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估算史前人口, 对于分析古代人地关系, 了解史前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分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史前人口规模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Hooton和Willoughby^[1]利用墓葬出土人骨对印第安人村落进行人口状况研究。他们结合历史资料, 估算出该遗址的人口是400~500人左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学术界在人口规模的研究上有了许多成果。马世之^[2]通过统计史前城址面积, 每户人均占地面积和每户人口数, 推算了史前城址的人口规模；王建华^[3]对海岱龙山文化时期三里河遗址、呈子遗址、东海峪遗址和白营遗址年均人口数进行估算, 4个遗址年均人口数分别是338、140、400和633；闫雪^[4]对大汶口文化进行研究, 探索了其人口自然结构构成、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工以及人口与环境和社会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对史前人口规模进行估算主要有4种方法。分别为聚落资料分析法、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分析法、民族历史学资料分析法、墓葬资料分析法^[5]。

聚落资料分析法主要是利用聚落资料来估算人口。在国外, 最早是Naoll^[6]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利用居住面积对北美、南美、大洋洲和非洲的18个社会团体的人口规模进行估算。人工制品和生物考古学分析法主要是利用墓葬出土的相关物品, 对所需要了解的各种信息进行推测。最早利用陶片(陶器)进行人口规模的估算是斯克瓦特兹用于确定北美科罗拉多高原公元7~13世纪的人口规模^[7]。民族历史学资料法是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 再加上民族学和历史学资料, 对史前人口进行推测。国内很多学者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人口估算, 如方辉等^[8]利用聚落总面积得出日照市龙山文化时期人口数为63013, 周代为57154, 汉代为61190。墓葬资料分析法是利用墓葬的一些基本信息对人口规模进行估算, 这是研究史前人口规模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在国内, 王建华^[9~10]采用墓葬资料分析法和聚落考古学方法, 利用遗址面积和人均占地面积对陕西省仰韶时代人口规模进行估算, 进而将整个研究区域逐渐扩大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新疆地区古称“西域”, 在西汉之前, 新疆地区缺乏文字记载, 这段时期称为新疆的史前时期。从《史记》和《汉书》等的相关记载可知, 两汉时期新疆游牧民族家庭规模人口普遍较少。比如《汉书》中所记载的与乌孙同俗的“休循国…户三百五十八, 口千三十”, “捐毒国…户三百八十, 口千一百”, 可知这些游牧小国的户均人口仅仅2~3人。那么, 新疆这种人口较少的状况是否在考古材料中能否得到验证？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是否一致？游牧草原地带和绿洲地带是否一致？本文基于新疆发掘的萨恩萨伊和洋海这两个考古遗址, 利用墓葬资料分析法对这两个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1 遗址概况

萨恩萨伊遗址(图 1)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辖区, 主要以墓地为主, 地理位置为43°18′N, 87°12′E, 海拔1800 m左右, 坐落在乌鲁木齐、吐鲁番盆地、焉耆盆地之间的天山深处, 地势险峻, 交通不便, 地理位置相对封闭, 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降水少, 温差大, 极端气温最高47.8 ℃, 最低-41.5 ℃, 年平均降水量为194 mm。该墓地是2006年为了配合乌鲁木齐市大西沟水库枢纽工程建设进行了发掘, 整个墓地共计墓葬182座。

结合¹⁴C测年数据(表 1)以及所出土的器物, 将萨恩萨伊墓地年代分为4期, 即：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至汉晋时期、隋唐时期和宋元时期^[11], 文章主要选取前两期进行人口规模估算。我们又将前两期分为4期, 即青铜时代早期(1800~1500 BC)、青铜时代中晚期(1500~1000 BC)、早期铁器时代(900~600 BC)和战国至汉晋时期(600 BC~200 A.D.)。其中青铜时代早期和青铜时代中晚期分别有墓葬23座和6座, 分别占墓葬总数的13 %和3 %；早期铁器时代共有墓葬56座, 占墓葬总数的31 %；战国至汉晋时期共有墓葬32座, 占墓葬总数的18 % ^[11]。

