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张秉伦教授(1938―2006)，安徽泾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科技史家.1964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生物系，被选拔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从事科技史研究工作.1983年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曾任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兼任安徽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等职.先生学识渊博，在生物学史、古代科技文献学、科技考古、地方科技史以及传统工艺等领域建树卓越，成果丰硕.在开展古代科技文献和地方科技史研究过程中，先生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科技文献及科技人物有所涉及，特别是曾对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以及元代忽思慧所著融合多民族饮食文化的营养学著作《饮膳正要》开展专题研究并发表论文，成为他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的代表作.

到目前为止，有关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生涯^[1-2]、地方科技史研究^[3]以及科技史研究方法问题^[4]，学界都已有专门文章或学术访谈予以介绍和探讨.但是，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相对较少为人所知.本文以张秉伦先生在鲁明善及《饮膳正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例，回顾和介绍他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他的科技史治学特点.

1 对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研究

鲁明善(约1271―约1368)，名铁柱，元代畏吾儿(即今维吾尔族)人，在农学方面造诣颇深，著有《农桑衣食撮要》一书.这部著作与官颁《农桑辑要》和王祯所著《农书》并列为元代三大农书.所以，鲁明善及其《农桑衣食撮要》不但属于中国农学史的研究范畴，而且理应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的重要对象，他自身是少数民族而又“研究别的民族，特别是研究汉族科技的科学工作者”^[5].与此同时，由于《农桑衣食撮要》系鲁明善在安丰路(治所在今安徽寿县)任职时完成，因此，自然也是安徽地方科技史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要人物.张秉伦先生就是在研究安徽地方科技史时对鲁明善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最初以摘要形式发表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三辑，并将关于鲁明善研究的两篇原始文献——元人成功允“太平路鲁总管德政碑”和虞集“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作了转载，“以供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参考”^[6].论文全文“鲁明善在安徽之史迹”则发表于1990年出版的《农史研究》第十辑^[7].

前已述及，在科技史领域，鲁明善最重要的贡献是编写《农桑衣食撮要》这部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农家月令书之一^[8]，而这部著作是他在安丰路任达鲁花赤^①期间完成的.因此，先生的论文以元代农业政策的演进为背景，引出鲁明善在安徽史迹之考察这个话题，可谓构思巧妙独到，也显得顺理成章.继之，论文简要介绍鲁明善父亲迦鲁纳答思的生平经历及其对鲁明善早年成长的影响.论文重点论述了鲁明善在安丰路、太平路(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和池州路(治所在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的仕宦生涯，当然重点对其在监安丰路时撰写《农桑衣食撮要》的背景和过程做了探讨.在论文结尾处，先生写道：“鲁明善在其二三十年仕宦生涯中，‘连领六郡，五为监一为守’，其中在安徽‘自淮历江，三治其邦’，二为监，一为守.政绩卓著，声振朝野，‘三加弥尊，上意所存’；三刻金石，民心所在.晚年又定居太平路，最后长眠于当涂武林山之原.他在中国农学史上最大贡献——撰写《农桑衣食撮要》，也是他监安丰路时所为.安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位维吾尔族农学家的！”这段文字，言简意赅，情深意浓，读者当可从中深切地体会到鲁明善在中国农学史、安徽地方科技史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上的重要性.

① 达鲁花赤，元官职名.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蒙古语原意为“镇守者”.置于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总揽一切军事、民政大权，充任者民族成分并无严格限制，既有蒙古人，也有回回、维吾尔、契丹、女真和汉人亦常参用西域各族色目人.汉文文献也称“监”，如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等.参见：赵秉崑.达鲁花赤考述[J].北方文物，1995(4)：64-72.

