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述改历风波是由明代朱载堉和邢云路先后上疏朝廷，提出改历建议造成的.郑王子朱载堉 (1536-1611) 是数学家、音乐家.朱载堉在历法方面的研究受到清代学者阮元 (1764-1849) 的恰当评价.阮元说他的岁时消长的计算比宋代杨忠辅、元代郭守敬“详密”；他的《律历融通》一书也超过元代赵友钦的《革象新书》.^[1]邢云路 (？-1622/1623) 是朝廷命官，在天算方面“文章繁富”、“著作等身”；^[1]382在其任陇右按察司佥事时，在金城 (今甘肃兰州) 做晷影测量，取得了他一生中天文工作的重要成果.^[2]朱、邢二人是明天启之前真正探究授时历并有所心得的学者，他们的成功开启了明崇祯年间历法研究的新气象.

然而，在天算科学方面，明代是极为保守、落后的一个时代.明代严禁私习历法、私编历书.世子朱载堉和官宦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明大统历出现了差误，事惊朝廷，引发宫内官宦对历法的激烈争论.也由此，邢云路险些丟官丧命，朱载堉也惊恐无措.事过十几年，朱载堉称邢云路为“同志”.这场改历风波是明代科学文化史的缩影，其影响至为深远.

作者曾对本文论题做过初步探讨，^[3]今又作专题讨论，以请教贤哲.

1 风波之背景

明代初中期，严禁私相授受历法知识和私编历法.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几年，下诏严禁民间习历；严禁钦天监官子孙从它业而不习历.前者有下狱乃至诛杀之罪，后者有发配充军之罪.^[2]255沈德符在著《万历野获编·历学》中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4]沈德符的文字正是正是明初科学之怪状的描写.其后，对各种习历或编制历书者的重刑判决就不足为怪了.成化十七年 (1481)，俞正己上《改历议》，遂被以“轻率狂妄”之罪下狱.^[5]

1606年历书，即《大明万历三十四年大统历》，其扉页上赫然写有：

“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6]

如此等等的严禁，除了钦天监官及其后裔之外，也适用于王公贵胄和其他各级官吏.朱载堉于嘉靖二十四年 (1545) 册封“世子”，是法定的郑王王储.邢云路在万历年间官“河南等处提刑按察司分巡河北道佥事”.“河南等处按察司”相当于今日国家公检法部门驻河南办事处，邢云路就是这个办事处派出巡视河北道的巡视员 (佥事)，大约官阶从六品.朱、邢二人曾先后分别上疏，指出其时御定的大统历有差误，建议修订历法.由此引发了宫廷内一场历法之争.其后果是朱、邢二人都未曾料及的.

明朝廷行用的大统历实为元朝授时历.授时历从元朝至元辛巳年 (1281) 起用，到明万历年间 (1523-1620)，已近三百年.袭用越久，积差越大.这是朱、邢分别上疏改历的原因.他们的举动又与大明律令相违背，一场政治风暴的出现就成必然.

2 朱载堉上疏历差

明代初中期，朝士鲜有知星历者.在这样的可悲局面下，朱载堉暗自摸索着学习历法.在万历九年 (1581) 之前，朱载堉曾编制了“黄钟历”，撰写了“黄钟历议”，这些文字成为他的《律历通融》一书的主要内容.约在万历二十二、三年间，他又编制了《圣寿万年历》，写下了《万年历备考》，将此二书统称《历学新说》.《历学新说》和《律历融通》合称为《历书》.朱载堉是一个努力探索、善于学习的人.他评说自己“壮年以来，复观历代诸史志中所谓历者五十余家，考其异同，辨其疏密，志之所好，乐而忘倦”.由于朝廷对历法保密，作为王子的朱载堉也从未见过“皇朝大统历”书.某日，在他“读丘祭酒 (丘濬，官礼部祭酒，1420-1495) 所撰《大学衍义补》，内载大统历气、闰、转、交四准分秒，心窃喜曰：大统历经全文未见，而其大略已得之矣.”^[7]由是激发了他研修历法的欲望并一发不可收.朱载堉研修历法的具体成就，可参阅相关文献.^[2-3]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1595年7月25日)，朱载堉向朝廷进献《历书》并上《进历书疏》.其奏疏内容主要有三：