此外, 据发掘资料显示, 萨恩萨伊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畜牧经济占据主导地位^[11]。首先, 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制约其形成山地游牧经济方式。其次, 在萨恩萨伊墓地周边未发现早期居址；墓葬中出土陶器数量少, 形态单一, 器形较小, 适合于移动性较强游牧人群携带；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存；缺乏典型农业工具(刀、镰、铲、斧等)。且墓葬中出土的遗物和殉牲现象完全映射出游牧经济的性质。最后, 乳制品是游牧人群日常主要食物来源, 游牧人群不轻易或不经常为肉食而宰杀其牲畜, 大量马、羊殉牲进一步说明了畜牧业的高度繁荣^[11]。

洋海遗址(图 1)位于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 也主要以墓地为主, 地理位置为42°48′N, 89°39′E, 海拔-40 m左右。该墓地位于火焰山前干燥的戈壁荒漠地带, 气候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因地处盆地之中, 四周高山环抱, 增热迅速、散热慢, 形成了日照长、气温高、昼夜温差大、降水少、风力强五大特点。该墓地于1988年开始发掘, 陆续几次发掘, 共发掘墓葬521座。

根据¹⁴C测年数据(表 1)以及所出土的器物, 将洋海墓地年代分为3期, 即：青铜时代中晚期(1300~800 BC)、早期铁器时代(800~300 BC)和两汉时期(200 BC~200 A.D.)^[12]。文章选取洋海墓地整个时期数据进行人口规模估算。选取整个时期主要是因为与萨恩萨伊墓地选取时期具有相对一致性。其中青铜时代中晚期共发掘墓葬181座, 占墓葬总数的35 %；早期铁器时代共发掘墓葬256座, 占墓葬总数的49 %；两汉时期共发掘墓葬84座, 占墓葬总数的16 % ^[12]。

洋海墓地的生业模式主要是农牧混合为主。据研究, 公元前13世纪, 多种文化来源的草原游牧民族辗转于此, 开始了他们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12]。这些洋海先民在从事畜牧业和狩猎的同时, 还兼营农业^[12]。此外, 根据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 至早期铁器时代, 洋海先民的饮食结构趋同, 肉食比例下降, 暗示农业经济的比重有所增加^[13]。这些都是农牧业混合的经济方式的一个表现。

2 研究方法

国外对于史前人口规模的研究最早是利用统计学和历史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的, 但史前时期新疆地区缺乏史料记载, 因此利用该方法对新疆史前人口规模进行估算显然不可行。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墓葬资料分析法, 即利用平均亡龄、死亡人数和墓葬延续时间对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不同时代的年均人口数进行估算。在做具体分析时, 采用静止的人口模式, 即假定当时社会单位每年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是相等的, 从而人口总数长期保持不变^[5]。

其计算公式为^[14]：

其中, P为要估算的年均人口数, A为平均亡龄, D则是墓地年死亡人数或者年出生人数, T则代表墓地的延续时间。该方法进行人口估算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D的精确度问题, 进而导致A精确度低；现今对人骨年龄的鉴定结果与其实际年龄可能存在误差, 等等^[14], 但仍不失为估算出史前人口数量的一种可行之道。

3 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对《新疆萨恩萨伊墓地》附表 1^[11]进行整理, 整理结果显示, 我们所选取的4个时期共有墓葬117座, 所出土人骨共有154具。其中青铜时代早期和青铜时代中晚期所出土人骨数分别是25具和14具；早期铁器时代出土人骨78具, 但该时期有2具婴儿, 婴儿在以下分析中不参与计算, 则早期铁器时代用于估算人口规模的实际人骨数是76具；战国至汉晋时期出土人骨37具。因此萨恩萨伊墓地实际上用于计算人口规模的骨架共有152具。152具人骨的亡龄资料比较粗略, 因为《新疆萨恩萨伊墓地》没有发表具体的亡龄鉴定结果, 而只是鉴定了各人骨的生长期, 如老年、成人、青年、未成年、幼儿和婴儿的鉴定结果。但该墓地有具体的年龄分期, 即未成年(18岁以下)、青年期(18~23岁)、壮年期(24~35岁)、中年期(36~55岁)和老年期(56岁以上)^[11]。为方便计算, 我们均按照年龄起止标准的中间值进行计算, 即老年人以60岁为标准, 成年以39岁为标准, 青年以20.5岁为标准, 未成年以12岁为标准, 幼儿以4岁为标准, 婴儿以不超过1岁为标准。