整篇论文文献史料丰富，运用自如，结构谨严，语言精当，令人印象深刻、从中受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行文立论有据，而又不盲目相信文献中的文字记载.仅举一例.元代著名文人虞集(1272―1348)为鲁明善所撰写的“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是研究鲁明善活动的基本原始文献之一，弥足珍贵.据“神道碑”记载，鲁明善在安丰路任职期间还曾做出开凿长江之险慈姥矶的政绩：“慈姥矶为长江之险，始凿分流以避之；去淫祠，不竭山泽之利，大概有儒者之设焉.郡人惧其去而来者改其成法，乃刻石以石”.张师核查《元史·地理志》知，安丰路实际领寿春、安丰、霍邱、下蔡、蒙城五县一州——濠州，濠州又领钟离、定远、怀远三县，“均距长江较远”.长江之险慈姥矶在太平路(领当涂、芜湖和繁昌三县)境内，并不在安丰路所领境内.因此，先生写道：“鲁明善监安丰路何以去太平路立下这一政绩，令人难解.是鲁明善应邻郡邀请所为，还是虞集把鲁明善后来任太平路总管时所为误作其在安丰路政绩呢？抑或不是长江中的慈姥矶，而是安丰路境内另有慈姥矶?尚难断定，姑且存疑”^[7].字里行间真切地反映了先生重视原始文献但又不盲目相信原始文献的严谨治学精神.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深为学界所赞许，有学者评价道：“张先生的判断极具见地，笔者赞同这一观点”^[9].

张秉伦先生关于鲁明善史迹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在中国农学史、地方科技史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安徽科学技术史稿》^[10]和《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通史卷》^[5]中，有关鲁明善及其《农桑衣食撮要》的探讨，均吸纳了先生的研究见解.直至近年有关鲁明善及《农桑衣食撮要》的研究，仍将“鲁明善在安徽之史迹”一文列为基本参考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秉伦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三辑《鲁明善在安徽》中首次全文披露的关于鲁明善研究的两篇原始文献，至今仍然为中国农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史料^[1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当年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和学术影响力.

2 对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的研究

除鲁明善研究外，张秉伦先生在少数民族科技史领域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对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的研究^[12].《饮膳正要》是中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其中既有蒙古族医学内容，也有汉族医学知识，还收录了许多回回药物和医疗方法，因而它是一部融合了多民族饮食文化并具有鲜明的蒙古民族特色的饮食营养学文献^[13].该书于元天历三年(1330)年初刻问世，早年曾传到日本，明清两代曾多次翻刻，广为流传.

《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约1280―约1341)，又名和斯辉，兼通蒙汉医学，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任饮膳太医之职.他利用闲暇时间，将平时积累“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榖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名曰《饮膳正要》”^[14].但是，由于《元史》《新元史》等史书中均未记载忽思慧的史迹，因此其国籍和族属便成为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多数研究者认为，忽思慧应当是蒙古族人，但这也只是推测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张秉伦先生坚持慎重断定忽思慧国籍和族属的观点.他注意到陈垣(1880―1971)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提出的忽思慧应为西域人的见解，同时指出，也有学者认为忽思慧应为色目人或回回人.据此，先生在论文中指出，关于忽思慧的国籍和族属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并为读者提供了当时国外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最新研究动态信息^[15].

在对《饮膳正要》全书内容的描述上，张秉伦先生引用了能够反映作者构建知识体系的两句话，一是“治未病不治已病，故重食轻货，盖有所取也”，二是“若贪爽口而忘避忌，则疾病潜生”.全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两句话展开的，前者体现为食疗保健在书中占有较大的篇幅，包括“聚珍异馔”“诸般汤煎”“诸水”“神仙服食”及“食疗诸病”等部分；后者则体现为“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服药食忌”“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禽兽变异”等部分.对于每种食疗保健方法所列出的具体处方，先生一一作了统计分析，并举实例予以阐释.

