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对土地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加强，带来了一系列如土地大量闲置和浪费、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为此，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寻求土地利用与环境间的持续协调发展，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关系日益成为土地科学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要素因相互作用而彼此产生影响的现象^[1]，协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要素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配合得当、和谐一致的相互关系. 耦合协调模型多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如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2]、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3]、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4]等方面. 为改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该模型也开始应用到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研究^[5-6].

生态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安全是人在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是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是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水平的反映^[7]. 国外对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将生态理念贯穿于土地利用过程中，以城市土地利用生态学派最具代表性，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8]、农地保护^[9]以及土地可持续利用^[10]等方面. 我国对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使得二者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二者研究分界明显，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辨证关系的定性分析^[11]和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辨证关系的定量研究^[12]两个方面. 关于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的文献较多，如迟妍妍等^[13]基于PSR框架模型，从植被生长、土地覆被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侵蚀等因素构建沙漠化防治区的生态安全空间评价模式；李辉等^[14]从区域发展压力、生态环境状态、人文社会响应3个方面构建东北地区生态安全的PSR评价模型；邱微等^[15]通过“压力–状态–响应”模型选取了27个指标构建黑龙江省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已有文献构建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但这些指标体系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在今天提倡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背景下，CO₂排放应成为衡量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指标之一. 目前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区域尺度，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某一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从国家层面的宏观尺度研究少见报道.

本文将CO₂排放纳入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004~2014年的土地利用体系与生态安全系统进行时序耦合协调度分析，并根据2004、2009和2014三年截面数据考察31个省市区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格局演变，为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文以中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不含港、澳、台地区），研究时间跨度为2004~2014年. 因研究的区域多、时间跨度较大，因此，选取每5年为一个时间段开展研究. 数据来源于2005~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通过借鉴前人研究视角和方法，从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两个方向选取指标. 土地利用指标体系^[16]分解为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和土地利用社会效益三大子系统，共选择14个指标表征土地利用系统的利用程度及效益状况. 人类土地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同时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面对生态安全威胁会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因此，在参考文献^[13-15、17]的基础上，根据PSR概念模型将生态安全系统分为生态安全压力、生态安全状态和生态安全响应3大子系统17个指标，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 1(Table 1)

表 1 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指标系统及权重1)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the land use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its weight 系统 目标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权重 2004年 2009年 2014年 土地利用子系统 土地利用结构 农用地比重/% 正向 0.010 6 0.012 2 0.014 0 建设用地比重/% 逆向 0.008 5 0.009 3 0.009 3 未利用地比重/% 正向 0.049 3 0.055 7 0.101 1 土地利用经济效益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km–2) 正向 0.174 8 0.137 1 0.107 5 单位面积土地GDP/(万元·km–2) 正向 0.182 9 0.189 3 0.188 0 地均工业总产值/(万元·km–2) 正向 0.189 6 0.176 3 0.168 4 地均农业总产值/(万元·km–2) 正向 0.057 2 0.053 7 0.049 9 第三产业占总产值比重/% 正向 0.025 7 0.030 3 0.065 9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万元·km–2) 正向 0.177 8 0.186 4 0.188 4 土地利用社会效益 人均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元 正向 0.061 7 0.076 1 0.058 0 人口自然增长率/元 逆向 0.028 0 0.025 3 0.021 1 人口密度/(人·km–2) 逆向 0.005 3 0.005 8 0.006 5 城市用水普及率/% 正向 0.012 8 0.023 8 0.013 2 城市燃气普及率/% 正向 0.016 1 0.018 4 0.008 7 生态安全子系统 生态系统压力 人均耕地面积/m2 正向 0.079 5 0.087 1 0.069 5 人均用水量/m3 正向 0.153 2 0.146 9 0.419 7 单位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m3·km–2) 逆向 0.010 5 0.012 3 0.007 7 单位面积耕地化肥使用量/(kg·km–2) 逆向 0.033 3 0.028 2 0.014 5 单位面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t·km–2) 逆向 0.011 0 0.012 9 0.014 4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量/(kg·万元) 逆向 0.032 3 0.040 8 0.016 6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COD排放量/(kg·万元) 逆向 0.013 6 0.018 9 0.016 8 生态系统状态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0.027 0 0.051 4 0.024 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正向 0.018 1 0.043 9 0.026 2 大气污染模数/(t·km–2) 逆向 0.010 7 0.011 7 0.009 6 水资源总量/亿m3 正向 0.163 6 0.150 1 0.107 7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正向 0.122 3 0.129 5 0.116 1 生态系统响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0.05 2 0.041 3 0.019 1 城镇污水处理率/% 正向 0.071 2 0.035 1 0.008 3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0.058 4 0.023 8 0.014 8 环境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GDP比重/% 正向 0.044 9 0.069 0 0.055 0 造林总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正向 0.098 4 0.097 2 0.059 4 1) 指标中CO2的排放主要包括了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排放