经计算, 青铜时代早期的25具人骨中, 有19具鉴定了人骨的生长期, 其平均亡龄是33.9岁, 有6具未进行鉴定, 其平均亡龄也按照33.9岁进行计算。同理, 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和战国至汉晋时期的人骨中, 其平均亡龄分别为36.3岁、33.0岁和36.6岁(表 2)。

墓地的延续时间较难估算。《新疆萨恩萨伊墓地》已经对该墓地各个分期时代进行了估算。我们利用该估算结果对各个时期墓葬延续时间进行估算。可以得出青铜早期和中晚期墓葬延续时间分别为300年和500年, 早期铁器时代墓葬延续时间为300年, 战国至汉晋时期墓葬延续时间为800年。因此我们根据P=A×D/T得出该墓地青铜早期年均人口数为3, 青铜中晚期年均人口数为2, 早期铁器时代年均人口数为9, 战国至汉晋时期年均人口数为2(表 2)。

本文通过对《新疆洋海墓地》附表 1~3^[12]进行整理, 结果显示, 洋海墓地共发掘墓葬521座, 所出土人骨架共756具。其中青铜时代中晚期出土人骨有253具；早期铁器时代出土人骨共有339具；两汉时期出土人骨有164具。且这3个时期出土人骨中均无婴儿, 因此所有人骨均可用于人口规模估算, 即洋海墓地实际上用于估算人口规模的人骨数为756具。756具人骨的亡龄资料较为详细, 不仅对各人骨生长期进行了判断, 还对其具体亡龄进行了说明, 其中对于年龄鉴定为某一区间(如20~25岁)的个体, 统计时取其均值进行计算(如22.5岁)。

经计算, 青铜时代中晚期的253具人骨中, 有230具鉴定了人骨的生长期, 其平均亡龄是28.8岁, 有23具未进行鉴定, 其平均亡龄也按照28.8岁进行计算。同理, 早期铁器时代和两汉时期的人骨中, 其平均亡龄分别为30.1岁和32.9岁(表 3)。

对于洋海墓地各个时期的延续时间, 《新疆洋海墓地》已经对该墓地各个分期时代进行了估算。我们利用该估算结果对各个时期墓葬延续时间进行估算。可以得出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墓葬铁器时代和两汉时期墓葬的延续时间分别为500年、500年、400年。因此我们根据P=A×D/T得出该墓地青铜时代中晚期年均人口数为15, 早期铁器时代年均人口数为21, 两汉时期年均人口数为14(表 3)。

4 讨论 4.1 两遗址年均人口数和年均户数对比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业文化并存^[15]。我们所研究的萨恩萨伊遗址属于牧业为主的文化遗存, 而洋海遗址属于农牧结合的文化遗存。选取这2个遗址对于研究新疆农牧业文化遗存具有重要意义。对新疆史前时期年均人口数进行估算, 最值得借鉴的就是汉代史料, 且两处遗址的时间范围也涵盖汉代, 因此汉代的人口史料可以和重建结果进行对比。

西汉时期, 人们把玉门关、阳关以西, 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 称为西域。《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两汉西域诸国的户数、人口、胜兵情况^[16]。今根据所记, 西汉时期, 西域车师前国人口数为6050, 户数为700；车师后国人口数为4774, 户数为595；车师都尉国人口数为333, 户数为40；车师后城长国人口数为960, 户数为154。东汉时期, 西域车师前国人口数为4000余, 户数为1500余；车师后国人口数为15000余, 户数为4000余^[16]。可见, 相较西汉时期, 东汉时期西域车师国人口数和户数统计不太全面, 缺乏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人口数和户数。因此我们在计算户均人口数时, 均不采用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的数据。经计算, 西汉时期西域户均人口数为8.4；东汉时期西域户均人口数为2.9。对于两汉时期西域户均人口数不一致的原因, 目前没有合理的解释, 可能是因为东汉时期西域兼并加剧, 导致老弱人口减少。