正如张秉伦先生这篇论文的标题所示，重点讨论的问题应当是《饮膳正要》的写作动机和学术价值，这也是古代科技文献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张秉伦先生根据忽思慧的序言指出，该书的写作动机是满足元朝宫廷中饮膳生活的需要，特别是使皇上“寿延永无疾”.先生特别对日本学者筱田统(Shinoda Osamu)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筱田统认为，《饮膳正要》的写作目的“并非力图保持心神调和，而在于保持旺盛的性欲及永生”^[16].先生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他分析了“永生”和“寿延”的区别，“人们普遍承认，无论从身体本身，还是从科学观念上来说，永生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依据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活动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相协调，那么，延年益寿是可能的”.对于筱田统得出“保持旺盛的性欲”的看法，先生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治愈阳痿、不育等疾病的食疗药方确有提高性能力的功效.比如，‘聚珍异馔’的91个处方中，有55个包括使用大量羊肉，某些处方需要1到3只羊腿”.不过，先生进一步指出，“羊肉的大量使用是蒙古族的饮食习惯”，而且“可以治愈腿部和腰部的疼痛，使人兴奋，使产后妇女恢复身体状态”.他还以《饮膳正要》中的羊骨粥、羊脊骨粥和白羊肾粥为例，辅以《名医别录》中的有关记载，说明它们在治愈虚劳、腰肾伤败和腰膝无力等方面的食疗功效.作为结论，先生指出，“现在我们可以说，几乎宫廷中所有疾病都可以用这些食疗处方进行治疗.我们可以找到治愈宫廷中常见疾病如多尿症、麻痹以及胃病等的食疗处方，也可以找到61个延年益寿的处方”.经过张秉伦先生的论证，日本学者筱田统的“保持旺盛性欲”和“永生”的说法就难以立足了.先生还指出，该书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宫廷而非普通百姓之需，但是，“1330年出版以后，它的影响就从宫廷扩展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正如虞集在为《饮膳正要》所写序言中所说：“欲推一人之安，而使天下之人举安；推一人之寿，而使天下之人皆寿”.

对于《饮膳正要》的学术价值之体现，张秉伦先生在前人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三点：

第一，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元代以前的营养学成就.先生指出，“忽思慧不但学习了古代以来大量的食疗处方，而且从元代以前医学著作中吸收了精华”.结合实例，张师讨论了《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政和本草》《外台秘要》《千金药方》《太平圣惠方》《食医心镜》等医学著作对《饮膳正要》的影响.先生指出，“《饮膳正要》有意识地选取了饮食卫生、营养学和保健等方面的资讯，以重新编写并使普通读者在一本书的篇幅内学习它们，而不是从几十本不同的书中去寻找.这是该书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第二，汇集了元代从宫廷到普通百姓家庭所用饮食疗法之精华，丰富了中国营养学宝库.先生特别指出，“由于元朝版图范围越来越大，许多来自其他地域的饮膳被选用到宫廷里来，因而给作者提供了发现某些聚珍异馔的良机”.举例来说，《饮膳正要》对游牧民族饮食方法给予了较多关注，同时还保存了其他地域人们使用的膳食配方.根据书中的描述，“颇儿必汤”来自蒙古人，“八儿不汤”和“撒速汤”来自西天(天竺)，“搠罗脱因”来自维吾尔族等.有些配方为其他医书难以得见，如“回回豆子”“赤赤哈纳”均系首见于《饮膳正要》.张师认为书中最重要的条目是关于“阿剌吉酒”的记载.书中记载，“阿剌吉酒，味干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所谓“阿剌吉酒”，就是指烧酒.不过，关于酒的发明还是一个未达成一致看法的问题.先生将《饮膳正要》中对“阿剌吉”的描述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记载作比较后指出，“两者记载相似，都是对某种酒的描述.而且，《饮膳正要》给出了这种酒的性味、功效和毒性的描述，所有这些记载应当作为中国制酒史上重要资料来对待”.

