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瀚光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总汇——《周瀚光文集》4卷5本近期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总字数达150余万字.承蒙周先生厚爱，2017年9月下旬，此套文集面世不多日，本人就收到了周先生惠赠的签名本，装帧精致、印刷精美，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这部文集内容广博、视野开阔，凝结了周先生多年的心血，是周先生四十年的思考与写作的结晶.自70年代末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以来，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周先生在先秦哲学与诸子哲学、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数学史、中医逻辑学、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以及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等多个领域里，披荆斩棘，创榛辟莽，成绩令人瞩目.而这部文集就是充分展示周先生学术思想和旨趣的重要成果.

做科学史研究，向有“内史”“外史”之别，自然也不免要牵涉到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谓“内史”，更侧重于把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进行研究；而“外史”研究则倾向于把科学史看作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入探索科学、科学家与哲学、宗教、政治与经济等多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二者的思路和视角有明显的不同，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存在着相当的张力，很难调和.在这部5卷本文集中，我们看到，周先生一方面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等专业的科学内史做了比较深入的专门性研究，另一方面，则拓宽视界，尽量把科学史纳入人类文明史的大框架中，尝试会通科学与哲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不懈努力.

“积铢累寸，行远自迩”“筚路蓝缕，作始也简”.周先生早年研修中国哲学史，并长期得到严北凕、冯契、胡道静、傅维康等诸位前辈学者的亲炙指点.这样的经历和背景对他的研究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从探究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关系这样一个全新视角入手，开始了他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征程，多年来锲而不舍地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进行探索，进而对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数学家先后进行过不同的专题研究.之后，他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开始探究儒、释、道各家的自然观、科学观以及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是周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和袁运开先生一起，克服重重困难，组织国内多位从事科技史、哲学史、思想史的专家学者，举办了数次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历时十余年功夫，最终编写完成上中下三卷本、篇幅达150多万字的《中国科学思想史》.这部著作充分吸收了上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在科学思想史方面的探索、下迄20世纪90年代中外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广泛讨论与研究成果，择善而从，尤其是批判性地继承了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的观点，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纵向发展的历史线索，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自然观、天人观、科学观、科学方法、科学逻辑、科学理论、技术思想等一系列与科学思想有关的领域，条分缕析、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传统思想与中国科学技术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科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及线索.全书既博采众长又颇多创见，系统性、理论性、规范性兼顾，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虽然其后国内又有新的科学思想史论著推出，该书仍被业内不止一所高校科技史的专业教师用作“科学思想史”课程的教材.唯其如此，张秉伦先生当年对该书“实属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科学思想史》鸿篇巨制，也可视为第一部中国科学思想通史”的评价，当非过誉之辞.

除了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数学哲学思想等研究内容之外，周先生还先后研究过中医逻辑学和管理哲学.

周先生曾经从逻辑和哲学的角度深入研究过中医.他先后深入分析了《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这两部中医典籍中的逻辑思维特点.周先生指出，《内经》的阴阳学说提供了一个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相统一而以辩证逻辑为主、演绎和归纳相统一而以演绎为主的逻辑思维模式，并进一步将它们分解为6个具体的模式加以讨论.他认为，作为中医理论的渊薮，对于形式逻辑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熟练运用，是《伤寒论》这部医学经典对此后中医临床各科的辨证论治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的主要原因.他还对《伤寒论》提出的治疗方法的一个重要逻辑基础——思维确定性原则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周先生还撰文呼吁建立“中医逻辑学”这门交叉学科，从而能够系统深入地探讨中医学中逻辑思维方法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学术观点的提出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周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中医问题依然是国内外科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

周先生还对中国古代管理哲学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曾系统梳理和研究了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的历史；详细解析了《管子》一书中有关管理的哲学思想，并探讨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不少其他问题.周先生首先界定了“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基本概念，进而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线索和主要特点进行了梳理总结.他总结了《周易》以及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各家学术思想乃至《三国演义》和《菜根谭》中的管理原则和谋略，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重建的观点，强调站在现代管理的立场，对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进行重新整合和建设，包括对中国传统管理者哲学进行分析、评价、扬弃、选择以及重组和创新.周先生还对《管子》中《牧民》《形势》《权修》和《立政》四篇文章做了解题、注释、翻译及评析.这也是他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另一个成果.