我们借鉴东汉西域户均人口数2.9, 利用所估算出来的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年均人口数, 对这两个墓地的年均户数进行估算。前者的年均人口数从青铜时代早期、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和战国至汉晋时期分别是3、2、9和2, 年均户数分别是1、1、3和1；后者的年均人口数从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和两汉时期分别是15、21和14, 年均户数分别是5、7和5(图 2)。另外, 我们还对这两个墓地不同时期的平均亡龄进行估算。萨恩萨伊墓地平均亡龄从青铜时代早期、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和战国至汉晋时期分别是33.9岁、36.3岁、33.0岁和36.6岁；洋海墓地从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和两汉时期分别是28.8岁、30.1岁和32.9岁(图 2)。

可以看出, 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的年均人口数、年均户数和平均亡龄均处于持续波动的状态。我们将萨恩萨伊与洋海墓地年均人口数和年均户数相对一致时期进行比较, 即萨恩萨伊墓地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和战国至汉晋时期与洋海墓地青铜时代中晚期、早期铁器时代和两汉时期进行比较, 后者的年均人口数和年均户数分别是前者的2~7倍(图 3), 差异较为明显, 这可能是生业模式、局部环境的差异以及人口迁徙的影响。此外, 我们发现, 两者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 年均人口数均呈递增趋势；但至两汉时期, 又呈下降趋势, 我们推测这些变化主要可能和农业技术的不断传播、战争等因素相关。

4.2 生业模式的影响

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人口规模估算结果显示, 后者的年均人口数和年均户数均是前者的2~7倍, 差异如此之大, 据我们研究很有可能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生业模式的不同导致的。

通常来说, 山区、荒漠地带自然条件相较不如绿洲地带^[17], 所以山区草原和荒漠草原环境承载力也小于绿洲, 即山地草原和荒漠草原单位面积养活的人口数要远远小于绿洲。这就造成了山麓地带的绿洲集中了新疆大部分的人口, 而广大的荒漠和山区的牧民始终在数量上小于农业人口^[18]。据研究, 从全新世晚期以后, 黎凡特地区农业的不断传播促进人口的增长^[19]。这说明农业的发展能够促进人口的增加。萨恩萨伊墓地地处于山地地带, 形成山地畜牧经济。且从出土的随葬品来说, 陶器等数量也较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其主要是以牧业为主。而洋海墓地地处于吐鲁番绿洲地带, 其生业模式属于农牧混合。蒋洪恩^[20]在洋海墓地出土的2500年前的植物遗存中发现了黍、青稞和普通小麦等粮食作物。司艺^[13]利用洋海墓地人骨同位素判定洋海先民饮食习惯是C₃~C₄混合为主。这种人骨同位素表现出来的饮食特征和浮选结果的高度契合, 进一步说明农业在当时生产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此外, 洋海墓地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不便于携带的陶器等, 还有一些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 都是洋海墓地先民是农牧混合的生产方式一个佐证。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先民处于半定居或定居的状态, 相对于游牧经济来说, 半定居或定居更能体现其稳定性, 进而更有利于人口的发展。

此外, 我们将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的平均亡龄进行比较, 前者随时间呈持续波动状态, 后者则呈逐渐递增趋势, 说明洋海墓地古代居民寿命逐年增加。一般来说, 农牧混合或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稳定性更强, 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也相对较长。朱乃诚^[14]对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龙岗寺、元君庙和姜寨这3个墓地先民的平均亡龄进行了估算, 其范围为27.9~36.8岁；贺乐天^[21]对新疆两个生活方式以畜牧业为主的加依墓地和恰普其海墓地先民的平均预期寿命进行了估算, 一般来说, 平均预期寿命要比实际上平均死亡年龄大, 两者平均预期寿命为25.2岁和28.5岁。可以明显看出, 以农业或农牧混合为主的人群其平均亡龄要大于以牧业为主。但以山地畜牧经济为主的萨恩萨伊墓地相较依靠绿洲形成的农牧业混合的洋海墓地, 前者平均亡龄要高于后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萨恩萨伊墓地只是单纯估算了其人骨生长期, 未对人骨的具体亡龄进行判定, 造成在亡龄估算尚存在一定的误差。