一则明言律历之学乃其祖训家学.载堉向其父郑王厚烷学习；厚烷之学得以姻亲何瑭，载堉也学于外舅祖何瑭的遗著.何瑭 (1474-1543) 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工、户、礼三部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何瑭之学又渊自同乡许衡 (1209-1281)，许衡是元代与郭守敬 (1231-1316) 同为制定授时历者.如此一来，明廷禁历之令，朱载堉未有干禁.因为在此情之下，朱载堉习历是他的家学.朱载堉习历并不违背明太祖朱元璋禁令.即便如此，朱载堉在奏疏中还是以“无任战憟，待罪恐惧之至”的心情，向神宗帝报告自己的一点学习心得，若能“俯赐容纳臣下之情，不胜感戴，不胜幸甚.”这样，在奏疏中表现的君臣之别，谦恭之态无任挑剔.

二则报告大统历出现差错，这是朱载堉进献《历书》的主旨之一.他指出：

“大统与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7]

所谓“气差”，是冬至时刻之差；所谓“时差”是夏至时刻之差.所谓“考古”，指分别以大统历和授时历去推算往昔年份，所谓“推今”即用它们推算近年之节气时刻.其时一天为百刻，“九刻”之差，不过一日之9%.然而朱载堉指出，看似甚小，积年愈久，时差则愈大.“近小之事物而深通乎幽玄至大之理”.由此，朱载堉进而提出，必需修订大统历日.他巧妙地献言献计道：

“将臣疏并所进《历书》，敕下该部 (礼部——本文注) 会集群臣名儒，从长计议.其大统历所未差者，切不可改.倘有小差，即便改正，以成一代之制.”^[7]

这段文字透露出来的信息有两个：一是朱载堉仅要求礼部官员核验其《历书》并《奏疏》是否有误，而不是直接要求改正大统历之误.明眼人一看便知，《历书》所算所言无误，则大统历必是误，所修正者当是大统历.二是朱载堉是站在宫廷和钦天监官方立场说话.“大统历所未差者，切不可改”，这句仿似多余之话，却可能获得钦天监官的好感.同时改正的那些“小差”，对于钦天监官而言却可以“成一代之制”，何乐而不为呢？

朱载堉奏疏内容之三，劝说万历帝取消明间禁历事.他指出：“历数之学，历代所不禁也.设使当时民间果不敢私习，则其学绝传久矣.安得今日复有历法乎？”在他掏心窝地说出自己习历的心酸进程之后，他话锋一转，说出了常人不敢说的双关语：“皇上好此事，则此辈出，不好此事，则此辈无以自显.”；“皇上敕臣狂妄之罪而容之，则 (许) 衡、(王) 恂、(郭) 守敬辈必相继而至矣.”想想当时禁历语境，宫廷内外闻此语者，哪有不瞠目结舌矣？朱载堉的说法，实则指出天下之喜恶仅决定皇上一人而已.

在《郑府长史为恭进〈历书〉疏》^[7]547-549中留下了朝廷处理朱载堉进书事的前后过程.朝廷礼部是专门为皇家办理家务事的书记部门.礼部官员在收悉世子载堉的呈奏和《历书》之后，在其上批曰：“郑世子载堉奏称，大统历倘有小差，乞要更正”.然后立即奉皇上批阅.神宗帝见此，下圣旨：“礼部知道，钦此”.这相当于对朝廷众臣们说：“朕知道此事了”.问题是，谁也不曾提及王子载堉犯下“私习历法”之大罪.从宗族关系看，神宗帝比载堉小一辈，且称载堉为“宗伯”.载堉在宫廷内外口碑极佳，无人敢搬弄是非.因此，朱载堉私习历法，要求改历事，似是平静非常.此前曾有过要求改历之腐儒山野，被下狱或被贬黜者，也似乎不曾发生过.礼部上下，宫廷内外，对此当有不少私论窃语，或出于此情此景，礼部尚书范谦在事过三个月之后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还为载堉进《历书》事，请上“赐敕奖谕”.范谦上进书中两面话都说到了：

大统历“行之既久，习之已熟，一旦而欲更新其名，无论非祖宗创制立法至意，且恐骇华夷之观听也”.