表 1 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指标系统及权重1)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the land use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its weight

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系统主要由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组成，每个系统由若干项指标构成，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统一，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负指标标准化公式如下：

其中， $x'_{ij}$ 是正向处理后值； $x''_{ij}$ 是反向化处理的值. 为方便以下公式表达，记 $x'_{ij}$ 或 $x''_{ij}$ 等于 $x_{ij}$ .

运用熵值法求取2004、2009和2014年31个省市区的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的权重（如表1）. 根据任淑荣^[18]的研究，按以下4个步骤完成：

(1) 在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后，第i个地区第j项指标的比重为

(2)计算j第项指标的熵值e_j，公式为

其中， $k > 0,k = 1/\ln (n),{e_j} \geqslant 0$ .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对于第j项指标，指标的差异越大，熵值就越小，定义差异系数：

其中， $\displaystyle{E_e} = \sum\limits_{j = 1}^m {{e_j}} ,0 \leqslant {g_j} \leqslant 1,\sum\limits_{j = 1}^m {{g_j}} = 1$ .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公式为

假设 ${X_1},{X_2}, \cdot \cdot \cdot ,{X_n}$ 表示区域土地利用的n个指标； ${Y_1},{Y_2}, \cdot \cdot \cdot ,{Y_m}$ 表示区域生态安全的m个指标，则

其中，F(X)为区域土地利用综合评价函数；G(Y)为区域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函数；w_j为各指标权重；X_j、Y_j为各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据.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9-20]，采用离差系数法的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得出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的耦合协调计算公式为

其中，F(X)与G(Y)分别是各省市区土地利用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由熵值法和综合评价函数计算所得. C为耦合度；R为协调度；α、β为待定系数，本研究认为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同等重要，因此设α=β=0.5；k为调节系数，本研究设k=2. 显然C∈[0,1]，理论上F(X)和G(Y)的离差越小，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协调程度越高，耦合度越大说明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之间耦合程度越高. 当C=1时，表明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处于最佳耦合状态；当C=0时，表明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处于不相关状态，系统将是无序发展. 耦合度C在约束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发展行为，促进二者耦合关系稳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同样R∈[0,1]，它反映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整体功能和综合发展水平. 按照数值的大小，可划分耦合协调的等级^{[19, 21]}，如表2和表3所示.

表 2(Table 2)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le 2 The ranking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耦合度C 耦合等级 协调度R 耦合协调等级 0~0.3 低水平耦合阶段 0~0.3 低度协调耦合 0.3~0.5 拮抗阶段 0.3~0.5 中度协调耦合 0.5~0.8 磨合阶段 0.5~0.8 高度协调耦合 0.8~1.0 高水平耦合阶段 0.8~1.0 极度协调耦合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le 2 The ranking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表 3(Table 3)

表 3 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度的分类体系及其评价标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land use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协调度R 所属类别 第一层次 F(X)与G(X)关系 第二层次 所属类别 0.8<R≤1.0 极度协调耦合 G(X)>F(X) 土地利用制约型 G(X)=F(X) 协调耦合关系同步型 G(X)<F(X) 生态安全制约型 0.5<R≤0.8 高度协调耦合 G(X)>F(X) 土地利用制约型 G(X)=F(X) 协调耦合关系同步型 G(X)<F(X) 生态安全制约型 0.3<R≤0.5 中度协调耦合 G(X)>F(X) 土地利用制约型 G(X)=F(X) 协调耦合关系同步型 G(X)<F(X) 生态安全制约型 0<R≤0.3 低度协调耦合 G(X)>F(X) 土地利用制约型 G(X)=F(X) 协调耦合关系同步型 G(X)<F(X) 生态安全制约型