第三，《饮膳正要》为中药学增加了一些可靠知识，正如忽思慧所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採摭”.先生以“炒狼汤”为例加以说明.据《饮膳正要》卷一“炒狼汤”条目记载，“古本草不载狼肉，今云性热，治虚弱.然食之末(“无”之意.——引者注)闻有毒.今制造用料物以助其味，暖五藏，温中”.在卷三中，还对狼肉、狼皮、狼尾、狼牙的功效分别给出了详细的说明.先生还指出，即便有的可供食疗使用的营养物品，在其他本草著作中有所涉及，但《饮膳正要》仍然给出了新的或补充性的解释，使其更加详细.比如，书中对“塔剌不花”即土拨鼠的介绍，比《政和本草》等中药学著作给出了更为详细的信息，“特别是诸如‘多食难克化’这样的语句在其他本草著作中难以得见.这表明它得自于与食膳学相关的日常经验，因而是可靠的信息”.

当然，先生也指出了《饮膳正要》这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诸如《脾胃论》《汤液本草》等中医药学著作中的重要医学认识没有吸纳进来，还有对于瘿(即甲状腺肿)以及由于维生素缺乏引发之眼疾的关注力度不够.不过，先生指出，“这些不足之处并不会削弱它在营养学和食膳学中的影响和重要地位”.

3 张秉伦先生的科技史治学特点

从上述两项研究工作来看，张秉伦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搜集史料丰富，对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抱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文如其人”，我们从中可对先生的学术研究特点和治学精神略窥一二.具体来说，我认为先生的治学特点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张秉伦先生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注意原始性创新的问题.在研究视角方面，在先生对鲁明善进行研究之前，学界对鲁明善事迹已经有所研究^[17-18]，但是，尚未有人对其在安徽的活动做出专题研究，因此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全新的选题.对于《饮膳正要》这部元代营养学著作，刘玉书在点校该书时做了一些初步介绍，但是远远没有解决它的学术价值和写作动机的问题，值得开展研究工作.从方法上来说，先生对古代科技文献运用自如，在史料占用上独具优势，旁征博引，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3.2 追求实证的求真精神

实证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特点.胡适先生曾经说过，科学研究就是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这种追求实证的求真精神在张秉伦先生的科技史研究工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对于此点，已经受到科技史界的关注和认同^[4].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方面，也同样体现了张秉伦先生追求实证的求真精神.比如，针对《饮膳正要》的写作目的问题，先生提出了与日本学者筱田统不同的观点，并结合原著以及其他相关中国医学史文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秉笔直书，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对于找不到确凿证据的问题，先生则抱着存疑的态度，体现了一位科技史家严谨审慎的治学风范.比如，对于忽思慧的国籍和族属问题，对于鲁明善是否应当在任太平路主管时开凿长江之险慈姥矶的问题上，先生都采取了这种存信存疑的态度.

3.3 深切的社会致用情怀

科技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得到其他相关学科和社会的认同.从先生在上述少数民族科技史方面的两篇论文来看，除科技史自身学术价值之外，对于了解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乃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具有的地方性知识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先生在论文中并未直接谈及科技史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感受到他把自己对学术的理解服务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深切致用情怀.

少数民族科技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引起重视的，“它的研究担负着更多的社会使命，也肩负着更多的民族文化责任” ^[19].与专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有所不同，张秉伦先生在进行地方科技史研究和古代科技文献学研究时，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交叉性和重叠性而涉及少数民族科技史问题的，但同样取得了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在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领域，张秉伦先生除了有上述研究成果正式发表之外，还曾经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繁荣.他热情关注并尽己所能支持内蒙古、云南以及广西等地区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技史学者开展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他应邀担任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1996)的编委会委员.他在长期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学”和“中国科技史及其研究方法”两门经典课程过程中，或设立专题专节，或选取重要人物和文献，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令不少学生从中受益颇深.我们纪念张秉伦先生，就是要继承他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的创新精神、实证精神和致用精神并将其不断发扬光大.

致谢:

本文曾于2016年12月30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办的“中国科技史与科技文献学学术研讨会暨张秉伦先生纪念会”上进行报告，相关参会专家为本文提出了修改建议，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