载堉“原其用心，无非俯竭一得之忧，欲效万年之祝，意甚善也”，“世子乃留心历学，博通古今，志行既为可尚，忠爱良有足嘉”.^[7]

这引文前一段，显然是对朱载堉打板子，下死罪书；后一段则是从皇亲出发，当以表扬.范谦如此上书，实则进一步探听皇上态度.几日后，圣旨下“奖谕”.因此私下说三道四者，闻此可休矣.

一场本该发生的改历风波，因王子载堉其人而未曾发生.然而，醢藏于地下的历争总会借另一个风波而暴发.

3 邢云路上疏改历

朱载堉上进《历书》并获皇上“奖谕”事，不久传遍全国.身处邯郸的河南佥事刑云路对历法也颇感兴趣，且有研究心得.闻此讯息，心中喜悦.在他看来，明代禁历已消.邢云路立即书信于朱载堉.其信是通过相当于今日政府公文形式递呈王子载堉的.朱载堉收信不久，邢云路便登门拜访了.朱载堉在其著《古今律历考序》中，对此留有生动的文字记述：

“尔时邢公分巡河此道，闻余疏而说之.移文 (邢信函) 怀庆府，转行 (郑府) 长史司.求余《历书》全稿.余以全稿呈览，兼请教益.俄而公 (刑云路) 出巡，至敝邑.政务余暇，与余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乃摘历中紧要处问难焉.余以灯下，步算以答，咸蒙印可.公携余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8]

这段文字不似王公与官宦之间礼节往来，更像是两位饱学挚友在深夜孜孜不倦地探究学问.问题是邢云路住宿在王府内，假以办理公务，却在讨论历法.这绝对是有违大明律令的行为.“长史司”是朝廷派驻王府的密探，它只对朝廷负责.所幸者乃郑府长史司鉴于朱载堉的声誉，对邢云路的到访，置若罔闻.

不久后，邢云路于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已 (1597年2月5日) 以佥事身份上《议正历元奏疏》，请修正大统历.此举对朱载堉的上疏是极大支持，而对邢本人却是冒殊杀之险.邢云路疏中言道：

“大统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测在未正一刻.大统实后天九刻余”.

“今年闰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统推初亏巳正三刻，食几既.而臣候初亏巳正一刻，食止七分余.大统实后天几二刻.”^[9]

明代“一刻”时间相当于今日14.4分钟.也就是，大统历在1596-1597年间与天象误差有：冬至时刻晚了九刻 (129.6分钟即二小时多)；日食晚了二刻 (28.8分钟，约半小时).此等误差确是令人惊讶了！

邢云路列举了大统历各种误差之后，写道：

“臣窃恐愈久愈差，将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也.臣故曰，闰应，转应，交应之宜俱改也.”^[9]

显然，邢云路的疏文不仅口气生硬，且以下一段文字也会令钦天监官不悦：

“自国初迄今二百余年，历猶未正，司天氏但知谨守元时立成之法，而一切诸应不随时以考验，气朔并乖，天人弗协，而犹然用至元辛巳为元.夫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历.我朝制作越千古，独奈何以历数大典而犹然以胜国为元耶？”^[9]

引文中，“元时立成之法”指元代授时历.“至元辛巳”年即元世祖十八年，公元1281年.是年，元朝郭守敬等制定授时历并启用.明大统历实乃授时历.因之，邢云路说，明大统历“犹然用至元辛巳为元”.明代在历法方面将已亡之元朝当成“胜国”了.邢云路上疏中的这些文字，钦天监官读之甚窘，皇上看了也未必诚悦.再则，邢云路上疏中，佯装不知朱载堉已上疏，他隐瞒自己曾与朱载堉有过相关的讨论.他在疏中说：“今尚未闻有一人欲起而更正者.及今不正，何为信史；及今不言，岂非失时”.所幸邢本人是河南按察司佥事，除他本人外，没人揭发他与朱载堉有过往来.否则，邢与朱二人均当身披罪名矣.

