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18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新城的迅速兴起却伴随着旧城地区活力的衰退，广州西关旧城区是一个典例。西关地区位于广州荔湾区的核心区,这里产生并留存了大量的民宅，其中夹杂有寺观、署衙、商行和革命历史建筑，形成了独特的广府地域文化和城市空间形态。西关居住社区形成于清末民初，保留了条带网状的里坊式空间格局。其中的西关大屋社区具有历史价值，但是这些传统社区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活力衰败现象。广州虽然利用亚运会的契机对西关旧城公共开放空间进行环境整治以获得品质提升，但仅仅限于重点街道及河涌，缺乏社区层面的、大面积的综合治理。西关旧城社区依然面临着如何恢复活力、遏止衰败的课题。
城市开放空间是城市的主要客体之一，也是城市中的新旧环境联系的桥梁。从物质规划的角度上来说，当有历史价值的传统居住社区不可能大规模拆建时，公共开放空间作为减少社会隔离的重要载体，其重要性尤其突出。[1]改善旧城开放空间的品质是提升旧城环境质量的最直接途径之一，政府能进行较好地把控。那么，如何评判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品质？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建设的成败，不仅仅要看物质环境层面的美观和客观性能指标，更要考察其人性化的品质及其对城市活动的吸引力。通常用场所中人的活动的丰富程度及人们对环境特征的评价来描述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活力的属性--即“环境活力度”，它是表征场所环境充满活力的程度的主观指标，是度量环境与行为和谐度的“隐性”变量，它包括环境特征、行为与活动、社会文化等三个基本维度。
城市活力是相对于城市衰败现象而提出的城市设计理念，城市公共空间活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凯文·林奇(1960)的《城市意象》、简·雅各布斯(1961)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C·亚历山大(1975)的《建筑模式语言》、Whyte,W.H.(1980)的《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Spaces》、扬·盖尔(1992)的《交往与空间》、Cooper Marcus(1998)的《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等典籍所阐述的城市观念，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其讨论城市空间活力的共同的核心点是关注场所中人的活动和城市生活。在特定的城市社区背景下，物质环境的多样化、人性化的环境品质等基本要素已经成为判断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共识。国外近期对开放空间的研究更重视了社区人群与空间环境的互动，重视社会文化和场所的意义而不是环境形态，并把社区开放空间看作整体性的“场所”进行研究，多样化的小型社会空间的人性需求被广泛关注和研究[2, 3]，这一点正好与国内关注大型广场、步行街的景观美学和生态质量的研究潮流相反。在城市更新实践方面，保护传统街巷肌理、塑造安全而充满活力的街道空间是重要的实践经验。[4]
国内对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城市街道或广场是城市空间活力研究的重点。环境行为学视角下关注街道中人的活动和环境特征的相关性是一种基本研究思路，例如陈喆和马水静(2009)的研究关注以步行为基础的街道活动及街道活力原型[5]；近期注重人的活动和场所、基于行为观察的广场活力实证研究，例如谭少华等(2015)的工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6]；刘剑刚(2010)从城市生活及街道特征分析香港街道活力之源[7]；潘海啸等(2011)提供了一种多方参与改造街道城市空间活力的实践思路[8] ；定量的研究例如：苟爱萍和王江波(2011)的研究则关注人们对环境活力特征的评价，但其与活动内容相关的因子较少[9]；姜蕾(2013)的硕士论文对大连典型风情街活力的定量评估[10]，考虑了较全面的环境规划指标；胡敏(2014)的硕士论文分别从活动人数与时间、广场环境特征指标等方面论述了广场空间活力的评估指标。[11]上述公共空间活力的研究多为专家的视角并侧重环境要素的规划指标。另外，传统商业步行街的活力研究也是热点之一；(2)滨水开放空间活力也是重要的研究热点。例如，李德明(2012)[12]的硕士论文从生态和社会、人文三方面分析了滨水空间活力的设计方法。早期国内滨水空间研究的典型思路是环境景观化、旅游化。后来出现诸如关注市民活动的上海船厂、城市更新实践则更有意义[13]。(3)历史街区保护与活力复兴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是当前较为迫切的重要课题。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在保护旧城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同时，对城市生活和社会网络的保护(武联、沈丹，2007[14]；赵万民等，2008[15])。然而，实践中商业和旅游总是历史街区复兴中的主题。居住文化因素对历史街区公共空间活力复兴的意义也获得一定的重视，比如李晓静(2011)的硕士论文研究。[16]
目前国内的研究注意到了空间活力受到人的活动与环境要素的依存关系的影响，但具体研究着眼点多关注公共空间的“点”和“类”(代表性街道和广场)，较为缺少从社区整体范围及居民日常生活层面的综合研究。当前我国的社区更新作为旧城更新的重要方面，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不少具体实践多停留在环境整治的层面，多重视物质环境设施的完善以及生态和景观风貌的提升。[17]
本研究从使用者的视角，按日常生活行为、空间需求和评价等基本维度切入公共空间的活力研究；选取龙津西西关大屋社区、社区和逢源社区三大传统西关大屋社区为研究样本。主要从社会活力的角度以行为学的视角进行焦点研究。
二、 研究设计本研究假设，可以通过以下要素来考察“环境活力度”的要素组成：其一是空间行为的内容与方式；其二是人的认知因素：对活动的期望、环境评价；其三是空间环境的物质特征要素(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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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西关旧城社区开放空间活力度内涵 |
研究计划：(1)利用先导研究掌握开放空间范围和环境行为特征作为问卷设计的基础；(2)问卷调查；(3)根据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统计技术分析关联要素。
“环境活力度”问卷项目按照图 1研究概念的内涵建立量化的指标集(参见表 1)。分两次实施调查，第一次问卷调查采用10个量化指标，于2009年进行，样本量117；第二次调查在时隔一年后进行，采用14个指标(参见表 1)，样本量303。项目的回答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李克特量表的连续等级变量测量方式，按5级赋值的方法(如表 2)，以2.5为中间得分，分值低时为佳；其二是分类测量项目，主要内容为被试者的人口统计资料。问卷项目中根据问题的特点辅助一些开放式的项目，力求获得更为广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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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关旧城社区公共空间调查问卷的量化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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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问卷编码表 |