表 3 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协调度的分类体系及其评价标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land use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根据式(7)~式(9)计算2004~2014年的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结果如图1所示. 2004~2014年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的耦合度位于0.8~1.0之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且数值接近1.0；协调度低于耦合度，其数值在0.5~0.8之间，属于高度协调耦合区间，并且各年数值的波动程度不大，反映了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格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图 1(Figure 1)

图 1 2004~2014年中国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及耦合协调度值趋势 Figure 1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coupling degree tendency of Chinese land use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2004~2014

(1) 近10年来，全国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整体上是逐年增加，但土地利用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状态. 近年来国家提出不少土地利用政策，如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碳减排，严格保护耕地和城市低效利用土地二次开发等，旨在调整土地利用结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的开发强度和利用效率. 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4年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达到了0.677 4，约是2004年(0.370 9)的2倍.

(2) 2004~2014年全国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虽年际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 到了党的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大幅度降低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显著减少了主要污染排放总量，提高了森林覆盖率等，有效地遏制了中国生态环境质量自2011年逐年下降的趋势.

(3) 2004~2014年中国经济虽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但土地利用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生态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原本较好的生态环境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持和发挥，因此，中国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自2011年开始低于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 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与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两者虽存在差距，但整体上均呈平稳上升趋势，中国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

从表4可以看出，2004、2009和2014年的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居于首位都是上海(0.911 7、0.888 4和0.806 8)，它的GDP总量居中国城市第一，交通区位优势凸显，金融业、服务业高度发达，同时拥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上海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保障，这些因素使得上海土地利用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区. 2004、2009年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排名前4名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和江苏. 2014年的土地利用排名是上海、天津、北京和江苏，天津土地利用水平超过了北京. 2005年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国家发展战略及2014年获批的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提高了其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4、2009和2014年西藏(0.535 4、0.540 7和0.724 7)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最大，西藏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和资源条件，因而其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位居全国第一.

就耦合度而言（见图2），2004、2009年耦合度最大是的北京(0.999 9、0.997 2)，2014年耦合度最大是的辽宁(0.999 1)，两者的数值几乎接近1，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北京的土地利用水平和生态安全水平较高且相差较小，耦合程度较高，北京的经济较发达，土地利用强度较高，同时不断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力度，而辽宁经济欠发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废气、废渣污染较为严重，土地利用水平降低和生态安全水平提高，使得二者演变差距减小. 2004年耦合度最小的是宁夏，其数值是0.193 5，2009和2014年西藏(0.236 4、0.180 2)的耦合度最小，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 宁夏和西藏经济落后，有大量的土地待开发，未能将土地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它们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因此，土地利用程度和生态安全水平相差较大，耦合程度较小. 从协调度来看，2004年协调度最大的是上海(0.648 8)，2009、2014年协调度最大的是北京(0.637 3、0.522 0)，协调度处于高度协调耦合状态，两个城市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但生态安全问题制约经济进一步的增长. 2004年宁夏协调度最小(0.220 4)，2009年内蒙古协调度最小(0.270 6)，2014年协调度最小的是西藏(0.272 5)，3个自治区的未利用土地所占比重较大，土地利用效率低，制约了经济发展.

图 2(Figure 2)

图 2 2004、2009、2014年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Figure 2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in 2004, 2009 and 2014

表 4(Table 4)