邢云路差其书吏刘钦专程赴京，呈奉其《议正历元奏疏》.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1597年2月5日) 圣旨下：“礼部看了来说”.读者不难领会万历帝对朱、邢二者之奏疏所持的不同态度.朝廷官宦自然清楚此旨之含义.于是，各部大臣对刑云路上疏就说三道四地说开了.

4 司天监官对邢云路的围剿

朝廷各部遵旨纷纷上疏议正历元.邢科给事中 (相当于今日公安部秘书长) 李应策，钦天监监正 (国家天文台台长) 张应候，礼部尚书范谦各各上疏陈见.

圣旨下达后仅4天，即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597年2月9日)，给事中李应策上《乞敕亟定岁差以答舆望事疏》.他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朱载堉与刑云路二者的历议：“郑世子所奏，简切便览，独应时加减法尚未遽息”；“邢云路持观象、测景、候时、筹策四事，议诸应宜俱改，想已洞烛款窍，使得中秘星历书，一遍阅而校焉”.从爱惜人才出发，他建议“邢云路即以原官暂署钦天监，俾相资订正”.^[9]

钦天监监正张应候在李应策上书后一个月上《申明历元疏》.该疏起始就说：“臣等于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内偶接得河南佥事邢云路揭帖，并称大统历算差讹，悉宜改正，臣等不胜骇异.”继而张应候对邢云路追问有加.问邢云路“不知是遵何家之法，而轻信何人妄议者也”.他俨然摆出一副要追后台之意，同时申明大明律令：“有人私习天文历数者罪之，私传妄议者罪同”.而他本人作为钦天监监正，是“奉敕撰历”.他举起“奉敕”的尚方宝剑，斥邢云路所谓“大统历数差错”是“惑世诬民，变乱成法，是谁之过欤？”“本监造历一载，年前颁朔，天下共知，奈何邢云路复生异议.今使众外臣民汹汹不安，纷纷议起，邢云路是何诚心矣？”其疏文最后“伏望皇上大奋宸断”，“敕下中外臣民勿生妄议，行令厂卫、五城衙门严加禁约.如有妄议谣传历数差讹者，许缉拿究问如律，庶止讹言历数之非，庶止中外臣民之议.”^[9]

《明史·历志一》对钦天监的态度记述道：“钦天监见云路疏，甚恶之.监正张应候奏诋，谓其僭妄惑世.”

众所周知，从级别和政治上看，明代司天监监正比刑科重要得多.因为一个改历建议，张应候既然要皇上“大奋宸断”，动用其时最严酷的军警特务机构如“厂卫”和“五城衙门”去“缉拿究问”.当张应候的奏疏以邸报传遍各级官府、各亲王藩国时，谁不胆战心惊.难怪朱载堉读此邸报后日夜不安，心有不平，甚而说出“道之不行也，退其志可乎？”

在李应策和张应候彼此相左的疏中，对邢云路 (或也包括对朱载堉) 是褒还是诛，在宫内必定议论纷纷了.不久礼部尚书范谦上《为议正历元以成大典疏》.幸好，范谦这个管家持公允、客观的态度.他指出此次历议过程，先是朱载堉进《历书》，“内称旧法少差”，但钦天监对此尚未推算证验，而“近据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朔日食时刻分秒，与钦天监所奏委觉参差”.由此可见，“邢云路疏请改正历元诸法，良为有见.乃钦天监监正张应候又此奏辩.”在范谦疏文中，他首次提出“严禁私习、私传妄议天文历数者”的真正含义：它不是“禁人习学历法”，更不是针对有真知灼见的历算修改建议，而是“指民间妄以管窥而测妖祥，伪造历书而紊气朔者”.这是对明代禁历令所作出的第一次官方清晰解释.依此，朱载堉和邢云路都未有干犯大明律令.有鉴于此，范谦建议：“俯从邢云路所请，即行考求磨算，渐次修改为是”.他还大胆提出，由礼部“咨行吏部”，将“佥事邢云路行取入京，添註五品京衔，提督钦天监事，该监人员皆听约束”.为钦天监内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范谦还向皇上提议，“保举精通天文历法者，不拘致仕官员，监生生员，山林隐逸之士”，“务在同心共事，协力推验，不得妒功忌能，自相矛盾.”范谦此疏，不仅对此次历争做出了判结，也为后来明代历算的改革和发展提出好主意.对礼部尚书的此疏，万历帝批“留中”，也即如今所说的“存档备查”.^[9]

至此，一场激烈的历法之争，因万历帝的圣旨而暂告结束.

