中遇到的阻力，客家越过传统的生态位--山地耕作--进入到其他族群的生态位中，必然地要与其他族群发生冲突，这是族群间发生资源竞争时必然遭遇的现实；三是客家空间的垦殖拓展，一开始就伴随着艰难屈辱和不公正，正是这种艰难屈辱和不公正，使得客家观念的建构成为紧迫的现实和神圣的使命。

最早建构客家观念的，是明清之际修订的客家族谱。从两宋以后，宗族制度日益世俗化。至明中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激发了福建民间的修谱活动，地方稍有实力的家族纷纷修谱。一时间，整个华南区域，修谱盛行。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动乱，修谱一度式微，但到了康乾盛世，民间修谱再一次进入繁盛期。族谱修撰中，两种倾向很突出，一是一定强调宗族祖先的中原血统，二是尽可能将祖先塑造得堂皇伟大，尽可能将祖先与名人官宦联系。偏居于闽粤边地山区的客家人，由于地理空间和社会身份的边缘性，在追溯祖先时，比其他宗族走得更远。学者陈支平在研究福建族谱时，有过精辟论述：“自明末清初以来，聚居在闽、粤、赣三省交界边区的居民，为了适应外移过程中所发生的与其他民系的矛盾冲突的需要，他们自身团结和族群凝聚的意识空前高涨……反映在族谱中：一方面是刻意对中原祖先的追求，声称自己是比较纯正的中原血统；另一方面人为地制造畛域，把自己的民系与其他民系分别开来。”^[13]285-286先驱罗香林正是依据这些族谱，得出客家是汉族正宗，中原衣冠旧族的结论。这是客家人族群意识的最初建构。但族谱中建构的客家观念，目的不在于维护客家边界，而在于强调和证明客家人在闽粤赣交界山区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正宗性和合法性。

为维护客家边界而进行的客家观念的建构，主要还是发生在清迁海复界以后的社会大环境中，发生在处于边界上的客家群体中，即由区域边缘迁移到区域中心生存发展的客家人群体中，是客家人为拓展生存空间，参与资源竞争而必然采取的一种文化叙事策略。从客家走出其传统区域闽粤边地山区向中心区域迁移，客家人与周边族群间的矛盾就开始了，而这种矛盾，在潮汕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这一区域的族群边界最清晰。韩江流域区域，属于东南沿海大区域的次区域，韩江上游为客家人传统居住区，韩江下游为潮州人(可看作是福佬人)居住区，韩江中游则为客家人与潮州人杂居区域，但在经济上，韩江下游属于东南沿海大区域中的核心区域，韩江上游则属于边缘区域。在迁海复界前，客家人与福佬人各自生活于自己的区域内，交集较少，虽然有一些冲突，但规模不大。迁海复界后，大量生活于韩江中上游及闽西、赣南的客家人迁移到韩江下游福佬人和东南广府人之生活区域，进入经济发展的中心区，与福佬人、广府人交错杂居。民国《赤溪县志》有详细表述：“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地之民能回乡者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携家赴垦于广州府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概以客民视之，遂谓之客云。”^[14]迁移至东南沿海一带的客家被称为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来自异乡，是后来之定居者；一是方音相异，与广府人、潮州人不能沟通交流。客家由他称转化为自称，正是在这样的族群互动环境中完成的。

但实际情况应该更复杂多样。在东南沿海区域和岭南区域，相较于福佬人和广府人，客家人无论是在人数上或者是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对于客家的称谓也仍然名目繁多。明崇祯朝修纂的《东莞县志》，称到惠阳一带种植蓝靛的客家人为“獠”；雍正朝修纂的《揭阳县志》中，将参与“九军之乱”的客家人称为带“犭”旁的“客贼”；光绪朝修纂的《四会县志》，既将客家称为客，又视为“猺”；即便是宣统朝修纂的《恩平县志》，仍然将客家视为寇：“客家即犵家，音相讹耳，邑志言前时西獠人入寇，实是此种，历代为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种对于客家人的污名化，不但加速了东南沿海区域的土客矛盾，也客观上促进了客家观念的建构。

从徐旭曾的《丰湖杂记》开始，一场客家观念的建构运动，在客家边界区域开展起来。这是客家在近代商品经济环境下走上社会舞台的一场文化实践，也是客家自觉塑造自身形象和建构区域历史的文化叙事，是从区域边缘走向中心的客家对于“现代性”的一种自觉的响应，对客家发展空间的扩展，直接产生深远影响。

客家观念的建构与客家空间的扩展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客家人越过传统的闽粤边地山区传统生活区域，向东部、东南部、东北部、西部、西北部扩展，到有清一朝，客家人向外迁移形成高潮，内陆到了浙江、四川、广西、湖南、贵州等省，出海则到了台湾、海南，更多的客家人漂洋过海，到了东南亚、南亚各国，甚至到了美国、澳大利亚、非洲等地，一时间，客商遍天下，客人布九洲，形成“有海水处即有华人，有华人处即有客家”之格局。