在这部文集中，我们还能看到多幅周先生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学生合影照片，以及周先生的授课讲义书影、讲课提纲、向所在学校提出关于加强科技史学科建设的意见和设想等各种丰富的材料，甚至还有周先生当年为研究生讲授“中国数学史”课程时，为便于学生记诵而编写的学习歌诀.此外，诚如周先生本人在编写说明中所说，本部文集中部分内容就是开设并讲授某一门课程后，基于讲稿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生毕业后，周先生即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因此，一方面，作为国内一流高校的专任教师，周先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兢兢业业、诲人不倦、春风化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专业的学术研究者，多年来在学术领域终日乾乾，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正是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付出，才有这部前可补往贤之憾，后可铺来者之路的文集呈现在我们面前.

通读整部文集，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1 行文晓畅，文风朴实

整套文集一共两千余页，四卷十九编，内容广博，主题多样，且常有跨学科的研究，而且书中大量引用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众多古代典籍，但通篇文集文字晓畅流利，读下来如行云流水，全然不觉得吃力.概言之，整套文集体例规范、文风朴实，深入浅出，可读性极强.这应该已经达到周先生本人对学术著作“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使绝大多数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并了解其中观点；能够尽量把深奥复杂的道理和问题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的努力与追求.另外，在周先生的文章中，如有引用前人研究成果，均一一注明，包括点校的参考也有说明，且引用非常规范.这一方面表明周先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充分地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这是周先生为学严谨细致、做事认真负责的最好例证，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严肃学者为学为文的态度，实在是给学界做了一个极佳典范.整套文集印刷精美、装帧大方，排印清晰美观，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阅读起来轻松愉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 善于总结，有理有据

浏览整部文集，我们会发现，周先生特别善于在文章中总结特点，而且总是有理有据.例如在《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周先生首先在微观上深入到古代科学典籍中，上自《周易》、下至王夫之，考察了从先秦一直到明清时期的主要科学家、哲学家的思想以及各种科学、哲学著作中体现的具体科学方法，并进而提炼出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意义的36种科学方法；其次在宏观上概括出上述科学方法所具有的6个主要特点：“勤于观察”“善于推类”“精于求数”“明于求道”“重于应用”“长于辩证”，从而达到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之特色和风貌的效果.随后，周先生还分别对四大中国传统科学学科——天、算、农、医进行了具体分析，总结出了如下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模式：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诚如冯契先生在为该书所撰的书评里所言：“这样的总结体现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以及历史的解释与现实的评述相结合的特点”.又比如在《刘徽评传》一书中，周先生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刘徽的科学思想也具有6个特点，分别是逻辑思想、极限思想、重验思想、求理思想、创新思想和辩证思想.在行文中，周先生和刘徽《九章算术注》原文中的具体内容结合非常紧密.他在论证过程中注意处处时时结合原文，论据充分、论证有力、持之有理，叫人信服.而在《李冶评传》和《杨辉评传》这两部著作中，周先生对这两位宋元时期的数学大家的科学思想也做出了精当的归纳.他认为，李冶的科学思想可总结为以下6个方面：“数理可知”“道技统一”“博而后精”“深求其故”“敢于创新”“晓然示人”；而杨辉则具有“批判继承”“探源求理”“触类旁通”“循序渐进”的科学思想.在详述他们的每一个科学思想的具体特点时，周先生都有结合原文做出合理恰当的论证与阐述.这不但有利于读者接受作者提出的观点，还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这些古代杰出数学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卓越科学成就.从行文和引文里，我们还能深切感受到周先生对科学史典籍和时人研究的了然与熟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先生曾经为《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科技卷》撰写中国古代数学名著提要44篇、综合类名著提要3篇.每篇提要他都详细介绍了该部名著的作者、成书年代、内容大意、学术影响、研究情况及版本流传.他还曾撰写过《数学史话》，主编过《十大科学家》，与人合作编写过《发明的国度：中国科技史》等多种普及类科技史著作.上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为周先生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而他在文章的引证和论述时能够左右逢源，信手拈来.