《明史·历志一》对此也有简明记载，尤其突出礼部尚书范谦的进言：“历为国家大事，士夫所当讲求，非历士之所得私.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监官 (指司天监官) 拘守成法，不能修改合天.幸有其人 (指邢云路—本文注)，所当和衷共事，不宜妒忌.乞以云路提督钦天监事，督率官属，精心测侯，以成王典.”

《明史·历志一》所载，或许是朝议记录.显然，范谦对张应候及其领导的司天监做出了严厉批评，保护了有志历法革新的朱、刑等人.多年后，邢云路因上疏而得升迁，由六品地方官升为五品京官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历法之争，无疑震动了各级官场和王公藩国.郑世子朱载堉因涉事而关心尤著.他从朝廷下达地方的邸报中，将邢云路疏，李应策疏、张应候疏和礼部尚书范谦疏一一抄录，将此四疏作为“附录”刊刻并载入其《乐律全书》中的《历书》之中.他还为此写下了“总跋附录四疏”一文.在该文中，朱载堉借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记卫朴造历事而发自我感叹.北宋熙宁中沈括领太史令卫朴造历，那些“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的司天官处处攻讦卫朴，致使终年日夜守候天象，以求正确数据的卫朴“不能尽其艺”，甚至屡遭大狱之风险.这历史教训不仅沉痛，且值得明代官宦借以为鉴.朱载堉读此写道：“余读至此，喟然叹曰：古人有云，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观台官 (指张应候上疏) 之参语，则吾辈议历者其罪不容诛矣.恶之欲其死，非大狱而何？若非部 (礼部)、科 (刑科) 卓见确论以维持之，不亦殆乎？虽然抱忠之臣，犹怀卞和三献之志，终不能已.盖虽有时而屈，亦有时而伸，道之不行也，退其志可乎？故录四疏全文，示世之议历者，而感发惩创皆在其中矣.”^[9]

从宋代卫朴改历到明代朱载堉、邢云路改历，历史与现实重复上演，确似世事流水，一波又一波.以致当朱载堉看到钦天监监正张应候疏文时，竟然气馁至于以要“退其志”.由此可见，这场历法改革的风波有多么惊悚.

邢云路在历争之后，怀揣着惊魂从河南佥事转任辽左，陇右按察司佥事，直至万历二十八年 (1610) 致仕归里.此时朱载堉也已让出国爵，隐居山林，自称道人了.邢云路回故乡之时途经怀庆，又一次与郑世子载堉见面，这已是历争之后15年了.提及当年上疏之事，邢云路对朱载堉讲了许多后者未闻之事.此后不久，邢云路将其著《古今律历考》赠载堉，载堉以《律吕正论》回馈邢云路.朱载堉在《律吕正论·自序》中写道：

“乃今幸遇邢泽宇 (云路之字号——本文注) 先生，一一为余讲究 (朝廷历争风波等——本文注)，余于是始得闻所未闻.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之谓也，公归梓里，以《古今律历考》寄余，命余序之.余虽不敏，敢不承命？盖公与余，虽非同门之朋，实乃同志之友，故余著书以答.”^[8]

具有共同的学术志向，又有相同的上疏经历，朱与邢确实可称之为“同志”了.然而，这是在事过境迁之后15年才敢说出来的话.一个世袭王子，一个政府官员，能如此亲密至“同志”者，在明史上可不多见.

邢云路致仕归里不足一年，又受召至京，参与历事.礼部尚书范谦于万历二十五年 (1598) 初建议提携邢云路进京为京官，到万历三十九年 (1612)，过了整15年，刑云路才入司天监.可见，这场改历余波有多漫长.刑云路入司天监后，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据《明史·历志一》载，万历四十四年 (1616) 邢云路进献《七政真言》，又对日月五星运动做出计算.天启元年 (1621) 上交食计算之“新法”.然而，“至期考验，皆与天不合”.明代天算之学迄此可谓落后至极了.