问卷数据先进行编码整理(赋值方法如表 2)，之后被录入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对分类数据进行频次统计。
三、 问卷数据的多元统计分析 1. 两次调查数据平均值分析与比较第一次问卷数据显示(如图 2)，50岁以上的被访者为30.8%，35～50岁者为27.45%，20～35岁者为25.6%；其中60.75%为男性；在职者为65%，退休者为23%。变量“X2活动愿望”的得分最低，表明人们喜欢在西关社区的公共空间里活动；“X0总体印象”的评价较好；“X9树阴数量”的评价尚可，其余项目的评价稍差。“X7空间拥挤度”“X8停车空间数量”两项目的评价最差，反映了旧城居住环境比较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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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一次调查问卷的平均值 |
第二次问卷调查对象的构成如下：(1)构成比例：20～35岁占57.6%，35岁以上为23%；(2)性别以男性为主，占56.4%；(3)在职者为82.5%。项目得分的平均值如图 3，X2、X0是评价最好的两个项目，这个趋势没有改变，对治安的评价尚可；X7 和X8的评价比较差；X4可坐性的得分最差。说明旧城公共空间的环境状况不理想。比较两次的结果大致有相同的趋势，说明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没有明显的改变。那么两次调查中人们对环境状况的评价是否无差异呢？需要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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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二次调查问卷的平均值 |
进行两次调查数据平均值的Kruskal-Wallis 检验(如表 3)，结果表明时隔一年后的前后两次调查在大多数项目上有显著差异，而在“X2活动愿望”“X3锻炼行为强度”两个变量上无差异。说明环境的变化对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较小，而其余要素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一定是环境改变所引起的。也说明人们的活动需求、锻炼需求比较恒定，这两个因素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两次调查数据无法合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由于两次调查数据的平均值的趋势大致相同，故以第二次调查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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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后两次问卷调查比较的检验统计量a,b |
计算问卷项目得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明(表 4)，问卷项目两两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基本为弱相关)，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找出潜在的独立性影响要素。研究中为排除认知因素的影响，采用Partial偏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与西关公共空间活动丰富度相关的因素得到表 5 的结果，表明在 0.05的 水平上，“X6活动的丰富度”因素与X4可坐性、X9树阴数量、X1公共空间的数量、X10卫生现状、X11治安状况、X12绿化现状等因素有相关性，但相关性较弱。这些变量多数为物质环境特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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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Pearson相关性分析(n=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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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Partial过程相关性分析(n=303) |
以“X6活动的丰富度”为因变量，建立如下的多元逐步回归方程式：
| $X6=0.262X4+0.133X2\text{ }+0.162X1+0.105X3+1.012$ |
模型的截距是1.012，相关系数=0.505，变量的相关性基本可以接受。变量“X4可坐性” “X2活动愿望”“X1公共空间的数量”“X3锻炼行为强度”可预测西关社区公共空间的行为丰富度。回归模型的检定：(1)Durbin－Watson＝1.763，近似认为是相邻两点的残差独立；(2)线性假设和方差齐性基本成立，残差基本为正态性，表明模型成立。
4. 因子分析：开放空间活力度因素模型构建对14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提取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因子提取原则，抽取4个公共因子(如表 6)，可解释54.07%的方差。二级指标各项目在相应的公共因子上具有较大的荷载，处于0.811～0.48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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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二次问卷调查数据的旋转成分矩阵a |
因子模型的：KMO指数为0.839，巴氏球度检验统计量(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卡方值为866.275，df=91，概率显著性为0.000，证明因子模型合适。
根据公因子方差(共同度)的结果(如表 7)，发现“X9树阴数量”“ X8停车空间数量”“X7空间拥挤度”“X3锻炼行为强度”是表征西关公共空间使用方式的4个最主要影响因素，被赋予较大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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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公因子方差 |
可靠度分析表明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92，问卷调查的可靠性良好，调查结果的信度可以接受。
四、 结 论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居民对西关公共空间行为环境的评价不高，居民的活动愿望相对较强，对治安、环境总体印象的评价尚可，对空间拥挤度、停车空间数量两项目的评分较差；可坐性的得分最差。说明当前西关旧城居住社区的公共空间环境亟待改善。回归分析表明，变量“X4可坐性”“X2活动愿望”“X1公共空间的数量”和“X3锻炼行为强度”可预测西关社区公共空间的环境活力度；因子分析表明，西关公共开放空间的行为环境可以用4个相互独立的维度来描述：“空间环境现状因子”“环境认知因子”“行为特性因子”“空间拥挤度因子”，这一结果证明了本研究提出的公共空间“环境活力度”模型具有较好的测度。另外，因子分析还发现，“X9树阴数量”“X8停车空间数量”“X7空间拥挤度”“X3锻炼行为强度”等4个变量被居民依次赋予较大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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