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从宋代的金石学起算，中国的铜器和铜文化研究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知道百年后这一研究会是怎样，但在可以想见的是二三十年内，这一学科分支将可持续甚至有所发展应是无疑问的.那么，我们要不要对此作一回顾、反思和瞻望？

李济先生曾指出，须从六个方面来研究青铜器，即：制作之原始、形制、铭文、纹饰、器名和功用.他的意见是有指导意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青铜器研究多局限于后五个方面，很少涉及制作技艺.因为不了解制作之原始，也就影响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深度和确解，例如铭文的做法及其特征.

随着科学技术和分析检测手段的进步，从20世纪30年代起，制作之原始的探讨被提上了日程.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及之后，这一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发展，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诸如商周铜器绝大部分由铸造成形的确认，以铸为主的工艺传统的深远影响，失蜡法铸件的发现与认知，商周铜料主要来自荆扬两州和中条山铜矿带，等等.

二

从器类研究的层面看，早先的注意力多聚焦于礼器或礼乐之器或礼乐兵车等器.20世纪50年代，唐兰对商周农具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后继者有陈良佐等.六七十年代，陈振中系统整理了商周生产工具.靳尚毅、谭德睿等分析、检测了东北、中原、吴越地区的各式铜剑，戈、矛、钺等铜兵也间有探究之作.这些工作拓展了青铜器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指出的是黄渭馨、陈建立、刘煜、刘彦琪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检测分析了含锡量达24%~28%的多件超高锡青铜刃具，含锡量最高的达32%，揭示了人们前所未闻的此类器件之真实存在与特性，使我们对上古工师合金配制与制作的广大实践有了新的认识，并为锡青铜的正确分类和“六齐”的科学论证提供了新的依据.

盖蒂研究所的斯各特先生以16%为界，把锡青铜分为低锡和高锡.从金相学的角度多少有点道理，但并不尽然.而从合金配比和功能来看，则是明显地不妥；既不符合历史情况，也不切合当代的工程实际.我们综合地衡度各种因素，将锡青铜分成四类，即：锡含量2%~8%为低锡青铜；锡含量8%~14%为中锡青铜；锡含量14%~20%为高锡青铜；锡含量大于20%的是超高锡青铜，这类锡青铜还可以细分成20%~24%锡含量和24%~30%锡含量这两类.有没有锡含量更高的锡青铜器件，目前还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所记载的锡青铜，从钟鼎之齐到鉴燧之齐全都是高锡和超高锡青铜.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值得探究和予以说明.

汤姆·齐思等学者曾以“六齐”的合金配比与商周铜器成分的实测不符为由，怀疑其科学性和客观实在性.他们的这种看法不为无据，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曾讲过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来说，我们对先秦工师在合金配制及功能应用方面的广大实践与探索，还知之不多，不够完整，需做更多工作来揭示历史的真相和其中蕴含的道理.并不是说《考工记》关于“六齐”的记述不存在问题.化学史家刘广定教授曾撰文指出《考工记》有些记述，有可能曾经汉代文人删改，并不完全可靠.他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六齐”之说在总体上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事实依据的，超高锡青铜刀具的发现与分析检测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

从铜文化研究的社会层面看，先前的学者多侧重于庙堂之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常常被学者们引用.这句话并不错，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它所表述的是上层人士的观点和权益所在，而远非铜文化的全部.铜 (金) 在商周时期属于战略物资，为统治者所垄断，平民百姓是无权使用铜器件的.充其量，一些工匠因工作需要使用或拥有了若干青铜工具.钱币用铅锡铜合金或铅基铜合金铸作，作为通货也为人们所使用.战国时期，平民中有地位、较富裕的商人、作坊主拥有带钩、铜镜等日用铜器件，鐘鸣鼎食仍于他们无缘.随着时代的变迁，日用铜器件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至迟到宋代已成家常之物.铜文化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分 (这两个词在这里只表示铜器件使用有阶层之别，其含意并不恰当).我们要研究、要呈现于读者的是真实、全面、多元的铜文化，而不是偏颇、片面、只有阳春白雪却不见下里巴人的铜文化.北方人用火锅，现已推广到全中国.南方先前用的是暖锅，只加热不涮.南方没炕，用手炉，脚炉和汤婆子取暖.这些算不算铜文化？

四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些学者属于专精型，例如有人专一研究铜器铸造的块范法，数十年专注于是，探讨至精至细且旁及其他，这当然很好.有的学者属广博型，例如有人既研究青铜锻铸又研究银饰，还关注它们的文化属性，这当然也很好.从铜器和铜文化研究的全局来考虑，特别是年青学者是不是可以把目光放得宽一些和远一些，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并予以拓展和创新.研究礼乐之器尤其是出土的有重大价值的礼器和乐器，固然较易得到引人注目的成果.同时，如果另辟蹊径、深入一般人未予关注的领域，例如工具、农具，超高锡青铜刃具等等，并做出系统深入的成果，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更不容忽视和低估.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研究青铜生产工具？大家知道，文明的产生有三大要素：文字、城池和冶金术.史学研究回答“是什么”相对的要容易些，要回答“为什么”就难得多.冶金术是文明形成的一大要素，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再问一句：“为什么”？答复就常常只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如果我们对早期的铜斧、铜凿、铜刀、铜锯作系统深入的研究，检测它们的成分、机械性能、装柄方式、使用方法、功能、效能和耐用度，辅以实验考古也就是模拟试验的方法.例如，把石斧和铜斧作比较，砍一棵树要多少分钟，做一个车轮要多少小时？一把石斧能用多久，一把铜斧又能用多久？我们就能知道铜斧比石斧的功效和耐用度提高了多少倍，就能具体地更有说服力地说明为什么文明必然替代蒙昧，为什么冶金术是文明产生的一大要素.

进而言之，人们都很重视钟镈鼎彝等器，这些铜器也确实很精美很显眼.但我们要知道，青铜时代最基础的技术手段是青铜生产工具.没有它们就没有辉煌的商周青铜文明，尽管它们并不那么精美，也不显眼.学术研究的某种偏颇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要明了这一点，要改变这种格局.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创新远不止这些.

为今之计，21世纪的我们要注重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要扩展研究领域，改变既有格局，要与时俱进，努力开创新的局面.创新是一种突破，是对既有格局和局面的创造性颠覆.创新有难度，但唯有锐意创新才有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如果您认可这一点，那就请在创新上多动点脑筋、多下点功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