4.3 气候环境条件和战争的影响

从时间尺度上来看, 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青铜时代至汉晋时期的人口规模估算结果显示, 两个墓地在早期铁器时代人骨数量剧增, 且年均人口数和年均户数也出现一定数量的增加, 但至汉代又出现下降的趋势。我们推测年均人口数在早期铁器时代出现增加可能是因为农业技术的传播；而在汉代又出现下降可能是因为匈奴入侵, 影响新疆稳定, 进而影响新疆人口数量。

新疆地区2000 BC即青铜时代早期, 气候环境条件湿润, 得益于气候环境条件的改善, 草原植被不断扩展, 农业在新疆山麓的绿洲地带也传播迅速^[22]。据研究, 新疆今日人口空间聚集现象, 开始于2000 BC, 1000 BC已经非常明显, 而小麦/大麦-粟黍-畜牧为特征的混合经济是形成这一特性的直接动力^[23]。这也为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早期铁器时代年均人口数增加提供了一个证据。这种温暖湿润、适合人类的环境条件, 人口数量应保持平稳状态或增加, 但为何在汉代人口会出现下降趋势, 究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草原人群入侵, 战争频发, 人口迁徙, 对整个新疆地区产生影响。

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在汉代均属车师, 车师原名“姑师”, 姑师人在战国晚期就进入了阶级社会, 其活动遍布新疆东部地区^[24]。车师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中实力较强的国家之一, 从其分裂为八个小国的地理方位便可以窥知一二。自汉武帝到汉宣帝, 由于车师盛产粮食, 汉朝和匈奴对车师的争夺不断加剧, 土著的车师人越来越少, 或被杀戮, 或西迁, 最终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24]。这也为这两个遗址在两汉时期人口规模减少提供了旁证。

4.4 人口迁徙的影响

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青铜时代晚期至汉晋时期年均人口数呈持续波动状态, 且从发表资料来看, 这两个遗址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数量有所增加, 这种情况不像是自然增加的结果, 很可能是人群移动的结果；至汉晋时期, 遗存数量又有所下降, 文化内涵也存在一定变化, 这意味着人群结构的再次变化^[11~12]。可见, 这两个遗址在青铜时代至汉晋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规模性的人群变动。

人口迁移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环境变化、军事和政治, 多具有被迫迁移和强制迁移的特点^[25]。整体来看,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至汉晋时期环境条件趋优, 但局部环境条件存在差异。环境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芬诺斯坎迪亚东部由于环境条件的趋优, 狩猎采集人在4000 BC达到了一个高峰^[26]。苏格兰西部中时期时代8.2 ka突如其来的冷事件导致了人口急剧下降^[27]。这些都是环境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在1000 BC前后, 东天山地区气候总体更加干冷, 地表径流萎缩, 这导致了该地区草原地带生业模式的转变——定居农业畜牧业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变, 从而牵扯了大量的人群移动迁徙和文化交流^[28]。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人类应对措施有多种, 如人口控制、迁徙、利用社会组织机构进行资源合理分配等^[29]。据研究, 位于东天山南麓的哈密盆地500 BC聚落和墓地数量较少, 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很可能是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进而造成生业模式的转变, 最终导致原住民很可能是迁徙到天山南麓山前冰雪融水充足的地区^[28]。而同样位于南麓的吐鲁番盆地在此时环境条件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生业模式依然保持着农牧兼营, 还有可能存在葡萄种植^[12]。从环境上看, 吐鲁番海拔较低, 地下水丰富, 而各个遗址均接近山前沟口, 水量充沛, 可以保证绿洲农牧业的持续, 因此更利于人口发展的稳定。而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在早期铁器时期遗存数量呈递增趋势, 很可能是其更加适宜的环境条件促进农牧业的发展, 进而吸引更多人口的迁移。这是人口对于环境适应性选择而采取的被迫迁移。