无论客家称谓是源自于迁海复界后的土客冲突，还是源自于更早期与福佬人杂居错处时的岐视性蔑称，客家成为客家，是其由区域边缘向区域中心扩展的结果。客家的这种空间扩展，一方面，与当时整个华南区域的经济环境相关联。从迁海复界后，华南的经济整体上处于上升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广东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商品市场，客家人的外迁，某种程度上，是对整个东南沿海区域和岭南区域商品市场的某种响应。梁肇庭说：“客家人迁移的基本策略是向一个区域的主要贸易中心的周边山地迁移并定居，以便获得经济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获得的经济机会都是他们最为擅长的。因为，客家人掌握的一些重要商品的种植和加工技能，如靛青、造纸等，使他们在一个区域的商贸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7]37正是由于客家人能够和轻易地在新区域占有一席之地，就势必强化区域间的资源竞争，造成种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但强化了族群边界，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结构也产生重要影响，预示客家将要作为一支重要力量而登上社会历史舞台，预示以传统山地耕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客家，将超越其传统的生态位，在日渐商品化的社会中，更多地从事利益更为丰厚，社会活动面更加广大的经济贸易活动，即由农耕身份向商人身份的转型。另一方面，也与清代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有关。从明中后期到清初近二百年间，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处于急剧的社会动荡之中，既有长期平而不息的“倭寇”，又有郑成功势力的强大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盗贼集团，各种势力的胶着，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军事化程度，使社会秩序处于一种失范中，社会秩序的这种失范，反而为客家人的外迁提供了机遇，客家人正是在“迁界”与“复界”时期，成批地由区域边缘向区域中心迁移的。著名学者陈春声在论述这一时期的社会关系时说：“在潮州地区，社会动乱是一个从明代天顺年间延续到清代康熙中期的长达二百余年的过程，期间地方社会进行了复杂的分化和整合，官员、士绅、军队、‘盗贼’和一般百姓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实际的社会运作中，义理与功利并重，功名与豪势共存。”“清初的‘迁界’，实际上是清王朝在地方‘民’、‘盗’难分，政治与文化的正统性严重混乱的情形之下，而实行的重建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社会的这种动乱局面，正是在‘复界’之后趋于终结的。”^{[15]295，305-306}清中期社会秩序的重建为客家人的外迁创造了机会，至少为客家人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提供了某种契机和可能，虽然，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涉及整个粤、闽、赣三省的土客大械斗。但正是这场大械斗，将客家完全地推上了历史大舞台，客家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得到了基本的接纳和承认，作为社会主流的广府人、潮汕人看到和承认了作为新生的人群集团的客家的势力和影响力，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足鼎立的社会格局基本建构起来。客家人清醒地智慧地意识到，必须在这个大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了，打造自己和社会都能接纳的形象了。

没有客家空间的扩展，就没有客家观念的建构；而客家观念的建构，又进一步促进客家空间的拓展，最终促进客家完成由区域边缘向区域中心的转型，其成为国际性族群的历程，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了。

我们进一步看徐旭曾《丰湖杂记》中的客家观念。^[16]《丰湖杂记》建立起来的客家观念，其核心表现在：一是从血统上为客家正名，客家不属于畲、獠、蛮、夷，而是“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二是“忠义”，“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这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三是勤劳俭朴，这是作为农耕民族的美好品德；四是崇文重教，耕读传家，这与畲、蛮区别开来，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式；五是宽厚隐忍，勇武刚强。显而易见，徐旭曾是按最正宗的儒家理念来建构客家观念的，将客家塑造为正宗儒家思想和纯粹中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人。

从区域边缘走到区域中心的客家人，由于生计方式的多样性，具有经济上的优势，但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资源，尤其是社会话语权、治理权基本上掌握在广府人手中--他们的汉族身份是自然而然的，而且又是粤地的主人，对于从区域边缘而来，且与畲、獠杂处的“山客”，当然地就视之为非粤种。潮汕人一直与广府人生活在一起，其身份也是无须证明的。因此，客家人在扩展其生存空间时，必须建构能增强其自信心的客家观念，这是他们在区域中心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途径之一，也是他们能够与广府人、潮汕人并立比肩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在19世纪的社会大环境中，客家精英清醒地意识到客家观念与客家发展间的关系，于是，徐旭曾之后，不断有客家精英，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叙事，来建构客家需要树立，而且能够为社会所接纳、认同的客家形象。徐旭曾之后，黄遵宪、温廷敬等客家先贤都参与客家观念的建构，到了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将客家观念建构推向一个新高度，从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视角来建构客家观念，终于将客家打造成一个无论在种族血统上，还是在历史文化上、精神品格上，都具有无比优越感的族群。但纵观罗香林的客家理念，整体上并没有超越徐旭曾，而是徐旭曾客家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丰湖杂记》是客家人自觉发出的第一篇宣言。

以徐旭曾的客家观念为核心构建的客家形象，其作用不仅仅是为客家正名，更重要的在于给予客家文化上的自信，为客家争取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依据。正是经历了近代以来客家观念的这种建构，客家作为一个族群的空间扩展才相较于其他族群，更显出开放性和主动性。可以说，客家是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化符号而扩展其发展空间的，而作为中华文化符号，就使得更多迁徙到海外的华人愿意主动自觉地认同客家，以成为和是客家人为荣，于是，客家作为国际性族群的历程，从19世纪初期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的建立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