3 不宥成见，敢于创新

在周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中，我们总能看到闪现新意的思想.他常常不宥成见，在文章和论著中提出他个人的独创性见解，有时候还经常是对大家、名家观点的反驳，令人钦佩.周先生在本套文集前言中论及他担任主编工作的专著《中国科学思想史》时，非常自豪地说，该书中“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如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对象和内涵、起源和演变、分期和特点，以及科学思想史与一般科技史和哲学史的区别和联系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完全是他“本人的独创性理解”.李约瑟是享誉国际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大家，江晓原先生则是国内科技史学界的翘楚.但周先生曾撰文写书，发表他对他们两位的学术观点之不同看法.周先生不同意李约瑟提出的儒家思想和佛教阻碍科学发展的观点，在对儒家思想和佛教与科学关系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之后，他先后撰文著书，明确提出了儒家思想和佛教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周先生还曾撰文对江晓原判别伪科学的5条标准进行逐条反驳，有理有据，充分体现了一名学者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

此外，这套文集还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包括大量尚未发表的论文、教材、书评、提纲以及一些讲座报告和发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诸多国内外前辈学者给周先生的来信.周先生不但在目录前配有清晰的彩色原稿图片，书中正文里还一一将之整理排印成印刷文体.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史料，可供后学以及研究者了解周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这几十年里周遭的学术环境、周先生本人的学术追求以及周先生与前辈学者之间的交流与过从情形.

“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周先生此套文集内容广博，涉及面广泛，因此本人虽尽量努力，不过依旧是“团辞试提契，挂一念万漏”.在连续数日的浏览与阅读中，可谓是“欲休谅不能”.而以上个人浅见，也只能算是在阅读之后“粗叙所经觏”.

2014年夏秋时节，在与周先生多次交流沟通的基础上，本人和周先生一起，共同完成了一篇访谈录，题为“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该访谈录随后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1期，得到责任编辑和读者的认可与好评.于我本人而言，通过这次与周先生的访谈，相对深入而且比较细致地了解了周先生的学术经历、学术成就以及治学方法，并深受启发与教益.而这段宝贵的经历，也让本人在拜读周先生这一整套洋洋大观的文集时会比一般读者有更深的感触.

细看本套文集每本书目录前诸幅清晰的彩色照片，本人注意到，其中大量照片为最近几年周先生外出访学、做讲座和参加学术活动所摄.看着照片里周先生的翩翩风度和儒雅风采，谁能想到周先生在2003年得过急性广泛性心肌梗死的大病，经历了医生“开膛剖心”(心脏搭桥手术)和“剥皮抽筋”(把腿上的静脉血管取出后移植到心脏里)的抢救才得以获救.在身体康复后的十余年里，周先生老而弥坚，依旧满怀激情地在学术的园地里驰骋.天道酬勤，思者常新.2015年，他以坚韧的毅力完成了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发展关系研究的重大研究课题，出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给这部文集输送了新鲜血液，让整套文集更增添了一份亮丽的光彩.

在为这套文集所写的序言结尾，周先生用“天高云淡、心情恬然”来描述他完成这套文集编选后的心情.相信这一定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

纸墨寿于金石.相信必将此套文集嘉惠学林、霑溉后世.

祝贺周先生！

祝福周先生生命常青，学术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