表 4 2004、2009和2014年综合评价指数 Table 4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in 2004, 2009 and 2014 省市区 2004 2009 2014 土地利用 生态安全 土地利用 生态安全 土地利用 生态安全 北京 0.373 4 0.369 3 0.422 7 0.392 0 0.362 3 0.235 4 天津 0.303 5 0.328 7 0.387 1 0.334 1 0.433 1 0.149 5 河北 0.134 6 0.297 9 0.163 1 0.338 1 0.159 4 0.181 1 山西 0.097 0 0.289 3 0.135 8 0.381 7 0.153 2 0.212 5 内蒙古 0.077 3 0.395 0 0.082 8 0.452 6 0.119 2 0.282 8 辽宁 0.156 4 0.294 4 0.182 8 0.297 7 0.179 9 0.187 9 吉林 0.095 5 0.311 1 0.108 5 0.310 3 0.107 4 0.188 6 黑龙江 0.097 0 0.353 3 0.097 6 0.417 3 0.116 8 0.223 3 上海 0.911 7 0.361 4 0.888 4 0.298 4 0.806 8 0.129 9 江苏 0.217 8 0.345 0 0.276 1 0.376 8 0.306 0 0.178 4 浙江 0.188 9 0.321 5 0.217 7 0.321 5 0.219 1 0.192 1 安徽 0.102 2 0.242 4 0.123 8 0.339 6 0.131 1 0.215 1 福建 0.132 6 0.307 7 0.154 8 0.323 9 0.149 0 0.192 3 江西 0.090 4 0.247 2 0.110 2 0.406 2 0.107 2 0.231 5 山东 0.157 8 0.356 0 0.219 4 0.383 9 0.222 2 0.200 5 河南 0.122 5 0.303 4 0.134 9 0.343 3 0.204 7 0.170 4 湖北 0.116 4 0.302 4 0.143 7 0.334 2 0.144 0 0.203 7 湖南 0.103 6 0.326 0 0.118 9 0.334 1 0.128 8 0.236 1 广东 0.161 9 0.313 5 0.199 8 0.331 8 0.203 2 0.216 9 广西 0.085 3 0.308 2 0.104 2 0.372 2 0.102 6 0.210 9 海南 0.102 5 0.351 9 0.104 9 0.296 6 0.135 5 0.281 3 重庆 0.111 0 0.323 4 0.136 4 0.427 0 0.147 9 0.257 7 四川 0.104 7 0.398 6 0.099 3 0.432 1 0.102 9 0.234 9 贵州 0.064 3 0.270 0 0.077 7 0.295 2 0.103 4 0.244 8 云南 0.068 5 0.377 5 0.092 6 0.440 2 0.095 6 0.233 6 西藏 0.077 6 0.535 4 0.089 2 0.540 7 0.099 5 0.724 7 陕西 0.092 9 0.298 2 0.119 8 0.373 4 0.112 1 0.212 9 甘肃 0.091 1 0.297 7 0.093 8 0.294 8 0.152 0 0.188 1 青海 0.090 4 0.382 9 0.108 5 0.369 3 0.111 3 0.232 7 宁夏 0.063 2 0.439 2 0.110 1 0.441 9 0.136 0 0.225 4 新疆 0.104 8 0.496 5 0.118 7 0.516 4 0.146 5 0.247 5 MAX 0.911 7 0.535 4 0.888 4 0.540 7 0.806 8 0.724 7 MIN 0.063 2 0.242 4 0.077 7 0.294 8 0.095 6 0.129 9

表 4 2004、2009和2014年综合评价指数 Table 4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in 2004, 2009 and 2014

空间分异是指研究区域内各组成要素及其综合体在空间上的差异. 本文结合ArcGIS10.0重分类工具，对2004、2009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如图3）.

(1) 2004年耦合度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的省市区有内蒙古、云南、西藏和宁夏；2009年的省市区有内蒙古和西藏；2014年的省市区有上海和西藏. 内蒙古、云南和宁夏的耦合程度是不断提高的. 内蒙古的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容易沙漠化，生态安全水平下降，但地均产值逐渐增加，土地利用经济社会效益增加. 云南、宁夏的土地利用水平处于上升阶段，但生态安全水平不断下降，前者是由于森林过度砍伐且造林面积的不断减少，后者是减少了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投入. 上海的耦合程度是逐渐变小的，近年来上海的土地利用水平和生态安全水平都有所下降，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用地紧张等因素都降低了其耦合度.