5 利玛窦借风使舵

正当朝廷为朱、邢改历疏而掀起争论风波之1597年，来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已行至南昌，并于当年4—8月旅行南京.利玛窦在苦苦寻觅进京晋见万历帝的机会，以图打开在中国传教的方便大门.他以其携带的西方玻璃制品、报时钟等，在南昌广结地方官宦、名儒，晋见宁献王朱权的后裔建安王朱多节和乐安王朱多焿，他从中可能获得了大量的朝廷信息，且完全有可能读到朱、邢关于改历建议的官方邸报.这促使他坚信，参与朝廷修订历法，是其进京并在中国传教的最佳捷径.据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音乐学教授卓仁祥 (Gone J.Cho) 先生考，1597年3-10月间，利玛窦有两则书信涉及当时朝廷历争大事.其中之一写道：

Percio Cemsceze, nel presentare nell’ottobre del 1595, il calendario dell’anno sequente al Ministero dei Riti, aveva fatto osservare“Si e detto recentemente che il calendario va errato e che Bisogna correggerlo.” ^[10]

这段意大利文的中文大意是：“因此，郑世子于1595年10月向礼部进呈历书的同时，提出以下意见：‘新近闻悉，历法已经出现差误并且需要修订’.”

又一则写道：

Guandeo il calendario, al tempo dei Min，andava errato ci furono dell discussioni tra Cemsceze, Zaeiu, e Scimiunlii, ma Nessuno di essi ebbe la scienza sufficiente per correggerlo. ^[10]

这段文字中译为：“其实，郑世子载堉和刑云路二人已经讨论了明代历法出现的差误，但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人都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修订它.”

前一则书信中提到的时间比朱载堉上疏时间晚一些，可能是利玛窦在南昌看到邸报的时间.利玛窦或许是借此事件以唤起欧洲教廷对耶稣会士在中国以“科学”传教的重视.果不其然，4年之后，即万历二十七年 (1599)，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 (Didacus de Pontoja，1571-1618) 来华.之后，又有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1575-1620) 于万历三十四年 (1606) 来华.他们都携带了西洋历书和仪器.在朱载堉卒后约半年，明朝廷开始搜罗人才、增添仪具、修整观象台，筹划中西人士合作翻译西方天算书籍.《明神宗实录》卷四九O写道：

“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庚午 (1612年1月7日)，礼部奏：采访历学精通之人，如原任按察司邢云路，兵部郎中范守己，一时共推可用者.先年修历，以户科给事中乐頀、工部主事华湘，俱改光禄寺少卿、提督钦天监事例.二臣所当酌量注改京堂衔，共历事.又访得翰林院简讨徐光启及原任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皆精心历事.若大西洋归化之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诸书、测验推步、讲求原委，足备采用.照洪武十五年，命翰林院李翀、英伯宗及本监云台郎海达儿等修西域历法事例，将大西洋历法及度数诸书，同徐光启对译，与云路等参订修改.然历法疏密，莫显于食交；交食真伪，莫逃于测验.欲议修历，必测交食.观象台年久渗漏，地势失平，仪器欹斜与天度不合，公馆直房具难栖止.台顶需添造板房一间.台下添造直房五间，及增删天体球仪、各样日晷，以便测验.且钦天监官留心历法，不失其业者，不过数人.至于天文生、阴阳人，并葺粗疏，罔习本业.若不及今大为振刷，亦可将来讹舛日甚.”

这个计划和实施安排正是后来开设“崇祯历局”的前奏曲，而谱写此乐章，引起朝廷上下重视修历者，正是朱载堉.或许可以说，是朱载堉打开了中西合作探讨天算科学的大门.他既唤醒了明朝廷天算睡眼，又为利玛窦在中国实施天算传教提供了口实.

6 结语

明代严禁私习历算，又招来改历风波，并随之导致设崇祯历局对外开放.这段历史的确值得人们研究.有人问笔者，倘若中国早350年即清代康亁时代坚定地继之以对外开放，那历史又会走过怎样一条道路？历史不可假定，唯有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