既然吐鲁番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自然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口迁移于此, 那么至汉晋时期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人口数量应呈明显递增趋势, 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研究很可能是战争带来的杀戮或人口的被迫迁移。西汉时, 汉朝和匈奴在西域多次展开争夺战, 在此期间的人口迁徙较为常见^[27]。汉朝为了避免匈奴迫害, 曾将整个车师国人迁移到渠犁。车师是一个活动在吐鲁番盆地地区, 因地处于汉朝与匈奴征战的交界地带, 而成为双方征战的焦点^[30]。这就是汉晋时期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年均人口数减少的佐证之一。

4.5 文化交流的影响

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青铜时代至汉晋时期年均人口数受到环境条件、生业模式、战争和人口迁徙等因素的影响。除了这些, 文化交流也是影响人口极其重要的因素。

萨恩萨伊墓地青铜时代墓葬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与新疆目前已发现的早期青铜文化有较大的差别^[31]。随后有学者研究分析得出该墓地早期墓葬的文化属性很可能来自奥库涅夫文化^[32~33]。此外, 该墓地不同时期的文化属性不同, 说明该墓地很可能受多种文化的影响, 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 促进人口的发展, 人种的演变。

萨恩萨伊墓地青铜时代至汉晋时期的墓葬是此墓地的主体文化墓葬, 其所出土的铜制品与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人使用的同类器物相似。其中, 管銎形铜器和陶罐在卡拉苏克文化和塔加尔文化及我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发现^[34]。大量北方因素的出现, 说明其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这些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 也促进了人口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古洋海人经过休养生息, 不断增强了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和交流, 文化得到发展和繁荣^[12]。吕恩国根据洋海墓地出土的货贝, 认为其主要来源于东南沿海地区^[35]。有学者据该墓地所出土的金属器判定该地区金属资源可能主要依靠外地输入^[36]。且该墓地出土的玻璃珠经研究显示洋海先民与中原地区、印度地区和中西亚都有着文化上的交流^[34]。可见, 这两个墓地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频繁, 这势必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 影响人口的发展, 但其具体过程, 需要进一步研究。

5 初步结论

(1) 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所估算出的年均人口数和年均户数较少。萨恩萨伊墓地青铜时代早期所估算的年均人口数为3人, 其年均户数为1户；青铜时代中晚期所估算的年均人口数为2人, 其年均户数为1户；早期铁器时代所估算的年均人口数为2人, 其年均户数为1户；战国至汉晋时期所估算的年均人口数为2人, 其年均户数为1户。洋海墓地青铜时代中晚期所估算的年均人口数为15人, 其年均户数为5户；早期铁器时代所估算的年均人口数为21人, 其年均户数为7户；两汉时期所估算的年均人口数为14人, 其年均户数为3户。

(2) 萨恩萨伊墓地的平均亡龄随时间序列呈现持续波动的趋势, 洋海墓地则呈现上升趋势, 说明洋海墓地古代居民寿命逐渐增加。前者四期人骨平均亡龄分别为33.9、36.3岁、33.0岁和36.6岁；后者三期人骨平均亡龄分别为28.8岁、30.1岁和32.9岁。可以看出, 萨恩萨伊墓地平均亡龄要比洋海墓地高, 可能是由于萨恩萨伊墓地没有具体的亡龄判断, 只是单纯判断了生长期, 造成在平均亡龄上出现一定的偏差。

(3) 在相对一致的时期内, 洋海墓地年均人口数和年均户数是萨恩萨伊墓地的2~7倍, 可能是由于生业模式以及局部环境变化差异等的影响。两者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年均人口数都呈上升趋势, 可能是和农业技术的传播和人口迁徙等因素有关；但至两汉时期又呈下降趋势, 可能是战争以及人口迁徙等因素带来的影响。此外, 还可能与文化交流与传播等因素相关。