(2) 2004年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的省市区有黑龙江、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青海和新疆；2009年的省市区有黑龙江、江西、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而2014年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的省市区为零. 耦合度变化的省市区都向高阶段发展，土地利用水平缓慢上升，生态安全呈下降趋势且年间波动较大. 各省市区的生态安全水平下降原因有所不同，黑龙江、青海、广西和海南因过度开发未利用土地；贵州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增多且污染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较低；四川和江西的土地结构以农用地为主，化肥过量使用，工业的废水、废物排放增多；新疆的土地沙漠化和草场资源退化严重.

(3) 2004年耦合度处于磨合阶段的省市区有河北、山西、吉林、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陕西和甘肃；2009年的省市区有河北、山西、吉林、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海南、重庆、陕西和甘肃；2014年的省市区有天津、内蒙古、江西、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 山东和天津的耦合度不断变大，土地利用水平逐渐上升且幅度较大，生态安全水平逐渐下降. 山东的经济发展迅速，GDP、三产业产值等都大幅度提高，但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严重；天津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绿地面积减少.

(4) 2004年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省市区有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和广东；2009年的省市区有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2014年的省市区有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 河北、山西、吉林、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重庆、陕西和甘肃在2004、2009年是磨合阶段，这些省市区的土地利用水平变化不大，但因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废物污染加剧导致生态安全水平下降.

(5) 总体看，我国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耦合程度较高，耦合程度较高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耦合程度较低的主要在西部内陆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耦合程度呈梯度空间分布.

图 3(Figure 3)

图 3 各省市区耦合度的变化 Figure 3 The change in coupling degree in every province

(1) 由图4可以看出，2004年协调度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状态的省市区有内蒙古、贵州、云南、西藏和宁夏，2009年减少了宁夏，2014年只有西藏. 2004年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状态的省市区有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2009年宁夏代替了山东，在2009年的基础上，2014年增加了天津、内蒙古、上海、江苏、贵州和云南. 2004年协调度处于高度协调耦合状态的省市区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2009年增加了山东，2014年只有北京. 没有省市区处于极度协调耦合阶段.

(2) 根据土地利用综合评价指数与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的差别可以对31个省市区进行细分，天津是由2004年的土地利用制约型到2009、2014年的生态安全制约型，江苏是2004、2009年的土地利用制约型到2014年的生态安全制约型，山东是2004、2009年的土地利用制约型到2014年的生态安全制约型，这些省市区变化的原因在耦合度格局演化中已阐述，在此不作说明. 除了北京、上海属于生态安全制约型外，其他26个省市区是土地利用制约型.

(3) 各省市区的协调耦合状态只有低度协调耦合状态、中度协调耦合状态和高度协调耦合状态，缺少极度协调耦合状态，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大部分省市区主要属于中度协调耦合状态，主要分布在中部内陆地区，低度协调耦合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高度协调耦合状态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属于低度协调耦合状态和高度协调耦合状态的省市区较少.

图 4(Figure 4)

图 4 各省市区协调度的变化 Figure 4 The change in coordinating degree in every province

(1) 从时间上看，全国土地利用水平整体缓慢上升，生态安全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反映了我国近年来，随着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生态安全水平向良性趋势发展；耦合协调度虽年际间有所波动，但总体上是保持平稳上升的，反映出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加强，土地政策在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从空间格局演变来看，西部地区的耦合度主要分布在低水平耦合阶段和拮抗阶段，中部地区多处于磨合阶段，高水平耦合阶段主要分布东部沿海地区，体现了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耦合程度呈梯度空间分布；大部分省市区的协调度主要属于中度协调耦合状态，主要分布在中部内陆地区，低度协调耦合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高度协调耦合状态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缺少极度协调耦合状态，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不高.

(2) 由于需要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取性和可操作性，在指标的选择上可能无法全面反映系统的整体功能，因此评价结果将会存在一定偏差，指标评价只能做到合理而无法做到最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这还有待以后进一步探讨. 另外，本文缺少从空间统计角度来研究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今后需进一步利用空间自相关、热/冷点分析、异常值判断等基于空间统计的技术来挖掘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的空间数据特征.

(3) 根据地区的特点应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需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加快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发展低碳化的土地利用方式；中部地区需加大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推进环境综合整治，促进土地利用系统与生态安全系统的良性互动；西部地区应借助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努力发展生态化的土地利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